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20：1982年，18岁，第一次吃（宴）席 --- 兼记国民党被俘少将在文革（第二部分）

1982年春节后的正月，已经上大学的我终于第一次被正式邀请去吃宴席。

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曾经是解放军的一个营长，但是他后来又成了于坨小学（有初中）的校长，再后来又成了我所在高中的物理老师（不是我们班的），最后他成了县能源办公室主任。

我在上高中时，他给了我诸多帮助，包括直接和我父亲讲，“xy有些骄傲”。害得我一辈子都要告诫自己“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

他是我一生需要感谢的人之一。

在1982年春节前，他一次遇见我父亲时就说，他要邀请我到他们家做客，受邀者都是年轻人，说他就喜欢大学生了。我父亲愉快地替我接受了这个张老师的邀请。

82年正月初四，我骑着自行车，到了于坨村打听到他们家，热心的张大妈开门迎接我。

我到了不久，午宴就开始了，宴席上已经增加了当时家乡常见的鱼和虾。

那天酒席宴上有张老师、张老师的大儿子、我的两个高中同学（都是这个村的，一个大学、一个大专）、还有一个初次见面的同届大学生。至于张老师的小儿子，当时的高中生、后来的我妹夫，就没有入席的资格了。

张老师介绍这个我初次见面的大学生说：这是陈大鹏，我们家亲戚，陈敏芝是他爷爷。

“陈敏芝是你爷爷？”，我惊问。

陈大鹏说：是啊。

我：你爷爷是国民党少将，大连市接收特派员（大连未到任的市长）。

陈：他是张学良的上校机要秘书。

我：对，我爷爷可佩服你爷爷了！

张老师：好，好，都再喝一盅。

 

我从小就听爷爷说：张学良的老师杨占一是我们村西面范庄的，张学良的秘书陈敏芝是我们村东面于坨村的，张学良的仇敌杨宇霆的老家是我们村西北面宋家道口村的，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的表哥杜惠林是我们村东南面胡坨村的，张学良的部下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中将的孙女婿齐正信（化名）是我们家对门的，张学良他爹张作霖的仇敌李大钊是我们村东南面大黑坨村的。。。。。

 

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轰轰烈烈中的1968年初春的一天，让当时还不到5周岁的我是那样的记忆深刻。

刚刚吃过早饭，我妈妈这些社员们就要开始上工了，第一件事情是跳忠字舞。我记得跳的最好的是我二妗子和一个赵姓媳妇。

社员们已经下地干活去了。这时候村西头又响起了锣鼓声，原来是小学生们有好几百人的队伍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宣传文化大革命。由于人多，喊着口号的队伍过了很长时间。这期间，长得高大白净的刘维正老师吹着哨子指挥着队伍。

小学生队伍过完了，村里平静了一阵子。忽然，村北面又响起了镲声，而且听的出来有大镲和小镲。我跑到村东头，看到村北的路上过来十几个穿戴着花花绿绿的中年男人。

这些怪衣怪帽的人到了村中央就不走了，还排成一队。我这时候才注意看他们的行头，都是打扮成唱京剧评剧中的公子形象。只不过这些戏装不是绫罗绸缎做的，是纸糊的。不过那个帽子糊的真像,一个个像评剧《王少安赶船》里的王少安似的。

原来，这是公社里的造反派从各村搜罗的浪荡公子，主要是解放前的富家子弟，里面我认识的有我三大爷（见故事17，我第一次吃河虾），前村王葛庄的赵大少、赵二少。这些人要一一报名，要讲自己曾经干过什么坏事。这些人亮场以后就造反派赶着走到了我们大队部前小广场。

又过了一会儿，从村东又走过来一只队伍，静悄悄的，可是他们每一个人带着一顶高帽，白纸糊的，有一米半到两米高，反正我觉得有那么高。

那时候的我已经认识不少字了，从纸糊的高帽上我看到这里面有于坨村的反动地主宋子洋（周总理南开中学同班同学），于坨村的反动军官陈敏芝（国民党少将，大连市长），常坨村的右派分子郭睢（唐山党校原教员），王葛庄的反动军官桓天佐（国民党骑兵军二军军长何柱国中将的少校秘书，双目失明的何柱国将军在改开后为全国政协常委），我们村我二堂爷爷（国民党军官、汉奸、农工民主党建党党员）。还有于坨公社的很多地富反坏右分子，但是我现在仍能记住的就这几个。

这支队伍也走到了我们大队部，站在先到的那一拨浪荡公子前面。这时候造反派要求他们都摘下来高帽子和公子帽，就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只见一个造反派干部模样的三十来岁男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只破鞋，他带着一脸的坏笑，把这两排黑五类每一个人的头顶打了一下。这时候我注意到我三大爷、郭睢、宋子洋和陈敏芝都是留着长发，不过三大爷和郭睢的头发太长，风吹的有些凌乱。个头很小又翻着一双小眼睛的桓天佐显得单薄而又可怜巴巴，而陈敏芝则始终保持着军人的风度，腰板笔直，气宇轩昂，除非不时地被造反派强摁着低头。

造反派要每一个台上的黑五类自报家门。到陈敏芝时，只听得陈敏芝用带东北口音的家乡话说： “我（ě）叫陈（cén）敏芝（zī），现年60岁。。。。。”。这是他不变的开场白。提到“少帅”时他毕恭毕敬，他讲述“西安事变”前后给“少帅”草拟与延安等方面来往密电时又眉飞色舞，述及自己的轿车刚驶到瓦房店机场，飞机即离地上天，被随即赶到的解放军俘虏时又无奈叹息。。。。。让人们听了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突然，一个女造反派举拳高呼“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陈敏芝”，这时其他造反派也醒过味来，一起举拳高呼。

一个带红卫兵袖章的小伙子厉声问道：“陈敏芝，你不老实。你要坦白交代，你杀害了多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陈敏芝：“我一个电话、一个电报、一个手令，我也不知道死多少人”。

众红卫兵造反派拥上前去，劈头盖脑狠狠击打陈敏芝，有一个小伙子还解下系在绿上衣外面的军用皮带抽打他。我当时在想在台上他如果裤子掉下来多不好。

整个一上午的批斗大会结束了，其他黑五类自行回各自村子的家，只有陈敏芝要留住不放要拉回公社驻地于坨村继续批斗。造反派要先吃饭再回公社，十几个造反派去吃饭了，留下四个造反派在大队部办公室看着他。我们一群小孩子从外面向里面瞅着。

陈敏芝在那里沉思的样子，造反派之一可能是饿着肚子没好气或者是存心找碴，说：陈敏芝，你在想什么。陈敏芝说，我在想一个顺口溜。

造反派之一：说出来给我们听。

陈敏芝：一个瓶，瓶里有个虫，一群苍蝇围着乱哄哄。

造反派勃然大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