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to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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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在美国神经内科训练的三年：磨练与归属
司徒
1993 年年初，我正式入职亚利桑那。
训练基地干净得像四星级酒店。那时医生几乎清一色白人，我算那批里较早的海外医生。
第一天见训练主管 Dr. L：
“我们这儿的医生都要 nice。谁不 nice，你告诉我。我们不允许不 nice。”
随后认识了 Dr. A（耶鲁 MD/PhD，行为神经学）。
他盯了我一眼：“要打领带，不然像实验室技师。”
说实话我不爱戴领带，只要 Dr. A 不在我就干脆不戴了。
还有 Dr. L.A.——他自称法国人，其实是墨西哥裔，后来入了美国籍。
英文说得很快、带混合口音，特别爱跟我聊天；
查房常常从东扯到西，一聊到晚上八九点。
有时我会说：“Dr. L.A.，我得去看病人了。”
他笑：“慢慢来，不要急。”
我还曾跟 Dr. L 小抱怨过，心里担心他会给我差评。
结果看到他写的评语非常好——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误会他了。
有一次查房，一个发烧、意识混乱的病人，大家都没头绪。
我在实验室用一台老式显微镜看了**一滴脑脊液（CSF）**的涂片，一眼就看到巨细胞（Giant Cell），我脱口而出：“Giant Cell。”
Dr. A 当场站起来：“你从哪儿学来的？”
我说：“以前学过血液病。”
他点头：“那就对了——考虑血管炎（vasculitis）。”
从那以后他对我格外照顾。扎实的基础，会在关键时刻点亮诊断之路。
小插曲：1994 年入籍
那年我请了一天假，早上查房前说：“今天我得去移民局——加入美国国籍。”
Dr. R 微笑着、带一点 English accent：“这是好事，代表你可以留下在美国了。”
Dr. L 打趣：“那你什么时候把中文口音去掉啊？”
Dr. A 很认真地说：“一般人要是十五岁以后才来美国，几乎不可能完全去掉原来的口音。”
大家都笑了。口音也许还在，但归属感已经落地。
那三年我也结识了不少同伴：
• M 医生（女，D.O.）：当年 D.O. 常被偏见对待，但她特别耐心，很多操作都手把手教我。
• F 医生（男）：快 50 岁才转读医学院、改走神经内科，毅力惊人。我前几年查到他八十多岁还在行医。
• J 医生（男，中西部）：放弃强度更大的项目，选择阳光更好的亚利桑那。太太刚生孩子，他请了陪产假，那是我第一次见这种制度。
• T 医生（女）：从精神科转来，她说天天听家人互相折腾，头都痛，于是转到神经内科。
后来大家各奔东西。
我常常想起他们，偶尔也会上网查查他们的去向。
也许是他们的命运，加上我的命运，一起造就了今天的我。
还有那位未具名的年轻神经住院医生——我一直记得他。
我这位当医生的使命感，是有道理的。
的确，自从 1995 年底进入独立行医后，三十多年来，我就从没想过放弃。
（下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