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章

益门

 

他被调到位于县城北面60里的益门营业所当会计。那里有银行的两个机构。另一个是益门矿区办事处，下辖益门街储蓄所。营业所只负责益门和六华区的农业贷款和两区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而当时的集体农贷少之又少，个户贷款多为成年老账，一部分已成死亡绝户尚未报损而已，因此只设了主任和会计。他的工作无非是接电话和打电话，在支行与信用社之间上传下达，待各信用社的月报出来后并表。主任是原红格新九信用社的出纳张启文，六四年才调入银行，在红格时他们关系就不错，因此一直以小张称呼。小张兼任农金员，经常不在家，他便一人守屋。好在营业所不大，只有一个宽不到四米，深不到六米的门面作营业室。营业室后一个不到10平方的天井，左面一个房间，右面与益门交通管理站隔墙。上了天井是十多平方的偏厦，左边一个房间，右边是三层碉楼。穿过偏厦后墙旁边的小门，又是个小天井，右面是厨房，左面是唯一开了两扇窗的房间，后墙外就不是营业所的领地了。而这居然是解放前益门最大地主的府邸，当然包括旁边交管站的一个门面和两三间房。

小张安排他住后面那间採光最好，面积最大的房间，比起他的行李，活活浪费了百分之七十的空间。房间四壁倒是刷得雪白，地面却是假三合土一一锌矿冶炼后的炭渣加些石灰摸平而成。炭渣吸水性好，雨水天一进屋，踩得呱哒呱哒响，冬天面上一层霜状的青灰。有天夜里他脸上被水滴惊醒，原来是下雨了，赶紧起来挪动床位，才没把被单淋湿。不久他感到腰酸腿疼，膝盖常常僵涩，稍为吃点糕饼之类就拉肚子（那时的糕饼并不油腻）。他想恐怕是从红格燥热之地来到冷湿之地的水土不合吧。益门区下辖之地被喻为“热摩挲，冷白果，益门下村烤炭火”。六五年邓小平视察攀钢，还不是冬天，在益门下车两分钟，连连说“这里太冷了”，问发多少布票，回说跟其它地方一样每人三尺。邓大人说“应该多发点。”此后益门和六华两区每个人的布票比全县其它地区多四尺。

或许是他揭发了胡会计的贪污，或许是杨行长历来怜悯他，“四清”中他成了积极份子，共青团支部还动员他写申请入团，他以“年满”25岁惋拒。而从此他的阅读大变。《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读了三遍。读《共产党员修养》，学雷峰，学王杰。到益门后小张又专门买了《一颗红心向着党》送他，此书是地主家庭出身的新华社葡文翻译谈建华的日记摘抄，自然是希望他这个同样地主家庭出身的学习人家改造思想，走与工农结合道路的榜样。他一心一意以明朝末年于谦的《石灰诗》自勉：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言谈举止，包括跟朋友通信都“革命”不已，以至庆麟私底下对朋友说他“进步了，自己落后了”。

他决心与工农相结合，小张带着他访贫问苦。白果六队一户贫下中农，全家七口住一间土屋，墙壁多处裂缝，用长长短短的树干里外支撑才不至倒塌，上面是茅草盖的屋顶，东一处西一处地透光岂能遮住风雨。屋子里没有床没有被，只有铺在地上的谷草和破棉絮，那几床棉絮还是国家年年“送温暖”发的。两个大人虽说衣可以蔽体，但补丁摞补丁。五个孩子至少两个没穿裤子。鋤头镰刀、揹兜扁担杂乱地占据了偌大的空间，火塘上吊着的铁锅就是一家人的厨房。解放都十七年了呀！

他跟着小张与农民同吃同住，栽秧割谷子都干。小张不但与队干部很熟，社员们（人民公社，农民都称社员）也欢迎，因为小张干农活不在话下，还带着推剪给大人孩子理发。他栽秧既慢又是蛇行状，一顿还要吃人家三四斤洋芋（尽管付定额的伙食费）。农民们好像一天两顿都吃洋芋，且须一干一稀。早饭焖洋芋果果，没有菜，拿起生海椒蘸点盐，咬一口海椒，吃一口洋芋。洋芋也不剥皮，两手一掰一挤，把芋肉送进嘴里，皮和沾着的芋肉丢在一边喂牲口。这种吃法当然很快，有个大家都看不起的懒汉（亦为贫下中农）据说一顿要吃20斤。晚饭是瓜瓜小菜合着洋芋丝丝，汤汤水水下肚。人们倒没有把他等同于懒汉看待，只是说他跛成那样不该下来。

社员们的集体劳动效率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出工拖拖踏踏，约定的吃完早饭十点钟开工，十一点还到不齐，先到的自然要等人齐了才动手。低头插秧伸个十多二十分钟懒腰；不时歇一歇，坐在树荫下吹牛一两个钟头习以为常。队长“收工了”的一声口令仿佛大赦，人可以立马消失。消失的社员并不回家，而是到自留地劳作，天黑下来照干不误。自留地的庄稼尽都比集体田里长得壮。除了年终分红，社员们并不关心集体的事。每个人一天挣的不是工资而是工分。工分不是按出力多少、成效大小，而是看体魄分别强劳、弱劳、妇女、老人、儿童评定。汗流浃背或无所事事一天都是那点工分。指摘别人磨洋工、偷奸耍滑，自己何尝不耍小聪明。何况工分值真不算回事。他们住的白果九队上年在全公社不算最低，每十分也才二毛多，相当于中上劳力一天所挣。年终结算把分配的粮食等等实物作价后，好几户人家要向集体倒补差价。有的困难户（像五个孩子那种）年年倒补，欠集体的金额已很可观。听说益门区有个生产队的工分值只有8分钱。

那个队座落在一个应该说山清水秀的溪涧两旁，山沟里有几棵核桃树，桃树、李子树也有那么两三棵。他俩在生产队会上建议多栽些果树，还有花椒、竹子等等。老年人回答：“那些树怪得很，你不栽它自己会长出来，你一栽它一棵也活不了”。全队21户105口，一半以上是拖鼻涕的小孩。大人孩子从不洗手，抓起洋芋就啃，也不兴烧开水喝，顺手往缸里、桶里，或直接从沟里捧起冷水就喝。哪里是“不干不净，不生百病”，蛔虫几乎个个有，其它病也不少，只不过没有钱看医生，宁死不上医院吧了。身上穿的襟襟绺绺也不补一下。他不明白，这些人自己过不上像样的生活，也不想为孩子留下像样的生活，更没有听谁教其孩子争取像样的生活，却毫不厌足地生出孩子。诚然，他们除了做爱以外哪来稍许高些的享受。

他俩睡在队长家的牛圈楼上。楼面是一根根的原生木条搭在木梁上，哪怕垫了好多谷草，翻个身也会梗着疼。牛在下面一整夜地噗哧噗哧喷鼻子，甩尾巴赶蚊子的噗噗声也清晰可辨。牛屎倒是久闻不觉其臭了。最可恶的是蚊子，只好用外衣包着头，要是用汉衫，蚊嘴都能伸进去。晚上下雨，飘到面上是常事，就只有用油布连头带脚盖住，顾不得能不能出气。也算那时年輕，否则怎么睡得着。

 

 

知道他工作太轻松，几个月后支行撤销益门街储蓄所，将其业务连同粮站、供销社等区一级的存贷款从矿区办事处划入营业所。又增加了一个会计一个出纳，指定他为主办会计。并先后调来一个信用社辅导员，三个农金员。小小的营业所一下变成八个人，不得不把厨房的灶拆了作寝室（他们都在锌矿耐火材料加工厂搭伙，不用厨房）。碉楼底层只有向偏厦一面开了扇窗，作现金库房兼出纳守护室。二楼三楼没有窗，四面墙上各有一个A4纸大的枪眼，采光倒还不错，也成了寝室。营业所顿时热闹起来，锌矿、煤矿、303、瓷厂发工资的日子柜台外水泄不通。差错时有发生。有天出纳短款10元，实在找不到，他向支行报告，列入暂付款。几天后一个303的储户拿着存折说曾经托同事来取10元钱，后来发现没下存折，现在来补下。他抽出帐页，同様没有这一笔记载，且那人说的取款日期又与出纳短款那天不符，怕人家记错，不敢贸然下折。303是个劳改单位的代号，本部是301，又叫会东铅锌矿。益门303是其冶炼车间，为临近益门煤矿，节约燃料运费，把矿石从会东运到益门提炼。工人中既有服刑犯，也有刑满释放留下的，怕有损“工人”这个无产阶级先锋，一律称作“劳动力”。那储户肯定是“劳动力”，否则不会托人取钱，因为“劳动力”不能隋便走出矿区，有事请假才能上街。逢场天那些面目黄中带青，穿劳动布（一种粗实厚密，价格便宜的棉布）工作服，大揹小兜装着帮人带的东西的汉子一定是“劳动力”，是益门特有的街景。他又请示支行，可以去下折，才同出纳一道走五里路去303。路上心想那人知道银行的帐也没有下会不会改口，结果多虑了。行前有人告诫他俩，不能见人就称“同志”，因为所问讯的人说不定是“劳动力”。尽管那里既看不到警卫，也没有围墙。

有个星期天下午，所里只剩四个人，突然听到街上喊声大作“火烧房子了”。他们开门一看，街当头的益门供销社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供销社与营业所只隔了几间民房和一间医院，而且整个益门街的房屋都连在一起，不消几分钟那火就会烧过来。主任不在，所内两个同事赶紧把金库装钱的箱子护送到矿区办事处。农金员老赵把碉楼二层住的两个年轻人的大木柜挪到楼梯口，他在下面接住，抱往后门。那木柜三尺宽两尺半高一尺八厚，装满了衣物，不下一百斤吧。火势扑灭后，要把木柜搬回去，他一个人推都推不动，真不知情急之下哪来的力气。这次火灾供销社的几个门面全成了废墟，而之所以没有漫延到他们那里，是因为几个“劳动力”不顾危险，攀上供销社靠近民房那间门面，掀了屋顶，阻断了火路。那年月还没有消防队的概念，益门街也没用自来水，救火全靠人力，顶多有几支插在桶里的水枪。全街子的人都目睹和传播那几个“劳动力”的功德，说要不然整个街子都会付之一炬。但仅仅因为他们是“劳动力”，供销社连感谢信也没写一封给303送去。使他感佩的也是共产党的劳改政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刮到山旮旯里来。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后不断有小将路过，留下来的传单使人大开眼界。会理中学“井冈山”纠斗了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那些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口号，应接不暇，使他不解。而对串连的羡慕，弄清真相的希望，加上医好跛脚的不甘，坚定了他出去看看的决心。他给支行领导写信，请求让他办完年终结算后到省城治疗。元旦后他送报表到支行，冷教导员告诉他，必须有医院的转院证明，还要报到县委组织部审批才能准假。他到县医院照了X光，外科郎医生仔细检查了他的伤部，红格残忍地锻炼起了作用。因为残损的股骨头可以滑动，郎医生认为把它固定在右髋下面就能使俩腿站齐。为慎重起见，郎医生又陪他到五九医院（驻地为铁道兵服务的军医院）找专家会诊。专家说可以做切骨术，造人工关节。然而像他那样的情况军医院无法安排床位，建议县医院治疗。郎医生说县医院没有血库，必须自己准备大量的鲜血，那时没有卖血的人，发动亲友也不是办法。可能郎医生对手术也没有把握，在他的苦苦哀求下给他开了转院证明。彼时的“革命形势”，当权派岂敢得罪群众？请假隋即批准。

在益门综合商店从事缝纫的表姐给他找了15号信箱拉货到成都的卡车，动身时已是下午，头天歇永郎，第二天泸沽，第三天九襄，第四天雅安，第五天才到。走进鼓楼南街化八院，对门卫说出要找的人名。一会儿跟他差不多高矮，面像也一样，眼光炯炯的向他走来。他哽出一声“大哥”就泪流满面。23前大哥离家求学，阿咩抱着他去送别，他刚会说话：“哥哥马马骑，奔（昆）明，读书书”，当然记不得彼时的容颜。大哥有些眼湿，揭过他的提包，路上说：“阿咩那年来，只说你有点?，怎么会歪成这样”。

走上二楼大哥家，十多平方的房间靠墙抵了两张床。这本是“母子宿舍”，安排给两家带婴孩的母亲住的，孩子的父亲则另住集体宿舍。与大嫂共住的同事后来在单位外面找了房子，让大嫂一个人住，大哥得以搬来。一家三口加上他，只好夫妻俩和三岁的女儿挤一张床，他独占一张。床与床之间挂一条床单，白天拉开，晚上做视觉的隔断。房间门外是走廊，靠着木栏杆支个煤炉煮饭加炒菜。卫生间就一蹲位，修在楼梯口，整个楼层的七八家人共用。这还是令成都人羡慕不已的“中央单位”，化工部第八设计院！大哥大嫂对他关怀备至，让他享受了做梦都想不到的都市生活。

靠着一张成都市地图和大哥大嫂事前的指引，他看了几家大医院，外科医生们无不建议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到四川省人民医院，挂到谢院长的号。谢锡涂是著名的骨科专家，被造反派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到门诊值班，他才有此幸运。听他叙述脚跛的过程，看了X光片，谢院长断定他儿时患的是“右髋关节结核伴脱位”，并说它能像现在这样活动自如已经很不错了。提到人工关节，谢院长说几年前他曾经为一个同样患关节结核，十多岁的娃娃做过“关节再造术”，结果不理想，经常疼痛不已，至今那娃娃还来信咒骂。鉴于他对改善跛行的执着，谢院长建议他到假肢厂做“坐骨承重支架”。他拿着谢院长开的处方，到龙江路省民政厅荣军假肢厂。里面从管理人员到工人师傅几乎全是残疾人，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眼独耳伤，满脸疤痕。据说都是参加过朝鲜战争或中印自卫反击战的军人，不愿意被国家收养，自食其力并帮助同类。做支架要79元，比他两个半月的工资还多，有些犹豫。但是专门请假出来医脚，原封原样回去，怎么交待呢？咬咬牙，订了。师傅测量完他的跛脚，说大约个把两个月才取得到货。

临近春节，他想去看舅舅。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到内江是下半夜。他脑筋太死板，没有说出舅舅家的生产队，而是问下车的人东兴公社怎么走，到公社又问路人枇杷大队，结果绕一大圈，多走七八里路，见到舅舅刚刚天亮。舅舅的卧室是丈母娘家后园一间竹屋，三面是竹杆并成的屋墙，支撑着上面盖的茅草，四面透风。他去后舅母和四岁的大妹子住进娘屋，他和舅舅、二妹挤一床。那里是起伏的丘陵地带，山头到坡脚都种上庄稼，门前屋后有一簇簇高而密的竹丛。春节过得既温馨又热闹，鸡鸭鱼、泡果、蜜饯，所有拿得出的美味敞开供应。年轻人在两条凳子上支扇门板进行乒乓比赛，他也勇敢地加入。一解放舅舅便参加工作，在工程局修过成渝、宝成等铁路，还是干部。苦于四处野外作业，舅母在农村，几年没怀孕。加上六一、二年有“鸡干部”、“南瓜干部”（即干部一个月薪水只能买一支鸡或一个大南瓜）的说法，便毅然申请退职，回到内江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外，舅舅还是小有名气的石匠，性格热情诙谐，见人招呼开开玩笑。他天生学不来那可贵的性情，但还是跟舅母高中毕业的堂弟交成好朋友。红苕是当地农民的主食，每顿舅舅都在红苕上面蒸一层白米饭，刚好一碗舀给他，连表妹也不得吃。他发现后自己去盛饭，尽量刨下面的红苕，说这又甜又面的东西才是在会理难得吃到的。

在舅舅家住了半个多月又回到成都，腿架还没有做好。原先读的书中，文人墨客所描写的成都古迹早就神往，此时正好追寻。他欠缺墨水，没法一一再现，只能发些牢骚：〈游武侯祠〉：

武侯祠里柏不深，神像台前已凋零。绿树修枝偏造作，游客观景混光阴。林中踱步多爱侣，山里痀劳有老人。 自古英雄千百万，何日天下无穷人?

〈草堂〉：少陵恶竹有遗篇，苍翠婷婷岂自然？湖影倒立画世界，人民愤怒洗山川。秋风吹破钢筋屋，春意拂苏蚕豆田。诗聖归来再泥饮，隔篱呼取农夫还。〈人民公园看保路死事纪念碑〉：庭园尽嫵媚，矗立纪念碑。花卉上千种，流血复谁知？中云风雷激，行旅已思归。天下还如此，积抔筑崔巍。

〈再游草堂〉二首：草堂何幽深，见竹不见人。山水饰鲜花，太伤主人情。拾遗意在松，胡若不森林？难怪栋梁缺，悦目于樗菱。

入堂思遗篇，仿佛来开元。广厦增千百，茅屋未尽芟。世平穷富殊，世乱鬼神出。急赖主席力，登高一臂呼，夺权掌命运，魔怪尽觳觫。不再思尧舜，只消诵宝书。墨迹多首长，今次有人无。世态未炎凉，凭谁斩恶竹。

〈卜算子·三顾草堂〉：春也不开春，霜严冷羁客。茅屋换作台榭兮，还共锦江月。          花树已消魂，何以对荆棘？野老饥餐风雨中，革命未停歇。

〈望江公园〉：锦江侧畔千篷竹，碧水春色态更绿。籠内黄莺逗絮语，巍巍楼台何孤独？高楼已去百年间，阅尽沉浮江上船。九眼桥头车马稠，白杨树下锤石难。山乡贫下披襟绺，衢市官家厌味单，蔬米是争原不解，女人吃醋闹翻天，偷鸡摸狗尽豪富，勤恳老翁犹素餐。

 

 

隔几天就去假肢厂催货，终于在两个月差两天拿到支架，立即脱下裤子，套上试试。不出所料，结待并为他测量的江师傅都感到惊讶：“怎么走路还这样歪？”20年了，腰椎和周围的肌肉都习惯于这种舞步似的扭动，怎么不歪。江师傅建议他拄根拐杖，尽量挺直腰杆，慢慢矫正。平时从大哥家到假肢厂20分钟的路程，他穿着腿架活活走了两个多小时，不锈钢条接触皮肤的部位虽然裹上软皮，仍把大胯磨得生疼，怎不走走停停。成都到西昌没开班车，他打算坐火车绕道重庆、贵阳、昆明，再乘汽车经渡口回家。为了行动方便，路上不穿腿架。幸好他只有一个小提包，扛着腿架也不重，被同行的旅客多看几眼而已。途中他还在曲靖下车，去看初中一年级后转学到昆明的好友刘崇仁。崇仁在机械厂工作，陪了他一天一夜，并要他此去住昆明的家里。他拿着崇仁给父亲的信，很快找到刘伯父。伯父指点他游玩名胜古迹的安排，还招待他到著名的“春城饭店”品尝“过桥米线”。对于他，那可真是从排场到味道的洋荤啊。昆明的风景比成都不知好到哪里去了。金殿的巨钟，大观楼的长联，翠湖的海鸥，无不使他留连。特别是峻伟的西山，攀上龙门，真有“置身欲向极高处    举首还须在世人”之感。

回到益门，他的人生观有些改变。在成都经常去省委和学校看大字报，那些号召人们学雷峰、学王杰的人，竟然只吃三斤重一棵白菜里面二两的芯芯.......穷奢极欲令人发指。而他此前收到的公用信封也要翻一面粘好再用一次，替公家节省，岂不是太傻？马克思“怀疑一切”和毛主席“造反有理”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他用“千夫指”的署名在街上贴大字报，揭露当权派，指责保守派，很快得到以一群小学教师为主的“打李站”（即打倒四川最大走资派李井泉和西昌地区最大走资派李占林）的支持，吸收他为成员。农村信用社的造反派“金融尖兵”把支行宿行长拉到益门批斗，他慷慨陈词，质问为什么不报销他的腿架费用。听支行造反派说，头年上面曾有文件要精减人员，支行党支部拟订的名单中就有他。他愤怒不已，给教导员和行长写公开信，斥责对他的迫害，油印后寄发各区。更使他恐惧的一件事情接踵而来。

不那天，他回支行造反，在街上碰到初中同学，也是从地质队压缩回家的曹荣问他“你发觉王承诚给你的信被人拆过吗？”他说“这我倒没有注意，不过我有两封写给他的信，他没有收到。他写给我的也有没收到的”。那些信有时发点牢骚，又捞得出什么稻草。曹荣详详细细讲了自己被水电局辞退，不得已去蔬菜社就业的经过。是六五年春节，王承诚从力溪请假回家，后到红格，游三堆子，经米易，再绕回力溪。回去后王给曹写信，以其搞地质测绘学来的一套，画了路线图，说明此行玩了哪些地方。为节约8分钱的邮票，托电影队的罗同学带进城。罗偷看信后有些怀疑，又给马队长看，提起阶级警惕性，便交到“四清”工作队，再转给公安局。公安人员到水电局调查曹荣，谣传有渡口市的秘密图纸。水电局的头儿正对曹荣孤傲不羁的性格看不顺眼，借此机会就给开了。曹荣还以为自已是临时工，不捧领导而被辞退。直到上月几个人去水电局造反，当权派才说出真像。又去公安局追问，道出了信的原委。

联想到去年红格逮捕的段姓小流氓（亦是综合商店的员工）今年放出来后对王承诚的妹妹说，张正康最后提审其时曾问：“刘朗中和王承诚是什么关系？”言下之意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要王妹转告哥哥少与他交往。他震惊不已，这个社会太可怕了。立即去公安局找到张正康：“我和你是从小在一起的好朋友，我跟王承诚什么关系你还不清楚。倒底我们做啥事值得你们调查？”。张没有说出信的事，只说段的话哪里信得。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饭碗是泥做的，不晓得哪天飞来横祸就会摔得稀巴烂。他要报复，要到广阔天地闯荡闯荡。一方面在给当权派的公开信中提出还要去更大的医院治脚，以避免哪天遭遇精减后无谋生手段。一方面万一请不准假，也有财力“造反到底”，一走了之。他私下开了张一千元的存单交给王承诚，让王到外地办托收支取。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提心吊胆一个多月，算是豁出去了。直到王打电话来说钱已取得，他在装订凭证的封底写了张借条，声称这一非常举动的政治责任应由迫害他的冷宿二人承担，他只认经济责任（那时候尚没有刑责的说法）。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把这次行动看成一场赌博。

办完年终决算，他到支行跟领导软磨。支行造反派支持他的“革命行动”，冷教导员终于在他的假条上签字同意。此时各地的武斗漫延，班车停开，会理几乎成了孤岛，他又为行程担忧起来。

走前一天半夜两点，他在睡梦中被哄闹声惊醒，一面穿衣服，一面才听出来是工农兵礼堂着火了。他系好腿架出门一看，浓重的火柱和烟雾似乎就在数米开外，院子里高高的桉树都接着跳跃飞舞的火星了。远处传来听不清的叫喊，近处人们窃窃私语。有人骂道：“把狗日的千刀万剐。”“唉！这些人太狠心了”。“狗日的115师倒汽油自已烧的”。（工农兵礼堂是川剧团的驻地，而川剧团的人被认为是保守派115师的铁杆）他走到十字路口，一群头戴藤帽，手执鋤把、钢钎的男女，正在对火中逃生的大人小孩搜身。有妇女还抱着被单裹住的婴儿。发现川剧团的就押到旁边看管起来。胜利者装出惋惜的模样，不断咒骂俘虏：“人民的礼堂啊，狗日的要娃娃不要礼堂”。“狗日的自己烧了想跑，往哪里跑？”“血债要用血来还，你狗日的开枪打了我们十多个人就算了吗？”......他一听就知道谁是纵火犯，何况昨晚就不断有急骤的喇叭号召兵团（井冈山）战士集聚“有重要事项研究”。街上交头接耳议论的不少。碰到个熟人，说今晚要出大事，赶快回家吧。他以为无非两派真枪实弹干一场，谁知把大跃进中几万人出力流汗盖的礼堂化为灰烬。幸好那晚皓皓园月，满天星斗，没有一丝微风，礼堂前面是广场，后面是球场，左右的通道与民房隔开，才未殃及池鱼。为什么总是少数人的争权夺利导致大多数人不得安生呢？像是送行的大火又预示他此去的何种兆头？

 

1968年元月14日他搭乘原红格商店车二哥给他找的汽车到红格，再搭车到渡口。第二天坐车到米易垭口。那是一辆货车车厢上支撑帆布篷的客车，本来直到成都，但他为了去撒连拿钱，顺便与阿咩告别，便只买了短途，座位自然在最后。车子溯雅垄江、安宁河而上时，咆哮的遄流，飞溅的水花，使他晕眩几致呕吐。晚上他作〈车行安宁河畔悼母〉：四籁灰沙万物空，我心抽搐泪眼濛。车行颠簸山欲堕，水溅空濛树岂松。为夺壮志驱前路，犹凭教导忆慈容。若得整治安宁河，洗尽黄沙归处同。

古传泾渭两分明，今者溯江岂有宁？夹岸青山无阙处，为何偏狹不容人？

垭口过河就是撒连，到田间找到崔涛。崔是王承诚地校同学，很要好，曾到红格一起耍过。王取到钱后不便来益门，说是由崔涛转交，当然也是謹慎的做法。崔拿出450元，说王承诚交的就是这些，他不好追问，后来与王心照不宣亦再没提过。崔涛是出身地字号的孤儿，精减回家后只能务农，因是“文化人”，被派到附近的生产队作会计。他俩相处了五天，他对崔涛日出而作，一个人耕种、做饭、挑水、洗衣，但又坚持读书，写得一手好字，不时琴笛洞箫的毅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崔涛带他到丙谷赶街，看到一群孩子用捡来的纸烟盒褶成三角形，然后趴在地上翘着小屁股口吹、手拍使烟盒翻动，再根据香烟的价格和烟盒的稀缺度赌博。比如“中华牌”一亿，“牡丹牌”十万等等相交换。这本是当年盛行城乡的一种游戏。崔问他“你观察娃娃们玩的代表甚么？”他谔然。“那不就是十足的吹、捧、拍吗！”多么淋漓尽致。崔涛陪他到丙海上坟，他感慨万千：

看了母亲的墓，孤零零在丙海后坡，“红旗大堰”像条裙带，更有安宁浊波，不胜厌恶。        看了母亲的坟，复着的黄土只有一层，大自然、地祇、天神，为何如此待人？想起母亲的艰辛，想起母亲的忧容，我只有鞭策自己，发奋，发奋。            看了母亲的归处，我捏一捏坟头的黄土，一面四顾。天是这样的高，山不过一座大塚，飘泊的浮云呀，你在祭谁？是不是山下也有你的姆姆？让我们结伴吧，让我们一路，寻找干将莫邪，寻找宴之敖者，我愿为自由献出肺腑。崔涛送他走了五十里至潘连（米易县城）住了一夜，为路上安全，他到银行存了300元，然后去西昌。西昌到雅安方向已不通车，听说昭觉到成都还有班车，他买了去昭觉的货车票，站在车厢上，幸好车程不长，两三个钟头就到了。当时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尚未合并，昭觉是凉山首府。差点收他为养子的二表孃的女儿女婿都在昭觉，一家人住在县委里面。二表孃对他的突然出现高兴万分，要他多住几天，而他一下车就买好了第三天的车票。二表孃才从会理回去，说外婆那天到他家，听说他走了，曾痛哭流涕说见不到他了。他一大早离开昭觉时，二表孃叮嘱他回程也一定要来昭觉，全家人都''到车站送行。

客车奔驰在高山和峡谷里。峡谷之狹，好像是人工斧劈山峦而成。眼前是山连山，巅重巅，没有一点绿色。偶尔有养路工栽的几棵白杨也是光枝丫叉，襯托不出半点山色。彝胞的房屋，根本构不成个“家”字，大抵在半山腰突出的土墚上孤零零一间，至多两间茅屋，屋壁上钉着东一张西一张晾晒的羊皮或牛皮。有些屋旁圈了顶多容纳三五只羊的畜栏。两棵枯树之间搭根长长的木棍晒着连鬚带叶的园根萝卜。屋前屋后看不出任何水沟水泉的痕迹。据说吃水要下老深老深的沟底去揹，来回好几里路。公路左弯右拐上到黄茅埂，已是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天高气爽，皓日当空，地上的霜层和石头上的冰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风顶大，车内的气温却不怎么低。放眼望去，前面有一圈苍色裹着云海，好像黑漆盆盛着满满的肥皂泡被仙女揉搓，溢出在蓝色的地毯上。汽车朝着盆的方向开了许久，像是在盆边，他只消伸手便能掬一抔洁白柔软的肥皂泡，即如儿时在阿咩的洗衣盆边那样。不过车与盆始终是若即若离，盆和泡靠近拢来又远飞开去。

天色突然阴起来。问旁边的新凉山人（在那里工作的外地汉族），回答进入小凉山地界，知道在刚才的云海下面了。这里的山是青的，云杉、罗汉竹的枝叶挂着冰凌，电线杆像玻璃材质，电线既粗又透明。路面湿滑，汽车不得不缓缓而行。全车旅客惊叹眼前的美景，连小孩都手舞足蹈。那乳白的山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云松，茅屋沿下吊着的冰棍，突出山崖的岩石下的冰柱.......多么逗人啊！猛然间他看见一丛丛罗汉竹被积雪压得匍匐在地，尚未着地的叶子好比一只只绿眼睛，滴滴答答地流泪。为什么自然界的景色也如此矛盾，如画的雪景亦滲透辛酸？

下完小凉山，进入数十公里长的山沟，阳坡上排列一簇簇的茶丛。有些地方用石头精心地砌成半圆平台，台上种棵矮树，树周种蔬菜。活像印象派画家在灰色和黄色背景上东涂西抹。陡峭的山坡又现出修枝剪叶过的柑树，一片片蔓延而上直接云天。一个干部模样的旅客说这里是西宁劳改农场。开垦这些处女地该是多么艰巨的工程啊！

当天歇金沙江边的平山县新市镇。离开新市镇，汽车开始爬五指山就迎来冬雨，合着吹进车内的寒风，脚都有些僵。在山下往上瞅，云蒸雾罩削去了山头。一旦进入浓雾，觉得仅仅车轮着地所在踏实，一尺之外便是悬崖，客车的破雾灯像两只探路棒，全车人的性命都操在司机手里。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左没有山石，右没有草木。他的心由不得一紧。正是大年初一呢！又在路上住了一夜，初二才到成都。成都的形势有些紧张，晚上常常被枪声惊醒，有时还是哒哒哒的机枪连射。白天倒仍然车水马龙，茶馆的竹椅坐满了人，购物的长队可以排整条街。他不能盘桓，很快坐火车到重庆，买了隔天到武汉的四等舱船票。船到万县已经半夜，说是天亮了才能过三峡，旅客们纷纷下船，他也高一脚低一脚地跟去。不少人扛着藤椅之类土特产回船，只有他空去空回，还得小心翼翼地摸黑跨下每一步石坎。四等舱是仅仅贵过统舱，有床位的便宜货。一间房六乘上下床，住12个人。他旁边一对母女，小姑娘四五岁吧，花衣服，白白净净。他笑脸逗一下。那姑娘瞪眼：“你臭。呸！”吐出口涎。幸好其它人，包括孩子的母亲都没注意，他也知道自己是全舱穿得最寒酸的人。顿时想起到重庆当天在家食品商店的餐厅吃饭，把从成都带在路上吃的馒头烫进汤里。一个跟这女孩差不多大小的姑娘，脸脏，头发很乱，衣服看不出颜色，站在旁边直直地盯着他吃。他问：“你要啥？”姑娘不开腔，眼光仍然盯着。他从汤碗面上夹一大块馒头递给姑娘。她赶紧伸手来接，把筷头也捏住了，又伸出另一只小手帮忙才把筷子褪出，然后转过身，馒头往嘴里一塞跑。  

顺流而下的“东方红二号”足足开了三天两夜才到武汉。他记住大哥的嘱咐，到一个地方不要随便打听路径，以免被人看出生疏受骗。走进堤岸旁边巷口的一家小饭馆，因为肚子饿，门外几个篷头垢面的人没有引起他注意。他在柜台买牌子（显示饭菜种类竹片），便走上一个来要粮票。他用一斤的全国粮票，买了半斤，找回的半斤递给那人。门外的全围过来，个个伸手：“我饿得很呀！给二两行不行？”他赶紧突围：“没有了，没有了。剩下的都给那个了。”顾客不多，服务员很快端来饭菜。那些人一桌桌挨个讨钱，讨粮票。他还没吃到一半，一个中年人向他捧着双手示意他给点饭。他把碗里的饭擀了大半在那人手里。一个端个破碗的小伙子又走过来，碗里有一小砣饭，眼睛照样盯着他的饭菜。他只好把盘里的菜擀在那碗里。正低头刨口饭，又上来一个：“我一天没吃东西了，请你给点饭吧！”知道这顿饭完不成，他起身拎着包离开。此时天已擦黑，他加快步伐，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在后面。

为了瞻仰伟大领袖的故居，买了直达广州的硬座车票，他在长沙下车，再转车到韶山。老人家的祖屋13间房子，门外一个大池塘，介绍是中农成份。而他丙海坝老家的房子没有这么宽，却是地主。哪怕会理周边的地主、富农，一半以上达不到这样的局住环境吧。这便是地区差异，所谓错误的时间生在错误的地点是也。

凭着同春大哥寄给他的广州市交通图地图，很快找到百灵路兴隆西二巷。大哥家在个四五户人的杂院里，两间平房也就二十来平方。里间一张上下铺的宽床，一个梳妆台便没剩下多少空间。外间靠墙角支张单人床，亦是上下两层，另一角放张书桌，中间一张饭桌，几只园凳。门外过道尺多口径的蜂窝煤炉煮饭又炒菜加烧开水。小便可以在进院门旁边几家人共用的冲凉间内解决。大便则要去巷口的公厕，或者自备的马桶。公厕的蹲位虽然不少，若非晚上十点至凌晨五点，都必须排队。那个队叫做“站岗”，即守在蹲位前面，等方便着的那人提起裤子离开。有时站错位，后来的在别的蹲口上了，而你“站岗”的那人把着茅坑不拉屎，也只能自认倒霉。每天早晨巷子里响起连续的铃声，各家各户赶紧拎着马桶、便盆倒进粪便车，错过了就得再放一天一夜，或者去公厕里倒。

同春大哥历来是他的偶象。是他家解放前邻居刘国臣爹爹的长子。十多岁就能帮锡匠爹爹挣钱。每年春节造些市面上见不到的小玩艺，赚得还不少。抗战期间，会理在“驼峰航线”上，曾经有架飞机失事落在城南九榜。当局派来处理的人中有个姓欧阳的机械师与刘家打交道时，见同春大哥聪明，完成任务后带着大哥去昆明发展。抗战胜利后又进入柳州铁路局成为一个高级焊工。临解放时在广州通用机械厂，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护厂运动。后来入党，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任机器厂工艺科科长，全国焊接学会理事。五十年代同春哥给玉春姐寄精美的《人民画报》、《民族画报》，连环画等等都同时寄给他一份，连同其与苏联转家合影，公派庐山疗养的照片，成为他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的资本。此时的同春哥已是广州重型机器厂（前身即通用机器厂）研究所所长，还加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妻子在离家不远的市总工会工作。九岁的女儿和两个弟弟虽然是小学生，革命期间也没怎么上课。大哥一早骑几十分钟的自行车到河（珠江）南厂里上班，有时候下午三四点就回来买菜做饭了。他也一早就出去，医院不必说，旅游景点和大街小巷都逛遍了。

不消找医生，他就对治疗澈底失望，因为没有哪条街见不到瘸子，有的比他严重得多。那里小儿麻痹症高发，据说与猫鼠蛇虫什么都吃有关。一个面容清秀，上半身匀称的女子，两只几寸长的脚塌拉着，以两个圆凳代步。一个凳放到前面，屁股一摔坐上去，再把空凳放向前，摔过去坐下，一左一右地行进。守着中山医学院这样的顶尖医疗机构，对偌大的群体都无可奈何，他还有什么想头。聊以自慰的是，这里不像此前的各个地方，总有小孩对他投出异样的目光，大约见怪不怪吧。他带的钱已经不多，一到广州就去银行办理300元存单的托收，要不是等钱，他早就开路大大的了。

大哥一闲下来，就给他上“社会课”。特别强调处好人际关系，珍惜每一分钟，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全力去干，要舍得花本钱等等。有次焊接学会在广州13层的“爱群”（文革更名为人民大厦）开会，大哥把自己的出席证给他，让他飽饱眼福，但叮嘱他要装“大块头”，否则“像你这样的装束，缩手缩脚，东张西望，人家准赶你。”他穿上成都大哥给他的肩上带袢儿的军官服，手杵文明棍，迈着咯吱咯吱的腿架，昂首挺胸直接走进大厅的电梯门前。果然守卫（那时没有保安的称呼）只看了他一眼，并没要他出示证件。进电梯后他吐出“十楼”二字，电梯司机到后停机开门，照呼他出去。那十多元一天的房间，“床垫”七八寸厚，还有“洗澡间”，以及楼顶花园极目远眺，整个广州尽收眼底，都使他惊叹不已。自然，又要联想白果九队的老农。

一个月后几乎天天跑银行，四十多天托收才回来取到钱。动身前一天晚上大哥告诉他，按照当地的习惯留食不留宿，但是他到的那天闲谈中知道他每月只有27.5元的工资，不忍心要他住旅馆，便让三个孩子睡夫妻二人大床的上层，他一个人睡外间的小床。幸亏是早春二月。大哥硬要给他40元，他推不脱（不敢说出300元的事），回会理后给了玉春姐，说是大哥带的。第二天送他到火车站，依依惜别。

 

火车晚点三个小时，到杭州已经十一点多。车站附近的旅馆纷纷挂着“客满”牌。他此后去的各个地方，同春大哥都去过，包括路上的小吃，均介绍一通。大哥说西湖周围有好多旅馆，他便乘一路通宵电车来到湖滨，跟在一群同下火车的小青年身后，逐家旅馆扫荡，不是敲不开门，就是隔着栅栏里面回应“没有了，没有了”。远远地看到“华侨旅馆”的霓虹灯，走进明晃晃的大厅，愁着这里的房间不知道多贵，但又无可奈何。柜台后面的服务员是个老头，说是只剩一个四人间，但必须凭四个人一行的介绍信才能入住。五个华南工学院的大学生央求说自己调济挤一下也不行。另外有三个人愿意掏钱住四人间同样不允。那服务员桌上摆了一摊主席纪念章在欣赏，有人拿出纪念章试图賄赂，也得不到通融。磨蹭了一会儿，老头说，都半夜了，还开什么房间，你们不如就在这大厅里克服算了。大家恍然，赶紧抢占沙发。他受腿架之累，十多张沙发最后的只有一张单人了。睡上去虽然脚伸不直，比起火车硬座，甚至大哥家的板床还舒服，他美美地入梦。一觉醒来已经五点过，到厅后的卫生间，从没玩过抽水马桶，坐下去怎么也屙不出来，只好双手撑着马桶边沿，半蹲式才拉完。起身东找西看，按了一下水箱上的圆钮，哗地一下，簌簌簌地流个不停。他又按一下，依然如此。稍等再按，水流还止不住。心想惹祸了，怕要水漫金山，急步逃出旅馆还不时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

天亮了，下着小雨，西湖被灰绸遮住，不到湖边看不出水。对岸的山林楼台亦是灰濛，只见右角的宝刹塔还留个三角形的尖，刺破灰绸突出来。他在广州买的塑料薄膜雨衣，塞在旅行包里忘了拿出来，寄放在火车站，只好冒雨前行。柳树无莺，断桥不断，三潭哪里有潭？他佩服那些文人墨客的想象力。乘公交车到灵隐寺，游客不少。钻进“一线天”，昂首“通天洞”的；坐在嘻皮笑脸的石罗汉肩上，摸着它的光头，拌鬼脸照像的；在“多宝天王”的座下歇一歇的......总之，每一个能使人感到稀奇古怪的地方，都有人享受那种稀奇古怪。“大雄宝殿”的金字虽然闪闪，为防止红卫兵破坏，殿的三面用砖头严密砌封。神圣不可侵犯的菩萨，被囚禁在里面，阳光都透不进去，别说香火。就连那放荡不羁的济公，也须謹遵“狱规”，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人指点一个扫地的老头，悄声说是邓大悲，灵隐的主持，半个世纪以来，纵然政权更替，那些朝官州令或书记省长都要亲密会见的大人物。如今却被革命群众揪上台批斗，取缔了高薪，废除了特权。本来想朝拜岳飞，对秦桧夫妇吐泡口水，岳坟大门紧闭，立着“游人止步”的牌子。“精忠”无途也欤。

在上海住了一夜，外滩的洋楼和堤岸上打拳、舞剑、拉琴、唱歌的人们相映成趣，只是没有现在的广场舞。而那被称呼“抱腰舞”的交谊舞，也属资产阶级享乐不再现身。城隍庙的五香豆吹得很凶，他买了两包准备带给三哥。三哥又让他带回会理。胡同边靠墙一条小便沟，根本不在乎身后的男女来来去去，跨上台阶就唰唰唰，成为他回去后每次介绍的必要谈资。苏州的“拙政园”和“狮子林”他也专门下车去领略，不过兴味索然，无锡就免了。

清明节恰逢他25岁生日，他拜谒中山陵。几百上千级的台阶，他习惯了拄拐和腿架。好多超过他的人都回头看他，有惊奇的神色，有怜惜的眼光。他注视孙先生慈详的坐像，想起武汉街头扶着拐杖的立像，以及成都春熙路的铜像，无不文质彬彬。难怪在历史上多委曲求全，有时还被人左右。哪像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韶山20多岁的塑像，就是无拘无束，挥斥方遒的岸然形象。上中山陵之前，他还去了孝陵。两相比较，他又觉得孙先生值得。明太祖的奇功应在孙先生之上，而孝陵土里土气，偏居一隅。中山陵却是迎着阳光的坡地，山脚有茶圃果园。半圆形广场周围是参天的大树，浓密低垂，可为八九个人遮荫。数百米的石砌长廊被翠柏夹道，修饰成一簇簇倒立的桃形。加上高高在上的阶梯，气势何等恢弘？

乘江轮到浦口上火车，他看到了雾气濛濛中的长江大桥的轮廓，正在修建中的大桥和天外立着的好象一动不动的轮船、帆船，以灰色的天空为背景，构成一幅水墨画。隔天，他啃着德州烧鸡，进入黄土高原，还在回忆此行那些画。

火车一早到太原，他守在太钢钢铁研究所东大门想拦住三哥，上班的人流都走完了还没见着。东问西问找到电磁试验室才与十一年不见的三哥相会，三哥却是从北门进去的。三哥的音容不变，只是“火汉褡”（钮扣为布袢的手工对襟衫）换成了工作服，中午却使他大吃一惊。三哥邀四川达县人的好友刘广州一道给他接风洗尘。刘对他说，你住几天后去看看你嫂子。他抿嘴一笑，看着三哥，以为开玩笑。三哥红着脸不说话。刘又说：“看看吧，满不错的，离这里也不远”。他问三哥：“啊！谈成了吗？”刘惊讶：“都结婚啦，还没告诉你？”他转脸盯着三哥：“什么时候，怎么我不知道？”刘说：“是去年吧？”三哥：“去年九月份”。三嫂比三哥小七岁，家在祁县农村，是三哥同单位的山西师傅介绍的，应该是买卖婚姻，不过只花了二百多元的彩礼和二百元的英拉格手錶。虽然结婚半年多，三哥去了四五次，当地风俗不能在娘家同房，以至每次都是白跑。他更不好前去拜见了。三哥带信下去，几天后哥倆去火车站接到三嫂。一个同事让出了自己的单间给三哥临时居住。三嫂洗洗缝缝忙碌了几天。北方的姑娘果然能干，自行车、缝纫机不在话下，三哥也焕然一新。哪象南方一些农村婆娘，为点针头线脑也要跳脚骂街。三嫂一口晋腔跟他川味普通话有时听不懂对方，但不妨碍拉拉家常。只是厨艺不敢恭维。三嫂吃得既简单又少，面饹嗒只有咸味；而他什么炒腰花之类三嫂尝一筷头就不再动了。

三哥住的集体宿舍太挤，刘广州住的三人间恰好有个室友出差个多月，把他安排住那室友的床。某星期天大家还在睡懒觉，听到有人敲门，他起身开门，一只脚跨进来，使你无法再关上。原来是要钱的，他给了张一角的票子，那人才抽回脚去。刘广州告诉他，乞丐们都知道太钢哪天发工资，发工资后的星期天准会来“上班”，挨家挨户，一间也不放过。虽然两分五分的硬币，或一角两角都能打发，他住的“小楼宿舍”有百十来户，太钢几万职工，收获应该不少呢。

那时候三哥的粮食定量每月有三十斤，百分之三十的细粮可以买馒头、面条之类。百分之七十的粗粮只能买玉米窝窝头或小米粥。南方籍的职工在定量之内可买三斤大米或米饭。他去之前三哥积攢了三四十斤细粮票和米票，生怕他吃不惯。啃了几次甜甜的窝窝头，喝着清清的小米粥，他竟然上了瘾。离开太原时要三嫂给他准备了几斤小米。然而带回会理后怎么也煮不出那爽口的味道。有人说山西的水碱性重，才能提出那种味道。 山西人爱吃醋，钢研所餐厅里摆着一大罐醋，免费供应。此话不无道理。

太原武斗升级，整夜机枪嘎嘎，炮声隆隆，据说已死十多个人，三哥劝他回家。他本想看看热闹，体验一下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又觉得无谓牺牲且拖累三哥太不应该，可惜之下，作〈卜算子〉挥别：

汾河炮声隆，天际风雷激，不是有心恋客归，流矢为之逼。

年少惜光阴，却把光阴掷，漫嚼玉茭小米粥，此味登龙席。

 

四月三十坐火车抵达北京，终点站是丰台。下车后到“旅客住宿登记处”凭赴外就医的证明，被分配到大栅栏一家旅馆，八人间，每晚五毛钱。第二天一早赶车到天安门，故宫不开放，在劳动公园游了一圈，又去天坛试验回音壁。下午三点欲回天安门，长安街的东西街口被横街坐着的一排排红卫兵和解放军阻断，进不去了。他知道晚上要放焰火，便到前门一家小餐馆，要了一毛钱一盘烤鸭，六分钱一杯啤酒，上二楼靠窗的位置，向北正对天安门的高空，终于把五彩斑斓看了个够。北京的好多景点都不开放，他也腻了游山玩水，挤上回成都的火车，满车的红卫兵，过道上、厕所里全插满了人，坐椅下、货架上也可以睡人。一路上停停开开，三天三夜才到达。成都到西昌的交通完全中断，连“节节高”的短途，打听之下，也没法衔接。走路吧，一千多里，他还给思懋买了口大皮箱，怎么揹得动。

漫长的等待中，王承诚、崔涛游峨眉山后来成都，吹起壳子，提起他的向往，他要二人陪他再去一趟。在蒋介石住过的报佛寺歇了一夜。爬到清音阁，脚有点疼，二人说再上去花的体力跟收获不成比例，劝他放弃。转万年寺住宿。第二天下山后来到彭山县，住进一家小旅馆。服务员说有吃的东西注意一下，免得老鼠光顾。他们把随身带的几个面包吊在床头的蚊帐顶上。夜里听到响动，他揿电筒一照。我的天，一串耗子顺着支撑蚊帐的竹杆上爬，就像电影里华尔街的小轿车一辆接一辆，然后哗啦啦摔在地上，四散而逃，真是怵目惊心。

他试图从昆明回去，买了张站台票混上火车，几次见到列车员检票就躲进厕所。车过宣威终于被查出来，补了七元贵阳到昆明的车票。他知道自己堕落了，但又想起书上说的“每个人应该按照自己的生活手段救自己”释然。岂知昆明到渡口班车停开，无法前行，又混上到贵阳的火车。中午到站，晚上才有去重庆的车 。他逛一圈街，在河滨公园岸边歇脚。眼下是南明河一汪墨水，看上去比成都锦江更脏。好些人在河中游泳。几个皮肤白晰，脸蛋漂亮的姑娘在河心嘻戏打闹。这些平时有点风吹来也要戴口罩的聖洁女神，却不怕阵阵腥臭刺鼻的河水沾污，真不可思议。

94次快车停在遵义站个多小时还不开，列车员一个也不见，旅客们开始烦躁不安，纷纷下车。有的聚在车站军管会门口，有的在餐车窗下。列车员全部在餐车上，且把两头的通道锁了，只打开一扇车窗。问询之下，才知道在上一站的黄通山停车时，几个伙子跳上车，抓住个列车员就打，打完后又跑了。列车员伤势不輕，刚刚止住血。据说该列车在贵州境内已发生过三次类似事件，这是第四次。“为了维护生命安全”，列车长已致电铁道部、成都局，要求省革委、当地军分区、铁路军管会派专人来处理。声称“处理好了才开车”。旅客们炸开了锅，认为不该把他们当筹码甩在半路，他们要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双方隔窗辩论，列车员自然理亏，干脆把车窗咔地一下关上。旅客激怒了，高呼把关窗的拉下来。有人撞开了卧铺车厢通餐车的门，大家一拥而上，撕扯关窗的列车员。情势混乱，那个前额榭顶，油面光滑的车长站上椅子，表示同意旅客们的意见，说服列车员上班。一刻钟之后，列车启动。

重庆下车后走了好长的铁轨，企图从工作人员进入的便门出站，被挡了回来。再上火车到内江舅舅家。舅妈正做月子，不便多留，又回成都。请探亲假回成都的梅孃打听到锌矿有辆卡车接它滞留成都的职工回去，陪同他好说歹说地央求锌矿驻蓉办事处负责人，同意他回去补票。算下来这一去耗时半年有多。

回到原点，他给听他吹牛的同事、朋友最后一句话必定是：看了一场价格昂贵的电影。再叹口气。

 

 

他的革命热情已经荡然无存。恰好中央指示金融系统不准介入两派斗争。营业所对门新华书店的营业员程为璨是他小学同学，就一个人守店，大家都称呼程经理。他看完一本又借一本地饱览新书。象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是出去之前读完的。此时他借了本《农村医生手册》，仔细研读起来。后来程经理可能忘了，没有问过他，他也没给人家还回去。武斗中厂矿停产，商店停业，银行自然关门。营业所金库的钱送去矿区办事处保管，职工回城每天去支行报个到。武斗结束，全部业务并入办事处，取消“矿区”二字。他们也搬到办事处去住。益门街上营业所的房子全部划给了区卫生院。他学医不成，买本《服装裁剪》，置备了软尺、直尺、长剪、画粉片。可惜人人都只有那几尺布票，哪有操手艺的空间。供销社的出纳员杨作华先前与他是同一造反派的战友，每天又必来银行打交道，佩服他的“学习精神”，拿来六尺卡叽布，托他裁条裤子。杨用缝纫机车出来后，穿上身屁股和大腿绷得老紧，性倒是性感得很，动一下股沟的缝就掙开了。原来他忘了放一公分的缝边。她无法再穿，等儿子长几年后改成童裤。他还买了《矿石收音机》一书。大哥听说后，托人把淘汰的电子管收音机带来给他。他东掇西掇，居然收得到美国之音。好友胡仲道的房东有个矿石收音机杂音太大，仲道让他修一下。他既无万用表，又无线路图，甚至连烙铁也不用，就敢在半导体两头拆来卸去。一下子声音全无。正负极接错，把五元多的半导体烧了。本地买不到半导体，人家看在老胡的面子上也没有说他。他却几年不敢面对那位房东。

益门办事处离益门街一里路程。修在背靠山坡的高坎上。坎下是公路。公路下面是汽车站，后面是河沟。办事处一共两排房子。前面的平房作营业室，库房及库房守护室。后面两层楼房五个开间，十间房。八个单身（有的家属在外地）男女组成了伙食团。上山找柴，开荒种菜，轮流做饭，他都奋勇参加。只有用水要到汽车站河岸的水井挑上坡来，同事们怎么也不让他劳駕。每天两顿饭，每顿按一个人四两下米，煮熟后分成八碗。有一顿吃豆花，几个男士打赌，他说他能吃三碗。别人说你能吃完，他们自己的那份就算招待了。他硬是把一品碗豆花和三碗饭鲠进肚里。锌矿耐火材料加工厂伙食团蒸的馒头，五两面一个。他有时买两个回来，一不做二不休，不用菜就解决掉。俗话说“饭胀傻脓包”，他吃这么多又不长肉。

1971年，随着锌矿矿部搬上天宝山，支行决定成立天宝分理处，派他和王炬清筹建。王任负责人兼出纳，他任会计。五年多的益门生涯算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