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一

照相

 

1968年，我周游列省回到成都大哥家。本来归心似箭，怎奈路途因武斗阻隔，无法返程，只能一天天在不可名状的烦燥中混日子。有天大嫂问我：“六弟，你们照不照相？”我不明白照什么相，以为又像去年刚来成都，她要蕙跟六叔合影一张，娇气的姪女死活不肯，因此瞪着眼睛没有回答。“要照的话，这相机里还有些胶卷，你和小王拿去照了耍嘛！”原来是大哥新近借了一部135相机，上上周一家人到公园里游玩摄了10多张。那剩下的一半把已摄的都卡在里面，冲洗不得，而这个星期天哥嫂也没空再出去消遣。王承诚和崔涛头两天还陪我爬了峨嵋山。大嫂知道我这朋友难得出来。这不是送来的惊喜吗？然而为了谨慎起见，我回答等问问两人再说。

下午再见崔、王，我照样卖关子“照不照相？”等二人同样瞪着眼睛，才道出机遇。两友身处山旮旯，第一次来省城，各公园的摄影部均因文革而关闭，正愁没能留下一张置身其中的风景照就要匆匆离去。此不啻天赐良缘也！三人立即计议好明天的游程。看两人激动的样子，恨不得当天夜晚马上从宇宙中消失，好尽快踏入那向往的一天。我的心情更是无以言表，第一次玩相机，第一次当摄影师，第一次为朋友做这么大的好事，那该是分别前最最快快乐乐的欢聚呀！晚上大嫂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使用相机。从光圈的大小到快门的设定，以及采光、取景等等都一一交待。并拿出一张光线与光圈的对照表供我参考。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走出街口就见到崔、王。周围笼罩着晨曦的都市雾气。边走边谈到达人民南路广场时，欲待喷薄的朝阳只在皇城左角的灰色天空划出一道道红线。那座雄伟的建筑，四川人称作“小天安门”，我们没有预料到半年以后会作为“李井泉独立王国象征”而被铲平，代之以伟大领袖向四川人民挥手的塑像。仅仅是因为从历史教科书或唐诗里读到成都这个名字，就也知道那里有个刘备的皇城。应该说那是成都当年的标志性建筑。在我们计划的留影镜头中，这里离住处又最近。何况，我天真地揣度，还就着清晨灿烂的阳光呢！

都市人完全不是我们原先在乡下想象的那样懒。可不是吗？天还不亮，蹬三轮的、拉架子车的、装肉送菜的便忙碌起来。莫说那时已经七点过，广场上更是车水、人流不息。因为红色城楼前面正是两条对称的大街——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相通的过道。需要上班、开会、进餐、购物......一应杂事的人们熙熙攘攘地奔忙着。我揿着相机东晃一下，西比一下，视镜里总甩不开那些穿来穿去的分子运动。要是取高些吧，那就只能照出朋友的胸部以上，看上去有如高高的城墙挂着两颗示众的头颅？再说太阳还没出来，映衬中的红线在城楼上方宛如探照灯般对着镜头也影响曝光。倘若改在下午，落日的余辉从右前方直射红壁，人的形象和背景岂不更好。我们一边商量，一边拍了两张不抱任何希望的试验品，一致决定留出胶卷傍晚再来。

离开嘈杂的广场，兴致勃勃地来到人民公园。里面所有独具特色的假山、池塘、盆景和园门洞都闪了一张。特别从各自心目中认为最能表现的角度，选取万绿丛中耸起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之所以说是心目中，乃指从四面八方的不同部位，三个人轮换观察，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的角度。崔、王站在一块草圃上，我则单脚跪在七米远的地方，双手举起相机。二人用严肃的眼光看着我，并不是装出来的严肃，而是十分自然的，与身后苍翠无华的梧桐相适应的严肃。被摄者的左上方，两棵树冠交衔的凹处托着一座平台，蓝灰色的石碑就从这周围筑有护栏的方台仰向空中。碑尖顶着的一簇白云，正好使其不至于和灰蓝色的天空混淆。要是当年为保路牺牲的烈士们看到这生动的画面，看到我那两个忠实朋友的表情，一定会感动得流下泪来。两个与他们素眛平生的青年，在半个世纪后的幸福生活中，如此虔诚地哀悼他们，这比起那些刮削了包括他们在内的人民无数钱财，然后从腰包里輕輕掏出几文，假惺惺地为他们立个纪念碑的人来，又是多么不同。

还没有享够一毛五（三个人）游园票的价值，我们退出公园，匆匆忙忙地吃了碗豆花饭，行至锦江岸边。锦江宾馆是当年最舒适、最漂亮、最现代化的涉外旅店。其主楼一共九层，据说是整个西南地区最高的建筑。向南俯瞰，隔着蜿蜒的绿水是树木苍郁、楼台隐现的华西医学院。门前为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向北能望到朱红耀眼的“小天安门”，往南跨过中间被花圃分隔的锦江大桥，车道延伸，缩夹成一点至田园阡陌的郊区，在兰天与绿毯的交接处消失。路的两旁种了一排排整齐高大的桉树。宾馆门前和桥头立着乳白色奶头状组成花冠形的路灯，与火炬形的红灯相间。三幢方块大楼围成一个庭园，修剪得齐齐整整的冬青，园锥形的杉柏，花草，果树，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色。街旁则是冠型很大的梧桐，加上毗邻的锦江礼堂、锦江中学、锦江......，使这一带比锦江还锦。无愧于古人发明的“锦上添花”这句成语。当然，这一切在今天是如此普通。但在那个年月，尤其是才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殍遍地不久，来自贫困地区的贫穷青年眼里，是何等的奢侈啊！

憨厚的崔涛站在桥头对着相机，我发觉其心情异样紧张，脸做作地侧向太阳，黑黝黝的皮肤发出强烈反光。这是一张标准的瓜子脸，高高的鼻梁，清晰的眉毛由于棱骨微突而细长，就像女孩子家描过那样。然而颧骨略高衬托出的凹陷眼睛却决不女性。那园睁的双眼射出探照灯般的锐利目光。假若你心怀鬼胎，接触这目光，便会感到它如洞穿一切，刺透肺腑的两把利剑。

崔涛与我只能算是“表同学”。初中一个在米易，一个在会理。崔毕业后考入新设立的西昌地质学校，与庆麟、承诚同学，特别与后者要好。地校解散后崔回老家，因为出身不好，又是孤儿，被安排到个工分值（强劳力每天能挣）三、四毛的生产队当会计。一年除计些工分补贴外，每天仍然得日出而作“修地球”。哪有修饰面容和拍一张幽雅生活照的时间和情趣。这次出来，崔曾向我借了一件毛背心，承诚递上自己的眼镜，刚理的头发第一次吹了吹，到相馆里照了张微侧的标准像。这张一寸照片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我拿着崔送的一张问大哥，猜猜该朋友干何行当。大哥说，不是大学生就是在县以上城市或工厂当干部的。我立即发出所有得胜者班师回朝都能展现的那种微笑。大哥知道错了，咀还不服输“要不是才怪呢？你说他是干啥的？”我说这是个“二哥”（那年头城里人称农民为“娈二”）“北京的差不多。”大哥说。我说是家乡山沟里的。大哥根本不信，硬说我开玩笑。临走前崔把照片放大成四寸，又配上镜框。与电影画报封面上赵丹的剧照有得一拼。

言归正传，又回到桥上。我把相机从右眼放下，指挥崔把脸向左偏些，自然一点，“别那么紧张嘛！”我理解，其所以紧张是怕这样难得的机会留下不艺术的形象。要知道背景是多么富丽堂皇！莫不是若有所思中，身后如他一般辛勤劳作的人创造的成果，今天有可能拴到自己身边，虽然拴者与被拴者显出的依旧是影象。比起那些终日为这些高楼、园艺流血流汗，却一辈子瞅不到它一眼的人，毕竟幸运得多。

顺江而下，我们又分别以望江楼、薛涛井，及三人中谁认为有意义、有代表性的建筑为背景各照了一张。当然，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计算胶卷存留的张数，而不是像今天人们拎着手机想照啥就照啥。末了，在晚饭以前，我们又赶回皇城完成预定的最后两张。

“可惜这时候到处都关门了。要不是今天就拿去冲出来多好！”

“对。不过不要紧，朗中，你明天就拿去冲，洗好以后每样都给我们寄一张来。”二友各说了一句。我们一面走一面说了好些话。我的话无非是叮嘱朋友一路小心，回去后马上来信，因为二人已经买好第二天的车票。

我很晚才回到大哥家，把相机交出，洗罢脸、脚就睡了。一整天的奔走，若不是与朋友相聚，一直处在兴奋中，单就我的跛脚而言也会受不了。一倒床，瞌睡虫就爬上他的鼻梁。昏昏沉沉中，似乎有人偷偷地打开了相机的皮套、底盖，拿去他们辛苦一天小心服侍的胶卷，甚而至于连我可爱的姪女也要拐走。盗贼抓住小蕙的时候，还搜了她的荷包，说“怎么是空的？”我扑过去抢蕙，抢胶卷。可是双手被捆住，动旦不得。一翻身又人事不省了。

第二天也很好睡，忽然觉得背心痒酥酥的如虫子爬过才醒来。睁开眼，小蕙扒在床沿，手伸进被窝，脸上挂着狡黠的微笑。见我一动，手急着缩回，笑出声来嚷道“六叔好懒啊！六叔好懒啊！”一面举手用食指在脸上向着我刮。其时已日上三杆，大哥大嫂自然上班去了。

中午，大嫂一回来就笑着对我说“你们昨天照的像全完了......”“咋个？都花啦？”我不等大嫂说完就急着问。“不是。这个相机有颗螺丝掉了。我同你大哥昨晚打开底盖一瞧，胶卷盒里空荡荡的。旋钮车去车来胶卷都不动，一张也没用上。星期天小蕙我们在公园里照的也浪费表情了......整筒胶卷倒还可以用。”

啊！怎么说呢？我不记得当时的表情是哭还是笑，不记得回答过什么话，更不可想像两位好友接到我的解释信作何反应。我只能联想这四个月来宛若一场“票价昂贵的电影”式的旅行，进而领悟整个人生，都浓缩在这一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