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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史新解读7

(2015-11-11 05:04:12) 下一个

崇祯十六年，（1643）户部被逼无奈，想起了宝钞。它这个发钞计划和明初不是一回事。大明宝钞是没有准备金的，随用随发。发到哪里算哪里。这次户部的发钞类似国民党的金圆券。钞是用来收购白银的，然后以白银作准备金，再玩下去。当时计划发行二亿五千万两的钞。这就说明当时户部估算的民间存银在2.5亿-3亿之间。如果这一估算正确，那么1550-1650百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为2亿-2.5亿两之间。平均一年200万两。什么概念？当时整个明朝的财政收入折合白银也不过一年1500-2000万两，最终入太仓库的一条鞭前就是200万两，之后也不过年400万两。就是说物资外流量相当于明朝税收的十分之一强。

北宋以后的中国国家的稳定模式是有南北分工的。大致来说北人守边，南人供给。这样安排背后是政治角力的结果。北方的政治权力决定了他能调配南方的人力，物力。现在舞台上出现了新角色，白银。这种长期的，单向的银货贸易扰乱了明政府的权力安排。它将明的物资调配体系划出了一个口子。从此至少有10%的物资不向北走，它向南，向着广州，泉州流去。一句话，海外贸易和朝廷争夺资源。

明中期开放海禁之后，对于是不是要重新禁海一直是有争议的。一直议而不决。原因有二：一，政府再也离不开白银了。钱，不用辛苦赚来，随取随用的话，那它就是个毒品。只有越吸越厉害，没有戒掉的道理。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宋金元，其末代政府的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就是货币的滥发。明初也是一样的，永乐皇帝的功业背后是一张贬值千万倍的大明宝钞。但是明末的政府不一样。它没有货币发行权。金銮殿下面没有银矿。就是说它吸毒，但是不能自产毒品。毒品只能靠海外贸易从广州，泉州处来。这就是明朝政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力出现豁口而不能补救的原因。二，政府越来越被南方人把持。科举制不可避免地将权力转移到南方人手里。其实也不怪科举，只要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依靠南方，南方人的话语权就会越来越大。过去是这样，现在没了科举不还是这样？海外贸易，南方是得益的，虽然白银算不算是个“益”？这个要到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那个时代才有所思考，有所感悟。

明末白银的流入是分阶段的。1550年-1600年流入的慢，1600-1650流入得很快。具体的数据各家有各家的研究，每家都不一样。仔细去分辨没有什么意义。反正这2亿多的白银，前50年5千万，后50年1亿5千万好了。就是说万历三十年后，白银加速流入了。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政府的物资调配权越来越弱，政府的权威越来越差，这些和南方越来越融入全球化是成正反馈的。加征三饷，在政府看来不过一亩加征二分三厘。[1]你江南鱼米之乡，反应怎么会这么强烈，抵触这么大？你不是还有每年3，4百万两的外贸盈余吗？这你把它放到全球化这个大环境里去就很容易理解了。江南历来是重税之乡，一个松江府的赋税从南宋的16万石到明朝的100多万石。土地就这么多，完全依靠纺织品来抵折才能勉强完税个70%。如今这些纺织品卖到海外可以赚大钱，你政府的二分三厘，就是菲律宾的二两三钱，如果人民是自由的，那他们的选择就是不言而喻的。

明之亡是环环相扣而来的。先是不自量力，做宏大的企图，致使通货膨胀，宝钞几成废纸。又无铜铸钱。只好听任民间使用白银。中国又没多少白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用银量增大，势必从海外进口白银，这就要求开放对外贸易。一旦开放贸易，就势必放松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和经济控制，给人民基本的经济自由以适应海外需求。这些都是一部套一步，步步紧逼，不得不走的路。从杨炎的货币税到朱元璋的反动再到张居正的一条鞭，反映了专制理念和民族生存的冲突。而生存总是第一位的。这就是为什么张居正要不守祖制而师法杨炎。问题是明政府一旦选择放松控制，那置自己于何地？绝对专制的统治需要绝对封闭的环境。如今出现了一个王法不到的外部世界，与之相通还能致富。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巨变。真是个“世风败坏，人心动摇”。所以张居正被指责为明亡之罪魁，站在专制的立场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2]明末清初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大反思。明末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都参与其中。三个思想家的结论都一样：废银。要废银就得禁海。就是说明末清初，知识界共识，明末社会的崩溃和外部世界有关联。这种思潮当然影响到了继之而起的清朝。

[1]辽饷，练饷各一分，剿饷三厘。

[2]还有另一个罪魁祸首，王阳明。王的心学使个人直接接通上天，虽贩夫走卒亦可为圣人，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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