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进行“兵谏”，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经中共派周恩来赴西安调解，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方针。随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推动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潮。扼守华中的武汉，正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
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的舒赛，打算走出家门，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她和好友邓继珪、司瑄光商议后，计划共同投奔武汉。但在荆沙地区，封建的传统观念盛行，女孩儿独自离家并非易事，何况还在战乱的年代。为此，她们决定以升学为由，分别去说服家长。
一天傍晚，舒赛陪母亲闲聊时说道：“妈妈，您舍得女儿离开您吗？”
“娃儿，难道你想要出嫁呀？真是‘女大不中留’哟！”王书富吃惊地。
“妈吔，看您说的……”舒赛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那你为啥子要离开我？”
“我想去武汉升学嘛。”
“啥子学校，非要到武汉去？”
“您知道，女儿喜欢唱歌跳舞，我想去上艺专，在湖北只有武汉才有这种学校。”
“一个女娃儿，独自出门，不象话。”
“妈妈，我现在不是娃儿，是成年人了。”
“我又不胡涂，你还不到二十岁，就要离开家，我放心不下。何况你伯伯和李妈他们远在四川。”
“伯伯要是在家，他也会同意孩儿的。再说，我又不是一个人去，还有邓继珪和司瑄光哩，她们的家里都同意了。”舒赛扯了谎。
一连几天，舒赛和母亲不断地厮磨，终于得到允许。随后，司瑄光也说服了家庭。只有邓继珪的父母以女儿是待嫁之人，不准她离开沙市。主张婚姻自主的舒赛，力主同伴退掉这桩家庭包办的婚事。邓继珪感到为难，说道：
“看来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动身了。你们先去探探路，随时给我写信。我继续和家庭商量，争取尽快地与你们会合。”
1937年春节过后，已是2月下旬。舒赛准备出发去武汉，这是她第一次远离亲人。虽然自己投身抗战的决心很大，一旦真要离开家庭，心中仍有些依依难舍。一向刚强的舒赛，此时变得异常的温顺，从楼上自己的房间搬下来和母亲、妹妹住在一起，日夜陪伴着她们。又拜托好友王海秀，在她离家后，经常关照自己的家庭。出发那一天，舒赛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长江码头，只见江边人来人往，江水滚滚东流，她将随它而去，不知何日才能回还？霎时，她一阵心酸，落下泪来。
在武汉，到处都能感受到民众抗日的热情。舒赛没有报考艺专，也不想滞留武汉，决定去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她将自己在武汉的感受和投笔从戎的打算，写了一封长信如实秉告母亲，请求应允，并尽快寄来路费。同时，给好友邓继珪一信，请她帮助劝说自己的母亲。
本来就不同意女儿离家的王书富，听说女儿想到遥远的东北去打仗，不免大吃一惊。随即发来一封加急电报：“速归，否则将停止寄生活费。”母亲不同意她去东北，本在意料之中。但连生活费也不给了，却在她意料之外。显然是母亲担心女儿远走，索性逼迫她回家去。随后，舒赛又收到母亲的信，说李妈在四川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父亲就要带他们回来，令她急速返家。舒赛虽然很想见到数年未见的父亲和弟弟们，却不想放弃离家报国的选择。
此时，舒赛又得到好友邓继珪的消息，她不但未能摆脱家庭和婚姻的羁绊，还被迫弃教而出嫁了。同来武汉的司瑄光，也选择了升学。只有她独自一人被困武汉，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粮草即将断绝。无奈的她，只得到父亲的世交曾尚武家中去借宿求助。此后，她一面复习功课，一面等待机遇。
6月底的一天傍晚，舒赛已五年未见的父亲突然来到武汉。她预感父亲是“兴师问罪”来了，便小心翼翼地侍奉于左右。
祝甘亭确是问罪而来，但没想到几年未见的珠儿，如今已是一个明眸皓齿、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他心中说不出地高兴，一腔怒气也就烟消云散。
“难道伯伯同意我去东北？”舒赛一块石头落地，又兴奋起来。
“那倒不是。孩子，不是伯伯不支持你的爱国热情，只因我和你妈妈已近晚年，你的弟弟妹妹都还年幼。现在时局动乱，你既然没有升学，就回去帮助妈妈操持家务和教育弟妹们吧。”
“伯伯，女儿已成年，本当应该在家中帮助妈妈……”
“是啊，那你就跟我回家去吧!”
“可是，现在国难当头，日寇在抢占我国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您的女儿怎么可以无动于衷？”舒赛见父亲没有生气，理直气壮地说。
“这个道理我还不懂吗？只是现在家里很需要你呀。”
“女儿记得，小时候您给我讲过‘国将不国，何以家为’。还讲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哩！”
“人人都应该救国。但是，一个女孩儿去当兵打仗，作父母的放心不下！
“女孩儿不是应该学习穆桂英和花木兰吗？这是您亲口说的呀！伯伯，妈妈不理解女儿的心愿，难道您也不理解？过去，您为反对外族压迫，也曾投笔从戎，又参加武昌起义，推翻满清王朝……这些事，女儿没有忘记。如今，女儿正是学习您，才放弃了学业，决心去前方参加抗日。您应该为女儿感到高兴呀！”
祝甘亭被女儿的一番话问得哑口无言，他微笑着说：
“珠儿，你好一张利嘴！”
父女的辩论没有结果。
一周后，1937年7月7日，时局骤变。日寇在河北宛平县芦沟桥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抗战爆发了！全国各地掀起一阵抗日救国的热潮。武汉各界民众更是群情激奋，奔走相告：
“抗战爆发了！抗战爆发了！”
大街小巷到处响彻振奋人心的歌声：
“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敌人从哪里进攻，把他消灭在哪里！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我们不能失去一寸土地！”
舒赛后来回忆当年的心情时，写道：
“七•七抗战炮响，多少年耻于国事的抑郁情志，一旦舒振，扬眉吐气。犹忆当年是日，我热血沸腾，欣喜若狂，手执报纸、号外遍告亲友之状。”
在形势的感染之下，祝甘亭放弃要女儿回家的打算。舒赛为了避免父母担心，也决定不去东北，就地加入了曹孟君主办的“妇女战地工作团”。她积极投入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或在街头作抗日宣传演讲，或教群众唱抗战歌曲，或在大街小巷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昼夜忙个不停。
不久，家中传来噩耗，未到而立之年的李妈染病不治，突然辞世。舒赛请假一周，陪同悲痛中的父亲回家奔丧，并协助母亲为李妈操办了隆重的丧事。返武汉前，她为多年不见的两个弟弟赶织了毛衣，又将大弟弟在沙市上学的事宜安排妥当。当时，长江夜航未通，由重庆开往武汉的轮船，途经沙市要在江心停泊一夜，次日续航。舒赛临行前夜，将大弟弟带到船上陪住。当晚，姐弟二人拥坐船头，听那江中的涛声，看那岸上的灯火。她叮嘱弟弟，要努力学习，要孝敬父母，长大后一定要报效国家。
舒赛返回武汉，适逢湖北省政府开办了一个“战地救护训练班”。舒赛崇拜南丁格尔，想作一名战地护士，随即离开“妇女战地工作团”，考入了救护训练班。这时，她意外地和几年未见的陈钟万相遇。陈当时是中共荆沙地下党支部（后改“荆沙特别支部”）的组织委员，经常到武汉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汇报工作，有时暂留武汉。在“八中”时，陈钟万已注意到这位进步女青年，曾打算在政治思想上引导她。后因被迫离开荆沙，失去联系。重逢后，他们经常在华灯初照的夜晚，以逛马路的方式进行接触。陈钟万介绍舒赛阅读党的秘密书刊，如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解放》、《群众》和《共产党宣言》等，使她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又组织她去参加各种政治性集会，如听李公朴、郭沫若、洪深的报告等。舒赛从中受到教育，常有茅塞顿开之感。有一次，她到中华大学参加“双十二”（“西安事变”）周年纪念大会，国民党宪兵、警察突然出现，冲击会场。她与青年学生们一起和对方发生冲突，遭到殴打。这件事，更增加了她对国民党的憎恨。在陈钟万的引导下，舒赛在救护训练班一面学习，一面利用课余时间，联络进步的男女同学组织起业余宣传队，自行编排节目，每逢假日，在武汉三镇的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洪山，是武昌城内一处幽静的风景区，山上松柏青翠，鸟语花香。舒赛自幼热爱大自然，在武汉，常抽暇来此地消闲散心。在一片参天的松柏林中，她喜爱躺在草地上，闭目聆听那阵阵松涛。每当此时，她心旷神怡，浮想联翩，心情格外地舒畅。
年底，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在黄安县七里坪，由方静吉（方毅）主持，开办了一个“抗日干部训练班”（又称“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在武汉招收进步青年学生前去培训。舒赛收到陈钟万一封充满诗意的短笺，上写道：
“别流连，
这长江的景色；
别迷恋，
这洪山的松涛。
到七里坪去吧！
去看那人民的苦难生活；
到七里坪去吧！
去听那抗日的群众怒潮。”
适逢“救护训练班”结业，舒赛接受陈钟万的建议，报名参加“抗日干部训练班”。出发前，她和陈钟万相约来到洪山告别。舒赛感谢他对自己的帮助，表示决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决心到抗日群众的大海洋中去锻炼。为了纪念自己即将实现救国夙愿，她征得陈钟万同意，决定改名换姓。经两人反复推敲，选定“舒赛”二字。“舒”由“舍、予”两字组成，意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中要牢记“忘我、无私和自我牺牲”，“赛”为进取向上之意。舒赛一生多次改名换姓，只有此名，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伴随着她。
分别时，陈钟万意味深长地对舒赛说：
“舒赛，此行一别，后会无期。愿我们在不惜自我牺牲的救国道路上，友谊地竞赛吧！”
“愿我们在抗日前线再见！”
此后，两人再未重逢。直到八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舒赛在新四军豫鄂边区惊闻噩耗，已改名“郑重”的陈钟万，作为某部指挥员，在一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牺牲，实践了他在洪山上的诺言。舒赛感到悲痛，对这位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怀着深深的敬意。
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的舒赛，打算走出家门，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她和好友邓继珪、司瑄光商议后，计划共同投奔武汉。但在荆沙地区，封建的传统观念盛行，女孩儿独自离家并非易事，何况还在战乱的年代。为此，她们决定以升学为由，分别去说服家长。
一天傍晚，舒赛陪母亲闲聊时说道：“妈妈，您舍得女儿离开您吗？”
“娃儿，难道你想要出嫁呀？真是‘女大不中留’哟！”王书富吃惊地。
“妈吔，看您说的……”舒赛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那你为啥子要离开我？”
“我想去武汉升学嘛。”
“啥子学校，非要到武汉去？”
“您知道，女儿喜欢唱歌跳舞，我想去上艺专，在湖北只有武汉才有这种学校。”
“一个女娃儿，独自出门，不象话。”
“妈妈，我现在不是娃儿，是成年人了。”
“我又不胡涂，你还不到二十岁，就要离开家，我放心不下。何况你伯伯和李妈他们远在四川。”
“伯伯要是在家，他也会同意孩儿的。再说，我又不是一个人去，还有邓继珪和司瑄光哩，她们的家里都同意了。”舒赛扯了谎。
一连几天，舒赛和母亲不断地厮磨，终于得到允许。随后，司瑄光也说服了家庭。只有邓继珪的父母以女儿是待嫁之人，不准她离开沙市。主张婚姻自主的舒赛，力主同伴退掉这桩家庭包办的婚事。邓继珪感到为难，说道：
“看来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动身了。你们先去探探路，随时给我写信。我继续和家庭商量，争取尽快地与你们会合。”
1937年春节过后，已是2月下旬。舒赛准备出发去武汉，这是她第一次远离亲人。虽然自己投身抗战的决心很大，一旦真要离开家庭，心中仍有些依依难舍。一向刚强的舒赛，此时变得异常的温顺，从楼上自己的房间搬下来和母亲、妹妹住在一起，日夜陪伴着她们。又拜托好友王海秀，在她离家后，经常关照自己的家庭。出发那一天，舒赛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长江码头，只见江边人来人往，江水滚滚东流，她将随它而去，不知何日才能回还？霎时，她一阵心酸，落下泪来。
在武汉，到处都能感受到民众抗日的热情。舒赛没有报考艺专，也不想滞留武汉，决定去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她将自己在武汉的感受和投笔从戎的打算，写了一封长信如实秉告母亲，请求应允，并尽快寄来路费。同时，给好友邓继珪一信，请她帮助劝说自己的母亲。
本来就不同意女儿离家的王书富，听说女儿想到遥远的东北去打仗，不免大吃一惊。随即发来一封加急电报：“速归，否则将停止寄生活费。”母亲不同意她去东北，本在意料之中。但连生活费也不给了，却在她意料之外。显然是母亲担心女儿远走，索性逼迫她回家去。随后，舒赛又收到母亲的信，说李妈在四川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父亲就要带他们回来，令她急速返家。舒赛虽然很想见到数年未见的父亲和弟弟们，却不想放弃离家报国的选择。
此时，舒赛又得到好友邓继珪的消息，她不但未能摆脱家庭和婚姻的羁绊，还被迫弃教而出嫁了。同来武汉的司瑄光，也选择了升学。只有她独自一人被困武汉，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粮草即将断绝。无奈的她，只得到父亲的世交曾尚武家中去借宿求助。此后，她一面复习功课，一面等待机遇。
6月底的一天傍晚，舒赛已五年未见的父亲突然来到武汉。她预感父亲是“兴师问罪”来了，便小心翼翼地侍奉于左右。
祝甘亭确是问罪而来，但没想到几年未见的珠儿，如今已是一个明眸皓齿、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他心中说不出地高兴，一腔怒气也就烟消云散。
“难道伯伯同意我去东北？”舒赛一块石头落地，又兴奋起来。
“那倒不是。孩子，不是伯伯不支持你的爱国热情，只因我和你妈妈已近晚年，你的弟弟妹妹都还年幼。现在时局动乱，你既然没有升学，就回去帮助妈妈操持家务和教育弟妹们吧。”
“伯伯，女儿已成年，本当应该在家中帮助妈妈……”
“是啊，那你就跟我回家去吧!”
“可是，现在国难当头，日寇在抢占我国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您的女儿怎么可以无动于衷？”舒赛见父亲没有生气，理直气壮地说。
“这个道理我还不懂吗？只是现在家里很需要你呀。”
“女儿记得，小时候您给我讲过‘国将不国，何以家为’。还讲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哩！”
“人人都应该救国。但是，一个女孩儿去当兵打仗，作父母的放心不下！
“女孩儿不是应该学习穆桂英和花木兰吗？这是您亲口说的呀！伯伯，妈妈不理解女儿的心愿，难道您也不理解？过去，您为反对外族压迫，也曾投笔从戎，又参加武昌起义，推翻满清王朝……这些事，女儿没有忘记。如今，女儿正是学习您，才放弃了学业，决心去前方参加抗日。您应该为女儿感到高兴呀！”
祝甘亭被女儿的一番话问得哑口无言，他微笑着说：
“珠儿，你好一张利嘴！”
父女的辩论没有结果。
一周后，1937年7月7日，时局骤变。日寇在河北宛平县芦沟桥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抗战爆发了！全国各地掀起一阵抗日救国的热潮。武汉各界民众更是群情激奋，奔走相告：
“抗战爆发了！抗战爆发了！”
大街小巷到处响彻振奋人心的歌声：
“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敌人从哪里进攻，把他消灭在哪里！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我们不能失去一寸土地！”
舒赛后来回忆当年的心情时，写道：
“七•七抗战炮响，多少年耻于国事的抑郁情志，一旦舒振，扬眉吐气。犹忆当年是日，我热血沸腾，欣喜若狂，手执报纸、号外遍告亲友之状。”
在形势的感染之下，祝甘亭放弃要女儿回家的打算。舒赛为了避免父母担心，也决定不去东北，就地加入了曹孟君主办的“妇女战地工作团”。她积极投入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或在街头作抗日宣传演讲，或教群众唱抗战歌曲，或在大街小巷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昼夜忙个不停。
不久，家中传来噩耗，未到而立之年的李妈染病不治，突然辞世。舒赛请假一周，陪同悲痛中的父亲回家奔丧，并协助母亲为李妈操办了隆重的丧事。返武汉前，她为多年不见的两个弟弟赶织了毛衣，又将大弟弟在沙市上学的事宜安排妥当。当时，长江夜航未通，由重庆开往武汉的轮船，途经沙市要在江心停泊一夜，次日续航。舒赛临行前夜，将大弟弟带到船上陪住。当晚，姐弟二人拥坐船头，听那江中的涛声，看那岸上的灯火。她叮嘱弟弟，要努力学习，要孝敬父母，长大后一定要报效国家。
舒赛返回武汉，适逢湖北省政府开办了一个“战地救护训练班”。舒赛崇拜南丁格尔，想作一名战地护士，随即离开“妇女战地工作团”，考入了救护训练班。这时，她意外地和几年未见的陈钟万相遇。陈当时是中共荆沙地下党支部（后改“荆沙特别支部”）的组织委员，经常到武汉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汇报工作，有时暂留武汉。在“八中”时，陈钟万已注意到这位进步女青年，曾打算在政治思想上引导她。后因被迫离开荆沙，失去联系。重逢后，他们经常在华灯初照的夜晚，以逛马路的方式进行接触。陈钟万介绍舒赛阅读党的秘密书刊，如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解放》、《群众》和《共产党宣言》等，使她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又组织她去参加各种政治性集会，如听李公朴、郭沫若、洪深的报告等。舒赛从中受到教育，常有茅塞顿开之感。有一次，她到中华大学参加“双十二”（“西安事变”）周年纪念大会，国民党宪兵、警察突然出现，冲击会场。她与青年学生们一起和对方发生冲突，遭到殴打。这件事，更增加了她对国民党的憎恨。在陈钟万的引导下，舒赛在救护训练班一面学习，一面利用课余时间，联络进步的男女同学组织起业余宣传队，自行编排节目，每逢假日，在武汉三镇的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洪山，是武昌城内一处幽静的风景区，山上松柏青翠，鸟语花香。舒赛自幼热爱大自然，在武汉，常抽暇来此地消闲散心。在一片参天的松柏林中，她喜爱躺在草地上，闭目聆听那阵阵松涛。每当此时，她心旷神怡，浮想联翩，心情格外地舒畅。
年底，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在黄安县七里坪，由方静吉（方毅）主持，开办了一个“抗日干部训练班”（又称“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在武汉招收进步青年学生前去培训。舒赛收到陈钟万一封充满诗意的短笺，上写道：
“别流连，
这长江的景色；
别迷恋，
这洪山的松涛。
到七里坪去吧！
去看那人民的苦难生活；
到七里坪去吧！
去听那抗日的群众怒潮。”
适逢“救护训练班”结业，舒赛接受陈钟万的建议，报名参加“抗日干部训练班”。出发前，她和陈钟万相约来到洪山告别。舒赛感谢他对自己的帮助，表示决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决心到抗日群众的大海洋中去锻炼。为了纪念自己即将实现救国夙愿，她征得陈钟万同意，决定改名换姓。经两人反复推敲，选定“舒赛”二字。“舒”由“舍、予”两字组成，意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中要牢记“忘我、无私和自我牺牲”，“赛”为进取向上之意。舒赛一生多次改名换姓，只有此名，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伴随着她。
分别时，陈钟万意味深长地对舒赛说：
“舒赛，此行一别，后会无期。愿我们在不惜自我牺牲的救国道路上，友谊地竞赛吧！”
“愿我们在抗日前线再见！”
此后，两人再未重逢。直到八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舒赛在新四军豫鄂边区惊闻噩耗，已改名“郑重”的陈钟万，作为某部指挥员，在一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牺牲，实践了他在洪山上的诺言。舒赛感到悲痛，对这位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怀着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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