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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31:1969年,5岁,第一次吃北京臭豆腐和玫瑰酱豆腐(第二部分)

(2016-10-11 07:35:00) 下一个

当年我爷爷的一个选择,让他的后代们又要艰苦奋斗几十年。

土改时期,党和政府在河北冀东地区执行政策相对务实一些,没有像在其他地方在我眼里看来是穷光蛋的(大学同学父母、祖父母)也被划为地主富农、甚至处死。对我爷爷和我姥爷这样的家里面虽然有三重甚至四重大院、房间数是一般人家几倍的殷实人家,也是根据家里面的人口和拥有土地情况,成分分别划为下中农。在我七八岁实在是没有什么书可读的时候,我把当年的土改手册都认真读过(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把姥爷不知道为什么存下来的文革中的人民日报也是很好地读过的)。

 

但是可以这样总结从49年解放到文革中的我们村人的日子:

解放(土改+复查):民间的金、银几乎被收回国有。除了地主富农,贫下中农也不可能有金银的大量储藏。我姥姥经过千辛万苦(怕我姥爷换成人民币花了,哈哈),才把300块大洋(银元,有民国的孙小头、袁大头、还有墨西哥鹰洋、以及袁世凯称帝以后的正脸袁大头)保留到改革开放以后。1949年复查时,我爷爷、作为一个人品被信得过的人(没有被分财产、也没有分别人财产),和一个村干部一起负责把我们村收缴的金银送到县政府,爷爷说当时连登记在册都没有,但是他们两个就没有想过自己偷偷留下来一些。爷爷说有几幅名画,他们很喜欢也只是路上展开看了看,爷爷讲他尤其喜欢里面的一幅百鸟朝凤图和一册金字画册(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抗美援朝:几乎所有的铜钱、铜器,被收回国有。为的是制造枪炮,打败美帝野心狼。所以,几乎没有人家还有铜钱、铜盆(我只是在一个赵姓老奶奶家见过)、铜镜。甚至农村红彤彤的大板柜上的铜牌(一大块挺厚实的方铜和铜锁,也被起(撬)走了,所以每一家的柜子在正中间都是一个大窟窿,露着未上漆的原木本色。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无一例外的。

 

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几乎所有的钢铁被收走,运到小高炉去炼成废渣。除了农具,铁制锅碗瓢盆都被收走去大炼钢铁了。我从来不愿意参与论坛上极左和极右之间“匪”、“贼”或“死几千万人”或“营养性死亡”这些辩论,但是我推测的情况是:由于大跃进前期大炼钢铁时期的锅碗瓢盆这些铁器被收走,集体食堂被关掉以后,农民想做一口吃的都找不到锅,阴差阳错地就被饿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在我姥姥家见到一个特殊的工具,一个比锅还大的勺子,铁柄很短,铁柄上安着一个又粗又短的木柄,七八岁的我当时问过姥姥“what is this”,姥姥说“这是大勺,大跃进时所有锅都被收走砸了炼铁去了。吃食堂快黄了的时候,你姥爷买了它,晚上偷着炒些玉米粒吃。那时候我和你姥爷偷着埋了两缸苞米。那时候咱们家又(暂时)住进了一户贫农,怕他们家去报告(给干部),都是半夜偷着在套子屋(里屋里面的套间)地炉子上炒个半熟就吃”。我奶奶就没有这心眼儿,那时候我爸爸在秦皇岛上学、我爷爷在外地教书,我奶奶饿得全身浮肿,躺在床上等死(我奶奶多次说的原话),是我的三姑,一个只有十一二的女孩子爬上柳树榆树杨树槐树去采树叶树花榆钱才没有让腿脚残疾的二姐(我二姑)和两个幼小的弟弟(我二叔和三叔)饿死(老姑至少在我5岁的时候以及前几年说过三次此事)。

 

文革开始了,所有的瓷器被收回国有。哦,错了,是被瓷器的拥有人或者造反派或者红卫兵砸掉了,几乎没有什么剩下。在旧社会,闺女出嫁肯定是有很多瓷器作为嫁妆的。可是我姥姥家的大板柜上只有座钟、盆景和极少量的瓷器;至于我奶奶家,就几乎是空荡荡了。我曾经问起过此事,奶奶和姥姥都说是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时凿了(砸了的意思)。夏天晚上在户外乘凉时,时不常听到老人们在惋惜地谈论着,他们家的什么什么被凿了。有个贫下中农老大爷还气愤地责骂旁边的红卫兵,“我们家从xxx(地主家)分的那对朱砂瓶多好,愣是被你小王八cao的给凿了,要不留到现在能卖300多块钱(1974年前后,已经有政府机构出面到乡村收购文物,说是出口创汇,我姥姥卖了一个小玛瑙猴,还买了18块钱)。

 

金银铜铁没收了、瓷器砸了、名画书籍烧了,石刻凿了,大庙拆了,树林砍了,河整干了,水整没了,良田整成高楼了,空气整阴霾了,还剩下些啥?剩下了良心?好像现在也让狗吃了。

 

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果是,开食堂的时候,有着三重大院、九间正房的我家,被赶到一小间别人家的厢房屋里,所有的家当被塞了进去,实在塞不进去的就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人偷。那时候没有油毡和塑料布,三年下来任其腐烂下去。等到三年以后,我们家搬回破败的原宅时,三姑说破衣烂衫发霉的被子当柴禾烧了三天饭。这差不多是我奶奶、和我奶奶的两个婆婆和两个奶婆婆(grandmother-in-law)的嫁妆和积攒。我上文曾经讲过,我爷爷是在日本侵华以后,被迫过继给在老家的堂伯父的,我爷爷奶奶侍奉伺候二老差不多十年。

 

当初拒绝搬出去,像现在的钉子户那样?当时我爷爷奶奶是不可能反抗村干部们的决定的。村干部扬言,如果痛痛快快搬出去,啥都好办,否则开除公职(那时候我爷爷是教师)、定为漏网右派、按现行反革命处理,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当三年后我奶奶带着我的两个姑姑和两个叔叔搬回家时,差不多除了一身衣服和一床被子,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令人讽刺的是,在1960年或1961年,我父亲放学回家、我爷爷放假回家,我爷爷和我爸爸只能睡在一个被窝里、而我奶奶只好搂着我老叔睡在一个被窝里。我的姥姥(不是我的奶奶)和我的三姑,不止一次和我提及此事。

 

由于家里穷,大跃进后的我爸爸就只能选择不上高中上师范。而我的母亲,和我的二舅一样的不幸,都是因为没有在考卷上写名字,一门课是零分,只能去当教授的她老姨姨夫家重新读书,当然了,读了个师范。

 

大跃进的后果,在河北省就是让近100万吃商品粮的人在1962年回家务农,让一些学校解散。我的爷爷,我的刚刚工作一年的爸爸、我那不得罪君子但是得罪小人的爸爸,就双双被下放回农村了,我妈妈上的学校也被解散了。

 

在好人的善意提醒下(请见童年回忆故事2 : 1974年春节,10岁,第一次吃河鱼),我爸爸终于恢复工作,而我爷爷就彻底成了农民。我妈妈呢,由于我姥姥家生活富裕,返乡后就又成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小姐了。

1963年初春的一天,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姥姥要经过我们家去例行地一年一次地看望另一条街上的本家八婶子(我姥姥如果不这样走她甚至会迷路,怪怪的,哈哈),就见我爸爸放假在家,正在埋头洗着弟弟妹妹们(我的姑姑叔叔们)的衣服。我姥姥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就决定要把他变成她的乘龙快婿。

我爸爸到底有多帅?75年左右,农村上演一部电影《侦察兵》,里面的主角是王心刚表演的我军侦察排长郭锐。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就觉得王心刚长得特别像我大姑家的大表哥,第二天我忍不住对妈妈说“郭锐像我表哥”,我没有注意到妈妈的脸色变化,但是我听到妈妈用略有自豪的声音说“人家都说长得像你爸”。几年前在沈阳,在大姑的葬礼上我和大表哥说起来此事,大表哥也带着感情地说“那叫三代不离姥家根,人们都说我长得最像我大舅”。又过一年我去沈阳看大姑父,下楼迎接我的三表弟的体态相貌神态是那样的像我爸爸,我三姑家的表弟,也特别像我爸爸,而我的叔叔们则没有那样像。

侦察兵这部电影,在农村差不多天天在上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放映员没有成为精神病。我差不多看过20(二十)次以上,里面的台词我差不多会背,我还有一次逗爸爸让他学着郭排长假扮的敌作战处长拿腔拿调地说出来“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啊?”“你在唐山炮校受过训吗?”。爸爸认真地做了,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儿子那时候欣赏的是什么!或许他早知道他像大明星了。那时候的爸爸应该很幸福的。

 

姥姥欣赏上了爸爸(那妈妈肯定同意了?我不好意思问都快八十的妈妈),女强人型的姥姥干脆来我家提亲。姥姥开门见山,说“我要给你们xx提亲,对象就是我们家yy”。姥姥多爽快!

可是奶奶却说“我们家配不上你们家,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家原来有九间正房,经过开食堂的糟蹋和折腾,六间倒塌,就剩下三间,而我爸爸却有弟兄三个。

姥姥说,“哪有啥?谁没有从穷过过?好好过日子就中”。我姥姥当然知道我们家穷了,知道我爷爷和我爸爸盖一条被子、奶奶和老叔盖一条被子。按爷爷的说法,“共产主义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可是到我们家却变成一年一人一尺布票,做个裤衩,露上露下”。

当奶奶告诉周末回家的爸爸关于我姥姥来提亲的事,爸爸居然不同意,理由一样,仍然是家里穷。甚至我爷爷都说服不了他。看来妈妈真的是长得太漂亮了,在爸爸那里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女神了。

巧的是,有一次我爸爸从他教书的那个学校放假回家,正赶上我妈妈去邻村她大姨家串亲戚。小路上迎面而来的妈妈大大方方问候了一句爸爸。爸爸那里起了什么化学变化是我这个化学工程师所不能用文学语言所描绘描述的(估计文学水平甚高的我妹妹来写还差不多)。

反正,当过了几天,爷爷委托的本村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再一次劝爸爸同意这门亲事时,爸爸居然点头了。乌拉!爸爸不点头,就没有我啦。

 

爸爸这一点头同意,山大的压力就在爷爷肩头了。这时候的家里,是一穷二白、一贫如洗、一文不名。

 

怎么办、怎么办?急死我爷爷了,也急死我了,我还要在一年后出生呢。

这时候,我爷爷,他想起来待他如亲儿子的二婶。他把家里的窘况写信告诉了他的婶娘,在北京教小学的婶娘。

爷爷的婶娘,我的堂太祖母,她不久后就回了信,随信寄来了一张汇票、一张二百元人民币的汇票,还寄来一个包裹、包裹里面有一条毛毯、一件毛料裤子和一双皮鞋。

 

我爷爷的叔父,蒋政府国防二厅的高官,40年代去世。堂太祖母一个人养着一大家子,她的长子(我爷爷的亲堂弟)和我爷爷的同父异母弟弟都去了台湾,79年以后才恢复联系。她的女儿,解放后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届新闻系毕业生;他的二儿子,大学毕业后则成了王竹溪先生的研究生、大学教授;而她精心培养出来的我爷爷的同父异母妹妹,投奔革命以后则成了地方政府中层官员。

我的这个堂太祖母,解放后的工资才78元/元,可是她拿出来200+元给他的夫家侄子,给她尚没有见过面的堂孙作为结婚的贺礼,实际上是救命钱(救了我的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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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我爱丁二酸钠 回复 悄悄话 王心刚的发音是唐(二声)山炮校,不是汤(一声)山炮校。而且重复了两次。
当然历史上只有汤山炮校,好像没有唐山炮校。
麦克老狼 回复 悄悄话 电影台词里说的是“汤山炮校”。。。 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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