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夏，10岁，第一次吃喇叭花根（第二部分）

64年出生的我，65年夏秋喇叭花开花时，只不过是一个一岁多的baby，对花不会有什么想法或欲望。但天生花痴的我，在66年喇叭花开时，有可能就是一个十足的小色鬼了；待到67年花开时肯定是变本加厉地变成采花大盗或摧花使者了。

这里我说的喇叭花，是众网友熟知的牵牛花。

一般人眼里的牵牛花，属于存在于everywhere的柴火妞儿级别，可是在我眼里，她至少属于小家碧玉：相对其它攀藤植物，她的茎绕篱萦架时显得是娇柔，不像那拉拉秧（葎草）霸道的胡搅蛮缠，她的叶子是不是完美的心形？她的花是不是生的严格的喇叭形状？喇叭花开的地域季节决定了每一朵盛开的喇叭花都是生物学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的完美！我一生的伤心地有复旦大学，这个季节或更早更晚，您能够在复旦校园里看到一朵完美（不枯不为萎）的茶花吗（我在宝岛台湾的台北市也没有看到，只有在我精心控温控湿的温室里才看得见）？最重要的，牵牛花深深懂得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的道理，只给出一天的生命，只把最完美展现给你。

我爱喇叭花，相信大多数的网友您也爱，或者说，被我忽悠的、变得爱起喇叭花来，可是据说（只是据说）产于热带美洲的牵牛花在美国东北部不常见。

就在我期待着今年喇叭花的盛开和明春品尝喇叭花根的67年，几件事接连发生了。

话说解放前，我姥姥的姑父家是个大地主，霍姓。这个村子离我们村比较远，我对他们村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们村有姓“臭”的。霍老财主年老时变得无儿无女，过继了两个侄子，其中一个侄子出息大了，当成了共和国（不是民国）的先总理俄文翻译，这是家乡人引以为自豪经常反复谈到的。另一个侄子，不应该属于有好人品的，解放后当个教师，据说经常对女学生动手动脚的。文革开始，我父亲作为青年教师被抽调到教育局帮着“办学习班”，其中的被办学习班的就有这个霍老师，几天下来的接触，得知还是亲戚，就像我和当年的中国旅美科技协会的会长聊了几次，发现也是亲戚一样。但是我这份聊出来的亲戚给我带来的是去年的一笔生意，这个我父亲聊出来的亲戚给他带来的是祸事。

一天我父亲对这个霍老师说“今晚多吃点儿”， 这个王七蛋的他弟弟王九蛋的他哥哥，居然向领导揭发我爸爸去了，说我爸爸向他通风报信今天晚上要批斗他。结果是领导也没法包庇我父亲，我父亲从办别人的学习班变成了被办学习班。看来那时候，帮人之心都不可有！

我爸爸一连一个月不让回家，我爷爷让我妈妈去县城探望。我妈妈了解了情况，全家人就没有当回事儿，毕竟爷爷、姥爷、妈妈都算走过南闯过北的。爷爷经过过38年武汉大轰炸，姥爷在东北为国家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过着每一天。而我妈妈，当年姥姥带二舅和妈妈去东北沈阳探望为我党冀东八路军做地下工作倒紧俏物资的姥爷，在山海关要办入“满洲国”国境的手续，其中包括打疫苗，必须的。姥姥事先嘱咐妈妈打针时疼但是不要哭（否则会挨打），4岁的女孩子答应说不哭。结果打疫苗时我妈妈果真没有哭，这倒反而惹恼了那个打疫苗的混帐娘儿们，说这个小丫头片子怎么打针不哭，pia的一个大屁板子打下去，我妈妈愣是坚持着没哭，到沈阳晚上孩子睡下后查看时还有一个大手印，姥爷心疼坏了（也没啥，我姥爷多倒腾一些镍铁给八路军就扯平了）。

可是村里人，乡村男女不这样看。三个月后爸爸回到家，一个邻居半大老太太见了他，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半天说了一句：“你，还能回来？”

当时我们村子，解放后有几拨读书人，第一拨是五十年代初，我们家二房庶出的那支有一个堂爷爷考上了我后来上的那个大学。第二拨，更晚些，有考上吉大的一个同宗的远房堂爷爷（是我们家对门有碾房的那一家，我小时候他们家二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没有脑袋，让文革时造反的村里小青年砸的），他后来娶的是张学良手下吉林省长万福麟的孙女，生了个大女儿。82年春节，我一天下午正在家里睡觉，只听爸爸对妈妈说：“正心大叔大婶回来了，刚才去看他们了，他们家大闺女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我怅然所失，第二天在街上仅仅见到了那个美妈。再一拨是我二舅舅和同一个村子里的好义大伯，仅仅是师范毕业。二舅舅、好义大伯、加上我父亲，是村子里最帅的三位美男子，个头好，各个细皮嫩肉，尤其是书法好，还会各种乐器。好义大伯，就是经常借给我们家钱的那个老师，文革中倒了霉，有一个女同事伙同她弟弟，往死里整他，比如把几个初中生的hymen弄破，然后诬陷他rape女学生，让男学生倒提着他用嘴脸在地上蹭，名为犁地。估计是要判死刑的。后来是哪几个女学生的家长觉得这事情异样，问自己家的女儿到底是咋回事儿？女儿们说是她们的女老师做的，说这样考试给高分，这些家长就不干了去找领导。。。（这些事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几个老太太聊天时不忌讳我在场说的，原话是“把人家女孩子下身撕烂了”）。

所以，那个农村愚钝的老太太见到我爸爸特惊讶。

再说，故事11第一部分谈到的那个小弟，文革时已经50多奔60了，以后称呼他为老F吧。老F很厉害，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有一拼，一共娶过三个老婆，前两个死一个打跑一个，第三个老婆很厉害，一下子生了10个，4儿6女。老F人显得很好，这个老F家（我们那里对谁的老婆就这样称呼）人也显得好，他的儿女们也显得特别好。与一般农民不同，一家人长得很秀气，对人显得和蔼可亲，一家人和和睦睦，从不吵架，。如果不考虑他们家人对我们一家人的伤害，我真的觉得他们一家人很好。老F的最大本领是在文革结束前，所有的孩子都当了兵，或进城工作，或嫁到了城里（包括县城），没有一个孩子在农村当农民的，众网友中肯定有农村出来的，那个年代您见过这样成功的家庭吗？但是他们家的大儿媳和三儿媳是村里的农民。他们家的遗憾就是：大儿子大F一家住在我们家西侧的三间东向的厢房里，而老F就住在隔一条街、正对门的一家地主的厢房里。 翻身农民和他们的后代只能住在冬冷夏热的东厢房里，很可能他们一家从48年一直郁闷到67年。可是东面隔着一道篱笆或墙就是一块等面积的空白地。

这块空白地，还有个小故事。出自我们本家二房庶出的一个我爷爷的堂大叔，一直想把我们家这块空白地买过去和西面的另一半合起来盖新房，人家可是刚发财的，他的亲家翁是县里的名绅（有名的劣绅桓大蜡），儿子在北京辅仁大学读法律，而且儿子的大舅哥是国民党骑兵军长何柱国将军（张学良的原班人马，是亲共产党的，是抗日英雄，解放后不久就眼睛全盲，但是改革开放时还活着住在杭州，文革前国家每个月给他300元，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秘书。临解放时他们三个人（大堂叔、我爷爷、老F）一起做买卖，这个大堂叔暗着坑了我爷爷（没有坑老F），被我爷爷得知后掐住脖子面对面打了十几个大嘴巴（这是我上大学后，我的那个青堂瓦舍的三伯父（真正的地主）告诉我的，而且我和我爷爷验证过的。看来我爷爷脾气也是够火爆，那是叔叔辈的，不应该那样打。这个打嘴巴，给我爷爷差点带来杀身之祸。这个大堂叔做买卖精明但是政治上糊涂，竟然给他的还乡团当团副的亲家通风报信共产党活动情况，那不是作死？结果一天晚上被共产党区小队从家里被窝里掏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就听到村东头砰的一声枪响，村民们明白了，这个大堂叔被共产党崩了。这个大堂叔的爹爹，就住在我们家东邻，让我爷爷去看看，“是不是你大叔被崩了”。我爷爷打个灯笼去了，一看果然是，就准备回家拿个席子盖起他来。回来取席子的路上，见迎面有一个灯笼走了过来，走近一看是我们村后来村支书的大老婆（看来我们村支书的爹还有小老婆，是的。这家是我们村唯一的烈属），半夜出来夺得头筹看死人，这老太太胆子够大的，以后还有这个老太太在故事里的出现，那个故事的题目是我第一次吃煮青玉米。第二天很多人都去看死人，我妈妈也去了，说看到一大滩脑子和血混在一起，我当时想“妈你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家又有胆又无聊”，我一辈子遵从爷爷的嘱咐不入刑场不入火场，逝去人的尸体，我仅仅见过我老叔的。我爷爷是与心无愧的，可是这个大堂叔的儿子，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大堂弟不干了，说是我爷爷给八路军通风报信报复他爹，结果还乡团就进村把我爷爷绑起来要活埋。我不知道我爷爷是否为他打人大嘴巴的事情后悔否，反正这时候有正义人士出现了，这个大堂叔家的几个长工一起出来做保，详细解释说这两件事一码是一码不相关，我爷爷才捡回一条命。我们家人还是厚道，要不向党和政府检举他勾结还乡团残害无辜群众，肯定够他吃一壶的。这个脑袋有些拎不清的堂爷爷一家我后来和他没有联系，他不想想我爷爷果真给八路军通风报信，敢大半夜只身去看他爹的死尸吗，还要去两次。当初爷爷的大堂叔为了得到那块空白地，要给我爷爷三个金元宝，后来长到给四个再加100块现大洋，我三大伯做中间人，爷爷也没有干。

文革，他们老F家一家认为二次翻身的机会到来了，动这块空白地的心思了，要巧取豪夺了，只不过用心太脏了，手段太下流了。

话说，我爸爸从县城学习班放回来后的某一天，大队造反派把我父母叫到大队部，说他们污蔑毛主席，为什么？他们说，我爸爸对我妈妈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这是我刚买来的一对小兔，你要把它们养好缴给国家”。我爸妈当即差不多明白咋回事儿，但是坚决不承认这样说过。我十几岁时，我妈妈仍然和我们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对话。可是从哪儿以后，我认为我爸妈就有可能这样说过。两个人毕竟都念过书的，我爸爸平时讲话就比较诙谐，这是年轻夫妻之间的私人对话。再说了，在那时候北京市等大城市，不是常看到到商店打酱油时的场景是：

顾客：“要斗私批修，我要打酱油”。

售货员：“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你打多少？”

这养小兔长大后卖给国家丰富城市人民的副食，怎么都比单纯打酱油高尚吧，怎么就是污蔑毛主席了？

在哪以前，我们家垒的西墙不是在66年底被大F的大舅子（养汉老婆的大儿子）带领村里造反派给拆了吗？下一步他们的行动是一步接一步，做饭的泔水直接倒到我家西园里。我爸妈忍了。但是有忍无可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