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 错判 ·十

                十、辩护律师的发言。心理学——谁都可用

 

   这个著名讲演家一开始讲话，大厅里便鸦雀无声了。听众的眼睛都盯着他。他的开场白单刀直入，语言朴实，理直气壮，但丝毫不傲慢。没有卖弄口才的表现，也不慷慨激昂哗众取宠。他的态度就像跟一些同情者亲密谈心一样。他的声音很美，洪亮而亲切。在这声音里甚至可以听出一种推心置腹的愿望来。可是大家立即看出演说家能够忽然变得热情洋溢，用神奇的力量扣人心弦。他的话也许没有伊波利特的话规范，可是没有长句，甚至更准确些。有一点太太们不喜欢：他不知为什么常常弯腰，特别是开始讲话的时候；这不是鞠躬，像是想要飞到听众身边去似的。而且只弯瘦长的后背的上半部，像在这个瘦长后背的中间安了铰链一般，使它几乎可以弯成直角。

   他讲话开始时似乎杂乱无章，东鳞西爪，可是最后却形成了一个浑然整体。他的发言可以分成两半。前半部分是批评，是驳斥指控，言词有时是尖刻辛辣的。可是后半部分语调乃至手法忽然全变了，忽然热情洋溢，大厅里的听众期待的好像正是这一点，所以都感到欣喜若狂。

   他开门见山，接触主题，说尽管他在彼得堡开业，但他已不是第一次到别的城市为一些他深信是无辜的或感到是无辜的被告辩护。“本案也是这种情况。”他解释说。“甚至从一些报纸的最初报道中，我已觉得被告有莫大的冤屈。一句话，这个司法现象使我感兴趣，尽管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可是我觉得它从来也没有像在本案中表现得这么充分过，而且具有这样鲜明的特点。这个问题我要在发言的末尾加以表述，可是我要把自己的想法在开头就讲出来，因为我有一个弱点——喜欢开门见山，不愿耍花腔卖关子。我这样做也许不够策略，然而却是开诚布公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指控被告的事实很多，但是如果单独对每件事实进行考察的话，却又没有一件是经得起批评的！后来我听到了一些传闻，又读了一些报道，我就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了。忽然我接到了被告亲属的邀请要我来给被告辩护。我立即赶来，在这儿我彻底相信自己的看法了。于是为了粉碎这可怕的事实总和并显示每个事实都是毫无根据的想象，我就担任了本案的辩护。”

   辩护人说完开场白，忽然提高声音说：

   “陪审员先生们，我新来乍到。我的一切印象都是不带成见的。被告性格暴躁，放肆无礼，可从来没有得罪过我，而他在这座城市里大概得罪的人也许有上百个了，因此许多人已对他抱有成见。当然，我意识到本地公众的这种情感是正当的：被告性格暴躁、放肆无礼嘛。可是在本地社交界，例如在才华横溢的检察长家里，他是受到过宠爱的。（作者按：这句话在听众中引起了两三声笑声，尽管很快被压了下去，可是毕竟被人们觉察到了。我市人们都知道，检察长允许米佳登门是出于无奈，唯一原因是检察长太太不知为什么想接待米佳；检察长太太是个非常慈祥可敬的女人，爱幻想而且任性，喜欢在一些事情上——主要是在一些小事上——同丈夫作对。不过米佳到他们家的次数相当少。）然而我却要斗胆认为，”辩护人继续说，“甚至在我的论敌这样一个独立思考、处事公正的人的头脑里也形成了反对我的不幸当事人的某些错误偏见。唉，这是很自然的：这个不幸的人实在是咎由自取，人们即使对他抱有成见，也未可厚非。受到侮辱的道德感尤其是美感有时是不肯饶人的。当然，我们在才华横溢的起诉词里，不断听到了对被告性格和行为的严格分析以及对案件的严格批判态度。主要的是我们听到了为了说明事情实质而进行的深刻的心理分析——对被告有丝毫恶意，那也是无法达到这么深刻的。可是有些事情在这种场合比心怀最大的恶意和成见更坏，更具有毁灭性。我指的是：假如我们心血来潮，要进行文艺创作、写小说的话，尤其是具有心理学天赋的话。还在彼得堡我准备来此地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而且不用别人告诉我也知道——在这里我将遇到的论敌是一个精通心理学的专家，他的这个特点在我国年轻的法学界早就享有某种殊荣。可是呢，各位先生，心理学尽管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它也是一根两头都可打人的大棒子（听众中出现一阵笑声）。诸位当然会原谅我的这种平庸的比喻；我太不善于讲究词藻了。不过我要举个例子，这是从公诉人讲话里信手拈来的。被告夜里在花园逃跑，在翻越板墙的时候用铜杵打伤了抓住他的脚的仆人，然后立即跳回花园，在被打伤的仆人身上忙活了整整五分钟，力求弄清他是否死了。公诉人无论如何不愿相信被告说的他跳回来是出于对格里戈里老人的怜悯。公诉人说：‘这种时刻不可能有这种情感；这是不合常理的，他跳下来的目的只是为了弄清他犯罪的唯一见证人是否活着，从而这也就证明他是犯了罪的，他跳回花园不可能出于别的理由、别的动机、别的情感。’这就是心理学；不过我们也来运用一下这同一心理学吧，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结果也会同样令人信服。凶手跳下来，是出于谨慎小心，要弄清见证人是否活着，而这时他刚刚在被打死的父亲的书房里留下了一个被起诉人看作极大罪证的、上面写着里面装有三千卢布的、撕开的信封。‘他要是把信封一并带走，那全世界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信封以及信封里的钱，从而也就无人知晓被告抢了钱。’这是起诉人的高明论断。各位瞧见了吧，在一件事上不够谨慎，张惶失措，逃跑时在地板上留下了罪证，可是两分钟后打死了另一个人，却变得铁石心肠，老谋远算，谨慎小心。不过就算是这样吧：这正是心理学微妙之所在呀，在一种情况下，他嗜血成性，目光锐利，像高加索的雄鹰，而在下一分钟里，他却目光短浅，贪生怕死，像一只微不足道的鼹鼠。可是一个人既然那么嗜血成性，残忍无情，打死了人，跳下来只是为了弄清他的见证人活着没有，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新的牺牲品身上忙活五分钟之久呢——这样也许会被人看到啊。为什么要用手帕去擦受伤者头上的血，把手帕弄脏呢？为了使这方手帕以后成为揭露他的罪证吗？不，既然他那么老谋深算，残忍无情，那他跳下来，干脆用那把铜杵再对着受伤者的脑袋狠打几下彻底把他打死，消灭见证人免去后患，岂不更好？最后，他跳下来是为了检查他的见证人是否活着，而且在小路旁留下了物证即那把铜杵——这是他从那两个女人那儿抓来的，以后那两个女人随时都可以认出是自己的东西，证明是他从她们那儿抓的。而且他不是忘在那里的，也不是心不在焉或张惶失措遗失的。不，他是撇掉的，因为人们是在离受伤倒下的格里戈里十五步远的地方找到的。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他打死了老仆人心里感到痛苦，因而在悔恨之余才把铜杵这一杀人凶器撇掉的。不可能有另外的原因，否则他为什么要那么用力撇呢？既然他打死了人能感到痛心懊悔，那么，当然是因为他没有杀害父亲：假如他杀害了父亲，他就不会由于怜悯而跳到另一个受伤者的身边，那时他就是另一种心情了，他就顾不上怜悯了，他要赶紧逃命，事情当然是这样的。相反，我再重复一句，他会把受伤者的颅骨打得粉碎，而不是在他身上忙活五分钟。他心里之所以能产生怜悯和善良情感，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的良心是干净的。瞧，这就是另一种心理学。陪审员先生们，我现在借助心理学，就是为了鲜明地显示根据心理分析可以得出任何想得出的结论来。全部问题就看是谁在运用它。心理学甚至能够引诱最严肃的人去编小说呢，这完全是不由自主的。陪审员先生们，我说的是多余的心理学，是某种滥用心理学的情况。”

   这时听众中又传出了赞许的笑声，是在笑检察长。我不打算详细引录辩护人的发言全文，我只想摘录几个最主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