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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用稀土卡美国的脖子,迫使美国让步。这可是一手王牌,但为了这张王牌,中国也付出了很多。内蒙,江西很多稀土产区,那是寸草不生。而且稀土的利润并不高,属于不赚钱但有战略意义的资源。
稀土也属于资源战的一种,自古以来,两国相争,资源都是一个武器。比较常用的,如粮食,石油。70年代,阿拉伯国家为了抗议西方在以阿战争战争中偏袒以色列,曾搞过一次石油禁运,直接把西方拖入了经济危机。美国一直用封锁马六甲海峡威慑中国对台湾的企图,因为中国的石油70%从中东进口,须经过这个海峡。一旦石油断供,中国可能不得不投降。
但大家可能没听说过,厕所的污垢,曾经是一项战略资源,两国相争,就比得是谁的污垢多?
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但变成武器,都是欧洲人干的,明清之间的红衣大炮,就是从葡萄牙进口的。
从14世纪欧洲人将“硝石、木炭、硫磺”的配方优化到经典的75:15:10开始,火药开始取代冷兵器,战争的胜负手从骑士的冲锋、城堡的高度,转移到后勤官的硝石库存。
但是在哈伯-博世法出现前的漫长几百年里,人类获取氮(硝石)的手段原始而肮脏。欧洲的君主们设立“硝石官”,允许他们闯入任何人的厕所,马厩、鸽舍乃至卧室,刮取墙角、地板上富含氮的污垢。人和动物的尿液中含有尿素,富含氮元素。因此,这些混杂着尿液、粪便和腐烂有机物的泥土,被熬煮、过滤、结晶,最终变成驱动大炮的火药。某种意义上,两国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哪一国有更多的厕所污垢,以及更有效地收集,熬取这些污垢的能力。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如奥斯曼攻取伊斯坦布尔,十字军东征,西班牙夺取美洲,英西战争,都是属于尿的战争。
很快,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跟不上战争的消耗。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终于找到了一个“终极矿藏”——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那里有全世界储量最大的硝石矿。这是大自然馈赠的、无需刮墙角的“火药之山”。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全世界的军火库。19世纪下半叶,全球的硝石贸易几乎被垄断,地缘政治的火药桶很快被点燃。
1879年,玻利维亚试图对在其领土开采硝石、具有英资背景的智利公司增税,这违反了此前的条约。在英国资本的暗中支持和怂恿下,智利选择直接开战。这场战争后世也称“硝石战争”,是一场典型的、赤裸裸的资源掠夺战。凭借装备更精良、由英国资助的海陆军,智利大获全胜。秘鲁割让了富含硝石的塔拉帕卡省,而玻利维亚则丢掉了其唯一的沿海省份安托法加斯塔,从此被彻底锁死在安第斯山脉中,从一个太平洋国家沦为内陆国。智利则一跃成为南美强国,靠着出口硝石赚取的巨额财富,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和繁荣的首都。
硝石除了做火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生产化肥。1898年,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著名化学家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发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演说。他拉响了马尔萨斯陷阱的警报:全球人口正在爆炸性增长,而智利的硝石矿藏是有限的。他预言,最晚到1930年代,当硝石耗尽,化肥生产将停止,全球将爆发大饥荒。
这不是危言耸听。人类,第一次遭遇了“元素枯竭”的文明级危机。全世界的化学家都在疯狂地寻找同一个圣杯:如何从空气中固定氮?空气中80%是氮气,但它们以极其稳定的氮-氮三键形式存在,化学家称之为“惰性”。将它们拆开并与氢结合成氨,是制造化肥和炸药的唯一路径。
这个炼金术士般的梦想,最终被叫叫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德国犹太裔化学家实现。哈伯选择了一条被所有人认为不可能的路径:高温、高压、催化剂。他用上千次的试验,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了一个模拟地球深处的环境,在近200个大气压和500摄氏度的高温下,终于迫使氮气和氢气“联姻”,流出了液态氨NH3。
哈伯的成果被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买下,交给了工程天才卡尔·博世。博世的任务,是把哈伯的“炼金术”放大一百万倍。他和他的团队几乎是重新发明了现代高压化工产业,1913年,第一个工业化合成氨工厂在德国奥堡拔地而起。
就在一年后,1914年,一战爆发。大英帝国皇家海军故技重施,立刻祭出了百年法宝:海上封锁。舰队扼守住了从智利到汉堡的所有航线。德国总参谋部计算,德国本土的硝石储备,只够维持6个月的弹药生产。6个月后,德军前线的机枪和火炮将集体哑火。英国人得意地宣称,战争将在1915年圣诞节前结束。
他们封锁了海洋,但正如哈伯所说:他们无法封锁空气。哈伯-博世法,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秘密武器。奥堡工厂开足马力,用德国的煤(制氢)和天空的氮,源源不断地生产着炸药和化肥。
它既是“来自空气的面包”,让德国在封锁下通过提供氮肥,维持了粮食供给;它也是“来自空气的炸药”,让德国的战争机器得以持续运转。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正是这项技术,支撑德国在弹尽粮绝的绝境中,将战争硬生生拖长了数年之久。权力的杠杆,在这一刻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的跃迁:从“控制一块土地”(智利的硝石矿),转向了“控制一个公式”(哈伯-博世法)。
弗里茨·哈伯用一个化学反应,就击穿了大英帝国引以为傲的海上霸权。吊诡的是,哈伯这位“从空气中取出面包”的圣人,同时也是“从空气中取出死亡”的魔鬼。为了他的祖国,他狂热地投身于化学武器的研发,并亲赴前线指挥了1915年伊普尔战役中人类首次大规模毒气攻击。
1918年,哈伯因“合成氨”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个决定至今仍是诺奖历史上最大的争议之一。他的人生格言——“和平时期为人类,战争时期为祖国”,最终成了一个黑暗的注脚。
氮元素的战争,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定义了现代化学工业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权力的范式。但这场变革的遗产,我们至今仍在消化。哈伯-博世法养活了地球上一半的人口,但也创造了一种新的依赖:合成氨需要巨量的能源,主要是天然气。
战略咽喉,从智利的港口,转移到了欧洲的天然气管道。2022年乌克兰冲突爆发,俄罗斯作为全球最大的氮肥出口国,立刻将天然气和化肥作为外交武器,引发了全球粮食安全的巨大焦虑。而今,新的竞赛已经开始——“绿色氨”,即利用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绿氢”来合成氨。氮的战场,正不断地向技术栈的上游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