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 错判 ·七

                                 七、历史述评

 

   “医学鉴定力求向我们证明被告精神不正常，患有躁狂症。我认为被告精神恰恰是正常的，不过我认为这是最糟的：假如精神不正常的话，那他的行为也许要聪明得多。至于说他是个躁狂症患者呢，那我是赞同的，但只在一点上——只在医学鉴定所指出的被告一直认为父亲欠他三千卢布这个问题上。不过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比说被告精神失常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来说明被告一提到这三千卢布就狂怒这样一个事实。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赞同青年医生的意见，认为被告现在和过去都是具有完全而正常的神智，只是易怒和暴躁罢了。问题就在于：使被告经常狂怒的原因不是三千卢布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这里有一个使他狂怒的特别原因。这原因就是嫉妒！”

   这里，伊波利特详尽地描述了被告对格鲁申卡致命狂恋的全部情景。他从被告第一次去找这位“年轻女士”讲起。他解释说，这次去找她，用被告的话来说，是为了“揍她”，“可是非但没有揍她，反而拜倒在她的脚下——这就是这种爱情的开始。这时被告的老父亲也看上了这位女士。这种偶合是奇怪的也是致命的，因为两颗心忽然同时燃烧起来，尽管在这之前父子俩都知道并且见过这位女士。这两颗心都燃烧起了毫无节制的卡拉马佐夫式的狂恋之火。这里我们有那位女士的亲口供词，她说：‘我耍弄了他们俩。’不错，她忽然想耍弄他们俩；从前没有想，现在忽然有了这种愿望——结果他们俩都败在她的脚下。老头子本来爱财如命，如今却立即准备了三千卢布，只要她肯去拜访他的住处，就送给她，可是后来发展到这种地步：他竟认为把自己的名望和财产全都放到她的脚下是自己的幸福，但求她肯成为他的合法配偶。对此我们有过硬的证据。至于被告呢，他的悲剧是显而易见的，就在我们面前。年轻女士的‘耍弄’就是这样。迷人的美人连希望也没有肯给这个年轻人，因为希望，真正的希望，是在最后一刻即当他跪在自己的折磨者面前把已沾上父亲和情敌的鲜血的双手伸给她的时候他才得到的，他也正是在这种状态被捕的。‘把我和他一起送去服苦役吧，是我把他弄到这步田地，我罪大恶极！’——这个女人在他被捕时这么喊道，她已真诚悔悟了。主动承担描写本案的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就是我已提到过的那位拉基京先生用了几句话简练鲜明地刻画出了这位女主角的性格：‘过早的失望，过早的受骗和堕落，诱骗者的背叛和遗弃，贫穷，清白家庭的诅咒以及一个有钱老头子的庇护——她至今仍然认为这个老头子是自己的恩人。在这颗年轻的心里也许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东西，但过早地埋藏下了愤怒。她形成了精打细算的攒钱的性格。形成了嘲弄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读过这段刻画之后，可以理解她耍弄他们俩是纯粹为了戏弄，恶意的戏弄。因此，被告在这一个月里经受了无望的爱情、堕落、背叛未婚妻、侵吞他人钱财所受的良心折磨，——他本来由于不断的嫉妒而且是嫉妒自己的父亲已经到了要发疯的地步！而且主要的是，不理智的老头子不停地勾引、讨好他的狂恋对象，而所用的正是这三千卢布——儿子认为是妈妈留给自己的被父亲侵吞的遗产。是的，我赞同，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的确可以出现躁狂症。问题不在钱上，而在于父亲用这些钱那么厚颜无耻地在破坏他的幸福！”

   接着伊波利特开始谈被告的心里如何逐渐产生了杀死父亲的想法，根据事实进行了考察。

   “起初他只是在酒馆里喊——这一个月他一直在喊。哦，他很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厮混，马上就把一切事情，连他的那些最隐秘最危险的想法都立即告诉这些人，他喜欢跟人们分享这些想法，而且不知为什么当场就立即要求这些人马上表示完全同情他，替他操心担心，对他点头称是，不能顶撞。否则他就大发雷霆，大闹整个酒馆。”检察长接着讲了斯涅吉廖夫上尉的故事。“本月看到过被告和听到过他讲话的人终于觉得这也许不只是空喊和对父亲的威胁，在这么狂怒的情况下威胁也可能转化为行动。”这儿检察长描写了在修道院全家聚会的情景，跟阿廖沙的谈话，被告午饭后闯入父亲家里殴打父亲的丑恶场面。“我不想坚持认为，”伊波利特继续说，“在这个场面之前，被告已深思熟虑地预谋要杀害他的父亲。可是这个想法已在他眼前出现过几次，他周密地考虑过这个想法——对这一点，我们有事实，有证人，有被告本人的供认。陪审员先生们，我老实承认，”伊波利特补充说，“甚至直到今天之前，对于被告是否是完全有意识的预谋犯罪，我一直犹豫不决。我坚信被告心里事先已多次思考过这个可怕的场面，但只是思考，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但并没有考虑到实施的时间和条件。不过我的犹豫不决只是继续到今天，继续到今天卡佳女士向法庭提出这份关键文件为止。各位都亲耳听到了她喊的‘这是谋杀的计划，这是谋杀的纲领’——她是这么给不幸被告这封不幸的‘醉’信定性的。的确这封信具有纲领和计划的意义。这封信是犯罪前两天写的；这样，我们现在已确切知道，被告在实施其可怕意图前两天已信誓旦旦地宣称，如果第二天弄不到钱，他就杀死父亲，从枕头下面取出‘装在大信封里，系着粉红色缎带’的钱来。‘只要伊万离开就可以办到’。各位听到啦：‘只要伊万离开就可以办到’。这就是说已经做了周密考虑，对各种条件已做了权衡。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完全跟信上写的一样！犯罪的有意预谋性质是毫无疑问的，犯罪的目的是抢劫，这在信里已直截了当地宣布了，白纸黑字，而且签了名。被告并不否认自己的签字。有人会说：这是他喝醉时写的。但这丝毫不会降低这封信的重要性，相反倒是增加了它的重要性：酒醉状态下写的是清醒时考虑的东西。清醒时没有考虑过的东西，酒醉状态是写不出来的。也许有人会问：他干吗要在酒馆里把自己的意图喊出来？对这种事情已有预谋的人，是不肯声张，秘而不宣的。固然，他是在还没有犯罪计划和预谋时喊的，当时还只有愿望，意向。后来他就喊得少了。他写这封信的那天晚上，在京华酒馆里一反常态，沉默着，没有玩台球，坐在旁边，跟谁也不说话，只是从座位上赶走了一个当地商人的伙计。但这几乎是无意识的，只不过是他进酒馆不能不争吵的习惯而已。的确，作出最后决定之后，被告一定意识到他在市里张扬得太厉害，他实施预谋以后极可能会成为揭露他的罪证和指控他的根据。可是已毫无办法，张扬已成事实，无法挽回，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各位，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福星高照上！而且我应当承认，他为了避开这可怕的一步，他是想了许多办法的；为了避免这流血的结局，他是尽了极大的努力的。他用自己的独特的语言写道：‘明天我要向所有人去弄钱，如弄不到就要流血。’这是在酒醉状态下写的，而在清醒时实施的，完全跟写的一样！”

   伊波利特在这里详细描述了米佳为了避免犯罪所采取的弄钱的种种努力。他描述了米佳访问萨姆索诺夫的情况以及去寻找猎犬的经历，全都有文件为证。“他饱受折磨，受尽讥笑，饥肠辘辘，为这次旅行卖掉了怀表（可是他身上带着一千五百卢布啊——真有其事吗？），心里惦记着留在市里的热恋对象，担心她趁他不在的时候去找费奥多尔先生，他总算回到了市内。谢天谢地！她没有到费奥多尔先生那儿去。他亲自送她去她的保护人萨姆索诺夫那儿。（奇怪，他并不吃萨姆索诺夫的醋，这是他在这种事情上极突出的心理特点！）然后赶到父亲后院的监视点，在这儿他了解到斯梅尔佳科夫癫痫发作，另一个仆人患病——已无人碍事，‘暗号’掌握在手——多么好的机会啊！可是他仍然踌躇不决；他去找倍受我们大家尊敬的暂住我市的霍赫拉科娃太太。这位太太早就关心他的前途，向他提出了一个最明智的劝告：劝他不要酗酒，放弃不体面的恋爱，别逛酒馆，不要浪费年轻的精力，到西伯利亚去找金矿。她说：‘那儿是您发挥充沛精力、实现浪漫幻想和冒险愿望的好地方。”伊波利特描述完他跟霍赫拉科娃太太谈话的结局，讲了被告忽然得知格鲁申卡根本没有到萨姆索诺夫那儿去，他说饱受嫉妒折磨的不幸被告一想到格鲁申卡骗了他，眼下在父亲那里，便立即狂怒起来。伊波利特讲到这里，便请大家注意这个偶然事的可怕意义，他说，“如果侍女及时告诉他格鲁申卡已去莫克罗耶会见‘无可争议的旧情人’的话，可能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这个侍女吓慌了，只顾赌咒发誓了；被告当时没有打死她，只是因为他急于去找背叛自己的情人。不过请大家注意：不管他气得如何头脑发昏，他仍然带走了铜杵。为什么要拿铜杵而不拿别的武器？这件事他既然已酝酿了整整一个月，而且也不断进行了准备，所以只要有什么在他眼前闪现，他就会考虑把什么当作武器。而关于什么东西在这种事情上可以充当武器呢，他已琢磨了一个月了。因此，他便毫不犹豫地把铜杵当成了武器！因此，抓起铜杵并不是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于是他到了父亲的花园里，周围阒无一人，没人碍事，夜深人静，一片黑暗，而他心里则燃烧着妒火。他怀疑格鲁申卡在这里，跟他的情敌在一起，在他的情敌的怀里，也许此刻正在笑他呢——想到这里，他气得喘不上气来。而且不只是怀疑，如今怎么还能怀疑呢，欺骗是显而易见的：她在这里，就在射出灯光的这个房间里，就在屏风后面。于是这个不幸的人就悄悄靠近窗前，恭恭敬敬地往窗里看了看，文雅地熄灭了怒火，明智地尽快离开了这是非之地，免得发生危险的不道德的事情——有人想说服我们相信这种神话，而我们是了解被告的个性的，理解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我们是根据事实知道的，而主要的是他掌握着可以叫开门进屋的暗号！”谈到暗号的时候，伊波利特认为有必要把起诉米佳的问题暂时放一放，先详尽地谈谈斯梅尔佳科夫的问题，彻底廓清突如其来的认为斯梅尔佳科夫是凶手的说法，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怀疑。他讲得极其详尽，大家都明白，尽管他对这种推测十分蔑视，但他却认为这种推测是非常需要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