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的重读和反思 ——纪念《随想录》完稿三十周年为第十二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

                《随想录》的重读和反思

       ——纪念《随想录》完稿三十周年为第十二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

 

                         汪 应 果

                       

 

   今年是“文革”发生五十周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四十周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对“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浩劫进行反思的里程碑作品《随想录》完稿三十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举办“重读巴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人虽已收到会议邀请，但因身居海外，不能与会，唯借此文章，向旧雨新知，向青年才俊们致以问候。

    我想首先对诸位抱歉地说，我因远居海外，书籍资料都因太重而统统没带出来，其中也包括了巴老赠送给我的那几本香港出版的《随想录》，为了写这篇文章，只能到网上去看，结果发现网上的跟我读过的香港版本不尽相同，有些文字也没有找到，只能也做些“随想”了。

 

                  一、“重读巴金”是个非常好的会议主题

 

   今年的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定为“重读巴金”，我认为非常好。可能有的人会想，巴金的作品我们都十分熟悉了，重读有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此话大谬不然。因为人类对经典的重读是经常在进行的，原因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将以更加丰富的实践经验来重新检验、修正这些经典作品的价值观、审美观是否正确，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历史史料、档案的被发现、被发掘，被曝光，被公开解密，许多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于是重新评价经典就有了更为客观的史实做基础。回顾巴金的《随想录》，自它问世后，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东欧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今天的俄罗斯对前苏联档案的解密，新的俄罗斯中学历史教科书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以及史料揭示苏联共产国际与远东中国支部的关系等等都很清楚了，这些新揭示出来的历史资料令我们大开眼界，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很厚实的史料基础。

   事实上，近几年来，这种“重读”经典的活动早就在民间以空前普及、空前宏大的规模通过网络媒体在进行着，以我个人所见到的，至少有三到四部作品被民众在广泛“重读”，影响所及高达数亿人数之众。这就是《西游记》、《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随想录》。对《西游记》的重新解读创造出了诸如白骨精这个毫无高干背景的令人同情的妖精形象乃至最终与同样毫无官方背景的孙悟空惺惺相惜最终恋爱结婚的故事，比方其它妖精都有高层神仙做后台这种典型官商勾结的故事，比方唐僧“被嫖娼”、猪八戒“被刑拘”的故事等等。对鲁迅作品的“重读”出现了“赵国”“赵家人”这一类的形象和称谓。至于巴金的作品，则集中焦距在“文革”纪念馆，在反思还是复辟“文革”的尖锐思想对立中。这种大规模的“重读”其特点就是群体性、突发性、无法预测性以及高度的创意性，令人读之常能喷饭，它的起源地全都在国内。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的鲁迅、巴金作品对民众如此广泛深入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十分奇葩的现象。

   在这些事件中，最为严重的是今年几起突出的挑战中共十二大党章中明确写入的“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以及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必须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对于如此明目张胆的反党反共言行，对比起雷洋等人的“被嫖娼”来，其性质应有天壤之别，但却毫不惊动便衣、刑警，更没有人因体质太差而死亡，居然能够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又秋毫无损全身而退，这不能不引起全民族正直善良的人们的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深深体会到了“重读巴金”这个题目的意义重大，所以我也以民众为榜样，重读了《随想录》。

    依照巴金的说法，《随想录》的写作动机，就是专为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而写的，正如他所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⑴作为一座“博物馆”，我在仔细研读之后的第一感受就是“名副其实”，原因就在于它对“文革”所做的反思是十分深刻而全面的，从产生这场悲剧的文化历史根源，从思维方式，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它的罪恶，以及如何防止“文革”而下的“处方”等等方面，巴金的确都有十分精辟的见解。由于这些方面以往都有了许多研究成果，因而我此次的“重读”只谈两点体会，一是《随想录》话语体系的特点，二是《随想录》捍卫历史的责任感，至于为什么就谈这两个问题，在下文中我将有所提及。

 

                  二、《随想录》的重读和反思

 

（一）《随想录》话语体系表明了与泛文革话语体系的鲜明对立，揭示了巴金深层次的思考和情感

•     巴金多次提到，他写这本书为的是“说真话”，而他反对的恰恰是“真话”的反面——“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这也就是说，作者使用的是一个“真话”话语体系，来取代那个“假大空”的泛文革话语体系，之所以要加个“泛”字，原因就是文革中的那一套话语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自上世纪中国的这场共产主义运动，在夺取政权后，它就成了体制的话语体系，到了“文革”期间，体制话语体系发展到了极端，遂出现了极具特色的文革话语体系，由于它俩本是同根生，因此文革话语体系中就包含了部分体制的话语，后来仍保留下来，因而称之为“泛”。在书中，巴老多次回顾了作品的写作，指出写作的过程也是他思想情感不断深化的过程，他说，“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⑵在这个过程中，巴老的写作《随想录》的动机又有所转变。他说，“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随想’终于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⑶这段话表明，巴老开始时只是想说一点真话，但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内心的恐惧，他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想说真话？是不是敢说真话？”⑷因而他最初的打算只是清理自己心灵的污垢，并不想涉及其它，以免带来麻烦，但随着他对自我心灵的解剖愈来愈深，他的写作就成了战斗的武器。这个思想感情的变化以及创作动机的演变也必然在他的作品的话语体系中留下印迹。细心地解读它们的特点，对我们深入理解巴金的作品及其内心世界极为重要。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针对泛文革话语体系的“假大空”，巴金与之对立的“真话”话语体系，其特征就是彻底抛弃那些政治术语和概念，让语言回归平实的生活状态。

    生活在大陆的人们都熟知，几十年来中国人就是终日浸淫在政治概念的话语环境中，可以说，红色政权意识形态，就是泛文革话语体系的全部特征。每天从早到晚，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往中国人的头脑里灌的就是这种东西。到了“文革”期间，这种话语可说是铺天盖地，它们的特征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意识，突出的领袖个人风格，什么“最高指示”、“斗私批修”、“早请示晚汇报”、“爹亲娘亲不如XXX亲”等等组成了我们平时语言的百分之八十，没有了这些我们连话都不会说，连文章都不知道怎样写。这一套话语体系是大陆的共产主义革命创造出来的，它们最初是从前联共（布）那里全盘贩卖过来的，以后则以领袖大量土法上马的“特色”话语构成了主体，再添加了一些群氓的“创造”，共同组建而成。它们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先验的“真理性”，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常常为了说错了其中的哪怕是一句，轻则批斗，重则送命，搞得家破人亡。

     巴金在《随想录》中，把这些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统统弃之不用，从而形成了与体制话语鲜明对立的态势。让我们举一个极明显的例子，巴金在集子里有一篇写给小学生的回信，题目是《寻找理想》，针对孩子们的问题，答案应该是十分现成的，什么“共产主义接班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等陈词滥调孩子们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然而巴金非但只字未提，反而对体制话语采取了嘲讽态度。他说，“我听广播、看报纸，仿佛人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理想’，仿佛理想在前面等待人，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那么你们为什么还那样着急地向我‘呼救’呢？”相反，他用来激励孩子的却是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文字。细心的读者立刻就会觉察到，这正是巴老青年时代带有安那奇色彩的人生理想。 与这篇文章相联系的还有一篇《给家乡孩子的信》（未收进《随想录》），更是一句空话也没有，他教给孩子的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的道理。他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就是要给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添上一点光彩。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维持我们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为别人花费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一心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这些朴实的语言与那些共产主义的教条一点关系也没有。

     二是巴金在《随想录》中使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对泛文革话语体系进行了颠覆。他有时是使用体制话语来颠覆其自身。比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个词，几十年来中国人是一直在上面绕来绕去的，一直绕到今天。巴金却告诉我们，这些概念都是错误的。他说，有些人“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种种‘出土文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⑷就这一句话，就把当时权威的体制话语全都颠覆瓦解了。有时巴金是使用体制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新的内涵。由于在中国大陆，泛文革话语体系统治了百姓几十年，中国人早就成了政治化的物种，完全不使用是根本不可能的，像“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上说的。对于这个词，说句心里话，本人生性愚钝，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懂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民主”的概念我在过去好些文章里都介绍过了，这在西方是有严格逻辑界定的，就是由人民选择管理自己的方式，通俗说就是人手一票的制度，但“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定义是什么？它的程序正义是什么？至少到现在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至于“社会主义科学”就更叫我晕了，我不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底是哪个“主义”的“科学”？但你生活在中国，不用它是不可能的。巴金当然也要用它，但他心里真实的想法，如他所说的“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样”还是“五四”时期青年人喊出的那个“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因为巴老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一直到今天，我和人们接触，谈话，也看不出多少科学的精神，”⑸巴老在这里完全把“社会主义”四个字的定语抛掉了。事实上当他私下与他人谈话时，他也从不加上那四个字，如：“我对民主问题也是这样子想：民主不是恩赐的，是自己有责任去争取民主才有。你肯讲话，才会让你讲话，”⑹在《随想录》里，还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人道主义》，在泛文革话语体系中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用得极为广泛的词语，它属于毛泽东的话语专利。我以为这个词是有严重问题的，它是造成许多悲剧的话语根源。加上“革命的”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雷锋所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样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的残酷无情”，无非就是河南内乡县法院门口高挂的标语“论党性不论人性”⑺的意思。我以为，正是这个“残酷无情”四个字，造成了在毛泽东号召“学雷锋运动”后掀起的“文革”中发生如此大范围对人身残酷毁灭的重要的认识上的根源，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对这个词的错误理念，造成以往伴随着革命进程中发生的诸如“富田事变”、“延安整风”一系列对党政军高层干部群众大规模残酷审讯大开杀戒的话语根源。这个教训是极为惨重的。巴金断然把“革命”两字抛弃了。这表明，巴金对那一套话语体系内心里极为抗拒。

     巴金的《随想录》中有没有大用特用体制话语的例子呢？有，“四人帮”四个字用得最多，在《随想录》的第一卷里就用了四十七处之多。这个词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发明的，非常形象，准确，巴金在《随想录》中也暗示了这个帮派的后台，它令我们顺着这个“帮”字，找到产生“文革”如此大悲剧的体制性根源，如果最高权力机构是依照黑社会的“帮派”游戏规则来运作，那么什么荒唐的事不能发生？（顺便说一句，不久前倒台的以薄熙来为首的“新四人帮”出现，说明这一体制的“帮派”痼疾有其顽固性、多发性）。

     三是巴金的《随想录》暗批了泛文革话语体系的一个通病，就是语义的高度不确定性，可说是随心所欲，毫无逻辑。《小人、大人、长官》就是这样一篇好文章。巴金指出，用孩子的语言“好人坏人”来判断是非，这是大陆从群众到领导人的共同习惯，这个批评可谓极具普遍性，而且一针见血。仔细想想，文革中炮制出的大批概念有哪个是有严格逻辑界定的？统统没有。相反，用“好人坏人”来划分“阶级阵线”，搞无情斗争，以领导人内心的好恶而定，这不是草菅人命吗？不妨还是用“社会主义”为例吧，吵了那么多年，斗争死了那么多人，邓小平倒说了一句大实话，社会主义是什么？“搞不清楚”。五毛党为这句大实话大发雷霆，好像他们自己懂得很，在他们心目中，能饿死、整死数千万人，这才是“社会主义”。一个政党，连奋斗目标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就带领十三亿人瞎折腾了几十年，负责任吗？谁给你的权力？从巴金引出的话题如果放开去想，问题就更严重了。比方“人民”，“党”等等概念，谁能说得清楚？我后来只能干脆举实例来提问。说到“人民”，我就问，林昭、张志新算不算“人民”？说到“善意的意见”，我就问，林昭二十万言血书以死力谏毛泽东，张志新的“只认真理不认人”，算不算“善意的意见”？只要这么一问，立马无人回答。一个话语体系连基础的单位——词的概念都毫无逻辑界定，那么这个话语体系不就是胡说八道吗？难怪苏格拉底绝不愿意跟不懂逻辑的人辩论。

    四是巴金《随想录》的话语体系中有许多影射语、双关语。分析这些语言，能凸显巴金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深层次的思考。最为突出的是巴老对“文革”总后台的称谓。他多次提到秦始皇、希特勒，他说，“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 ⑻“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皇帝的文字大狱，希特勒“元首”的个人迷信等等，等等”，⑼这是说的谁呢？他说，“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⑽那么宋高宗是暗指谁呢？比方巴老讲“文革”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 “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 ⑾那么设计这场骗局的‘伟大的’大骗子又是谁呢？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书中的影射语极其丰富，比方“万岁”、“伟大的”、“这个人”“那个人”、“一些永远正确的人”、“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四人帮决不只是四个人”等等，这些影射语我以往没有太多的注意，这回重读，一下子敏感起来，居然发现了那么多，这再次证实了过去有人批评巴金并没敢完全说真话是多么地毫无根据。

     在这些影射、暗指当中，此次重读再次引起我注意的是“希特勒”这个名字，它出现了不止一次。以前我在文章里提到，这是巴老的一大贡献，这就是他正式在书面中第一次把“文革”与希特勒纳粹联系到了一起。这一次重读，我的认识有所深化，我开始意识到巴老一再提起希特勒的原因似乎不仅仅是出于“文革”表面上的“打砸抢烧”与希特勒的“水晶之夜”有相似之处，巴老的心里可能思考得更深，只是许多话不能明说罢了，因而他只能一再提醒读者往这个方向去想。果然，经过这一年许多事实的教育，我终于发现了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希特勒的纳粹与我们来自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观念意识形态乃至审美趣味有着太多的相似性。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文革”的问题了。面对着社会上一再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大泛滥，面对着雷洋在十分钟内被拷打致死的噩运，也面对着“文革”期间发生了那么多惨绝人寰的事件，我不得不产生一个想法：中国大陆人要想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我们除了要继续进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以摆脱“神”的控制外，还必须增加一个反纳粹法西斯的“启蒙运动”，这就是唤醒人们的良知，剥去兽皮成为人。

       通过对《随想录》话语体系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巴老对泛文革话语体系以及“文革”的制造者是多么地反感和憎恶，表明他跟那个体系已经做了最彻底的决裂。在三十年前，巴金说出了那些话，表明了他不顾自己垂垂老矣的病体，为中华民族的未来用生命发出最后也是最勇敢的呐喊，难怪曹禺要感动得大声说，“跟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⑿

 

（二）要重视《随想录》里巴金保护历史的忠告

    《随想录》在三十多年前出版后，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然而今年以来，社会上却屡屡刮起了“文革”的翻案风。典型的事件是，位于汕头澄海区塔山的唯一一座原来由民间创办的文革博物馆，在“文革”发动纪念日期到来前，其石碑、题词、牌坊、对联、纪念石碑都被当地政府贴上一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报，破坏得面目全非，文革因素消失殆尽。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由XX部举行了公开为“文革”招魂的“红歌秀”，高唱“文革”歌，高举“文革”口号，向党的决议发起公开挑战。

    依照常理，“文革”造成的对中国的毁灭性破坏许多人应该仍记忆犹新，怎么这些人仍然如此健忘呢？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此外，“文革”還使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優秀傳統文化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其負面影響，恐怕幾代人也難以消除。

     其他还有，“文革”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至今丝毫没有得到清算，由一套中共党内文件编辑而成的700万字《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揭示了中国一个偏远省区在文革中出现的杀人吃人风潮，令主编者宋永毅的感觉是，“你看完广西怎么样杀人、吃人，你觉得德国纳粹党卫军煤气室和机关枪是何等的文明和温情脉脉。”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根据美国最新的医学研究证实，父母亲在怀孕及哺乳期间如受到重大精神伤害，他们的孩子的基因将受损引起突变，造成日后的精神病患。这一结论，本人已在多年前的学生群体及同学的后代中多次得到证实。建国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对人民群众肉体和精神的严重摧残，制造出亿万精神病基因病变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今日中国精神病人数高达一亿，名列世界第一的重大根源⒀。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如果加上后来诚信丧失、野蛮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汇聚成为一股浊流，最终造成中华民族人种的退化，那么它将永远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链上，这千古的罪孽由谁来埋单！

    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毁灭性的摧残，居然还有人呼唤“文革”妖风重来，这不能不引起良知尚存的人们的严重警惕。

     巴金引领我们反思的正是“文革”的成因以及根绝“文革”悲剧卷土重来这两个重大课题，他以《随想录》的亲力亲为告诉我们：一是必须坚持以独立的人格说自己的“真话”，坚持个人的话语体系；二是必须坚持保卫真实的历史，以教育后代子孙。这恰恰是当今中国反对“文革”和复辟“文革”，前进与反动这两股历史势力争夺的焦点。有些人为了证明他们的合法性，势必要编造一个又一个不允许质疑和证伪的“假大空”话语体系，而为了能让“假大空”继续骗人，就必须要为泥塑的菩萨镀金身，就必须伪造历史。因此，承认不承认“文革”及其以往极“左”路线对中国人民长期造成的摧残迫害，承认不承认那些被故意掩盖的被“选择性失忆”的历史事实，就成了当前对每个人良知检验的试金石。经过这一场“亚文革”的回潮，我们更看清了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远见卓识。

    著名的历史学家帕特里克 格里在他的《历史学家的责任》一文里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工作常常（如一个欧洲学者所喜欢说的）是做过去的看门狗。如果人们错用过去，我们就得在夜里吠叫，有时候还得撕咬，不过别指望会被喜欢。没人喜欢看门狗，可是看门狗很重要。”这句话也应成为我们文学史家的座右铭。

    世界上任何话语体系都没有“真话”话语体系来得有力，任何编造的伪史都永远追不上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脚步，企图掩盖罪恶只能延用罪恶，最终必被历史钉上耻辱柱。历史绝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是由人类的良知书写的，具体说是由具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书写的，在这方面，中国优秀的史官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就是重读《随想录》给我们的启示。

 

注

• 《随想录》序言
• 同上
• 同上
• 《未来》（说真话之五）
• 《随想录》序言
• 1979年10月14号巴金与李黎的谈话
•  

    

•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 《再说知识分子》
• 《思路》
• 《序言》
• 引自网上李辉的文章
• 引自网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

 

                     写于2016.5.16—2016.5.24“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

                                                                                          于Melbour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