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小节：美国白银政策的效果
对美国来说，这个白银政策效果不彰，而且虎头蛇尾。到34年中，由于黄金收购效果不理想，美国正式着手收购白银，6月签署购银法案，财政部的购银金额逐月报送参议院。当时搞得声势浩大，把全世界吓得直哆嗦。法案里给出的二个上限，要么每盎司1.29美元，要么财政部的白银存量达到其贵金属储备的1/4。什么意思？1.29美元是1840年代的白银价格，以后100年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价，当时，世界白银价格才0.40美元一盎司。这扯不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以为只有中国才这样？金银3比1更是无厘头了。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大概在2亿盎司左右，按35美元一盎司算，70亿美元，加上33年收缴上来的全美黄金21亿美元，共91亿美元。白银要达到1比3，那得至少30亿美元，就按法案里规定的0.6464美元一盎司财政部收购价算，美国的白银储备要达到46.4亿盎司才能罢手。那还要考虑黄金储备的增加呢，不是同时也在大力购买黄金吗? 好，就算46.4亿盎司，当时美国国内的白银存量有多少？6.5亿盎司，还要购买约40亿盎司的白银。什么概念？1934年世界白银产量2亿盎司，1930年之前人类的全部白银产量估算是220亿盎司，估计当时尚存的白银存量100亿盎司。就是说美国要买光世界白银的一半。声势这么大，最后结果如何？到1962年法案被废止为止，财政部共买入32亿盎司白银，花费20亿美元，无论价格还是金银比例从没达到过法案规定的二个条件。这32亿盎司中16亿是在37年底前购入的，花费10亿美元。从年均购银额来看，显然37年以后，美国失去了购买白银的兴趣。实际上从35年底开始美国就对购买白银提不起精神了。
到了1935年欧洲形势大变，战争阴云笼罩，美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大量欧洲资产流向美国，绿纸再也不愁没人要了。到194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达到6.3亿盎司，增加了4.3亿盎司，花费150.5亿美元。这才叫货币扩张！相比之下，那10亿美元的白银收购算什么？有没有它就无所谓了。白银集团偃旗息鼓，只求本国生产的白银得由财政部高价收购就算完事了。即便如此，对中国，美国吸光中国白银的政策没有变。1934-1941年，美国共购买中国白银5.5亿盎司，合2.5亿美元。抗战期间中国失去出海口，对外物资流通极不方便。美国仍然和中国签署白银预售合约，买光中国境内包括华东，华北所有已知的白银，先给钱，货胜利后出运，1945年中国运出大约1.87亿盎司的白银。1949年前美国总共收购中国白银7.37亿盎司，合6.7亿两[1]。
第四小节：中国的对策
中国的对策以35年中为界。之前拼命保白银，一个是寻求和美国达成谅解，希望美国放中国一马，这些家伙都是亲美派，他们从心底里相信美国是会放中国一马的。另一个是拼命从海外购银注入经济。34，35年的关税除了支付外债本息，几乎全部购买了白银。所以当时白银国际市场有二大买家，美国，中国，白银价格是这哥俩共同抬高的。讽刺吗？更讽刺的是中国左手卖进，右手卖出，没头苍蝇一样不知道他在干什么！35年中，明白过来了，美国没戏！于是一腔的怨愤转向英国求救。开始在伦敦抛售白银，为币制改革积累外汇。英国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34年白银法案后中国白银开始大规模流出。据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1934年白银出口量约为2.5亿元，其中5/6是在美国通过“购银法案”之后。南京政府注入白银无效后，慌了手脚，走上了民族主义强权政府必然走的道路，货币管制。10月13日宣布白银出口税和出口平衡税，目的是抹平内外白银的差价，截停白银的外流。这个事要稍微多说几句，不然带不出下面的币制改革。
价值没法自证，必须通过媒介反射。全世界生产要素价格是通过贵金属来反射的。贵金属要执行好这个反射的功能就必须具有不受限制的流通性。不然一亩田标价出售， 张家的黄金值三两，李家的值五两，这不乱了套了。张，李二家的黄金应该是等值的，要做到等值，就需要流通，张李二家互换黄金，张家的一两到了李家还是一两。如果张家拒绝流通，将自己的黄金统统打上记号，内部流转，不与外界相通。那它就离开了世界黄金估值体系，成了个孤立之物，因而失去准确反射价值的功能，变成了个废物。这个道理，谁懂？孔，宋懂？我看不出他们有懂的样子。民国历史里就我所知，有一个人懂。陈公博。太平洋战争那会儿，日本人要在上海收购棉布，陈对日本人说，既然已经开战了，你日本的黄金就成了废物了，为什么不运到上海来支付棉布货款？日本人一听，有道理，所以那时日本人向上海资本家收购棉布，一半的货款是用黄金支付的。人心思汉有它的道理。可惜了陈公博。
那么好，你看看34年10月13日这个白银二税，实际上是切断了中国白银和外界的联系，从此要么走私出去，抹掉记号，要么丧失反映物价的功能。所以10月13日后，有个古怪的组织诞生了，叫做平准委员会。用来平准白银税率。这就奇了怪了。你政府白银二税的初衷不就是抹平内外银价的差额吗，那每天的税率根据差额浮动不就可以了，要什么平准委员会？事实上平准委员会的工作居然是研究制定每天的内外差额能放宽多少。真实银价差额可以大到20-30%，而平准委员会制定的税率最高没有超过16%的，就是说它不敢将差额完全封死，白银在完税后流出还是有一点点利润的，这样多少保持了点中国白银和外界的联系。这样做的道理在哪里呢？那你看看二税颁布后的外汇市场反映好了。由于白银就是货币，中国的银价就是外汇牌价，它一直随国际银价上涨，10月13日前一周，猛涨到18便士一银元。13日布告一出，外汇牌价背离国际银价掉头下跌，一度猛跌至15.5便士。怎么回事？难道一张布告就增大了上海市场的外汇需求？还真是！布告一出，中国的白银就被打上了记号，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那它就不值钱了嘛。那你还将它攥在手里做啥？还不赶紧卖成外汇？大家伙合力抢汇，牌价哪有不跌的道理？外汇牌价背离国际银价下降了。内外银价的差距反而加大了。咦？政府出布告的初衷不是抹平差价吗？怎么反而加大了差价呢？呵呵，所以说，中国专制政治传统加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搞乱经济金融的万能毒药，屡试不爽的。[2]
这就是南京政府不敢将差价完全封死的原因。有差价在，白银还能做些许流动，外汇牌价才不至于穷跌。之后的几个月里，政府的眼睛盯牢外汇市场，牌价一下去，政府就抛售手中宝贵的外汇，将牌价托上来。看到了吗？10月以前，政府在上海市场一直是白银空头，13日布告一出，立即转成了多头。需要动用外汇保卫汇率。当时政府的外汇储备并不多，三，五千万美元，不足填补上海外汇市场一年的缺口。咦？上海外汇从来就是随行就市的，浮动汇率，政府没有理由来干预的。怎么13日一过，不过是一个税收问题，忽然之间，上海牌价变成了某种联系汇率，需要政府运用平准手段来干预？答案就在于13日之后，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反射不再依靠白银，它转而依靠外汇来完成估价。所以13日以前，政府怕牌价涨，13日之后政府一变而为怕牌价跌。外汇牌价一跌，万物都要重新估价，物价上涨，严重起来会引起银行挤兑，金融体系崩溃。所以13日这张布告事实上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制度，使政府背上了稳定汇率的责任，其作用相当于联系汇率。换句话说，不管你政府意识到了还是没有意识到，一旦隔断中外白银流动，你实际上已经走上外汇汇兑本位之路。这样拖到35年中，孔，宋终于醒过来了，币制改革非走不可，伸头缩头都免不了这一刀的。
作者: 徐昂 2016-12-09 08:19
▲汉口一度是中国内陆的金融中心。图为汉口江滩
陈光甫在二次北伐即将胜利之际并不看好蒋介石的政权。他在1927年就认为蒋政权的建设计划和政府内部问题严重。到了1928年8月，南京政府的地位似已完全确立，但陈光甫继续批判南京政府。他从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情形判断国民党有内争的迹象。他指示上海银行在汉口需要谨慎，“现在青黄不接，本无所谓扩充二字，不过要看政局而定。”
1926至1928年间的国民革命战争是近代中国华资金融业与政府关系的一个转折和重塑时期，而上海银行业的崛起又是这种关系发展的重要表现。不少学者关注这一时期上海银行业与政府的关系。而作为上海银行公会主席的陈光甫既是上海银行业的代表，又是双方博弈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柯博文（Parks M. Coble）和吴景平的研究结论。前者最早鲜明地提出了国民党人在全国政权建立过程中对上海银行业伴随着武力与强迫行为的控制过程，这与中国大陆地区早期对所谓资产阶级“斗争性”与“软弱性”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吴景平指出两者间充满对立和矛盾的合作过程，其后国内不少研究紧随这一逻辑，对中国银行业“在商言商”的合作进行了阐述。
▲出身底层的陈光甫是民国金融业的重要人物
要进一步理解以陈光甫为代表的上海银行业与国民党政权的早期关系，应从更长远的时间来考量双方不同的发展经历，从上海以外的空间来考察全国性的革命过程对中国金融业更本质和广泛的影响。我在此以陈光甫在汉口的成长和经营活动为管窥的新尝试，初步的结论是，陈光甫在汉口的经营过程反映了其投资事业在国民革命中不容忽视的损失程度，以及对国民党政权谨慎的回避态度。
陈光甫在汉口的工作经历与上海银行在汉的早期发展
1882年12月17日，陈光甫生于江苏镇江。其祖上均以经商为业。到了陈光甫12岁那年（1894年冬），其父陈仲衡因经商不利，改就汉口祥源报关行职务。陈光甫即随父亲离开镇江而赴汉口，在祥源洋行做学徒。祥源洋行是一所报关行，兼营进出口业务。自12岁至19岁，整整7年之中，陈光甫在祥源行所接触的都是中国早期从事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之人。而当时的报关业，缺乏成熟的政府制度管理，舞弊丛生。旧式的商业模式给年轻的陈光甫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充斥汉口的商业投机行为给市场带来的种种风潮让陈光甫日后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直到191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在汉口开设分理处，汉口华界商业氛围依旧陈旧，金融同业“墨守陈规”，仍沿用中国的旧式账簿记账。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宋春舫与陈光甫熟稔，他记述陈早年在汉口，“当时因所受之刺激极深，便发生了一种志愿，将来如办一种事业，必以力矫此弊为目标。上海银行得有今日之局面，皆由办事认真、丝毫无弊中得来，此为一毫不可掩的事实”。
学徒时期的陈光甫生活并不富裕，这磨练了其吃苦耐劳的朴素性情。对他而言，“吾人一生能得温饱，已属幸事，安可妄生他念，此大家应共同觉悟者也”。他回忆道：“遵严命以清晨铁厂放汽声为起床之标准，此种印象，深镌脑中。”后来，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陈光甫继续常常五六点起床工作，他强调：“忠实质璞，为立身之基础，奸巧侥幸终归于失败。银行一事是为耐劳守苦者终身之职业，但绝非吾人投机发财之地。”他经常批评投机经营，认为一味追逐财富是不可取的。他后来向上海银行的重要助手伍克家抱怨：“我行用人中有入行后即受环境之恶势力麻醉（或谓中国人一生皆受此麻醉），不度德不量力，一心先要穿好的，吃好的，弄几个钱自己独立，别人有什么好处我也要同等待遇。此犹其小焉者耳。还有一般带遗传性的癖气，做事不肯研究，不肯用心，视行中生意之盈亏，犹夫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不关怀，对于行中一切之事不思过问。他们的宗旨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浸成为木偶式之行员。”但他认为更危险的是“藉本行之地位发自己之财，藉本行之势力扩充自己之势力”。
对于远离家乡的陈光甫来说，他与张嘉璈、钱新之、李铭等民国时期重要金融家不同。这些银行家较早地接触了新式教育，进而留学海外，回国后开始参与金融商务。而陈光甫是以学徒身份较先投入了清末商埠口岸的实际商业活动。这是他早年生涯极为重要的经历。在上海银行的行史叙述中，陈的“办事认真、丝毫无弊”也是银行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日后，他将自己个人认真负责的态度上升为一种“服务社会”的商业理念：“凡关于顾客方面有一分便利可图者，无不尽力求之，一面对于国内工商业，则充量辅助，对于外商银行在华之势力，则谋有以消削之，是亦救国之道也。”
在二十世纪初的汉口，新的经济气象业已出现。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与武昌一带进行的近代化的工业尝试很快吸引了陈光甫。陈光甫一生数度来到汉口，唯有张之洞治下的汉口为其所称赞：“张之洞为两湖总督之时，官拨资本设纱厂、麻布厂、丝厂、革厂、铁厂，练兵，设学堂，今日见之有如此之伟大魄力，可以推为先知先觉。”每个清晨，学徒生涯的陈光甫几乎都是在铁厂的放汽声中醒来的。在庚子之乱前后，外人纷纷在汉口开辟或拓展租界，不断开辟马路，铺设路灯，新式的思想随着西方的器物慢慢传入。
1901年陈光甫自学考入邮局，在汉口邮局中认识了他日后的得力助手杨敦甫。当时邮务司为汉口江汉关税务司兼任，邮局上级管理员有2名英国人，2名葡萄牙人。平日陈光甫见到西方人“对待华人常有无理压迫”。在邮局期间，他觉“外人待华人，其侮慢已达极点，在邮局中，华人与洋人之待遇，亦极不公允。因日与外人接近之故，此种激刺，深入脑筋，久而不灭”。不过，陈光甫自强的性格让这种屈辱感变成了动力：“当日即感想外人在租界之种种设备，何以不能自己建设，乃激动出国留学之决心，期求新知识与新思想，以尽服务社会之责任与使命。”对比在华人报关行的工作经历，他也很快意识到“外人管理的方法，实胜于吾人万倍”。
出身商界底层的陈光甫，后来自述：“西洋实业文明初次大量输入中国，中国士人类亦只有实业救国之理想，而无研究实业之学术，或即有其学术而亦鲜有实创其理想与学术之本领。当此之时，同人于银行方面，首先应用一部分西洋学术，实创而成我行。如此居风气之先，以新组织、新办法适应社会一种基本需要，本行遂取得社会人士之公认与拥护。”或许当时陈的想法并未有如此成熟，但中国二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与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观念未有改变陈光甫继续从商的想法。当时赴海外留学者，修商科的留学生并不占多数，远少于文学法政和理工农机专业。多数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以后由于诸多因素学非所用更是实情。故而时人评价陈光甫：“在美国，学的是商科，回到中国，自进江苏银行，以至现在，二十余年，始终和银行界未曾一日脱离关系，即是和商界，始终没有脱离过关系，以其所学，用之于世。从这点看来，陈先生不但是一个成功者，而且是成功者中间的一个幸运儿。”
青年陈光甫在汉口的努力得到了汉口著名买办景维行和地方要员端方的赏识。前者成了他的岳父，后者则为他日后出洋考察提供了便利和资金支持。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抚，随即兴办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留学生。1902年，端方代理湖广总督，之后调任湖南巡抚。在此期间，端方继续鼓励出洋留学。1904年美国圣路易市举办国际博览会，陈光甫因有与外国人相处的经验，作为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并于博览会结束之后留美学习。可以说，汉口是陈光甫家族事业的起点，也是其自己从事商贸活动、接触新学和走向世界的起点。
1915年陈光甫在上海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9年3月，总行在汉口设立分理处，汉口分行伊始只有17人。但汉口的经营日趋发展，仅用一个月，汉行开始有往来存款。经过3年，汉行已逐渐发还存款50余万元，成为上海银行最重要的分支机构。
陈光甫于1917年邀聘汉口人朱成章为银行副经理兼储蓄处经理。1923年，陈光甫与朱成章协议创办了旅行社的事业，上海银行设立旅行部，由朱负责经营。朱成章是上海银行能够依托各铁路部门开展押汇、运输、旅行业务的重要人物，辛亥以前担任过川汉铁路英文秘书长，后充沪宁、沪杭甬两路外务科长。上海银行旅行部的首要业务就是“代售国有各路联运车票及国内外各大商埠船票”。此外旅行部“添售牲口车票，专备乘客携带猎犬鸟猫等时所应用，并闻该行除在上海、杭州两处业已先后设立旅行部”。其后旅行部在北京、天津、汉口、青岛、济南的推广均是沿铁路开设。上海银行陆续与长江流域的轮船公司订立了代办客票合同，外埠分行添设旅行分部。不久上海银行的旅行业务由京沪线推广至京汉一线，旅行部业务在长江中游与京汉线上的开展推动了上海银行的早期发展。同时，铁路沿线的贸易对于上海银行提倡押汇业务十分有利。比如，“惟押汇放款稍为扩充，特设分理处于蚌埠，因该埠为南北各货汇萃之区，押汇生涯易期发展，爰循转运公司之请，特设机关于该埠以策进行”。而汉口则是南北、东西交通之要冲。
国民党北伐时期陈光甫的选择
国民革命以前，陈光甫在汉口的事业环境并不稳定。汉口分行留下记载体现出各地战乱对于全国经济的连动性影响：“民国十二年四月改组成立汉口分行，而恰值川战发生及对日问题，金融呆滞，息涨厘跌，环境颇难应付，幸汉市镇静，是年岁末存放各款尚有增加。民十三政局转显安定，入夏虽经大水，交秋市面正看好，突江浙战事暴发，沪埠银根紧缩，汉亦随之，加以铜元官票充斥市面，现银几至绝迹，以致是年七月表现空前之恐慌，商钱两会乃主持发行不兑现之流通券，以资周转，故各行庄所出之支票、庄票，均只兑换流通券，不付现款，各外商对此当然不能信任收受。”紧接着，1925年，“汉口承兵乱之后，各业凋敝，又因钱码改为洋码，厘价高涨。重以江浙直奉之战，人心益览不安”。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速行出师北伐决议。次日，广东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北伐。这是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内战。战争一方的北洋政府财政已近山穷水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同样军费短缺，仅仅3个月，前线蒋介石即电告国民党中央“此间财政困难己极，公债券及大洋票，请速全数寄来，可作有计划之使用，以零星解来，随到随用，愈弄愈拙也”。到了9月底，己经有第一、二、三、六、十四军“分文无着”，“总部只存万元”。
此时的金融界其实正在观察南北局势的变化。于是在1926年底产生了金融界密商支持武汉政府发行公债的计划。12月，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还未决定整理武汉财政、金融公债方案之前，银行界就得知了大致的发行计划和数额。这一计划的文本目前见之于陈光甫致唐寿民的信件。信中陈光甫谨慎地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叙述张嘉璈约谈浙江兴业银行的蒋抑卮和李铭，各位银行家与汉口方面其他银行的经理达成共识。众人赞同武汉政府意图维持新旧债券，而此时的北洋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债券。同时参与者赞成陈光甫几年前的方案，主张通过政府自建保管基金，为今后接收海关收入存款作准备，但政府须要提供折扣，提高债券年息4厘为6厘，并独立基金的账户或存放，保证担保的有效。银行界托人将建议转由孔祥熙交给宋子文后，陈光甫另函将同样的计划由唐寿民转交孔祥熙，但要求唐不提非国民政府所发债券的整理。陈光甫小心翼翼地表示了对国民政府财政前途的关切。而1927年1月1日武汉政府公布的《整理金融公债条理》吸收了一部分银行界的建议，没有给予过低的折扣，而以年息8厘的债券抵借银行界愿意提供的现金数量；同时，对担保品的偿还有了明确说明。上海银行家群体的诉求得到武汉政府的正面支持。
陈光甫在银行家群体中的审慎态度是理智的。不久，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分歧很快就公开化了。2月17日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制定“反革命条例”，矛头直指蒋介石。蒋介石与负责筹措军费的宋子文之间也渐生矛盾，他一度认为宋子文“有意为难，薪饷不发”。国民革命的进程由此受到阻滞。此时，陈光甫并没有进一步支持蒋介石或武汉方面，而是在静观其变。
蒋介石与武汉的对立日趋严重，没有足够的军费款项，而只有金融业有能力又有可能提供军费。其中最有实力的是上海银行业。于是，陈光甫与虞洽卿、钱新之、陈其采在3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负责统筹。正如前人研究所述，蒋介石试图依靠上海金融和工商界领袖与武汉政府争夺江浙地区的财源，双方几乎针锋相对。3月19日，武汉方面下令:“凡各军队各行政机关所有收支款项均应存放中央银行，不得与其他银行来往，违者应以违抗命令论。”1927年3月21日东路军克复上海。当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上海分行应即开设，有否筹备，所有现款以集中上海为要，沪行长可由庸之兄兼任，或樵峰（俞鹏飞）专任。”
然而，与北方的张嘉璈、吴鼎昌等人相比，上海的陈光甫、宋汉章对国民党仍然十分谨慎。在上海，陈光甫代表银行界的利益与蒋介石方面既有合作，也有折冲。在此过程中，武汉抑或汉口的局势也极大影响他对北伐进程与革命政府的判断。
首先，北伐战争给市场带来直接的破坏和不安。
作为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汉口是陈光甫早年营生的地区，也是上海银行发展战略的重镇。汉口为长江要埠，川、陕、湘各省进出口货品以该处为转运总枢纽，银行为进行推广营业，于五月间特设分理处，专办航路押汇以及汇兑等营业。到1926年底，汉口分行的放款占全行放款量的11%，仅次于上海总行和国外汇兑处，而存款则仅次于总行，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分支机构。
1926年，“国民革命军又由粤，而湘，而鄂，进展甚速，汉口情势，又不免于紧张。汉行虽不能大量放款，而存款之数，反超过三百万元”。上海银行总行也有类似报告：“江浙战谣骤起，人心因之恐慌。发行钞票银行受钞票挤兑风潮，纷纷收买现洋以充准备，厘价随之大涨，银根紧急。迨战祸实现，交通梗阻，汇兑不通，各处金融之紊乱，可谓达于极点。究其原因，虽属战事影响之波及，而内地现金本极枯竭，平时钱业所收存款，均作营业基金，放与商家办货，库无准备，一有风潮，危险立致，亦属一大原因。”
南方革命态势才抵长江，但对于银行业的影响已具全国性。1927年春起，陈光甫经营的上海银行就屡受政局动荡的波及。山东省当局借口时局骤变，勒借款项，上海银行济南分行只能“毅然停业，甚至撤销行屋，以避其锋”。4月，北伐军将进抵达长江，军阀抗拒，时局严重，上海银行将杭州分行、济南分理处、长沙办事处以及烟台、镇江两处分支先后停办。6月，北京分行也被迫停办。在苏南地区，“南北两军在当地轮流驻扎，给养浩繁，勒借款项甚多”，无锡、苏州、常州等较早设立的分支机构均被迫收束，或宣告停业。实际上，上海银行“一方面受军阀勒借之苦痛，一方面遭战事与工潮之影响”，最后除了总行外，只有宁、汉、津、通四处分支还能勉强停业。上海银行业务版图收缩严重，有的分支从此一蹶不振。
其次，武汉方面与前线的蒋介石给银行家造成了高于北伐以前的财政战债负担。
在北伐战争前夕，汉口分行承担地方政权财政占全行承担财政借款的45.6%，远远超过其他分支机构。北伐开始以后，仅1926年9至10月之间，上海银行长沙办事处即承担广东国民政府2万元摊派，由印花税票借款项下转来，以盐税花名作抵，受押中央银行钞票4050元售出后亏损767.47元。至于汉口分行在1926年9月另借给蒋介石15000元，以中央银行钞票票面22500元作抵；同年10月，武汉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借款2万元，以汉口房租一个月水电加捐、二成铁路收入作抵，随收随还。可见国民党政权转嫁给银行业的财政负担并不比北洋时期轻微，单笔借款数额要远远高于之前地方军阀的要求。
第三，广泛开展的国民革命直接渗入了银行业内部，造成陈光甫的担忧和不满。
1927年初，汉口成立了银行行员公会，不久致函各银行经（副）理要求加薪：“现时生活程度继长增高，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各会员处此环境，痛苦万状，若不亟谋改善方法，则自身与家庭即有失却生存能力之危险。”武汉国民党中央临时联席会虽然不允许银行业罢工，但支持工会与银行界谈判，最终签订改良待遇及加薪条件共19条。同时，汇丰银行汉口分行宣布停业。面对员工加薪诉求，当时汉口总商会曾寻求蒋介石能出面与工会交涉。蒋介石答复政府可以交涉，但希望各界将汇丰存款提存中央银行，加强政府财政基础。对于蒋介石而言，政府财政关系北伐战局，自然重于商界的安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武汉与南京形成了两个敌对的国民党政权。4月15日武汉政府下达了《现金集中条例》，禁止现银流通与出口，封锁了大部分的外部经济往来，造成金融恐慌，上海银行也有20余万左右现金被封存。另一方面，蒋介石依靠军队和青帮，以有效维持上海的工商秩序为筹码，希望陈光甫能出面筹钱。“四一二”事件第二天，蒋介石就亲电陈光甫，“请于最短期内筹款，以济急需”，要求陈“尽国民之天职”。
在商言商，陈光甫的上海银行照常营业，一方面接受有关国际支援武汉政府的存款，一方面以优惠汇率接受武汉地区外商汇沪款项，帮助恢复售货。刘大钧回忆，许多在汉口做生意的朋友说起汉口封锁现金的恐慌时期，金融完全停顿，各家银行都停业，只有上海银行和工商业关系密切，独自维持市面，竭力帮助存户提款。上海银行对于现金封锁以前的各户存款，一概用现金照付，“丝亳不想从中渔利”。
宁汉合流之后陈光甫与汉钞整理
在北伐和宁汉分裂的过程中，上海银行在汉口经营遭受较大影响。在1927年4月宁汉分裂以前，两湖地区银行钞票已形困局。当时国民政府只能用广州发行的中央银行钞票救济前线，至1927年年初，两湖地区最重要的中国银行己经纷纷收束停业，难以兑现。陈光甫接到报告称宁汉合流以后，“汉上生意缩小三分之二”，市面资金勉强周转。但商贸的萎缩与前武汉政府增发的流通钞券，将直接导致银行钞票的贬值，市场容易发生挤兑风险。
为此，陈光甫离开上海，亲自到汉口整理有关行务，并接触了李宗仁、白崇禧等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官员。在陈光甫到达汉口之前，当地金融市场债务（包括政府公债）总额达3000万元，钞券又现跌落趋势，偿还价格尚无标准，整个市场债务无法履行，危及到大半的金融机构。当时白崇禧召见银钱业和商会要人，即促磋商整理债务方法，但是汉口的商界和银行界对于如何整顿意见不一。陈光甫到达武汉后，白崇禧迅速找到他要求帮忙筹款，平息地方金融停顿。而陈光甫此次到武汉不仅为了复兴汉口分行的事情，还须处理当地银行钞券贬值的问题。上海银行不发行自己的钞票，但依靠以中国银行纸钞为主的钞票。此时中国银行的钞票票力大跌，他写信同李铭商量，希望李能说服中国银行总行方面张嘉璈同意发行公债，收回汉钞。陈光甫还在汉口认识了白志鹍，他对汉口政府印象较好：“不扰百姓，处处体谅，人民爱戴，因之汉口商业日见发展。”
1928年4月9日，陈光甫与李宗仁见面。他记录下第一次见李宗仁的印象：“李君年约四十左右，广西口音，中等身材，面上略有风尘气，而一见即知为爽直之人，言词举动之间，颇思为人民谋幸福，而毫无军阀态度，可称为革命之代表者。”李宗仁向陈请教中、交钞票贬值一事，陈说到，中、交货币信用已经受损，上海银行虽然信用良好，但旧账皆因汉钞问题不能兑现。政府要恢复金融必须出面发行债券，收回钞票。陈光甫还告诉李宗仁与白志鹍，不能听任市场：“若要成功，第一先须与人民立信，区区之数千万元之担任，且不需现金，将来武汉事业何止数千万元。”陈光甫对此事的立场很清楚，如果商界不能自己维持汉钞信用，应由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维持；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即便发行公债，承担者也一定以中国、交通等大银行为主。
陈光甫在汉口时期还完成了其《两湖应兴应革诸项》，在此文中他全面地对如何建设两湖地区提出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的看法：财政公开，公布政府预算及真实开支，尽量免除细捐杂税；政府整理钱币，借公债用以建设，以“信用治国”；实行减政，裁撤冗余机关，“为民兴利除弊”；由专业人士而非“政客”修订税则，免除重征。他比较担心司法部门手续繁杂，不能公正，“现在财政困难，固然不能谈到增加薪俸，倘再积欠生活之费，而更责以廉洁，似乎难矣”。他还提出治理水涝、官有事业招商开办、奖励开采矿产等方案。从行文看，他很有可能将这些意见交给了当时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这表现出他对地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不过此时南京的政权又已回到蒋介石手中。当蒋的嫡系军队正在向北京推进之时，中央政府大体由张静江、吴稚晖等元老分控权力中心，宋子文也得到重用。战事与重建的开支使得南京方面的财政形势依然很严峻。陈光甫在汉口处理商务问题之时，宋子文和蒋介石纷纷来电，要求陈光甫回到南京。
消息灵通的陈光甫在汉口时，已经感觉到蒋介石一派内部的分歧已经出现，他记载：“中行因发行关系，子文不肯放手，因恐为渠之政敌取去筹款，失其能力。”在南京，中国银行要改组，张嘉璈提出孔祥熙，张静江则提出钱新之，宋子文则想自己担任。于是各方想到了陈光甫。
但陈光甫在二次北伐即将胜利之际并不看好蒋介石的政权。他在1927年就认为蒋政权的建设计划和政府内部问题严重：“今后蒋介石之政府能否成立，乃在为人民做一二件事（孙到江浙一事未办，以致失败），如完成粤汉铁路、整理淮河流域。此二事如即日着手，十年后生产可加增之无量倍也。”
到了1928年8月，南京政府的地位似已完全确立，但陈光甫继续批判南京政府：“国民党前对北京政府所取反对之态度，因不满意政界人物之故，今南京政府人物仍抱做官主义，国民党渐将以前对北京之态度对待南京。”他从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情形判断国民党有内争的迹象。他指示上海银行在汉口需要谨慎，“现在青黄不接，本无所谓扩充二字，不过要看政局而定”。
另一方面，政府财政的巨大支出与政策上的变化也是陈不满的主要原因。他说：“自革命军占有南京以来，用钱如泥沙，不借物力。财部仰承意旨，在沪筹款，其唯一之方法在搜寻新税，不顾民生。”他认为银行借南京政府的新债还旧，只会陷于循环式的陷阱。他不满政府政策变卦：“以前所订之办法，现时皆可为民众利益起见，用革命手段废除之，但银行家懵懵不明此潮流之所趋，以为照前此所得之利益，一经财部承认，即可永远不变，是亦大惑矣。”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收束后，蒋介石仍然看重陈光甫的能力和观点。1928年6月6日，蒋致信在汉口的陈光甫：“北伐将成，回首去年，财政之协助多由我兄之创造，现在诸事待商，万望即日莅宁俯赐教益，但绝不能难事相强也。”1928年8月3日众人等候进谒蒋介石时，蒋请陈光甫先入见。陈告诉蒋介石人民对于南京比对于北洋政府“信仰更好”，但“上海商人对南京政府不信任”，并举例三件事，希望蒋介石能体谅商人心理。陈光甫还直言，南京政府不应大兴土木，动用巨款修建首都；此外还应尽快导淮入海。当蒋问到中国银行，陈没有谈及人选，而进言统一货币。陈在日记中写到：“蒋表示谈未畅快，希望另日再约晤谈。”
他看到：“民国以来，政局每经一次之变更，则苛捐杂税亦随之而增加，人民原冀从政治改革得以解除倒悬，不料经一番之牺牲，多一重之痛苦，无怪乎怨声载道，失望愈深。”事实上，陈光甫的观察是正确的，1928年初开始蒋介石与以张静江为代表的党内元老关系恶化，元老们与宋子文的争执也开始不断出现。
陈光甫自汉口来到南京，整理中、交两行汉钞仍是其关注的问题。1928年10月，银行界与武汉李宗仁、白崇禧方面谈妥了收回汉钞的问题，但宋子文因统一财政受阻，拒绝在此问题上与武汉方面合作。宋说银行界如果借款给武汉，待全国财政统一，政府将不予承认。在陈光甫等商人眼中，这即是以政治干预经济上的定案，未免有失体谅。在陈光甫看来，宋子文常因外界反对，而显露出消极态度，比如中国银行准备金的公开问题。不过后来，陈曾经向宋子文建议订定筹还汉钞办法以及兑现700余万南京中央辅币券来建立政府信用，宋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分别发行4500万和700万元的公债收回。
政府对汉钞的整理使得上海银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营环境极大改善。此后陈光甫的精力再度转移到上海银行自身的经营上来。自1929始，上海银行的分支机构快速扩展开来，1930年几乎每月都有一家新分支机构成立。1928年，陈光甫就告诫行内：“熟人借钱吃亏多，得益处甚少。此种人皆半官半商之辈。”显然陈光甫抵触与政府财政的联系，但并不介意与政府部门建立正常商业往来。在首都南京，在武汉地区，上海银行为武汉大学专设办事处，代省府、建设厅、公安局、武汉大学高级中学等机关发给薪工；代各大学校机关收纳学费，并为武昌公安局及汉阳公安局全体警士办理强迫储蓄。由于陈光甫专心于银行事务，1928年下半年起上海存款迅速增加，1930年达到8978万元（比1926年的3244万元增加1.8倍），已居于私营银行的首位。同时，陈光甫把主要精力放在商业性质的业务上。上海银行已被认为是“银行界中最稳健最进步，譬如办理储蓄、国外汇兑、中国旅行社都是由上海银行首先提倡”。1929年，由于分支机构次第开设，为营业及管理上便利起见，上海银行开始采行分区制度，先定湘、鄂、豫、赣为第一区，汉口分行统辖该区。由于陈光甫忙于各地行务，首次将管理权下放，交由董事兼副总经理杨介眉先生负责第一区业务。此后，陈在汉口的银行经营活动就相对间接了。
结论
汉口是陈光甫最早的事业起点，也是其上海银行经营的重要区域，对上海银行脱颖成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有着重要意义。在国民革命爆发前，陈光甫在汉口的投资经营虽有不利的环境，但在平稳发展。北伐战争对长江中下游的经济破坏是明显的。陈光甫在上海对国民党的到来是欲拒还迎，犹疑观望，在汉口则面对既成事实。他在革命带来的动乱中努力维护商业运作与经济环境，在宁汉合流以后又积极参与汉口地区纸钞整理。从汉口的角度看这位上海银行业的领袖，他对蒋介石政权有明显不满，但与国民党要员力争，推动政府能对经济有所为，有所负责。这大致反映了今后十年间，银行业在谋求自由市场和自身壮大的同时，又不得不诉诸政府政策扶持，与之妥协的基调。（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重庆政府为了汇率和美国吵架，美国认为是欺人太甚，中国认为你小题大做，我是政府，我怕谁？当然最后还是怕洋人多一点，妥协了。那要不是洋人呢？中国人就惨了。200比1， 一把掠尽江南8年来的财富，我以前写过一篇，专门讨论了应该多少合适，结果是4比1差不多了。50倍呀！想想人币今天凭空升50倍，0.13对一美元，那还不将park ave的房子一扫而光。凭什么，就凭这把枪！那汪精卫有枪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储备币对法币是用半年时间1.5-2来换的。历史的诡异在于冠冕堂皇的背后都是些污浊丑恶，偶尔出几个有良心的却背着历史的污名。
传统的东西很难改变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是KMT成功的基础，这也算是KMT的宿命吧，
在当时那种动荡的环境里，KMT迟早要翻船的。
我前几天贴的文章里面就有宋子文和米国人关于汇率的争执，看来汇率的确是个核心问题，
金融资本和官僚集团都是要掌控在自己手里的，这么看来联系汇率还真是二者妥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