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李爷叔一家 (续篇)
她说：“李爸（她是这样称呼继父的）是我的继父，当时，我的亲生父亲还在监狱里。”说起自己的亲生父亲，只是这么淡淡的提了一下，看来她们很早就离开了他，但她当时很小，对她的亲生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又好像完全忘却了似的。
她把话题转到她的继父：“继父应该说对我很不错。他是湖南湘潭人，家庭出身贫苦。他在家里排行老大，十五岁就跟其叔叔闯荡上海滩。叔叔好容易在上海老城区开一家不起眼的小酒店。酒店生意清淡，觉得侄子在这小酒店里混不出什么名堂来，说不定随时有关闭的可能。后来他叔叔通过他酒店的一个老主顾的介绍，给他在一所中学的总务科谋到了一份打杂的活。这种活对上海人来说是个苦差事，但苦与累对于来自农村的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毕竟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使他衣食无忧。由于他的勤快和节俭，他每个月还总有一点积余，还可以为乡下老家贴补家用。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他在工作中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的勤劳、淳朴获得了学校的好评，屡获‘先进工作者’的殊荣。特别在学校学生下乡参加劳动锻炼期间，他几乎什么都很在行，更显示出他的作用。但他一直为自己的出身和没有文化而很自卑，即使到了当婚年龄，也不敢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卑的后面，就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从言语中流露出对继父的同情和怜悯。
此时，她突然又把话题转向了她的母亲：“我母亲可出身于浙江嘉兴的书香门第，堪称‘大家闺秀’。我的外公沈老先生是个读书人，在民国时期，在浙江省国民政府里是一名文职官员（秘书长之类）。他的家族在嘉兴地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门望族。”
她外公与前妻生有一男一女，但早年丧妻，后将女佣（她的外婆）续弦为妻，又生了一男一女。（一男就是她的二舅舅，一女就是她的母亲）当时的名门望族的子女都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前妻所生的儿子—她的大舅，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在浙江省国民政府内任职；二舅舅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曾在上海申报报社任总编；她的大姨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上海虹桥机场，经培训后任日语话务员。当时，她大姨中学的同学龚先生也考取了上海虹桥机场任英语报务员，两人相遇后深深地坠入爱河。
她的大姨结婚后，马上就有了身孕。当第一个儿子才六个月大时，又怀孕了。他们商定不要这个孩子，结果大姨死于坠胎。她大姨可是她外公的掌上明珠，女儿突然故世，她外公悲痛欲绝。他更怜悯才六个月大的可怜的小外孙。
当时，她母亲才15岁，刚要初中毕业，外公就决定将她母亲做她姐夫的“垫房”，只有这样才不会亏待自己可怜的小外孙。那时还盛行父母包办婚姻，她只能依顺地嫁给了姐夫。后跟着姐夫相继生了一女一男，一男出生后夭折，所剩的一女就是她小瑛。
上海解放时，她还很幼小，基本上记不得什么。她母亲为了保全自己和她，只能与这样的家庭划清界限，独自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家。为了使女儿不受到家庭的任何影响，即使女儿大些以后，母亲还全然不让女儿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所以，她女儿除了外婆以外，对于外公、舅舅、阿姨等都没有印象，包括他们的名字。小瑛长大以后，一直觉得对自己的身世是个谜。在小瑛的旁敲侧击下，她母亲才开始认为女儿长大了，应该让她知道自己的身世。
她的母亲告诉她，她的父亲一直以国民党军统的身份在虹桥机场工作，直至解放。上海刚解放时，共产党还把原班人马留下继续工作。但在肃反期间，又一次清查他的历史，从他的个人档案里发现，他竟然都是国民党军统组织的人。就认为他们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事情就复杂了起来，都被划入了肃反对象之列。父亲被判“潜伏特务”十五年徒刑，被送进了在苏州的一个监狱。当时，她的母亲为了保全自己和女儿的前途，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他划清界限，离了婚。当时她才二十多岁。“
后来，她母亲凭着当时来说不算低的初中文化水平和她的聪慧，在一个中学的教导处里谋到文书一职。由于她勤奋好学，炼就一手刻钢板的好字，很获教导处的赏识。并在学校里认识了许多的老师和同事。其中就有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李爷叔。
李爷叔出身贫苦，但那个年代正好是最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颇为学校所重视。加上他处处表现出色，在学校领导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优秀员工，屡获“先进”殊荣。使他渐渐的找回了自信，开始有了成家的向往和勇气。但是他的世界很小很小，这所学校几乎是他的整个世界。当然，学校里时有新分配来的年轻教师，但是，即使在“唯成分”论最盛时期，上海这座城市似乎不来这一套，上海人依然非常注重学历和文化水平，这一点连李爷叔在上海呆了这么久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从来没有在这些人中间打过主意。即使他开始关注起小瑛母亲沈阿姨时，也觉得有些高攀她了，而一直犹豫不决。因为对于小学学历还没有的他，在他的眼里那个年代的初中生简直是个大知识分子了。他只能从日常工作接触中观察她是否歧视他，在一次偶然的工作接触中，获得了她对他淳朴、勤快的赞誉后，他感觉到自己在她的印象里至少不会有负面的印象，使他有了关注、追求她的勇气，并以各种借口在接近她。
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敏感、聪明，她意识到他在借故接近她。她虽然已经与前夫离了婚，撇清了一切的关系，但她还始终走不出这个家庭出身的阴影来，使她没有朝这方面去想过。但是接连不断的每次运动总是使胆战心惊，她多么想有把保护伞来为她遮风挡雨啊！此时，她便会想起家庭出身响当当的李爷叔来，并认为只有他能保护她和她的女儿。
有一次，李爷叔总是与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了学校，又故意从教导处经过，察看沈阿姨（小瑛的母亲）来上班了没有？其实，明知道她不会那么早来上班，但他已经情不自禁地要从这里经过。即使看到她已经来上班了，他却又没有勇气主动上前向她问个好什么的，只是看到她上班了，心里就总有一种比较踏实、欣慰的感觉。
可是，有一天，正好是一个周一的早晨，已经两天没有看到她了。心里总是有点牵挂着她，他迅速地把总务科该做的事做完以后，认为她该上班了。于是他又故意路过她办公的窗口，窗户紧关着她还是没有来。使他产生一些不安的猜测：“难道她有男朋友了？昨晚谈的太晚了，早晨起不来了？“但他又把这种猜测推翻：”不可能的，即使有了男朋友，上班总归会来的，莫非她病了？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他在上海工作了那么多年，的确人也比以前聪明了许多，自卑的心理渐渐被自信所替代，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多关心她，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学校里的普通员工的工作时间不像老师那么死板，只要把自己该做的事完成，再向领导打个招呼，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他向科长打了个招呼，买了些水果决定去她家看望她。
他走到她临时租借的房子门口，刚要举手敲门，敲门的手却停在空中，又突然没有勇气敲她的门。犹豫了一下，他用牙齿咬了一下下唇，鼓足了勇气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屋内传出了她那微弱的声音：“谁啊？门没有插上。”从她那微弱的声音断定，她真的病了。李爷叔激动的发着有些颤抖的声音回应道：“是我，小李（学校里都称他小李）。”说着轻轻的推开门进入。
这是他第一次来，以关切的眼光向屋内环视了一下，房子大约十来个平方，却布置的简洁明了。里面放着她和女儿的两张靠墙的单人床，她已经坐起，用枕头靠在背后，在两张床的之间靠墙壁处放着一只五斗柜，柜上放着一只台钟和一些女人用的梳子，护肤品之类的东西，房间的另外一端墙角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子的对面放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两只热水瓶和一些盛油盐酱醋的瓶子和坛子，还有做饭菜用的各种锅子，桌子的上方悬挂着一只小橱柜。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放着一只煤球炉子。他第一次有了上海一个家的概念。
他马上把目光转向坐靠在床头的她，端祥后关切地问：“您现在怎样？还有寒热吗？我给您倒点开水喝，多喝点水比较好。” 说着忙从桌子上拿了杯子，从热水瓶里倒了水，走到床前，递水给她。她接过杯子感动地说：“谢谢您来看我，早晨起床前就觉得很难受，我还坚持起床，可是觉得头晕目眩的，实在起不来了。就让小瑛用温度计为我测量体温，是39.2°。服了退烧药以后，又喝了杯水，好些了。”他还是很不放心地说：“看您样子，烧还没有全退掉，一个人怎么行？午饭想吃些什么？不吃就没有抵抗力。我来帮您做。”她感激地说：“这怎么行？”他坚持着说：“这有什么不行？大家出门在外，相互照顾是应该的，以后我如果病了，您也可以照顾我。”说的沈阿姨脸红耳赤，内心感到了久违了的温暖。他的这番话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因为平时连与她见面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今天却那么恰到好处地流利地说出来了。边说边看着她的反应，他明白，她脸上的反应并不是高烧所致，而是兴奋和激动所致，因为她的精神由于他的到来已经好多了。使他越发大胆地对着沈阿姨恳切甚至恳求地说：“让我来照顾您一辈子吧！”此时，沈阿姨的最后的防线被冲垮，她自从与有历史问题的前夫离婚以后，仍然生活在家庭出身不好的阴影之中，仿佛那段历史永远也洗刷不净，每逢各种运动来临时，总是提心吊胆，真想有个安全的臂膀可以靠一靠。她也知道，他一直是她要靠的臂膀，同时也意识到他也一直在关注着自己，但她始终不敢跨出这一步。因为他出身好，又屡受学校的表彰，不能影响他的前程，又害怕被沾上腐蚀工农干部的罪名，所以这个愿望一直埋在心里。如今他主动向她表白，而且，他长期以来，从来没有因出身不好而歧视过她，而是团结、帮助、关心她。她相信，他今天的表白是经过深思熟虑，真诚的。想着想着有些羞涩地轻声说：“您真的愿意照顾我一辈子吗？”他听了之后，兴奋地走到她的床前，俯下身子紧握着她的双手，两眼对着她认真而深情地说：“请让我照顾您一辈子吧。”说着两手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她在他的怀里喜极而泣了起来。
他俩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那次的拥抱打消了一切的障碍，很快地走到了一起。凭着他们当时的条件，也没有举行什么婚礼，只是给学校的同事发过喜糖宣告他们已经结为夫妇，并接受了同事们的诚挚的祝福而已。不过这也是当时非常普遍的一种结婚仪式，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遗憾，虽然他们的生活过的并不富裕，但却过的很美满幸福。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住进了那栋石库门房子，楼上的后厢房成为了他们的新房。三年以后，他们相继增添了两个千金，生活虽然有些拮据，但却很温馨，快乐。
一九六四年夏天，上海突然掀起了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的高潮，当时的一些天真烂漫中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加。应该是周六的一个下午，我从学校里回来，小瑛从楼上匆匆下来告诉我，也算是一个告别，她已经报名参加新疆建设兵团了。我感到很突然，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新疆离开上海是那么的遥远，又是一个那么艰苦的地方，看着她那么娇小而有些残疾的身躯，无法想象她去了那里生活怎么过？我完全出于一个哥哥对一个妹妹的关爱，疑惑地问她：“你都想好了吗？”她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坚定地向我点头表示:“一切都想好了。”回答的很坚决，脸上的表情很认真，把我想要问的问题都挡了回来。
后来，据说她们女中去了不少同学，她们一直在学校忙于什么集训活动等，我回来时没有见到她。在后来一次回来时，她的妈妈告诉我，她们都已经安全地到达了新疆建设兵团。
从此我每次回来，推开大门，再也听不到她那从楼上后厢房，通过小天井、过道传来的她的笑声和歌声，内心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