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无意邀众赏，一心追残阳
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思想，但不伦不类地加上了修饰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里有讲究。在中国共产党语境里，“主义”是最高级，只有马克思和列宁够格，“思想”是第二级，“理论”是第三级，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则更低了。如果中共有一千年国运，十年一个头的话，那到第200大的报告上光罗列列祖列宗的学说就要几千字呢。从历史上来说，一个朝代能被人记住的也就几个皇帝，通常三个以下。在党内毛泽东是太祖，邓小平是太宗，习近平的理想就是能混上第三个。但太祖用了思想，太宗用了理论，他要一跃而到太祖的地位，就算别人同意，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就在名字后面加上一大段定语。所以以后说话讲报告，千万不要图方便简称习近平思想，那样搞得不好就是一种妄遄上议，罪莫大焉。
我当然不敢妄议，讲些正面的，再作些历史分析，由看官自己去分析吧。在19大政治局里，和以前明显的不同就是，习是鹤立鸡群，至高无上了。这好不好呢，我要说太好了。民主不等于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有另一个名称，叫寡头政治。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吧，但民主只限于选举时，比如川普被选上总统了，他的班子里的人全是他自己选的，把女儿女婿也用上了，而且班子里也不是民主集中，他可以否决集体作出的决定，可以炒掉班子里的大员。媒体国会可以提意见，但并不能改变他的决定。你如果有管理过10个人以上团队的经验的话，就知道没有个核心，就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管理。把最高权力机构由以前的寡头制变成真正的核心制，是正确的做法。
在这一届里，没有年龄相对轻的储君，这是个很重要的改变。中国报纸最近拼命论证党国体制的优越性，其实地球人早就知道党国有很多好处。属于党国体制的，除了混到世界老二的苏联和本朝，还有些非共产党国家，如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政权，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党政权，凯莫尔的土耳其人民党政权，纳塞尔（还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世俗）阿拉伯复兴党政权，中国国民党政权，以及俄罗斯统一党政权...这些政权都在其相应的地区和时代，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的地位。但它们都在继承权方面存在缺陷，其中的一些甚至因为继承权没处理好而崩溃了。毛泽东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几十年的动荡都与接班人有关；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死后都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后选择了无解的集体领导体制，在平庸而民主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没有了斯大林这样凌驾于党国的独裁人物，领导集体就相当于一个董事会了，重要议题投票决定，慢慢地分工相对固定了，每个常委分管某一地区或行业，渐渐地形成了利益集团。由于没有强人，纪律就松懈了，腐败盛行。决策缓慢，人浮于事，一个局级领导能做到死，下面的官员升迁无望。整个社会效率低下，士气低落，象一盘死水，最后无可奈何地走向崩溃。
邓小平对此问题作出了探索，但他首先把在权力移交最稳定的西方民主制度列入不考虑名单，而在现代党国体制里，在他的时代还没有什么有创意的的成功的例子。可能受了满清权力移交的启发：从康熙起，皇位继承人不再铁定嫡长子，各嫡子都有资格，并在一定阶段内让候选皇子们进行历练，并定期考核。到一定时候，父皇会将继位者的名单写入遗诏。为了传位的正常进行，除了有军事安全部门的保证，还有满清特有的铁帽子王们（满清立国时封的世袭的亲王）的背书。邓的方案是：领导人实行任期制，到期必须下台；继任候选人必须有多年各种岗位的历练，由前代元老和当代领导人通过协商，并参考党内评议和考核结果共同选定，并在上任前一届党代会以储君身份进入常委会熟悉最高领导层事务。储君的安全和按时上任由军事安全部门以及元老们（相当于清代的铁帽子王）进行保证。为了这一方案能顺利实现，邓专门制定了党内斗争的一些原则和潜规则，核心就是“刑不上大夫”，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即使政治斗争失败，也不得逮捕和加以人生迫害。
所谓隔代指定可能是碰巧了，因为邓是始作俑者又是强人，作为元老指定了江的下一代胡。而到胡决定下一代时，他开始提出的是李克强，经过与前代元老江曽的博弈，最后出现了双王储制：习任总书记，李任总理，在习的推出过程中，曾有一个民主选举的过程，习得票最高（薄熙来垫底），这有力地帮助了习的继任。这个事实否定了所谓隔代指定的说法，因为作为当代领导人，胡仍然有一定的决定权。
这一制度有一定合理性，由于下一代领导人必须由上一代元老参与共同决定，上一代元老出于自己的利益会盯着当代领导交权，起到铁帽子王的监控作用；当代领导人由于下一代可能不是自己的嫡系，做了坏事可能会被挖出来而有了忌惮，起了制约作用；当代领导人由于交权后仍然具有铁帽子王的权力和影响力，因此更可能交权。而由于宽松的党内斗争规则，使得权力斗争不是你死我活的决斗，斗争失败钱不会少，子女和亲信不会连累，因此也不是那么性命交关。这些都是前几次交接相对顺利的原因。如果说美国的体制是通过同代不同机构（行政，立法，司法）相互制衡，那么邓方案就是通过代间（上代，当代和下代领导）制衡，很有创意的思路。
这一方案总体来说还是有效的，在最高层已经顺利实现了三代权力交接了，三十年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乱和政策的剧烈波动，对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是有贡献的。但问题还是有的，首先是元老干政的情况愈演愈烈；任人唯亲，门阀制度猖獗；助长了腐败。但瑕不掩瑜，在没有更好的方案时，这还是一种可行的，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方案。
党国体制在邓后时代也出现了一些新“创意”：普金俄罗斯统一党的二轮转方案；越南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方案; 朝鲜劳动党的世袭方案。应该说，都比苏联和中国当年的绞肉机方案要好，在稳定性上也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越南的都有五代顺利交接了。既然党国体制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这些探索，虽然各有优缺点，也都是值得鼓励的，包括朝鲜的方案。蒋介石传给蒋经国就不错吗，中东很多党国也是传给儿子的，毛岸英如果活着，可能就不会有文革了，几千万人的命就能保住了。
而十九大的变化，显然把邓方案的基础给打乱了。制衡者，刹车也！坐在没有刹车的车上，乘客只能自求多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