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丁二酸钠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我一直为我的记性好而感到自豪。
1966年我只有两岁，这一年我就记住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父亲骑自行车带母亲去县医院看病（行文到此，突然醒悟到很可能是因为母亲怀着弟弟所以父亲带母亲去产前检查身体吧）。记得回来时奶奶给准备的中午饭是菜粥。菜粥不同于普通的白粥，高粱米做的粥里面放了葱花、白菜叶和盐、或许还放上几滴香油和少许五香粉。我还清楚记得母亲侧身坐在炕沿上吃粥的样子。
第二件事，在仲春的一个阴天上午，有一个要饭的到我们家来要饭。那时间我们家传说中的翠花门楼（朝北）已经被拆了，那要饭的走进无门的后院绕过了影壁就要进堂屋后门了。正在烧火的我妈迎了出去，给他两个玉米饼子他还不要，非要粮食。我妈打开堂屋东北侧的粮柜说家里都没有粮食了。他才不情愿的拿着两个玉米饼子走出后门。
他刚一出门，我只听砰的一声，抬眼看到他前额上重重地被飞来的泥球打中了，就是弹弓打鸟用的那种泥球或叫泥蛋。
我出门看到一个叫立堂的大个男孩子跑开了。
这个立堂，是我的侄辈，血缘关系在八服之外。他爷爷奶奶两口子抽大烟败光了家产，硬是主动要求被过继到我本家的二房因而成了我们家的东邻。而我们家五服上的二房的嫡出的早全家搬到北京去了。这个立堂，改开以后在邢台市工作期间与人争风吃醋被人干掉了。
那要饭的当然是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我妈赶紧拉我回房关上后门。最后一瞥，我见到立堂的爷爷拿着一个小瓢，把里面的玉米倒到要饭的的口袋里。要饭的骂骂咧咧着走了。
第三件事，就是文革啦。有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过村里的主街道，当然是要呼喊着口号，记得有个戴眼镜的高个子老师脖子上还挂着个哨子。学生们刚刚从东向西离开村子，又听到村东北方向锣鼓喧天，我不由得随着小朋友们向东跑去，等到了村头，就见从北面中心小学方向来了一支队伍，穿的戴的花花绿绿的，当然都是纸糊的服装。
这是一只牛鬼蛇神的队伍，他们的装束是浪荡公子型。其中有立堂的亲堂爷，我的三堂大伯。他没有像他大哥二哥那样抽大烟所以没有败家（他们三弟兄的舅舅还是总理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呢），所以成分是地主。地主嘛，当然是有俩闲钱儿的。
他们的队伍到了街中心后一字排开，造反派要他们自爆姓名和丑事。只见一身装束如同京剧《铁弓缘》里面石衙内那样的三堂大伯朗声说道，“我叫xyz，我奸污过妇女一人”。这时我发现，村里人都不约而同地瞅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好像是后天性的嘴歪眼邪。几年后听村里几个老太太闲聊天，说那个臭养汉老婆年轻时养汉养多了所以才成这样的。养汉老婆，我九岁十岁时读《红楼梦》读到王熙凤就是这样骂人的。
等到了这天的下午，从村东公社驻地方向又来了一直队伍，这支队伍有一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带着个纸糊的高帽子。这些带高帽子的黑五类们，被红卫兵押到了村西的大队部的广场，脸冲着西晒的太阳，也是一字排开。
这时候，我看到一个带军帽的红卫兵头头模样的人，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只破鞋，只见他脸上带着坏意的笑容，走到这群黑五类的后面，然后一个接一个在他们的后脑勺子上面一个个的给敲了一下。
批斗大会正式开始了，我注意到有两个大高个子，还都留着长头发。他们的长头发不时地被人薅着，这其中的一个是三堂大伯的舅舅、总理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宋子阳，还有一位是原唐山党校的教师、右派，名叫郭睢。这两位好像不低头认罪，可是挨了不少揍。
以上这三件事，分别发生在1966年的春和夏，转眼就到了秋天，就一直传言说要割宅基地的尾巴。我们家的宅基地的面积是别人家的2~3倍吧，尤其是我们家宅院的西边还有外宅，是空着的，还和我们家的本院隔着一道高墙。而那个养汉老婆的女儿嫁给我们家的西邻，宅基地的宽度是我们家宅基地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们两口子一直对那块空白宅基地虎视眈眈的。因此我爸爸和我的两位叔叔就利用家里的砖在晚秋在西面边境上垒了一道墙。垒墙这件事情我有印象，我爸还有两位叔叔是挑灯夜战，天有些冷，我妈还专给我穿上一件夹袄。
1966年初冬的一天早晨，大约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吧，我正在我爸妈住的西屋的地面上拍着皮球玩，就听外面突然人声嘈杂，我想出去看看，我爸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严厉口气对我说，“不许出门，好好呆着”。不一会儿，只听外面人们齐声喊“一二、一二、一二三”，紧接着就听轰隆一声，随后听到我奶奶在堂屋骂了一声“这群养汉老婆下的王八犊子们”。
原来是，养汉老婆的大儿子为了给他妹妹出口气，带着村里的造反派红卫兵们把我爸和两个叔叔垒的墙给推倒了。
我没有被推倒的墙的印象，可能是因为还隔着一堵墙吧。但是永远忘不了那轰的一声。
一两年后，我们家被割地但不赔款，失去了宅基地的六分之一即西外宅的南半部。那以后我爸从来没有停止过要回宅基地的努力，终于在1974年失而复得。
等到了1967年，能够记住的事情就很多了，一下子涌出脑海。
不想再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