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十三

读书数问 （作于1972年）我是个整天跟算盘打交道的人，因为工作关系，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地研究历史。最近读了郭副委员长的新书《李白与杜甫》，的确大开眼界。但是我想，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郭副委员长绝不会为了给世人“开开眼界”而写这本书。那么写书的目的是什么？从一开始浏览到现在已经读完两遍半，这个问题始终在脑子里萦回且问号愈来愈大，逼迫我不得不写写迄今的感想。不过，正因为我一方面对历史的了解太肤浅，二是对此书的写作背景概莫能知，所思所疑是否正确，也该打上大大的问号，此即题名的由来。据说，本书是为历代的诗评家“抑李扬杜”而作。目的很显然，是在“扬李抑杜”。严厉地批评了解放以来的研究者们称杜甫为“诗圣”、“人民诗人”的错误。所谓“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大有为人民立言的姿态。当然啰！作者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表人民说话是完全够格的。可是，由于我先前集过一些邮票，清楚地记得在一套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的邮票里，有一枚印着杜甫画像的两边是付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对联能否解释为称杜甫为“人民诗人”我不知道，但对杜诗的评价应该说无以复加地高。此联仿佛就是郭副委员长题写的呀！它至今还挂在成都草堂公园的过厅门柱上。也许郭副会说那是他十多年前题的，而人的认识在不断发展，通过这些年思想的转变，尤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或者近年闲暇无事，重新钻研古籍，才得出现在对于杜甫的结论。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文过饰非。郭副委员长出书否定自己先前题词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向读者交待一下认识转变的过程呢？读着《李白与杜甫》，谁能相信作者自己在十多年前即认为杜甫是用诗句反映时弊的“圣哲”，如波如澜将民间疾苦涌现笔端的诗人。社会上将杜甫称为”诗圣”、“人民诗人”是否与此相关？据《人民画报》介绍，此书是在六八、六九两年写成的。那时写书，七一年十一月出版也正常。可是书的第一节《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里有一段话：“请问：一位'胡商'的儿子，在短短的期间，何以在文化上有这样的成就？要说是'天才'吧，那只是诡辩，在这里是无法说通的”。大家熟知郭副委员长的政治敏感性。这样的话，我估计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郭是不会说的。而“九·二”七0年八月举行。按照郭副委员长推演古籍的方法，料定成书于“九·二”之后的1971年亦不会错得好凶。同样，郭副委员长的《水调歌头》作于1964年我也有些怀疑。仔细吟味一下： 久慕燃犀渚，来上青莲楼，日照长江如血，千里豁明眸。 洲畔渔人布罶，正是鲥鱼季节，我欲泛中流。 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作为“缘事而发”的诗人来说，这样散乱的写景，于诗歌巨匠的郭副委员长可不大相称。“如血”、“布罶”、“我欲泛中流”以及最后之问，要表达什么深意，更难以理解。此外就是从封建时代的文人中选出“人民诗人”苏涣，也实在没有说服力。据郭副委员长引古书记载，苏的行事，值得现代人钦佩的好像只有“本不平者”这点，换句话说即敢“造反”。然而，他是因为人民的痛苦而不平，还是有感于自身的遭际才愤愤？甚或由于杜甫等人对他推崇备至，乃至觉得自己一定是出将入相之材而煽动造反，以期改朝换代，实现个人欲望的呢？毋庸讳言，在封建社会里，真正来自人民的诗，一定不会被统治者允许流传。这也许是苏涣的诗迄今所见不多的原因。就像郭副委员长说的，“如果真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杜甫不仅不能成为'诗圣'，恐怕连他的姓和名都早已销声匿迹，或者遭受到一千多年的'乱臣贼子'的骂名了。'超越自己的阶级'，真真是谈何容易！”反过来，我又要问，既然杜甫是一个“数问夜如何？”以至“每饭不忘君”的封建统治者的忠实走狗，那他为啥又要对一个与他站在对立面的，时时刻刻想推翻封建统治的“人民诗人”投出橄榄枝呢？再说，流传下来的苏涣《变律诗》，除了第二首有句把似乎提到劳动人民外，其余都看不出他“深知民间疾苦”在什么地方。而且，依我看，就是这第二首，着眼点也在“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上。是为自己报不平的。郭副委员长仅仅以这寥寥三首诗，就要投苏涣是“人民诗人”的票，人民又安能不问个所以然？书中引了第三首《变律诗》：“毒蜂一成窠，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认为“挟弹儿”很可能就是李白。有读至此，不得不惊惶！书的全篇没有提及苏李打过交道，而且李白又哪里拿过弹弓去打“毒蜂窠”暗示的政治舞台？李白在长安宛若“酒中仙”。对那段时间的生活始终念念不忘，赞不绝口。他被“刺金还山”，看不出是被毒蜂“起而围攻”。哪怕被囚系寻阳以后，还一直为权臣贵宦所保护、引荐。即使长流夜郎时，也不同于其他犯人，沿途有地方官妥为照料。几乎每到一地都有诗酒唱和。最令我神经过敏的是，倘若这一节写在1971年的九、十月间，那更值得推敲。因为那段时间我仿佛记得郭副委员长被派赴伊朗作特使，因为“生病”没去成。说到这里，我也想问一问，郭副委员长为什么要“扬李抑杜”？是不是因为自己与李白“同是蜀人，同为诗人，又同样不合乎流俗”呢？还是因为李白的家世同郭副委员长“有点相仿佛”？甚或至于是因为李白的作品像郭副委员长一样“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虽然郭副委员长在文革伊始时曾经说他原先的作品统统应该烧毁。但我怀疑这话是否出于真意。请看：“唐玄宗眼里的李白，实际上和音乐师李龟年、歌舞团的梨园子弟，是同等的材料。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曾经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輕也”（40页）“像这样的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45页）“李白虽然没有齐澣那样的才干，他生在这样的时代，而又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尽管他有'兼善天下'的壮志，要想实现，岂不完全是个梦想？”（50页）“然而，他们是把实际情况估计错了。玄宗和肃宗父子之间的冲突，这个新因素，他们没有料到”。（58页）等等。这些话岂不都是明显地替李白发牢骚（抑或郭自己的牢骚？）就以上引50页那段文字，郭副委员长是研究历史的，不会不知道历史上的文人、学士们在未“得志”，也就是没当上达官显贵前，总是要对上层发些牢骚；而一旦得志，又有几个确能兼善天下呢？书中所引的高适即是个明显的例子。他的诗吟得头头是道，但身居高位，有了实权，又替广大劳苦人民做了哪些好事？再如苏轼、白居易这些一度当地方一把手的，倘若在其任上少去寻欢作乐、饮酒赋诗、携妓宴游，制作什么苏堤、白堤之类，而致力于替农民兴修水利，造桥铺路，輕敛薄赋，人民岂不是要活得像样些！谈到这里，也许郭副委员长会说，我只是批评“抑李扬杜”，并没有“扬李抑杜”呀！是的，书中并没有“扬李抑杜”这句话。但从通篇看，《关于李白》和《关于杜甫》相对照，作者对李白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对杜甫却十分苛刻。比如谈到李白信道、喝酒“读李白的诗使人感觉着，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有醉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94页）我们不知道郭副委员长何以晓得哪些诗是李白醉时所写，哪些又是没喝酒写的。又如说“诗中言妇人，特别是歌伎、侑酒之类，是封建时代的恶习，李白与杜甫都未能脱出这个泥沼。”是的，非但二人在当时无法摆脱，就是郭副委员长留学东瀛，感受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即将到来之后，也未能脱出“泥沼”吧？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像这类诗，是李白写得多，还是杜甫写得多？杜甫的“三吏”、“三别”自然不能称作“超越了自己的阶级”。但毕竟反映了劳动人民遭受的痛苦。而且敢于写出“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鲜明对照。我觉得总比对这些痛苦视而不见，光发个人牢骚要好吧！李白生在与杜甫的同一时代，安史之乱时也曾“南奔”，未必老百姓的遭遇他一点也没看到？再举136页“哥输翰固当谴责，但只谴责他一个人，那是对更上级的负责者开脱罪行。在这一点上，杜甫是有意识的。他有时也骂骂'小吏'，而为'大吏'大帮其忙。请读他的《遣遇》一诗吧：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他把横征暴敛，苛差劳役的暴政，归罪于在下的奸娟小吏，而说在上的贵人是仁慈的。这和《新安吏》中的“仆射如弟兄”是一样手法”。杜甫生在那样的时代，当过并无实权的小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毫不奇怪。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是否应该用相同条件下的个人行动来判断？同时代，处在相似地位的诗人，路见不平，是能够骂骂小吏的好，还是连小吏也不骂，一味饮酒作乐，狂欢度日，或至多发些个人怨愤的好呢？至于说“旧时的乡村酒店，爱在灯笼或酒帘上写出'太白世家'或'太白遗风'等字样，这是对于李白的自发性的纪念。”进而断言这代表了人民的“喜爱”和“选择”，我看更不竟然。这些招贴、广告式的东西，就像四川的铁匠铺也要在打造的剪子上镌出“王麻子刀剪”一样，不过是为了说明自己酿的酒好，欢迎“酒中仙”来品尝而已。如果说那样的灯笼、酒帘也算“人们自发性的纪念”，那么旧时乡村农户门上贴个凶神恶煞都不是为了避邪，而是“喜爱”或“选择”啰？总之，我读了《李白与杜甫》，觉得立论过于牵强。郭副委员长总想标新立异，但事事揣摹上意，画虎不成反类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