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类工业化就算从1700年算起好了，三百年了。其间有二个模式，英国模式和法德模式。区别在于英国的工业化是贸易引导的。目的是维持贸易平衡和收支平衡，手段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工业化是个自然的结果。法德是通过政府大规模干预，把工业化当做目的，以求快速赶超英国。这种捷径在18世纪英法争霸中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它不是以贸易为引导的，因此也不是盈利导向的，不能以盈利完成自身滚动。它的表面辉煌要靠外力持续不断地做庞氏堆积，一旦外力枯竭便轰然倒下。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枯竭引发的社会动荡。19世纪新技术手段和全球化，为法德模式打开了发展的空间，当然它也在向英国学习，努力做到自由贸易和市场化。因此归类上将之归在一类，是为老牌资本主义经济。但是里面还是有区别的。二个模式表面类似，深层大不相同。二边精英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天差地别。
举个例子：英国银行传统上只做短期融资，长期工业投资那是资本市场的事情。就是说英国银行不把自己看作资本市场，至少它认为银行这种东西和真正的市场概念是不相符的。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必须公开透明，有大众参与，必须有公开喊价。后一点尤其重要，没有价格发现机制，那根本就不叫市场。用这个标准衡量，银行间办公室交易，通过电话报价类似黑箱操作。所以银行这个东西，只适合于短期融资。任何长期投资必须通过公开市场，以价格发现做守夜人，来平衡资源错配。至少一战以前的英国是这样的。现在估计也不会相去甚远。在欧洲就不是这样，欧洲的资本市场是以银行为主干的。建设银行这个东东最早起源于法国，迅速遍及整个亚欧大陆。所以欧洲在投资上资源错配的机会远远大于英国。人类三百年的经济实践似乎在揭示一个道理：对冲比理性更有利于市场，一旦离开充分对冲的市场，经济危机的机会就大大上升。最近的例子是美国的次债，要说次债的教训无非二条：交易不透明，不通过公开市场。美国人改过了吗？呵呵！
基于这种区别，英国模式不容易产生瓶颈，它的发展是无限的。法德模式过一阵子就会遭遇瓶颈，需要向外拓展才能生存。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比法国更熬不过去。二次大战就是它的应对。即使到今天法德仍然要靠拓展空间来发展。法国在利比亚，德国在前南，在乌克兰都是。叙利亚难民问题也是德国挑起的，为了摆脱自身发展瓶颈的一个战略措施。那么你看英国有没有在周边挑事？据此你就可以判断哪个模式更健康，更有利于人类的福祉。
日本工业化之路师从法德。这就决定了日本1890年到1945年的历史。1930年之后日本又偏向了苏联模式。3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光芒曾照亮过整个亚欧大陆，粉丝无数。满洲国建设是日本工业化的一个新实验，它比较多地偏离了原来日本本土的发展模式而偏向了苏联模式。但是日本保留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保留了私人企业，保留了一个低级别的市场，保留了通过市场进行操作的干预手段。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再没有通过行政命令硬性操作金融的事。比如投资，日本早期在本土是以银行贷款为主，股市债市为辅。而这个银行贷款也是依据合理的存贷比来供给的，要受到日银的监督。漏洞百出是对的，但是大致上走了市场的程序，尽管这个市场按英国标准是可笑的。后期日本对外投资几乎都是发债筹集的。发债的好处是允许投资人做选择，投资与否权柄在投资人。不像银行贷款，存款人除了领利息，其余一概不能过问。我以前总以为日本帝国主义嘛，来到中国就是掠夺罗，后来知道日本人在东北，华北做了大量的投资。我又以为这有什么？还不是乱发纸币，说到底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日本人最多是个组织协调的功劳。我又错了。抗战中日本人在东北华北的投资都是在日本发债筹集的资金。在中国本土是否发行过本币建设债券？应该也有。是否由伪银行不顾存贷比例，不顾储备保证乱发贷款搞建设？断乎没有！！！ 日本在这一点上没有学习苏联，因为基本的金融常识告诉他，这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中国的工业化师从苏联。它的特点就是消灭市场，全国只要有一个企业就可以了，这就是政府。一切经济活动都以行政命令进行。那么在投资上就无所谓发债了，没有债市呀！也无所谓存贷比，上级命令叫贷款就贷款。无所谓储备，人民币以实物做储备，实物是可以再生的，类似点金术。那还有什么储备的概念？准备金更是无稽之谈，人民币不可兑，不可换，不可外汇，人民民主专政，你来RUN 个BANK试试？这样的模式的好处是它可以无限投资。举例说明吧。比如持家。一年下来有进有出，结余为储蓄。婚丧嫁娶，必然操办，是为投资。钱从何来？此地只有你孤零零的一家，无从借债。必然节省开支，增大储蓄，然后用光储蓄，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就算尽心尽力。假如女方虚荣，一定要大操大办，怎么办？那只有写白条了。白条当钱使，它本身是个债，隐性的债。一场婚事下来，举家皆空，唯有白条。白条用之不竭，别人只能接受，因为用出白条的时候，老汉我眼露凶光，腰间还挂了把枪。这枪也是孤零零的只有一把。
这种模式被人称赞作“集中力量办大事”。大事呢，的确是办了，媳妇娶上门了嘛。至于可不可持续，要看你家的后劲如何。媳妇的维护费用是很高的。不是一娶了事的。那么你家后劲如何呢？要看你家当初娶媳妇 到底用掉了多少“力量”。新中国到1980年工业化初见成效，到底用掉了多少投资？这是个谜。有本书，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这是我们唯一的数据来源。根据此书，1952-1980的固定资产投资及维护9000亿，这笔钱哪里来？当然来自企业利润。钱滚钱嘛。那企业利润有多少？没有数据。我到国家财政收入里找来了企业收入权当利润，1980年前一共8000亿。换句话说，政府通过定价权，压缩社会消费，增大社会积累，从老百姓的牙齿缝里省出来的8000亿统统投进去还不够，还差1000亿。这是指国内基本建设，国外不算。当然政府还有其他收入，但是它也有其他开支呀，哪能完全用作投资？ 那么差额到底多少？怎么来补？你相信政府财务报表的话，1980年前中国的财政赤字总额是303亿元。这303亿元哪里出账？80年前的金融比较好估计，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嘛，所以只能从居民储蓄上来。居民储蓄是老百姓在已经被政府压缩了的消费水平上再自行压缩省出来的可怜巴巴的一些节余。有多少呢？1980年城乡居民储蓄余额400亿。合着人均50元。303亿占了75%。呵呵，你以为你有50元在银行里？这还是统计局的数字哟。
粉碎四人帮时有一句话叫做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毛左们大愤，以为抹黑。看看1974-1980年的经济数据吧。可怜79年还硬撑着和人打了一架，当年财政赤字135亿，有多少储蓄可以填窟窿的？再说了1979年这400亿储蓄到底还在不在？当家的心里明镜似得透亮。所以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不但是民心所向，而且是钱心所向。但是改革开放，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我的50元账面上还在银行里，我有权取出来用。我一旦去取，就是行使了发钞权。有史以来，老百姓第一次掌握了发钞权呢！1980年的400亿对政府就是一把悬着的利刃。发钞权岂可旁落。所以那时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居民储蓄是笼子里的老虎，下山就不得了。
通货膨胀其实70年代就存在，不过表现为限制消费而已。注意不是物资短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当时几乎人人工作，不可能物资短缺的。出口换汇是个借口，但不能说明比如西瓜如何也要凭票? 这种季节性的商品，当时又没有冰箱冰柜，只有就近尽快消费，如何要凭票？所以说就是限制消费。为什么要限制消费？看了上面的数据就豁然开朗了。老百姓手上的钱，政府早就用掉了。你口袋里的钱其实只是白条，用白条是政府的特权，当时的物价又不能调整，怎么可能敞开供应让老百姓捡便宜？但是政府也没有无完全限制你消费，当时有些新产品是不要票的，比如的确良，比如我就排队买过一种硬塑料拖鞋。当时我们都穿海棉夹脚拖鞋，容易坏，坏了要用一根锯条烧红了烫着修，气味难闻。这种硬塑料拖鞋 穿着并不舒服，但是耐穿，外观漂亮，记得10元买了三双，73，74年的10元呢！现在看回去，这其实就是供应侧的概念。以新产品可以随便定价的优势，用二，三十倍的利润将老百姓手中的白条回笼回去。同样，老三件，新三件都是这样的供应侧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名义洗白人民。总之不能让人民有所积累。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积累妨碍，威胁了统治者。所以虽然没有数据支持，我也可以猜出1980年以前，居民储备被淘空的金额绝对是惊人的，有可能倍于储蓄余额，就是说纯粹滥发，体制遮盖才没有爆发险情。
改革开放说到底无非是给经济松绑，允许一定的自由度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对建国三十年来的经济路线的反动。为什么要做这个反动？从来没有说明过。政治上有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济上从来没有过反思，总结之类的决议。记忆中好像宋健也不知是谷牧说过，还是要发展制造业。当时大家一体赞同的。那其实建国30年来的路线就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何必改革开放？既然过去的失误都是因为政治干扰，在政治问题解决以后，集中精力按照既定工业化路线进行建设发展为什么不行？
毛时代经济方面在部委层面，都是这样的人做骨干。
官办经济我看就是以管理农业，管理农庄的方式管理国民经济，
前两年看了两本书，
一本叫'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另一本叫"中国家族制度史"，
写得很细的两本书，看完以后对中国过去的国情有更多的了解，
很多事情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当时明眼人看得很明白，不改是不行的，这是没有异议的，
政治家想的是由是谁来主导的问题，8X8，不厚，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事情过后最后都是沿着8X8，不厚的路子走，但是必须坚持我的领导。
投资过度的结果是产出社会不需要或买不起，因此无法流通的产品，
产品无法流通，政府便无从获得税收，那就出问题了。
有人说中国经济是官办经济，这个是很切合实际的，
几千年官本位社会，经济不官办谁来办？最多是官督商办：）
分析官办经济我觉得要从政府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着眼，这里出问题整个经济就出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我的意见和人关系不大，即使是张，扭扭捏捏地还是要搞得，人总要吃饭的嘛。当然邓搞底气足，负担轻。当时就是没钱，被钱逼死。一个宝钢就喘不过气。基建投资那块的产出效率越来越差，而基建资金的构成中新项目的比重越来越低，维护老项目的比重越来越高，50年代，每投30元新项目，才出1元维护资金，60年代是5元新项目，1元旧项目维护，75年前下降到3.5元，70年代末到了2.6元，旧项目不维护等于废弃，新项目效益又上不去。投资经济这个东西，过了一定的界限就可以自我加强，而且是加速度的。你一个不给钱，他就全部垮给你看，庞氏特征的最后阶段都是这样。所以要不断地填钱进去，不然全完了。钱哪里来，根本没钱，连居民储蓄都不知掏空了几倍了。全靠体制掩盖硬撑。这时候日本人，香港人过来说可以给钱，哪里有不要的道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确地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当时日本给了我们很大震撼。李鹏回忆录里有，国务院开会说起中国企业的人均产值，单位能耗不如日本许多，当时康世恩就说了，这是没有办法的，要变成日本那样，除非上万国企全部推倒重来。这是对体制看透的。但是这个毕竟是少数，社会主流意识还是师夷之长技，学日本的那套制度，当时为了提高国企效率，到处求教，还想到过要学南斯拉夫，新加坡，反正比我们好的就想学。
Capitalists have what they spend;
Works spend what they have.
当年为什么要改开，历史记载蛮多的，我觉得
1: 政府财政收入出现问题
2：与先进国家在效率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个与工业化关系不大，与政治路线人事路线关系更大
所谓利用外资实际上是个幌子，收了外币好买人家其它的东西，运行外企还不是加印人民币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