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 错判 ·六

                     六、检察长的起诉词。性格分析

 

   检察长开始发表起诉词的时候紧张得浑身直颤，前额和太阳穴上冷汗淋淋，觉得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这是他后来自己说的。他认为自己这篇起诉词是杰作，是一生的杰作，是自己的天鹅之歌1 。果然九个月后，他就因严重肺痨去世了，所以他如果能预先感到自己大限已到的话，他的确有权把自己比作唱最后一支歌的天鹅。他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智慧全放进了这篇起诉词里，出人意料地证明他心里既蕴藏着公民感情，也忧虑着“可诅咒的”问题，起码我们可怜的伊波利特心里能够容纳这些东西。他的发言主要是靠真诚取胜：他真诚地相信被告有罪；他起诉被告不是奉命行事，也不仅仅是因为履行职责，他要求惩处罪犯，他心里的确激荡着“拯救社会”的愿望。连旁听的太太们，尽管她们归根到底是反对伊波利特的，但她们也承认留下了非凡的印象。他开始讲话时，声音发颤，常常走调，可是很快他的声音就稳定下来，铿锵有力，使全大厅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这样一直继续到讲演结束。不过他一讲完，就险些没有昏过去。

   “陪审员先生们，”检察长开始说，“本案轰动了全俄。可是看起来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有什么值得这么特别惊骇的呢？对我们，特别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值得奇怪、值得惊骇的呢？因为我们对这种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啦！我们的惊骇就在于这种阴森的案件已几乎不使我们感到惊骇了！这才可怕哪，可怕的是我们的习以为常，而不是个别人的个别罪行。对这种案件——预示我们前途不妙的时代特征——我们漠不关心，甚至温情脉脉，原因何在？是因为我们玩世不恭吗，是因为我们年轻的社会未老先衰，过早地耗尽了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吗？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基础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吗？也许是因为这道德基础已根本不存在了？我不解决这些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是令人痛苦的，每个公民不仅应当而且必须为这些问题感到痛苦。我们刚刚出现的报刊，尽管还胆小怕事，可是已经向社会提供某些服务了，因为没有它们帮助，我们就不可能比较全面地了解肆意妄为、道德堕落的可怕情况——正是报刊在自己的篇幅上不断向大家——不仅仅向旁听当今皇上赐给我们的公开的新法庭2 的各位——报告这种情况。我们几乎天天读到的是什呢？哦，我们每时每刻读到的那些东西可以使当前这桩案子黯然失色，几乎变得平凡无奇。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俄国本国许多刑事案件正是在证明着一种普遍情况，证明着有一种普遍祸害同我们同存共处，因为这种祸害是一种普遍的恶，所以我们很难克服它。报刊上报道过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军官，出身上流社会，刚刚踏入生活和仕途，便卑鄙地不受良心谴责地暗暗杀害了一个曾经有恩于他的小官吏和这小官吏的侍女，目的只是盗取自己所立的借据和现款，他说：‘这些钱我在上流社会寻欢做乐以及将来谋求官职时用得着。’杀完以后，临走的时候，还在两个被害者的头下放了个枕头。3 还有一个年轻英雄，胸前佩带着十字勇敢勋章，竟在大道上把有恩于他的上司的妈妈杀害了，他鼓动自己的伙伴，说“她像亲儿子一样爱他，对他言听计从，不会有任何戒备。’就算他是个恶棍吧。可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不敢说这只是唯一的一个恶棍。有的人没有杀人，可是他的思想和感情却跟杀人的强盗完全一样。一人独对良心时，他也许会问自己：‘名誉是什么？说杀人是犯罪也许是偏见吧？’可能有人会大喊大叫，反对我，说我有病，发歇斯底里，危言耸听，胡说八道，夸大其词。但愿我说错了，——上帝啊，如果真是这样，我第一个高兴！哦，别相信我，把我看成病人吧，可是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因为我的话里即使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是正确的，那也是可怕的！诸位，请看看我国青年是怎么开枪自杀的吧：哦，丝毫没有想到哈姆雷特的问题：‘那儿会怎样？’4 连这种问题的影子也没有，好像关于灵魂、关于阴间的一切说法在他们的天性中早就被一笔勾销了，埋葬了，培上了沙土。最后，请看看我们的堕落，看看我们的色鬼们。本案的不幸牺牲品费奥多尔先生跟有些人比起来简直是纯洁的婴儿。我们大家都认识他，‘他在我们中间生活过’5 ...... 但愿有一天我国和欧洲的第一流才智之士来研究俄国的犯罪心理，因为这个问题值得他们来研究。不过这种研究只会发生在将来不那么匆忙的时候，那时我们当前的悲剧性的混乱将离我们远一些，因此对它可以考察得更聪明更客观些，不像我这样人现在所能做到的。现在我们要么惊骇；要么假装惊骇，而实际上却在欣赏，用这种荒诞的具有强烈刺激的现象消愁解闷；要么像小孩子，挥动两手驱赶可怕的幻影，把头藏在枕头下面等幻影消失，以便以后在欢乐嬉戏中把它忘掉。可是我们也总得有一天开始清醒地深思熟虑地生活啊，我们也总得看看我们这个社会呀，我们也总得思考一下我们社会里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开动我们的脑筋哪。上一代的一位伟大作家在其最伟大的一部作品中把全俄国比喻成为一辆向着未知目标飞驰的勇敢的俄罗斯三套马车，他赞叹道：‘喂，三套马车呀！飞鸟一般的三套马车，是谁把你琢磨出来的？’——在自豪的兴奋之中，他补充说，在拼命疾驰的三套马车前面，所有民族都尊敬地躲到路旁给它让路。6 是这样的，诸位，就算都让路吧，不管尊敬与否，不过在我的浅见看来，天才艺术家这么结尾，要么是天真幼稚地盲目乐观，要么是害怕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因为假如拉车的是他的主人公索巴克维奇、诺兹德廖夫和奇奇科夫的话，那么不管让谁赶车，靠着这种马是不会达到什么有用的目标的！这是从前的马，它们比现在的马好，我们的马更糟...... ”

   伊波利特的话在这里被掌声打断了。对俄罗斯三套马车的自由主义诠释受到了欢迎。的确，掌声只是响了两三下，所以审判长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听众发出“勒令退场”的威胁，只是严厉地看了看出现掌声的方向。不过伊波利特却受到了鼓舞：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人给他鼓过掌呢！一个多年讲话没人愿意听的人，忽然得到了对全俄发表讲话的机会！

   “卡拉马佐夫这一家，”他继续说，“忽然可悲地竟然名扬全俄，它实际上是什么呢？也许我过于夸大其词了，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家庭的画面上闪现着我们当代知识界某些共同的基本特点，——哦，不是所有特点，而且只是在微观的形态里，‘像一小滴水反映着太阳’ 7 ，毕竟反映出一些特点。请看看这个恣意堕落、荒淫放荡、悲惨结束了自己一生的不幸老头子、‘一家之长’吧。这个世袭贵族开始时是个可怜的食客，通过一桩意外幸运的婚姻，作为嫁妆他捞到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钱，起初是个小骗子和巴结人的小丑；他这人生来不笨，他首先用手里的钱放高利贷。年复一年，钱越来越多，他的架子也就越来越大。低三下四、巴结人的可怜相不见了，只剩下喜欢嘲弄别人、心肠狠毒、厚颜无耻和荒淫无度了。精神方面的需要一笔勾销，而物质享受却无尽无休。结果，除了荒淫享乐以外，他在生活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也这么教育自己的孩子们。一个父亲对孩子在道德教育方面应负的责任，他丝毫没有尽到。他嘲笑这种责任，他把孩子撇在后院不管，别人把孩子领走——他高兴。他甚至把孩子们全忘了。他的道德准则就是après moi le deluge 8。他的所做所为，同公民这一概念相反，完全脱离社会，甚至仇视社会：‘全世界着火也无妨，只要我一个人好就行’。他生活得舒舒服服，心满意足，满想再活个二三十年。他欺骗亲儿子，侵吞妈妈留给儿子的遗产，用这笔钱夺取他这个儿子的情妇。不，我不想把为被告的辩护让给彼得堡来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律师。我也要说出实情，我也明白他在儿子的心里积累了多少怨恨。不过，够啦，够啦，不必再责备这个可怜的老头子啦，他已得到了报应。不过我们要提醒一下，这是一个父亲，是当代父亲中的一个。假如我说这甚至是当代许多父亲中的一个，是否会侮辱当代社会呢？咳，当代父亲中有那么多人不过不像这个父亲那么厚颜无耻地表露出来罢了，因为这些人修养好一些，受的教育好一些，而在实质上却是跟他信奉同样的哲学。好吧，就算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们已经讲好，你们要宽恕我。我们再事先约定一下：你们别相信我，别相信我，我说我的，你们别信。不过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吧，仍然请你们不要忘了我说过的某些话。现在谈谈这个老头子的几个儿子吧：一个坐在被告席上，关于他，下面要谈到；关于其余两个，只是浮光掠影地谈谈。这其余的两个儿子中间，大的，是个现代青年，受过极好的教育，才华很高，不信仰任何宗教，生活中的很多很多东西都被他拒绝，一笔勾销了，在这方面完全像他的父亲。我们都听过他的高论。他在我们的社交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他并不隐瞒自己的见解，甚至相反，完全相反，这就使我有勇气多少坦率地谈谈他，当然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私人来谈，而只是作为卡拉马佐夫家的一个成员来谈。昨天本市城边儿上有个患病的白痴自杀身亡，他姓斯梅尔佳科夫，曾在费奥多尔先生家当过仆人，也可能是费奥多尔先生的私生子。他跟本案有重大关系。在预审时，他痛心地流着泪对我说年轻的伊万-卡拉马佐夫思想上的肆无忌惮使他感到可怕，他说：‘在伊万先生看来，可以为所欲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做什么都不应受到禁止。——他就是这么不断教我的。’似乎这个白痴就是因为这个论点而彻底精神失常的；当然癫痫以及家里突然遭受的这场可怕的灾难对他的精神失常也都有影响。不过这个白痴却有一个极其有趣的见解——即使比他聪明的观察家也会因为有这样一个见解而感到光荣——这就是为什么连我也要谈到这一点。他对我说：‘假如三个儿子里有一个性格最像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话，那就是他——伊万先生！’说到这里，我想中断已开始的性格分析，认为再继续下去是不合适的。哦，我不愿意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不愿意像一只乌鸦对着年轻的命运哇哇地净絮聒些凶险预言。我们今天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还看到：真理的直接力量尚存在于他的年轻的心里，家族之间的亲情尚未被无信仰无道德的思想所淹没——这种思想多半是继承来的，而不是通过真正努力思考得来的。下面谈另一个儿子。哦，他还是个少年，笃信宗教，性情温顺，跟他哥哥阴暗堕落的世界观相反，他在探寻依附到所谓‘人民根基’去的途径，或者依附到我国思想界在一些理论著作里用这个深奥字眼所指的东西上去。你们瞧，他依附到修道院了，他差一点儿没有削发为僧。我觉得在他身上好像无意识地表现出一种怯懦的绝望情绪——我们可怜的社会里许多人都有这种情绪，他们由于害怕社会的无耻堕落而错误地把一切罪恶都归罪于欧洲文明，于是便扑向他们所说的‘祖国土壤’，扑向他们所说的祖国大地的怀抱，像被幻影吓坏的孩子扑到瘦弱母亲的干瘪怀抱里，渴望安稳地睡着，甚至睡一辈子，只要不看到使他们害怕的可怕幻影就可以。我祝愿这个善良、有才能的少年万事如意，祝愿他那年轻的善良心愿和对人民根基的追求日后不会像常常发生的那样在精神方面变成阴暗的神秘主义，在政治方面变成鲁钝的沙文主义，——这两种祸害对我们民族的危险甚至大于过早的受到错误理解的不费力得到的欧洲文明的腐蚀。——他的大哥9 就是受到这种腐蚀的。”

   沙文主义和神秘主义又博得了两三声掌声。伊波利特当然有些忘乎所以，而且这些话跟本案关系很少，且不说这些话讲得相当不清楚，但是这个身患肺病、愤世疾俗的人太想发表见解了，哪怕今生只这一次也好。我们这儿事后有人说他评论伊万的动机甚至有些不纯，因为伊万在争论中曾有两三次当众使他难堪，伊波利特记仇，想现在给以报复。不过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说。总之，这一切都不过是开场白，下面的话就比较切近本案了。

   “现在谈费奥多尔的另一个儿子。”伊波利特继续说。“他坐在被告席上，就在我们面前。他的丰功伟绩，他的生平和事业也在我们面前：时限到了，一切都展现出来了，一切都暴露出来了。跟他两个弟兄的‘欧化’和‘人民根基’相反，他身上直接体现着俄国本色——哦，不是俄国全部本色，不是全部，要是全部就糟了！可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俄罗斯妈妈，可以嗅到她的气味，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哦，他直接体现着她的本色，他是恶与善的奇妙混合体，他喜欢文明和席勒，可同时他又在酒馆里酗酒滋事，揪酒友的胡子。哦，他有时也和善宽容，可是这只在他有这种心情的时候。他也会心潮澎湃，的确是心潮澎湃——为了崇高的理想，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种理想必须自行到来，从天上掉到他的桌子上，而主要的是要白白地得到，不必付任何代价。他非常不愿付出，然而他却很愿意得到，在各方面都是如此。哦，给他各种生活享受（一定要各种，少了不行），而且不管在哪方面都不要违反他的性情；这样，他就会和善宽容。他不贪婪，可是必须给他钱，越多越好，尽量多给，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他多么讨厌那些讨厌的钱，多么大方地在一夜的狂欢之间挥霍一空。可是人们不给他钱，于是他就要表明在很需要钱的时候他多么会弄到钱。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说，我们要按顺序来。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可怜的被遗弃的孩子，‘在后院里，光着脚丫’，就像刚才我们德高望重的同胞所说的那样——唉，可惜他是外国血统！我再说一遍：我不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是公诉人，也是辩护人。不错，我们是人，我们能够衡量童年和家庭的最初印象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这个孩子成了少年，青年，军官；为了打架闹事、找人决斗，他被派到我国一个最偏远的边境城市。他在那儿服役，也在那儿纵酒作乐，当然玩的痛快，花销也大。他需要钱，最重要的是钱，经过长期争吵之后，他跟父亲讲定：最后再给他六千卢布了事。于是父亲给他汇来了六千卢布。请注意，他立了字据，还有他写的信，他在信里已几乎放弃追讨余额，他跟父亲关于遗产的争执以这六千卢布结束。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姑娘。哦，我不能重复细节，你们刚才都听到了：这里有荣誉，也有自我牺牲，我不说了。一个轻浮放荡但在真正高尚行为和崇高思想面前顶礼膜拜的青年形象在我们面前闪现过，使我们感到可亲可敬。可是在这个大厅里却忽然出人意料地接着显示出事情的另一面。我不愿妄加猜测，只想做些分析，说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有原因的。方才这位女士长期积压的怒火爆发出来，满脸泪水，告诉我们：他第一个蔑视她，为了她的不谨慎的、无节制的但毕竟是崇高的忘我的冲动而蔑视她。这位姑娘的未婚夫最先对她流露出讥笑，只有他的讥笑她是无法忍受的。她知道他背叛了她（他背叛，因为他深信她应当忍受他的一切，甚至背叛），知道但是故意交给他三千卢布，清楚地，异常清楚地让他明白她给他钱是为了他的背叛：‘你拿还是不拿，会不会这么无耻。’——她默默地用谴责的探究的目光告诉他。他看着她，完全明白她的想法（他方才在这儿当你们面儿承认他全明白了嘛），他仍然侵吞了这三千卢布，跟自己的新欢两天就挥霍光了！相信什么呢？相信第一个神话——高尚情感冲动，献出最后的生活费并在美德面前顶礼膜拜呢，还是相信令人厌恶的事情的反面？生活里通常做法是在两个极端中间取其中；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这么做的。最可能的是，在第一种场合他是真正高尚的，在第二种场合他是真正卑下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卡拉马佐夫性格——我要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能够兼容并蓄，能够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思想，能够同时观照两种无限：一种是无限崇高的理想，一种是无限丑恶的堕落。请回忆一下青年观察家拉基京先生刚才发表的出色论点，他深刻而且逼近地考察了卡拉马佐夫全家，他说：‘这些放荡不羁、毫无节制的天性既需要感受堕落的卑下，也需要感受高尚的圣洁。’这话是正确的：他们经常不断需要的正是这种不自然的混合物。两种极不相同的思想，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在同一瞬间存在于一身——不这样，他们就不会幸福，不会感到满足，他们的存在就不完满。我们兼容并蓄，无所不包，像我们的俄罗斯妈妈，他们能容纳一切，能同一切和睦相处！顺便说说，各位陪审员先生，我们现在已涉及到了这三千卢布问题，我稍稍讲几句在下文要讲的话。请想想，他这个人当时一得到这笔钱——而且是通过那种羞耻那么丢脸那么屈辱地得到的，你们想想，他会当天就把钱分出来一半缝进香囊里，竟那么坚忍不拔地在脖子上挂了整整一个月，尽管他遇到了各种诱惑和极端需要钱的情况！不管是在酒馆纵酒狂欢的时候也好，也不管离开本市去找天知道什么人弄钱——他为了带着情人离开他父亲的引诱急需这笔钱——的时候，他都没有肯动这个香囊。即使为了不把情人留给父亲引诱——他对父亲是很嫉妒的——他也应当打开香囊，以便留在家里寸步不离地守着情人，等着她终于对他说‘我是你的’，然后带她远走高飞，离开眼前这可怕的环境。可是，不，他没有触动这个香囊，那么，借口是什么呢？最初的借口——我们已说过——是这样的：为的是等情人对他说‘我是你的，你带我到哪儿都行’时，他有钱带他走。可是这第一个借口，据被告说，在第二个借口面前黯然失色了。他说‘当我带着这些钱的时候，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窃贼，因为我随时可以到被我侮辱的未婚妻面前把被我侵吞的钱一半退还给她。随时可以对她说：瞧，我把你的钱挥霍了一半，这证明我是个意志薄弱、没有道德的人，你要愿意，叫我卑鄙小人也行，但我不是窃贼；因为如果是窃贼的话，我就不会还你这剩下的一半啦，会把这一半也据为己有，像前一半一样。’这真是奇妙的逻辑！这个疯狂但意志薄弱的人禁不起诱惑，尽管那么丢脸仍然拿走了那三千卢布，而这同一个人却忽然能坚忍不拔，在脖子上挂着一千多卢布，竟不肯去触动！这多少符合我们所分析的性格吗？决不符合，我想对各位讲讲真正的米佳-卡拉马佐夫在这种场合会怎么做，假如他真把钱缝进香囊的话。受到第一次诱惑的时候，假定说是给新欢开开心吧，他已经跟她挥霍掉这笔钱的一半了嘛，那么，第一次假定就只拿一百吧，因为干吗一定要还一半即一千五呢，还一千四也足以取得完全相同的效果嘛：‘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窃贼，因为我总算把一千四还给你了，假如是窃贼的话，就会全部侵吞，一分钱也不会还回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拆开香囊再拿出一百来；这样，每隔一段时间拿出一百，不等到月末，香囊里就会剩下二百，挥霍一百，把最后的一百送回去，结果仍然是一样：‘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窃贼。挥霍了两千九，可仍然还回去一百，窃贼连一百也不会还。’他终于把这最后的一百也挥霍掉，他会看着这最后的一百说：‘这一百也的确不值得还了，挥霍掉算了！’我们所了解的真正的米佳-卡拉马佐夫是会这么干的！香囊的神话跟现实的矛盾极为明显。可以有各种推测，不过他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伊波利特依次分析了法庭调查所了解到的卡拉马佐夫父子财产争执情况和家庭关系，一再得出结论，说根据已知资料毫无可能弄清在分割遗产的问题上是谁骗了谁，是谁侵吞了谁，在谈到使米佳念兹在兹的三千卢布时，提了一下医学鉴定。

  

 

附注：

1. 传说天鹅临死前要唱歌。这种说法由来已久，纪元前六世纪的伊索寓言里就已提到。这句成语常用来指才华的最后展现。

2. 根据1864年的司法改革，俄国推行公开审案的陪审制度，而本书写的正是这个时期，故云。

3. 指的是兰茨贝格案件，兰茨贝格1879年被指控杀害七级文官弗拉索夫和小市民谢梅尼多娃。

4.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在第三幕第一场的独白。指对死后阴间生活的疑虑。

5. 普希金献给密茨凯维奇的诗的第一句。

6. 见陈殿兴等译《死魂灵》，湖南文艺出版社版第281页。

7. 引自杰尔查文的颂诗《上帝》（1874年）。

8. 我们死后水漫全球也无妨（法文），意思相当于我国唐朝诗人罗隐《自遣》里讲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据说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说的，但有回忆录说此话是路易十五的女宠臣蓬巴杜尔侯爵夫人为了宽慰路易十五因法军在罗斯巴赫失败而感到心情沮丧说的。

9. 从上下文里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阿廖沙的二哥伊万。下文里检察长仍然把伊万当成了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