尾声·一

                                 尾   声

 

                           一

 

    西伯利亚。宽阔荒凉的一条大河，岸边矗立着一座城市——俄罗斯省会之一1 。市内有一座要塞，要塞里有一座监狱。二类流放苦役2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座监狱里已囚禁了十个月了。从他犯罪那天算起，时间已过了将近一年半。

    他的案件审判没有遇到大的困难。罪犯斩钉截铁、准确清楚地坚持自己的供词，没有混淆情况，没有避重就轻，没有歪曲事实，没有忘记任何细节。他一丝不苟地讲述了凶杀的全过程：他解释清了被害老太婆手里拿的那件由一块木板和一块铁片捆扎在一起的抵押品的秘密。他详尽地讲述了拿被害者钥匙的过程；描述了钥匙的形状，描述了皮箱的外形和里面的东西，甚至举出了里面装的几件东西；揭开了利扎韦塔遇害的谜底；讲了科赫以及接着大学生来敲门的情景，并转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讲了他作案以后下楼时听到了尼古拉和米特里喊叫，他还讲了自己怎样躲进那座空房子里以及是如何回到家的。末了，他交代了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一个大门洞里的那块石头——在这块石头下面起出了一些东西和一个钱袋。一句话，案情清楚。侦查员和法官都感到奇怪：他竟把东西和钱袋藏在石头下面而没有动用；更令他们奇怪的是，他不仅记不清他亲手抢劫的东西，而且连数目也搞错了。他一次也没有打开过钱袋，甚至不知道里面装了多少钱，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钱袋里装了三百一十七银卢布和三个面额二十戈比的硬币，因为在石头下面压的太久，上面几张大票已损坏得很厉害了）。人们研究了好久：被告在其他问题上都肯照实交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撒谎？最后，有些人，尤其是心理学家承认有这种可能：他的确没有打开钱袋看过，因此他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就这样藏到了石头底下；从这里人们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犯罪行为只能是在一时精神错乱即在所谓杀人抢劫偏执狂发作状态下实施的，没有长远目标和利益图谋。这时恰恰流行一种时髦的新理论——精神错乱犯罪论，当时对一些罪犯常常援用这种理论。况且拉斯柯尔尼科夫由来已久的抑郁状态已有许多证人——佐西莫夫医生、他以前的同学、女房东、女仆提供了准确证明。这一切有力地促使大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完全像平常的杀人抢劫犯，这里一定另有犯罪动机。使维护这种见解的人大感失望的是罪犯几乎没有试图为自己辩解。人们最后问他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去杀人抢劫时，他极其清楚粗鲁地回答说全部原因是他的恶劣处境，是他的穷困和走投无路，是他希望起码弄到三千卢布以开创人生事业——他以为在被害者那里可以找到。他决心去杀人是因为自己性格轻浮，心胸卑污，而且遭到穷困和挫折感到气恼。人们问他为什么自首，他回答说是真心悔恨。这一切回答几乎到了粗鲁的程度......

    不过所判刑罚，根据所犯罪行来看比人们预期的要轻；这也许正是因为罪犯不仅不想辩解，而且倒想加重自己的罪责。这些奇怪而特别的情况都受到了重视。罪犯犯罪前贫病交加的情况未受到丝毫怀疑。他没有使用抢来的财物，被认为部分原因是已感到悔恨，部分原因是作案时神智不完全健全。利扎韦塔意外遇害甚至充当了支持后一论断的例证：一个人连杀两人，却忘了门是开着的！最后，他是在这样的时候去自首的：这时尼古拉这个狂热教徒因为精神沮丧而供认了自己是杀人凶手，从而使案情变得极其复杂起来；而对真正的杀人凶手，人们不仅没有掌握明显罪证，甚至连怀疑也几乎没有怀疑过——波尔菲里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这一切彻底减轻了对被告的刑罚。

    此外，这时还完全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另外一些对被告极为有利的情况。从前的大学生拉祖米欣不知从哪儿弄到信息而且提出证据，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大学读书时曾竭尽全力资助过一个身患肺病、穷苦无告的大学同学，几乎维持了他一年半的生活。这位同学死后，他又照料当时尚在人世的死者年迈多病的父亲（死者几乎从十三岁起就干活挣钱养活父亲），并把他送进了医院，老人死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且把他安葬了。这种情况对决定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命运也起了一些好作用。女房东扎尔尼岑太太——他的已故未婚妻的妈妈也出来证明，说他们在五角广场附近住的时候有一次夜里着火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一座起火的住宅里救出了两个小孩子，自己也被烧伤了。这件事曾进行过仔细调查，得到了许多证人的相当准确的证明。一句话，鉴于自首的情节以及某些可以减刑的情况，罪犯被判处二类苦役，刑期仅为八年。

    早在开庭之初，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妈妈就病了。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认为可以在开庭期间暂时把她送到别的城市去。拉祖米欣选了一个在铁路线上而且离彼得堡不远的城市，以便既可以经常注视各种审判情况又可以常常见到杜尼娅。普利赫里娅太太的病很怪，是神经性的，经常伴随着精神错乱，假如说精神不是完全错乱的话，那也是有些错乱。杜尼娅最后那次跟哥哥见面回来就看到妈妈发烧说胡话，已完全病了。这天晚上，她就跟拉祖米欣商量好要是妈妈问起哥哥来如何回答，他们甚至为妈妈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受人之托到国外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任务完成后，他既会有钱，也会有名。可是使他们吃惊的是，普利赫里娅太太却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问。相反，关于儿子的突然离去，她自己倒有一个完整的说法。她噙着眼泪讲他来跟她告别的情景，并且暗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许多极其重要的秘密情况，说罗佳有许多极有势力的敌人，所以他必须躲起来。至于儿子的前途呢，她觉得只要敌视他的情况一变，无疑是辉煌的；她甚至要拉祖米欣相信她的儿子将来会成为国家要人，说他的文章和杰出的文学才华就证明着这一点。这篇文章，她不断地念，有时甚至念出声来，差一点儿睡觉也要带在身旁；可是她仍然几乎没有问罗佳眼下在哪儿，尽管杜尼娅和拉祖米欣显然避免跟她谈这个问题——只这一点就足以引起她的疑心。普利赫里娅太太在某些方面的奇怪沉默，终于使杜尼娅害怕起来。比如说，她甚至不抱怨儿子不来信，而从前在家乡小镇住的时候，她终日只是盼望心爱儿子来信。这种情况太无法解释了，使杜尼娅深感不安。她认为妈妈大概已感到儿子遭到可怕的不幸，害怕问，害怕听到更可怕的消息。总之，杜尼娅已清楚看出来妈妈的神智已不健全。

    有两次在谈话里，她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罗佳眼下在什么地方；回答被迫使她不满意而且起疑心以后，她忽然变得极其悲伤忧郁、沉默寡言起来，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杜尼娅终于看清，说谎瞎编是困难的，彻底得出结论：最好对某些问题保持沉默；可是情况已越来越明显：可怜的妈妈已在怀疑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杜尼娅想起了哥哥说的话，说妈妈在可怕的那天前夜，即在跟斯维德里盖洛夫那个场面之后的夜里听到了她说梦话：妈妈当时是否听清了什么？常常，有时是在几天甚至几星期忧郁阴沉的沉默、无言的流泪之后，病人就神经质地活跃起来，忽然开始大声讲起儿子来，讲希望，讲未来，几乎一刻不停......。她的幻想有时是很奇怪的。于是杜尼娅和拉祖米辛就安慰她，迎合她，她也许看出来人家是在迎合她——迎合她不过是为了安慰她，然而她仍然不停地说......

    罪犯自首五个月之后，判决下来了。拉祖米欣一允许探监就到监狱去看过他。索尼娅也去了。终于分手的时候到了。杜尼娅对哥哥发誓说这次分手不是永久的，拉祖米欣也发了誓。拉祖米欣年轻热情的头脑里已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一个方案：在未来三四年之内要尽可能为未来财产奠定基础，攒够一些钱迁居到西伯利亚去——那儿各个方面都大有可为，但缺乏人才和资金；他们要在关押罗佳的城市定居......大家共同努力开创新生活。分手的时候，三人都哭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几天心情很沉闷，经常打听妈妈的情况，一直牵挂着她，甚至为她感到很痛苦。这使杜尼娅甚为担心。知道了妈妈病态心情之后，他变得很忧郁。他不知为什么一直特别不爱跟索尼娅多说话。索尼娅靠着斯维德里盖洛夫给她留下的钱早已准备好跟他一起动身。关于这一点，在她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之间从来丝毫都没有谈过。不过他俩都知道一定会这样。最后分手的时候，妹妹和拉祖米欣都热烈地保证说他刑满出来以后他们将在一起开创幸福未来——他只是奇怪地笑了笑；他预言妈妈的病将以灾难告终。他和索尼娅终于动身上路了。

    两个月之后，杜尼娅嫁给了拉祖米欣。婚礼是幽忧冷清的。波尔菲里和佐西莫夫应邀出席了婚礼。拉祖米欣近来处处都像已经下定了决心。杜尼娅无条件地相信他会完成自己的计划，而且不可能不相信：此人身上已显示出了钢铁意志。这时他又回到大学听课，争取毕业。他俩时时刻刻都在编制未来的计划，他俩都决心打算五年后一定迁居西伯利亚。在这之前，那儿的一切只能指靠索尼娅.....

    普利赫里娅太太高兴地祝福了女儿同拉祖米欣的婚姻，可是他们结婚以后，她似乎更忧郁更愁闷了。为了使她高兴片刻，拉祖米欣把罗佳资助穷大学生及其病弱老父的事以及去年冒火抢救两个小孩子被烧伤的事讲给她听。这两件事使本已神经紊乱的普利赫里娅太太几乎达到亢奋的程度，她不断地谈这两件事，甚至在大街上也遇人就谈——尽管杜尼娅经常陪着她。在公共马车上，在商店里，只要能抓住一个听众，她就把话题引到儿子身上，引到儿子的文章上，讲儿子怎么资助穷同学，怎么在火灾中为抢救小孩子被烧伤，等等。杜尼娅甚至不知道怎样制止她。除了这种病态性亢奋具有危险性以外，只要有人提到拉斯柯尔尼科夫案件、谈起这件事来也会酿成大祸。普利赫里娅太太甚至打听到了两个在火灾中获救的小孩子的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找人家。她的操劳终于达到了极限。她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常常病倒，发烧说胡话。有一天一大早她忽然开门见山地宣布，说据她估计罗佳快回来了，说她记得告别的时候，罗佳说过九个月后会回来。她开始收拾屋子，准备迎接儿子，开始装饰准备给儿子住的房间（也就是她自己的房间），擦拭家具，洗换新窗帘，等等。杜尼娅感到惊恐，可是没有说什么，甚至还帮她收拾房间迎接哥哥。这一天在忙乱、幻想、憧憬和眼泪中过去之后，夜里她病了，第二天开始发烧说胡话。热病发作了。两个星期以后，她去世了。根据她昏迷中说的一些话可以断定她疑心儿子遭到可怕不幸，疑心的程度比杜尼娅和拉祖米欣猜测的更严重。

    拉斯柯尔尼科夫好久不知道妈妈去世的消息，虽然他一到西伯利亚就跟彼得堡建立了通信联系。这种通信联系是通过索尼娅进行的；索尼娅每月按时给彼得堡拉祖米欣去一封信，每月按时收到彼得堡的回信。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起初觉得索尼娅的信写得枯燥，感到不满足；可是后来他俩都认为信写得不能再好了，因为从这些信里他俩形成了对他们不幸哥哥的境遇最完整最准确的印象。索尼娅的信里充满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日常生活的真实细节，以及对他的苦役生活环境的最简明清晰的描写。在信里，她既没有谈自己的希望和对未来的猜测，也没有抒发自己的感情。她不去尝试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情和一般的内心生活，只讲事实，即转述拉斯柯尔尼科夫自己的话，详细描述了他的健康状况，报告会面时他表达了什么希望，请求了什么，委托她办什么事情，等等。这些消息讲得极其详尽。不幸哥哥的形象最后就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刻画得准确清晰；这里不会出现错误，因为全是确凿的事实。

    不过杜尼娅和丈夫根据这些消息很少得出高兴的结论来，尤其在开始的时候。索尼娅不断地写信，说他忧郁，不爱说话，甚至索尼娅每次把所收到的来信里的消息告诉他时他也几乎丝毫不感兴趣；说他有时打听妈妈的情况，当她看出他已猜到真实情况时终于把妈妈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可是令她惊讶的是连妈妈去世的消息也没有对他产生强烈震动，她觉得起码外表上是这样。她在信里也提到，尽管他看起来沉默寡言，不跟别人交往，可是他对自己新生活的态度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他清楚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不期望身边会出现任何更好的情况，不抱任何轻浮的希望（这是符合他的处境的），对新环境里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到奇怪，尽管这新环境跟从前相比相同的地方极少。她在信里说，他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他去做工，对劳作既不逃避，也不强求。对于饭食，他几乎是满不在乎的，可是那儿的饭食除了星期天和节日都是很糟的，所以他终于肯高兴地收下索尼娅给他送去的食物和一些钱以便每天喝茶。至于其他方面，他请她不必费心，说这一切关怀只会使他感到懊恼。其次，索尼娅还说，他在监狱里跟大家住在一起，牢房的内部情况她没有看到，不过她认为是拥挤、肮脏、不卫生的，说他睡在板铺上，只铺一块毡子，别的什么也不愿置备。但是他生活得这么粗劣清苦，决不是因为有什么计划或意图，不过是因为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罢了。索尼娅直截了当地说，他——尤其是起初——不仅对她的探视不感兴趣，而且几乎要生她的气，不爱说话，甚至态度粗鲁，可是后来他对这种会面习惯了，甚至感到是一种需要了，所以只要她几天有病不去看他，他甚至会很思念她。她跟他节日在监狱大门旁边或警卫室里会面——他被叫出来几分钟；平日她到做工的地方去找他，见面的地点或者在作坊，或者在砖场，或者在额尔齐斯河边的仓房里。关于自己，索尼娅说，她已在市里结识了一些人，甚至还有人关照她；说她在做裁缝，因为市里几乎没有时装师，所以许多人家都需要她；不过她没有说，通过她的关系，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得到了狱里长官的关照，他的劳役也减轻了，等等。最后，索尼娅来信（杜尼娅在最后几封信里看出索尼娅有些特别不安和惊恐）说他躲避所有人，说监狱里苦役犯都不喜欢他，说他终日沉默，脸色很苍白。忽然，在最后一封信里，索尼娅说他病了，病得很重，躺在军医院犯人病房里......

 

 

附注：

1. 这里写的是鄂木斯克，作者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一案被判苦役曾在这里服刑四年（1850—1854）。以下所写狱中情景，多系作者亲身经历，可参阅作者狱中书简及《死屋手记》。

2. 俄国1845年的《刑罚条例》把苦役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矿山劳动；第二类是修筑要塞；第三类是工厂劳动，主要是熬盐场和葡萄酒厂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