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 错判 ·十二

                     十二、人也不是他杀的

 

   “陪审员先生们，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听到公诉人自己说，他直到最后一天，也就是说，直到今天，直到开庭这天，一直犹豫是否指控被告完全有意谋杀，一直犹豫到今天法庭接到这封致命的‘醉’信。‘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完全跟信上写的一样！’可是我再重复一遍：他是奔她去的，是跑去找她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知道她在哪儿。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假如她在家的话，他哪儿也不会去，会呆在她身旁，那就不会去实践信里的允诺。他的跑是无意的，意外的；关于那封‘醉’信，他当时可能根本不记得了。有人会说：‘他拿走了铜杵嘛。’各位记得，这把铜杵给我们引出了整整一部心理学：他为什么把铜杵看成武器呀，他为什么拿铜杵当武器呀，等等，等等。这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最普通的想法：假如这铜杵不是在显眼的地方，不是在架子上——被告是从架子上把它拿走的，而是收在柜橱里，那时被告就看不到它，就会不带武器空手跑出去，这样也许就不会打死任何人。怎么能断定铜杵是预谋杀人的证据呢？不错，他常在酒馆里喊要打死父亲，而在两天前，也就是在写醉信的那天晚上他老老实实，只是在酒馆里跟一个商人伙计吵了一架，据说‘因为卡拉马佐夫不能不吵’。而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既然一个人已立意杀人，而且还要按照写出来的计划行事，那就肯定连跟伙计也不会吵，而且也许根本也不会去酒馆，因为一个人既已打算去干这种事情，一定想躲到僻静的地方，不让人看到、听到，这意思就是：‘忘了我吧，如有可能。’这么做不仅是出于计谋，而且也是出于本能。陪审员先生们，心理学是谁都可用的，我也明白心理学。至于被告在这整整一个月中间在酒馆里的喊叫，我认为，孩子们吵架或醉鬼们从酒馆里出来争吵的时候都不止一次喊过‘我打死你’，可是并没有打死谁。而那封致命的信不也是酒后的气话吗，不也跟酒鬼们离开酒馆时喊的‘我把你们全打死’一样吗！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是这样？为什么这是一封致命的信，而不是一封可笑的信？就是因为发现了被害父亲的尸体，就是因为有人看到被告拿着武器在花园里跑，而且这个见证人自己也被打伤了，从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完全跟写的一样，因此这封信就不可笑而可怕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讲到点子上了：‘既然他到花园去过，那就是他杀的。’既然去过，那就是；这一句话全概括了，起诉的全部根据就是‘去过，那就是’。尽管去过，假如不就是呢？哦，我承认事实的总和、事实的偶合的确是相当雄辩的。可是请不要停留在事实的总和上，而对这些事实单独加以考察吧：例如，被告供称自己离开了父亲的窗户，为什么公诉人无论如何不肯相信这个供词是真实的呢？请回忆一下吧，公诉人甚至对被告忽然产生的恭敬和‘虔诚’的情感进行了讽刺挖苦。假如真产生过类似的情感——即使不是恭敬而只是虔诚的情感——那会怎样呢？‘一定是我妈妈此刻替我祈祷了上帝’——被告在预审时这么说过；他一相信格鲁申卡不在父亲屋里，就跑开了。‘可是他不能隔着窗户就相信哪。’——公诉人反驳我们说。为什么不能呢？被告敲了开门的暗号以后，窗户打开了嘛。这时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可能说了句什么话或者喊了一声，使得被告忽然确信格鲁申卡不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按我们的幻想、猜想去推测呢？现实生活有上千种情况，即使最细心的小说家也不能全观察到。‘不错，可是格里戈里看到过门是敞开的呀，因此被告一定是进屋了，因此就一定杀了人。’关于这道门吗，陪审员先生们...... 诸位看到了：关于这道门是敞开的，只有一个人证明，而这个人当时的那种状态...... 不过就算这道门是敞开着的吧，就算被告抵赖，说谎——为了自卫，他的这种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就算是这样，就算他闯了进去，进了屋，那又怎样呢，为什么既然进屋就一定杀人呢？他可能闯进去，在各个房间跑了一遍，可能推了父亲一下，甚至可能打了他，可是确信格鲁申卡不在这里就跑开了，格鲁申卡不在这里使他高兴，没有杀父亲就跑开了。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分钟后他才能从板墙上跳到被他一时情急打伤的格里戈里身边，因为他这时还有纯洁的情感，还有同情心和怜悯心，因为他逃脱了打死父亲的诱惑，因为他当时感受到自己的心是纯洁的，为没有杀害父亲而高兴。公诉人非常雄辩地给我们描绘了被告在莫克罗耶村的可怕状态：爱情出现在他面前，召唤他去开始新生活，而他这时已不能爱了，因为身后是父亲血淋淋的尸体，而在尸体后面则是处决。可是公诉人毕竟承认了爱情存在，并根据自己的心理学做了解释，说什么‘酒醉状态呀，什么押送犯人上刑场呀，什么要等很久呀，等等，等等。’公诉人先生，我不禁要问，您是不是在创造另一个人物？假如被告手上真是沾上了父亲的血，他当时还能考虑爱情以及在法庭上的抵赖问题吗，被告是这么粗暴而没有心肝吗？不，不，绝非这样！他一发现她爱他，召唤他，允诺给他新的幸福，——哦，我发誓，假如身后真躺着父亲尸体的话，他一定会加倍地三倍地感到需要杀死自己，而且一定会杀死自己！哦，不，他不会忘记他的手枪放在哪儿！我了解被告，公诉人强加于他的粗野麻木的铁石心肠是跟他的性格不相容的。他会自杀，这是肯定的；他没有自杀只是因为‘妈妈替他祈祷了’，他问心无愧，没有杀害父亲。他在莫克罗耶那夜只是为打了格里戈里老人感到痛苦悔恨，在心里祈祷上帝让老人苏醒过来，别被打死，免得使他受到惩罚。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事情的这种解释呢？我们有什么过硬的证据认为被告对我们说谎呢？有人马上向我们指出，父亲的尸体在嘛，他逃跑了嘛，不是他杀的，是谁？

   “我重复一句：公诉人的全部逻辑就是：不是他，是谁？就是说，没有人来代替他。陪审员先生们，是这样吧？果真没有别人可指控了吗？我们听到公诉人掰着手指头数过那夜在这个家里出现过的人。找到了五个人。其中三个人，我赞同，是完全不能作案的。这就是：被害人本人，格里戈里老人和他的妻子。这样，还剩下了被告和斯梅尔佳科夫，公诉人激动地喊道：被告之所以指控斯梅尔佳科夫是因为再没有别人可指控了，假如有第六个人的话，即使这第六个人是幻影，被告也会耻于指控斯梅尔佳科夫，而立即放弃指控他，去指控这第六个人。可是，陪审员先生们，我为什么不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来呢？面前有两个人：被告和斯梅尔佳科夫——为什么我不能说您之所以指控我的当事人，只是因为您没有别人可指控了呢？没有别人可指控只是因为您满怀偏见事先把斯梅尔佳科夫排除在任何怀疑之外了。不错，指控斯梅尔佳科夫的只有被告本人、他的两个弟弟和格鲁申卡女士。可是作证的人中间也有人怀疑过：公众中隐隐约约流传着一些疑问、一些怀疑，可以听到一些模糊的传闻，可以感到公众是有所期待的。最后，对事实进行比较也可以作为根据，这种比较是极其值得注意的，尽管并非确凿无疑：第一，癫痫的发作恰在灾难发生的那天，对这次发作公诉人不知为什么竟被迫竭力加以论证。第二是斯梅尔佳科夫在开庭前夜突然自杀。接着是被告的哥哥今天也是突然出庭作证，他以前本来一直相信被告有罪，今天却拿来一些钱，也说到斯梅尔佳科夫是凶手！哦，我完全赞同法庭和检察院的看法，伊万-卡拉马佐夫是病人，患有震颤性谵妄，他的证词的确可能是绝望的尝试，而且是在谵妄状态想出来的，为了救哥哥，把罪名推到死人身上。可是毕竟提到了斯梅尔佳科夫的名字，毕竟可以听出这里有一个叫人去猜的谜呀。这里好像话没说透，陪审员先生们，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也许还会说的。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暂时放一放，这是将来的事。方才法庭决定继续工作，现在在等待判决的时候，我可以就公诉人天才细腻地刻画出来的已故斯梅尔佳科夫的性格说说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对公诉人的才华颇为惊叹，但对他的心理分析的实质却完全不敢苟同。我访问过斯梅尔佳科夫，见过他，跟他谈过，他给我的印象迥然不同。他身体单薄，这不错，可是他的性格却并不像公诉人所断定的那么怯懦。我特别认为他不像公诉人给我们形容的那么胆小。他根本不憨直，相反，我认为他在幼稚的下面隐藏着可怕的奸诈，他是颇有心计的。哦，公诉人把他看成弱智者，实在太天真了。他给我的印象十分明确：我离开时已深信他这个人绝对凶狠，无比自负，报复心、嫉妒心极重。我收集到一些情况：他痛恨自己的出身，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说起自己是‘发臭的女人生的’，咬牙切齿。对他童年的恩人格里戈里夫妇并不尊重。对俄罗斯，他诅咒而且嘲笑它。他幻想到法国去，变成一个法国人。他早就常常抱怨，说要做到这点钱不够。我觉得，他除了自己谁也不爱，他把自己看得极高，高得出奇。他认为文明就是好衣服、干净罩胸1 和擦得锃亮的皮靴。他自认为是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有事实为证），跟自己主人的婚生子女相比，他可能痛恨自己的地位：他们什么都有，而他却一无所有；他们有各种权利，有遗产，而他却只是个厨子。他对我说钱是他跟老卡拉马佐夫一起往信封里装的。这些可以使他前程似锦的钱的用途，当然会引起他的仇恨。况且他看到了这花花绿绿的三千卢布钞票（这一点，我特意问过他）。哦，永远不要让一个嫉妒自负的人一下子看到许多钱，而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只手里拿那么多钱哪。这一沓子面额一百卢布的钞票可能使他艳羡得要死，可是第一次还没有产生什么后果。才华出众的公诉人异常精细地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是否可以指控斯梅尔佳科夫为凶手的问题。他特别问道：斯梅尔佳科夫为什么要假装癫痫发作呢？不错，他可以根本不假装，发作也可以是完全自然的，病人可以醒过来嘛。假定说当时还没有治好，可病人总有时恢复神智醒来嘛——癫痫患者常有这种情况。公诉人问：斯梅尔佳科夫完成凶杀的时间在哪儿？不过指出这种时间是异常容易的。他能够苏醒，能够从沉睡中醒来（因为他只是睡过去了：癫痫病发作完后，总是要沉睡的）；他醒来时恰是老格里戈里抓住爬到墙上的被告的一只脚拼命喊‘弑父凶手！’的时候。夜深人静时的这种不寻常的喊声能够把斯梅尔佳科夫惊醒——他那时也许睡得已不那么死了：他可能一小时前已开始苏醒。他起床以后，几乎是无意识地毫无意图地朝着喊声走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他脑袋里昏昏沉沉的，还没有想杀人，可是他已到了花园，走到灯火通明的窗前，主人见他来了，当然很高兴，把发生的可怕的事告诉了他。他的头脑顿时活跃起来。从受到惊吓的主人嘴里，他了解了详情细节。他那病态的头脑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可怕但有诱惑力而且极其可行的想法：杀死主人，拿走三千卢布，然后把罪名推到少爷身上：现在除了少爷，人们谁也不会怀疑；不指控少爷还能指控谁呢？有罪证，而且他来过。可怕的贪财欲望可能使他铤而走险，况且杀人越货又可以逍遥法外呢。哦，这种突然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一遇适当机会就常常会出现，主要会出现在一些一分钟前还没有想到杀人的凶手的头脑里！这样，斯梅尔佳科夫能够进入主人的屋里实施自己的计划，用什么凶器呢——他可以在花园里捡一块石头。那么他为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三千卢布啊，这是他的前途嘛。哦，我并不自相矛盾：也可能存在这笔钱。也许甚至只有斯梅尔佳科夫一人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知道主人把它藏在哪儿。‘那么，扔在地上的破信封呢？’刚才公诉人谈到这个信封时，讲了一个异常精细的看法，说只有一个不是惯盗的贼才能这么做，这样的贼只能是卡拉马佐夫，而决不会是斯梅尔佳科夫，因为斯梅尔佳科夫无论如何不会给自己留下这种罪证，——陪审员先生们，我刚才听着听着，忽然觉得非常耳熟。各位也许想不到，这种看法，即关于卡拉马佐夫会如何处置信封的推测，我两天前就听斯梅尔佳科夫谈过，而且我甚至感到惊讶：我觉得他在假装天真，抢到前面，想方设法向我暗示这个看法，要我自己得出结论，他像是在启发我。他是否也向预审员暗示过这种看法呢？是否也把这种看法灌输给了才华出众的公诉人？有人会问：那么格里戈里的妻子，那个老太婆呢？她听到过病人在她身边呻吟了一宿嘛。即使她听到了，可是这种说法是非常靠不住的。我认识一位太太，她痛苦地抱怨说院子里的狗叫了一宿，使她不得安睡。可是后来得知，这只可怜的狗一夜只叫了两三次。然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在睡眠中忽然听到呻吟，被吵醒了，懊恼一阵又马上睡了。隔了两个小时，又是呻吟声，他又醒了，又睡着了。最后，隔了两小时，又是一次呻吟声。这样一夜共有三次。第二天早晨这个睡觉的人起床后就会抱怨说有人呻吟了一宿，不断把他吵醒。不过这人的感觉一定会这样，每次中间睡了两小时，他是记不住的，只记得醒的时刻，因此他便觉得被吵了一宿。公诉人喊道：可是，可是斯梅尔佳科夫为什么在临死前留下的纸条里没有承认呢？‘有良心做一件事，没有良心做另一件事。’可是且慢：良心——这已是悔恨，可是自杀者也可能并未悔恨，而只是绝望呢。悔恨和绝望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情感哪。绝望可能是怀恨在心、不共载天的，自杀者在自杀的时候可能加倍仇恨他嫉妒了一生的那些人呢。陪审员先生们，请千万避免错判！我方才所陈述的一切有什么不真实可信的呢？请指出我陈述中的错误，请指出不可能的情况和胡说八道的地方！即使有一点点可信的地方，即使有一点点似乎真实的地方，那也请不要判刑！可这里难道只是一点点吗？我用一切神圣的东西发誓，我完全相信我现在向各位陈述的对这桩凶杀案的阐释。而主要的，主要的是，有一个认识使我不安而且愤慨，那就是公诉人压到被告身上的所有事实，没有一件是多少确凿一些、经得起反驳的，而不幸的被告却要被这些事实的总和毁掉。不错，这些事实的总和是可怕的；这血，这从手指流下的血，这衬衣上的血迹，这暗夜发出的‘弑父凶手’的喊声，这被打破脑袋喊着倒下去的老仆人，以及这大量证词、手势、喊叫——哦，这的确触目惊心，可以左右人的信念，可是，陪审员先生们，这能左右诸位的信念吗？请记住，各位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可是权力越大，运用产生的后果就越可怕。我绝不放弃我方才说过的话，丝毫不放弃，可是退一万步讲，我片刻赞同公诉人的看法：我的不幸当事人手上沾满了父亲的血。我再重复一遍，这只是推测，我丝毫不怀疑他是无辜的，可是退一万步讲，假定我的当事人犯下了弑父大罪；假使我赞同这种推测，那就请听听我的看法。我心里还有些话想说，我感到你们心灵和头脑里也会进行剧烈的斗争......请原谅我提到了你们的心灵和头脑。可是我要做到彻底坦率真诚。愿我们大家都开诚相见！......”

   讲到这里，辩护人被一阵相当强烈的掌声打断了。事实上，他后面这几句话说得确实真挚感人，大家都觉得他确有话要说，而且他马上要说的话是最重要的。然而审判长听到掌声以后，却大声威胁说，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就“勒令退场”。大家静下来，费秋科维奇又讲起来；这时他的语气变得诚挚感人，跟他在这之前讲话的语气截然不同。

 

 

附注：

1.罩胸是 19世纪时行的一种服饰，多用白色面料制成，缝在或用别针别在男人衬衫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