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

Baiber

 

楔子

 

这是一篇给女儿的交代材料，意在感谢同情、爱护、帮助过他的人。为了还原历史事实，个别涉及者可能不爽。他没有丝毫怨怼或嘲諷之意。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只有上帝才能判定对错。倘若有所冒犯，也敬请多多原谅罢了！

 

1943年农历三月初七,一个生命呱呱落地.此前一天他家才搬入新居.这是当地有名的商号“云泰祥”家三老爷新建别墅“黎庐”北边一排五间铺面靠南的两间。第一间楼下是客厅，厅左靠墙有上楼的木梯。第二间门后却是一口几家租户共用的水井，有通道从后面进出。这男孩就生在水井楼上的卧室里。他后来的苦难据说与此相关。是不是得罪了龙王？

出生不久他阿咩得了伤寒，眼看不行了，打算把他送给只有一个独女的王二表孃。二表孃高兴得不得了。但邻居刘国臣的老婆陈氏说这娃娃好乖，不如我给你家带着，若他阿咩好了我还给你家。好不了再说。

刘国臣是当地有名的锡匠。在参将衙门口摆摊。以捶白铁，焊锡补漏为生。衙门阶梯下是块空地，邻亍是砖砌的栏杆，齐胸的栏杆面上铺了一尺多宽的红砂条石。摊位就在栏杆外。陈氏经常抱着孩子去摊前玩。孩子睡觉，抱着出汗，就放在栏杆条石上，自己在旁边守护，慈祥地看着。这又是后来孩子发病有人的另一种说法，身下扯了湿气。

阿咩的身子竟然慢慢好起来。孩子没有送人。但与刘陈氏家的亲近絲毫不减。他直叫刘家夫婦爹爹妈妈，经常在刘家出入，妈妈抽鸦片有时候还喷他一口。

童年是多么美好。居孀的外婆，也就是阿咩的后母经常带孩子到大自然中去玩。有次上飞来寺，揹他的外婆下山时踩滑，他被磕了一下，虽然碰哭了，也没什么大碍。后来又被联想到这一跤留下禍害。

大约三岁左右，他得了一种怪病，白天与小朋友玩兴正酣，右膝上面的腿部会疼得他尖叫打滚。有时候半夜疼醒，哭叫不停。仔细察看又不红不肿。阿咩给他揉啊、按啊也无法缓解。找遍了城里甚至乡下的医生。有的说“冷骨风”，有的说“湿气”，有的说“缩筋”。从贴狗皮膏，包草药，到拔火罐，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毫无见效。不久右髋部肿出个大包，足有品碗大，一碰就痛。晚上阿咩只有坐在床上，把他立起抱着，而他扒在阿咩的右肩入睡，以致后来阿咩的右肩比左边矮些。中医不行请西医，到当地仅有的两家西医院，打针吃药均不顶事。最后恳求，预约到北关“卫生院”的权威张院长。阿咩和二孃一大早抱着他候在张住的院子外。院长大人头晚上搓麻将，中午才用过早饍，在逗狼狗。他们一进去，好大的狼狗突然扑向阿咩，咬了右臂一口，鲜血淋漓，院长叫护士施药，包扎，后来留下永久的伤疤。张院长看了看他的腿，说要住院做手术，至少上一年的石膏绷带。单是打盘尼西林，就要几捆洋纱。因为当时的法币已经不值钱。他们家说穷不穷，说富不富。米易有几亩薄田。阿公、阿咩、二孃教书，阿爸在外地当职员。但要供养四个儿子，米易老家经常来的客情又重。阿咩和二孃还到富商花员外家任私教，给花的四个子女补习功课。一家人全力以赴筹到了洋纱，知道他这个調皮好动的孩子躺一年医院不好过，破天荒地买了一盒逢春楼木匣子装的饼干哄他，准备第二天去住院。晚上花二爹来告诉他们，张院长说，以他们的家景，就是倾家荡产也怕治不好这孩子的脚，还不如让他自生自灭......这饼干匣子竟陪伴了他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

一个在西路撒连行医的前辈来耍，住在他家，要为他的肿包艾灸。死马当活马医，灸了几次，肿包中间贯穿化脓。他在江西的阿爸寄了些棉纸包裹药粉，麻线粗的药条回来，隔两天到许尔吉的药铺，阿咩和同去的另一个把他按在柜台上，由许医师拔出带脓血的药线，周围揩净后再捻入新的药线。此時他的叫喊可以振动一条街。

这种活受罪经历了三个月，脓水流尽，化脓口结痂，疼痛也有所减轻。但他的右脚还不能着地，双胛用木叉支撑才能行走。两支叉叉到一支叉叉，七岁上小学才丢开，踮着右脚尖走路。他的右脚比左脚短了二寸，走起来的难看可想而知。不但孩子，一些青年也跟他身后，“拿去弄！拿去弄！”地喊。还煞有介事地讲诉：“一个?贝尔割了两斤肉，叫她男人拿去弄”，学他一歪一倒，小腹向前的姿势。有的还伸出右手中指合着节拍往上戳。有的喊他“短一寸”。有的高叫“?波尔的屁儿转拐洞”。他的泪腺本就发达，遇事爱哭。不时遭遇的莫名羞辱也增添了他的自悲不是。所幸他一旦与伙伴们玩耍，便忘了自己是瘸子。他最爱与几个大小差不多的男孩玩侦察兵，匍匐前进，树后隐避。胸前吊着就两个纸筒那种“望远镜”。有时候把杵的叉叉当枪。当然，司令他是当不了的，封个参謀长就是最大的官。

体育课他从不缺席。除了手撑翻越木箱（当跳马）外，跳高、跳远之类考试从不过关，期末成绩也有3分。有次跑400米，须在学校操场跑完两圈，他只跑了一圈，其他同学都跑到终点，他也跑不动了，但李利名老师还当场向同学们表扬了他，并给他记4分。（那时候提倡学习苏联，以5、4、3、2、1分代指优、良、及格、不及格、太差作为评分标准）直到初三学校才批准他免修体育课。

更酷的是他还喜欢出风头，音乐课唱得特别大声。小学一年级时，因为阿咩是老师，另一个女同学的妈妈也是老师，他俩被挑选出来表演“兄妹开荒”。舞台是学校的过道，观众也就几十个小学生吧。“一鋤头那个挖下去，反转来瞧一瞧。哎！这么大的个儿，哎呀你说妙不妙”清脆的童音伴着挥鋤的动作，那种投入也算地道的演员了。

他是个集邮的发烧友。家里拿不出钱给他买邮票。大约上午第二节课收发室的老寇把当天的平信放到邮架，他们一下课就向邮架冲刺。尽管知道不会有人给自己写信，也要一封封地翻看有没有贴着特种或纪念邮票的，若获至宝又认识收信人，就给人家送去并讨要撕下的邮票。遇到那人回说：“我也在集邮”，就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有天，他听到一个女生跟老寇争吵，说她没有收到家里的汇款。老寇翻出签收簿，她的汇款单签收栏留着她名字的印章。女生说她从来没有这种印章，并把手中的石印拿出来比对。他仿佛记得前几天同班的黄某曾在老寇那里签收过汇款单，而黄是本地人，没听说有外地甚么亲属，便把此情况告诉老寇。老寇反映到学校，保卫部门找黄某一谈，黄承认私刻女生的印章，冒领了汇款。在当天的全校大会上，他被表扬。这也是他中小学生涯的唯一一次风头。

不过，集邮也给他带来麻烦。他“不耻下问”，加上表姐，也就是后来的大嫂从北京寄给他好些苏联东欧的邮票，所集邮票有几大本。高三时学校办“红书展览”，动员大家把藏书拿出来。他家有的是书，但陈旧而不红，就捧去了红彤彤的集邮册和所有的成套和稀有邮票，被老师任命为解说员。那天郭校长来参观，对他的邮票赞不绝口，指着开国大典等几张问他有没有多的，可以跟他交换。他说这些邮票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来的，怎么会多。几天后同学程寿恒说郭校长找他。他来到郭办公的独院，喊“报告”进去。郭说自己会东的朋友也喜欢集邮，托其搜集一些邮票，要他替朋友找点，无论是交换或购买都行。他说自己集邮都没花过钱，怎好意思拿来卖。那些好不容易淘来的岂有多余。他找了几十枚重复的散票，用信封装好，给校长送去。数天之后，程寿恒给他一个郭校长转交的原封不动的信封，里面邮票一枚也没少。

平时同学之间摆谈，他爱说怪话。比如师生们个个面黄肌瘦，饥肠辘辘，食堂阶梯上面的屋子里却不时传出猜拳行令声。那是校领导接待上级“检查”的必修课。他把那里取名“校宴厅”。他送邮票去的时候，郭校长正在院中绿荫下与人下象棋，旁边摆着盘饼干。他回到教室，向同学形容自己看着饼干如何咽了咽口水......那年头告密成风，不少人靠踩着别人脊背往上爬，不知道谁会拿这些话添盐加醋。

毕业成绩他破天荒地得了政治3分、操行4分。对照其他同学，大多数双5分，只有两三个像他一样的异类。眼泪由不得唰唰下来。后来得知，考生申报表上，学校意见栏写的是“不宜录取”。

高考后一个多月，他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几天后学校在荟英堂招集落榜生开会。宣布工作分配的去向。那时候的高中毕业生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国家包分配。落实单位有县人委（即县政府）、公安局、商业局、供销、卫生、文教等等。有个留校参与分配讨论的同学透露，因为他只适合坐着的干活，会议决定分他到商业局。他半信半疑，同学为了证实所言不虚，又报出其他人的分配去向，说名单已经报给郭校长审定。那天傍晚，学校在荟英堂召集落榜生开会。前面几个单位念完没有他的名字，念到的都是那个留校同学说中的。最后念的人数最多的小学教师终于有他。念完后，主持人问各位同学有没有意见，若有就留下来。服从分配的陆续走了。只有准教师的二十多人一个不落地留了下来。各人述说自己的理由。轮到他时，他说在母亲的巜小学教育》一书中看过篇文章，说是身体有缺陷的作教师对儿童心理有影响，自己是残废人，请求改分其他单位。在坐的文教局长杜欣夫马上说“可以考虑”。而郭昌帧校长拉长声调问道：“谁说?子不能当老师？”

他赶紧回去告诉阿咩。母子相对拭泪。阿咩忽然想起外婆正好在人民银行副行长杨盛英家当褓母，何不请她想想办法。外婆听后急得不得了，立即带着母子俩去办公室找到杨行长。杨是个很漂亮的女士，平时对外婆很好，既尊重又大方。听了阿咩的诉说，看看一旁流着眼泪的他，安慰祖孙仨几句，说是下来帮忙问问，并没给什么承诺。下班后她告诉外婆，已经找过人委管分配的，但又埋怨外婆不该当着下属的面找她说这事。此次毕业生分配，并没把人民银行作为安置单位。他们也不抱太大希望。规定的报到日他只好走进人委文教科，杜科长一见他就说：“你到人事科，他们给你另开介绍信。”他来到同一层楼的人事科，女主办问了他的名字就开出了分配他到人民银行的介绍信。原来，杨行长是分管人事的副行长，她的丈夫新近才从县委宣传部长升任县委副书记，而行长是个党外人士。开介绍信的女士是县委马书记的夫人，与杨行长要好。

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献出锅、铲、勺、盆等等一应金属制品。所有的人都去公共食堂吃饭。他们一家四口，他牵着眼瞎的幺姑婆，阿咩两手捧个大瓷钵，里面有两三个打菜的大碗和四个小碗，阿公拿着几尺长的烟杆跟在后面，每天早晚两餐到居委会的公共食堂。

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他也忘了自己是?子。无论是挑矿石、农会山烧炭、代管（地名）集肥、中火桥栽秧、铁厂（地名）割谷子等等，他从不缺席，当然也不敢请假。

尤其是农会山烧炭，高六一级的同学吃住都在山上。早上围着篝火上课。十点钟开饭。饭后每人拿把斧头就近伐树。四五丈高的松树从露地四五寸的部位砍断，哗啦啦地倒在坡上，那阵势让他不敢靠近。他只有等胆大一些的同学把树放倒后挥起斧子剔去枝丫，并将树干截成五尺左右，运到炭窑旁。扛着五尺长的树筒走山路，对于他来说更是莫名恐惧。脚下的松针又滑，一歪一倒容易失去重心，同学照顾他，尽量让他扛树尖最细那筒，但也免不了有一次连人带木滚下坡好远。幸好上帝早早地惩罚了他，这次只给他一点皮外伤。

然而那段经历竟是他最值得回味的。他们白天学习、劳动，砍树、上窑，对唱山歌。出窑时木炭又烫，手脸具黑。但那是自己亲手创造的成果，敲着放凉后梆梆响的木炭，就像钢琴发出的乐章。课余每人还要写诗别在牵起的麻纯上，自然是蓝天作被，星月掌灯，帝国主义踩在脚下，牛皮哄哄的顺口溜。晚上一溜地铺睡在树桩作柱，松枝盖顶的窝棚里，吹牛直到熄灯哨响。吹的内容五花八门。有人坦白暗恋班花，说那双颊就像熟透的苹果。而当年本地根本不产苹果，那人见没见过苹果还很难说。

大炼钢铁使县上成了一座空城。店铺关门、摊贩歇业、凡有劳动能力的都要出去坨土基、平场地、垒高炉、拉风箱、挑矿石，不一而足。遍布城乡的公共食堂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处在高炉附近的食堂几乎24小时开饭。有次他回城办事，十点钟吃了早饭上路，经过两处公共食堂都去吃饭，下午五点爬上农会山又赶上开饭，一天吃了四顿，创了此生的纪录。

代管集肥也是别开生面。那时公共食堂开始定量，人们吃不饱哪来这么多肥。就让学生去挖坟。把一座座老坟的石碑放倒，刨开表层，挖出朽棺及腐土，连同草皮装入撮箕，，挑到水田里撒开。往往在老坟中会挖出一窝窝的白蚂蚁，裹在一个拳头大或足球大的菌状物里，而当地人说，鸡棕就是从这菌状物长出来的。有一次收工后王正国看到远处的土坡晃出隐约的白色，不声不响地拿起蔑帽走了。一会儿捧着一蔑帽的鸡棕回来。他们跟炊事员商量，等开完饭后私下给点油炒出来共享。

中火桥栽秧并下种苞谷。为了防止社员（人民公社，农民都称社员）偷吃，苞谷种都拌了桐油，吃了要拉肚子。但他仍看到有个人把种子在手掌里搓揉后，用衣襟揩揩塞进嘴里。社员们说起干部，什么队长、会计、司务长都咬牙切齿。他说：“那不都是你们选出来的？换个正直的不就成了。”一个社员答道：“正直的还没有日出来。”

有天一垄田里秧没栽完就擦黒了，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他们赶紧往住地跑。田埂又窄又滑，他只有踩进田里连滚带爬，衣裤鞋完全湿透，竟然没有感冒。支农结束，同学陈开彬打算回会东老家大水沟一趟，邀他同往。他俩头天就央求炊事员预领了第二天下午的晚饭，做成饭团烤黄，吃罢早饭启程。两三个钟头的山路，风景不错。陈老伯一个人在家，捧出一堆李子款待。抱歉地说家里没米，只有煮豆子给你们充饥。他俩把荷包里的饭团掏出来递给老人。他那一份送给陈伯留下来吃。陈伯家连锅也没有，用个鋲铁罐头盒在火塘上吊起，煮了一满盒自家收获的树豆米给俩年青人吃，而说自己刚吃过。告别老伯，陈开彬挑了两小袋李子回学校卖。还没进城天就黑了。

铁厂收割正逢雨季。在当地住队的刘德金是个很会鼓动人心的县委干部。分配任务时，刘说今天准备了一桌光荣席，哪个组完成得好就坐光荣席。大家干劲十足，心想至少要尝尝久违的熬锅肉。他所在的组最先割完并捆好、脱粒、挑回了稻谷。坐上光荣席才发现，三菜一汤：老南瓜、四季豆、茄子、青菜汤与别的桌一样，只不过多了一盘瘪糊辣（把将枯的海椒树上“罢脚”的青红椒煮后晒干，用油炸黄的佐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