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讲到汉东省的官场有两大帮派:汉大帮和秘书帮,这自然是对中国官场存在的“团团伙伙”的标签化表现。当然,剧中也仅仅是随意贴了个标签,没有反映出官场帮派的真实状况。
官场以外的观察者,往往简单根据官员的履历,像分萝卜白菜一样把官场分成“太子党”、“团派”、“清华帮”等等,看起来煞有介事,也流传甚广,殊不知官场的人抱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群不同的人碰巧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碰巧在同一间学校读书,碰巧从事过同样的职业,充其量也就是感觉亲近一点,大不了成为酒肉朋友,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要形成这个共同体,进而成为一个帮派,需要有更牢固的利益纽带。
中共靠割据起家,从红军时期的苏区,到抗战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几路野战军,被毛泽东形象地称为“山头主义”的宗派就一直存在。虽然老毛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压制了各个山头的公开活动,但是这些山头一荣俱荣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一直存在,比如林彪时期的二野系,邓小平时期的四野系,等等。
中共建国以后,军队干部转入掌管地方,成为封疆大吏、一路诸侯,利益开始显现,军队的山头于是解释转化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需要有人办事,也就是要有爪牙鹰犬,于是开始物色身边心腹、同乡同窗为其代理日常事务。不同的人用人是有偏好的,有些人喜欢用老乡,有些人喜欢用同窗,有些人喜欢用身边工作人员,这个用人特征导致了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特定领域一批特征近似的官员脱颖而出,在外人看来就是帮派了,其实不是,他们不过是临时召集在一起的狗腿子而已。
不管是黑社会也罢,官场也罢,要形成一个帮派,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江湖上罩得住的核心人物、一群亡命之徒、一个经济网络。《人》剧中传说的“汉大帮”帮主高育良,不追逐金钱,只追逐权力,这是作家的瞎想,人设逻辑不通。没有经济枢纽,你让兄弟们团结在你老师的光芒周围?瞎扯吧你。实际上所谓“汉大帮”是以祁同伟和高小琴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交际圈而已,可以换手挠痒痒,却未必是换命的兄弟。
一般人出于阴谋论,容易把地方官场的权斗复杂化。其实像《人》剧的写法,大大抬高了中国地方官场的文明程度。一般而言,省及省以下,哪来那么多勾心斗角、帮派势力,赤裸裸就是比横、比后台。比如俗话说天上玉皇大帝,地上党委书记,而薄熙来当市长、省长的时候,你知道他的书记是谁?党政两个一把手,谁横谁是老大,俩人一般横,又尿不到一个壶里,就往对方身上尿,哪来那么多权谋,他们才不屑这些阴谋诡计。中纪委披露的党政两个一把手相互检举共同垮台的案例,比电视剧生动得多。
中国官场的帮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表面上的所谓“大清王朝”、“团派”、“五道口”,乃至“西山会”、东北帮,都不过是土围子,算不上帮派。真正的帮派是哪些呢?延安儿女、四野子弟、新四军后代,这些在三令五申禁止“老乡会”、“同学会”活动以后,还敢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联谊会”才是。周永康贵为常委,东北帮帮主,儿子还只能去跑项目投标挣点小钱;令计划大内总管,兄弟荣耀,西山会红红火火,转眼间灰飞烟灭;郭伯雄一代军机大臣,号称一半将军是郭氏家丁,还不是顷刻间土崩瓦解。司马迁修《史记》,本纪、世家、列传清清楚楚,未入世家,别称帮主,否则会死得难看。
中国眼下的问题是,毛氏之后,“本纪”空缺,各路“世家”号称太子党,纷纷自立山头;而“列传”诸臣如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之流,也斗胆僭越,假冒世家之名行事立碑,导致江湖混乱。打掉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团伙,不过是在惩治僭越。2015年以股灾形式表现的一场经济政变,显示出帮派活动似乎并未消停,最近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金融反腐”,才真正是在清理帮派。后事如何,且擦亮眼,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