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证人的证词。囡囡
开始询问证人了。不过我们将不像迄今为止那样详详细细地讲述询问过程了。因此我们就略去侦查员提醒每个被传讯的证人必须诚实提供证言,以后还要为这些证言宣誓负责;最后还将要求每个证人在其证言记录上签字,等等,等等。我们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询问者全神贯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那三千卢布的问题,即米佳一个月前第一次来莫克罗耶狂欢时带来的是三千还是一千五,昨天第二次来狂欢时带来的是三千还是一千五。唉,所有证言无一例外都是反对米佳的,没有一个证人是支持米佳的。有些证言甚至提出了一些几乎令人震惊的新事实来推翻米佳的供词。第一个被询问的是店东特里丰。他在询问者面前不仅毫无惧色,而且对被指控者义愤填膺,因而显得异常诚实自尊。话很少,沉着,不问不说,回答问题准确周到。他斩钉截铁地证明,说一个月前那次花的钱不能少于三千,说这儿的庄稼人都能证明听卡拉马佐夫先生自己说过“只扔给吉卜赛女人的就有好多钱。大概超过了一千。”
“也许不到五百呢。”米佳板着脸反驳说。“不过我当时没有数,醉了,可惜......”
米佳这次是侧身坐着,背对着帷幕,脸色阴沉地听着,那神态是忧郁疲倦的,好像在说:“愿意怎么证明就怎么证明吧,如今已无所谓啦!”
“给了他们一千多,卡拉马佐夫先生。”特里丰斩钉截铁地反驳说。“您不该这么扔,可他们却捡走了。这些人都是些小偷、骗子、盗马贼,他们被从这儿赶走了,要不他们自己会证明他们挣了您多少钱。我当时看到您手里拿着许多钱——数倒是没有数,您没有让我数,这是实情——可是凭眼睛估量,比一千五要多很多...... 哪儿止一千五呢!我们也见过钱,会估量......”
关于昨天的钱数,特里丰直截了当地说,米佳昨天一下马车就对他说过带来了三千。
“得啦,特里丰,”米佳反驳说,“难道我真说过带来了三千?”
“说过,卡拉马佐夫先生。当着车夫安德烈的面儿说的。安德烈在这儿,还没有走,把他叫来嘛。在大厅里欢宴合唱队的时候,您直截了当地喊在这儿要撂下六千啦。这是指的跟上次花的钱加在一起,应当这么理解。斯捷潘和谢明听到过,卡尔加诺夫先生当时站在您旁边,也许他们也记得......”
关于六千的证言,受到询问者们的异常注意。他们很喜欢这新的证据:三加三等于六,这就是说,当时的三千加上现在的三千正是六千,结论显而易见。
传讯了特里丰所举出的庄稼人斯捷潘、谢明和车夫安德烈以及卡尔加诺夫。庄稼人和车夫毫不含混地证实了特里丰的证言。另外,还特别记下了米佳在路上问安德烈的“我米佳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在那个世界里会不会宽恕我?”“心理学家”检察长含着微笑听完,建议把米佳问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话也归到案卷里去。
被传讯的卡尔加诺夫进来的时候是不情愿的,板着脸使性子,跟检察长和侦查员谈话时像跟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似的,而他跟他们本来都是老相识,天天见面。他一张嘴就说:“这些事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可是关于六千的话,他竟然也听到了,他承认当时站在旁边。他看到米佳手里有钱,“但不知道有多少”。关于波兰人偷换牌一事,他给予证实。关于把波兰人赶走以后米佳跟格鲁申卡的关系是否好转一事曾一再问他,他证实说确有其事,格鲁申卡亲口说爱他。关于格鲁申卡,他谈的很少,而且态度是尊重的,好像她是上流社会的一位贵夫人,甚至一次也没有直呼其名。尽管这个年轻人明显不愿作证,检察长仍然问了他很久,只是从他这里得知了构成米佳这一夜所谓“罗曼司”的事实的详情细节。米佳一次也没有打断卡尔加诺夫的话。年轻人终于被放走了,他离开时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慨神情。
也询问过两个波兰人。他俩尽管在那个小房间里躺下了,可是一宿没睡着。当局到来之后,他们马上穿好衣服,准备停当,他们自己明白一定会传讯他们。他们出现的时候带着自尊的神态,尽管心里也不免有些恐惧。主要人物,即那个小个子,是退休的十二级文官,在西伯利亚当过兽医,姓穆夏洛维奇。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原来是自行开业的牙科医生。他们一进屋,尽管是侦查员涅柳多夫问他们,他们却对着站在旁边的警察局长马卡罗夫回答,错把他当成了这里为首的主要官员了,说每句话都要称他一声“上校先生”。这么做了几次,直到马卡罗夫本人纠正以后,他们才明白只应对侦查员涅柳多夫回答问题。原来他们的俄语讲得非常非常正确,只有一些词发音不准。穆夏洛维奇先生一开始热烈高傲地谈到他对格鲁申卡过去和现在的态度时,米佳立即火冒三丈,喊起来,不允许“坏蛋”在他面前这么说话。穆夏洛维奇立即提请注意“坏蛋”一词,要求记录下来。米佳怒不可遏,喊道:
“坏蛋,坏蛋!记下来吧;尽管要记录,我仍然要喊他是坏蛋,把这点也记下来!”
侦查员尽管做了记录,却在这种不愉快的场合表现出了最值得赞扬的求实精神和应变能力:严厉训诫过米佳之后,自己也马上停止讯问爱情方面的问题,尽快开始问实质问题。在问实质问题时,波兰人的一个证言激起了询问者们的极大兴趣:这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米佳收买穆夏洛维奇先生,提议给他三千卢布补偿费,七百卢布马上给,剩下的两千三“明天早晨在市内”给;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声称:在莫克罗耶这里,他没有这么多钱,钱在市内。米佳刚激动地否认说过第二天在市内一定给,弗鲁布列夫斯基先生就出面证实穆夏洛维奇先生的证言。米佳想了约一分钟,便皱着眉头承认,说情况可能像两位波兰先生讲的那样,因为他当时心情激动,的确会这么说。检察长盯住了这段证言:对侦查者们来说已事实清楚(后来就做出了这种结论):米佳弄到的三千卢布,一半或者一部分的确可能藏在市内某个地方,也许甚至就藏在莫克罗耶这儿的什么地方;这样,也弄清了使侦查人员伤脑筋的一个情况——米佳手里只有八百卢布,这个情况迄今为止一直是唯一的尽管是相当微不足道的对米佳有利的证明。如今这唯一对米佳有利的证明被推翻了。检察长问他,既然断言一共只有一千五,但却信誓旦旦地对波兰人保证一定要付清所欠的钱,那么,这所欠的两千三,他准备上哪儿拿呢?他明确回答说,他打算第二天不给“波兰佬”现钱,而是给他切尔马什尼亚产权证件,就是曾向萨姆索诺夫和霍赫拉科娃提供过的那些。检察长听了这“天真的狡辩”不禁哑然失笑。
“您以为他会同意拿这‘产权’顶二千三百现钱?”
“一定会同意。”米佳热烈地断言。“他用这些文件能捞到的不止是两千,而是四千,甚至六千呢!他马上会纠集一帮律师、波兰佬和犹太佬,那就不是三千啦,而是要把整个切尔马什尼亚从老头子手里夺过来。”
不言而喻,对穆夏洛维奇的证言做了最详尽的记录。然后就把这两个波兰人放走了。关于偷换牌的事,几乎没有提。侦查员涅柳多夫已经非常感激他们了,不愿再用鸡毛蒜皮的事去惊扰他们,何况这不过是喝醉后玩牌的一次无谓争吵。这一夜纵酒胡闹的事有的是...... 所以骗去的二百卢布就留在波兰人衣袋里了。
随后传讯了小老头马克西莫夫。他进屋时怯生生的,迈着小步,衣冠不整,满脸愁容。他一直在楼下默默坐在格鲁申卡身边,“不断对着她唉声叹气,用带格的蓝手帕擦眼睛”——警察局长马卡罗夫后来这么讲。格鲁申卡只好自己平静下来去安慰他。小老头儿马上含泪承认,自己不该“因为穷”借了卡拉马佐夫先生十卢布,表示愿意偿还...... 因为拿到借款时他离米佳最近,能够看请米佳手里有多少钱,所以侦查员问他看到卡拉马佐夫先生手里有多少钱,他毫不迟疑地说有“两万”。
“您从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两万没有?”侦查员笑了笑问他。
“怎么,看到过嘛。不过不是两万,而是七千,那是我太太把我的田庄抵押出去的时候。她只让我从远处瞧了瞧,她在我面前炫耀过。是很厚的一沓子,全是面额一百卢布的。卡拉马佐夫先生手里拿的也是面额一百卢布的......”
他很快就被放走了。终于该传讯格鲁申卡了。侦查人员显然担心格鲁申卡的出现会引起米佳骚动,侦查员甚至还低声规诫了米佳几句,米佳作为回答默默低下了头,表示“不会制造混乱”。警察局长亲自把格鲁申卡领了进来。她进来时神色严肃,面带愁容,看上去几乎是平静的,轻轻坐在指给她的侦查员对面的那把椅子上。她脸色很苍白,似乎感到冷,她严严地裹在自己那条漂亮的黑披肩里。她的确当时感到寒热病引起的轻微寒颤——她从这夜开始得了持续很久的寒热病,这是寒热病开始发作。她的端庄的表情,率真严肃的眼神和稳重的举止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侦查员涅柳多夫甚至一下子有些“走神儿了”。他后来在有些地方讲起这件事时承认,只是从这次见面他才懂得这个女人多“好看”;以前尽管见过多次,他总认为她不过是个“县城高等暗倡”一类人物。“她的风度不亚于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他有一次在女士中间兴奋地冒了这么一句。太太们听了无不义愤填膺,立即就叫他“淘气包” ,他感到甚为得意。格鲁申卡进屋,只是无意似地瞥了米佳一眼。米佳则不安地看了看她,她的神态马上使米佳放心了。侦查员问过几个必要的问题并做了一些规诫之后,尽管有些结巴但却保持着极有礼貌的神态问她跟退伍中尉卡拉马佐夫先生是什么关系。她明确地轻声说:
“我的熟人,一个月来是作为熟人接待他的。”
对进一步的追问,她直截了当而且十分坦率地声称,尽管她“有几个小时”喜欢过他,但并没有爱他,可是“出于可恶的恨”迷惑过他,也迷惑过那个“老头子”;看到他很嫉妒费奥多尔和别的人,只是感到很开心。从来也没有想到费奥多尔那里去,只不过是耍弄他而已。“这一个月,我的心思不在他俩身上,我在等着另一个人,他曾负心...... 不过我想,”她末了说,“你们毫无必要问这些事情,我也毫无必要回答,因为这是我的私事。”
侦查员也立即接受意见,不再追问“感情”方面的问题,立即转入严肃问题——仍然是关于三千卢布的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格鲁申卡证实,一个月前在莫克罗耶的确花了三千卢布,尽管她没有算过,可是听卡拉马佐夫先生亲自说过。
“他是单独跟您说的,还是当着谁的面儿,还是他对别人说您听到的?”侦查员立即进一步问道。
格鲁申卡回答说,她当众听到过,也听他对别人说过,也单独听他谈过。
“单独听他谈过一次还是不止一次?”侦查员又问。
格鲁申卡回答说听到过不止一次。
检察长对这种供述很满意。从进一步的询问中也获悉,格鲁申卡知道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她说是卡拉马佐夫先生拿的卡佳小姐的。
“您一次也没听说一个月前花掉的不是三千,而是少些吗?没听说过他藏起来整整一半吗?”
“没有,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格鲁申卡回答说。
进一步询问甚至表明了相反的情况:米佳一个月以来常常对她说自己一分钱也没有。“一直在等着从父亲那儿得到钱。”——格鲁申卡最后说。
“他当您的面儿或者顺嘴或者在气头上没有说过要侵害他父亲的生命吗?”侦查员猛然问道。
“咳,说过!”格鲁申卡叹了口气。
“一次还是好几次?”
“说过好几次,都是在气头上。”
“您相信他做得出来吗?”
“不,从来也没信过!”她毫不含混地答道。“我相信他的高尚品格。”
“先生们,请允许,”米佳忽然喊起来,“请允许我当着你们的面儿跟格鲁申卡女士说句话,只说一句。”
“说吧。”侦查员允许了。
“格鲁申卡,”米佳从椅子上稍稍抬起身子来说,“相信上帝,相信我吧,昨天我父亲被杀,跟我没有关系!”
说完,米佳又坐到椅子上。格鲁申卡站起来,虔诚地对着圣像画了一个十字。
“主啊,感谢你!”她用热烈、感动的声音说,没等坐到椅子上便转身对着侦查员补充了一句:“相信他现在说的话吧!我了解他:他瞎吹倒不假,他那是为了开玩笑或者由于倔强,可是他从来不昧着良心骗人。他不说假话,相信他吧!”
“谢谢你,格鲁申卡,你给了我精神支持!”米佳用颤抖的声音回应道。
问到昨天的钱时,她回答说不知道有多少,可是听他昨天多次对人说过带来了三千。至于这钱从哪儿来的,他只对她一个人说过是“偷”的卡佳小姐的,她当时回答他说他没有偷,明天必须把钱还给人家。检察长追问:他说的哪些钱是偷的卡佳小姐的,是指昨天的那些还是指一个月前在这儿花掉的那些?格鲁申卡说他指的是一个月前花掉的那些,她是这么理解他的话的。
格鲁申卡终于被放走了,侦查员立即告诉她可以马上回城,而且他愿意尽力协助,例如需要安排马车啦,需要派人护送啦......他愿意......
“非常感谢,”格鲁申卡对他鞠了一躬,“我跟那个小老头儿地主一起走,我把他送回去。暂时——假如你们允许的话——我就在楼下等等,看你们如何处理卡拉马佐夫先生。”
她出去了。米佳是平静的,甚至显得朝气蓬勃起来,不过这只持续了一分钟。他一直有一种奇怪的疲倦无力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他的两眼疲倦地闭上了。证人终于询问完了。人们已着手记录的最后定稿工作。米佳站起来,离开椅子朝墙角的帷幕走去,躺到蒙着地毯的主人家的大柜子上,转眼睡着了。他做了一个跟当前的时间和地点毫无联系的怪梦。他好像乘马车走在草原上,在他好久前服役的地方,马车走在泥泞的路上,两匹马拉车,还有个赶车的庄稼人。米佳觉得有些冷,那是十一月初,飘着湿漉漉的鹅毛大雪,雪花落到地上立即就化了。庄稼人剽悍地赶着车,潇洒地挥舞着鞭子,长着淡褐色的大长胡子,并不老,五十来岁,穿一件灰色粗呢无领上衣。不远的地方是一个村子,可以看到黑糊糊的农舍,一半农舍遭过火灾,只有一些被烧焦的木柱子矗立在那里。村口路旁站了许多农妇,一大排,全都瘦弱不堪,脸色黧黑。靠边的一个,尤其瘦弱,瘦得皮包骨,高个儿,看上去有四十多,也许才刚刚二十,脸又长又瘦,怀里抱着一个哭叫的孩子,她的乳房一定已经干瘪,一滴奶也没有了。孩子不停地哭叫着,小手儿伸在外面,裸露着,握着小拳头,冻成了紫色。
“她们在哭什么?她们为什么哭?”马车从旁边飞驰而过的时候米佳问道。
“囡囡,”车夫答道,“是囡囡在哭。”米佳觉得惊讶,车夫把婴儿用庄稼人的叫法叫做“囡囡”。他喜欢庄稼人的这种叫法:这种叫法里怜悯心似乎多一些。
“他为什么哭呢?”米佳像傻瓜似的追问。“为什么他的手露在外面,不给他戴手套?”
“囡囡冻坏了,小衣裳冻透了,不暖和。”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傻米佳继续追问着。
“这些可怜的遭受火灾的人们,没有饭吃,求过往行人救济......”
“喂,喂,”米佳好像还没明白,“你告诉我:遭灾的妈妈们为什么站在这里?为什么人们穷?为什么囡囡穷,为什么草原光秃,为什么他们不拥抱、不亲吻,为什么他们不唱欢快的歌,为什么他们被黑色的灾难折磨得脸色黧黑,为什么他们不喂孩子?”
他觉得自己问得没有理智、没有意义,可是他觉得一定要这么问,必须这么问。他还觉得心里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情,他想哭,他想为所有人做一件事,以使囡囡不再哭,以使囡囡的又瘦又黑的妈妈不再哭,以使今后谁也不再流泪,他想马上就做,无论如何决不拖延,带着卡拉马佐夫家的不顾死活的蛮劲。
“我跟你在一起,我如今再不离开你啦,一辈子跟着你。”耳边响起了格鲁申卡亲切多情的话语。他的心燃烧起来,要去追求光明,他想活下去,不停地走,去找一条道路,去追求在远处召唤的光明,快,快,现在就动身,刻不容缓!
“什么?上哪儿?”他喊了一声,睁开眼睛,坐在大柜子上,像从昏迷中醒来一样,快活地微笑着。侦查员涅柳多夫站在他面前,请他听听记录,以便签字。米佳猜想他已睡了一个多小时了,他没有听涅柳多夫说什么。他惊讶地发现头下面有个枕头,他疲倦地倒到这大柜子上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枕头啊。
“是谁给我的头下面塞了个枕头?谁这么好?”他喊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和感激,他感动得哭起来,好像有人给他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这个好人后来一直没有找到,大概是哪个见证人,也可能是侦查员的书记出于同情吩咐人这么做的,可是他却感动得热泪盈眶,心潮沸腾。他走到桌子前面,声称愿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我做了一个好梦,先生们。”他有些奇怪地说,脸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焕发着喜悦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