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20）

烽火中的水晶球

20、神秘的客人

 我们住在南京城南的城墙根下，除了房东三姨隔三差五地来看望外，可以说完全与世隔绝。三姨来有个习惯，要嘛是对着爸爸流着眼泪低低诉说什么，我一看就猜到一准是受了被我称作乌鸦、锅铲的大老婆、二老婆的气，要嘛就是找妈妈拉家常，我也知道一准又送来了什么要做的针线活了。其他外人，一个也没有。妈妈常常对我说，“战前的时候，家里客人才多呢，我们家的那个客厅呀——”她一提到“客厅”，眼神就定住了，我就知道跟我眼下住的陈家牌坊18号不是一回事，妈妈是在想我们南京“战前”的那座老宅了，“那时候客厅里都坐满了客人，全是你爹的同事、学生……现在倒好，南京除了你大伯，再没人了，都散了。”

但是有一天，我们家居然来了位神秘的客人。

那是一天的下午，家里只有爸爸和我两人。我因为这一阵子痔疮好好坏坏，屙血多了，爸爸不叫我去挖野菜了，要我在家休息，继续上他的“学校”，功课完成了就坐家门口小板凳上晒晒太阳。这时候，来了个卖芝麻糖的。南京过去的民俗是很丰富多彩的，不像经过“革命”之后，大水冲洗的一干二净，即使后来想恢复，也都失去了原汁原味。单单就拿走街串巷收破烂这一行当，就是形形色色，有“挑高箩的”，“换糖人的”，“换芝麻糖的”等等，我最喜欢的是“换芝麻糖的”，人还没到，老远那短笛活泼跳跃的曲调就送到了你的耳边，于是孩子们就会冲出家门一窝蜂地跟在后面跑。换芝麻糖的人就会把肩上挑的担子往箩筐上一搁，孩子们就呼啦一下子围住了箩筐，看盖在上面的匾里的芝麻糖，它们有的像小棍棒，有的细得像是一根树枝，还有的盘成一圈又一圈，像条长蛇似的。孩子们就纷纷拿出零钱，或是拿出家里旧的衣服鞋袜来换，那人会把物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一阵子，就从匾里面长蛇身上敲下一小段芝麻糖交给孩子，再揭开圆匾把旧衣服鞋袜朝筐里一撂，匾重新盖上，这桩交易就算完成了。

今天来的这个“卖芝麻糖的”，也是一边吹着手中的短笛，一边四处张望着。他戴着顶破草帽，帽檐压住了眼眉。我身上穿的都已经旧的不能再旧了，哪来的什么旧衣服可以拿出来换的，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尝过芝麻糖的滋味，除了听听他手中那短笛愉快的音乐外，我哪里会有什么奢求？

那个人走到我家门口，仔细看了门上的门牌半天，又看看周围，见没有人，突然问我，“小弟弟，你是这家的？”

我点点头。

“你姓汪？”

我又点点头，但心里觉得奇怪，这是什么人啊？他怎么知道我姓什么？我站起身来，准备关门进屋去。

“哎哎，小弟弟，别忙走啊。麻烦你问问你爹，你们家有没有香炉要卖？”

我赶紧跑进屋，说，“阿爹，门外有个换芝麻糖的，要我问你家里有没有香炉要卖？”

爸爸一听愣住了。他想想说，“走，看看去！”说完领前走了。

爸爸的这个行为更让我奇怪。因为住到这儿一年多我从没看他开过家门更别说出家门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能让爸爸这么看重？

我随爸爸到了门口。

爸爸问，“你要买的是什么样子的香炉？”

那人答，“宣德炉。”

“要哪一年的？”

“宣德三年。”

“什么式样？”
    “双耳三足。”

爸爸点头说，“有，进来吧。”

那人把担子挑进了天井放了下来，又朝门外两边看看，然后关上大门随着爸爸一起进了屋。他一双敏锐的眼睛环视了屋里屋外，然后才跟爸爸一起坐在靠窗的桌前。

“您就住在这里？”

爸爸一声苦笑代替了回答。

他又看看我，问，“这是您的小儿子？他不会……”

爸爸好像明白他的意思，说，“你放心，他很小，身体不好，失学在家，他从不跟外人来往。”

那个人点点头，说，“我是重庆方面的。我找您找得很不容易。”

爸爸没说话，只是两眼定定地看着他。

“我找您还因为这是您的一个好朋友吴将军的特别嘱托。”

“哪个吴将军？我怎么不认识？”爸爸问。

“吴振南。”

是吴伯伯！我立刻支起了耳朵听。

爸爸眼睛一亮，脸上的疑云立刻一扫而空，他身子朝前凑了凑，急切地问，“振南他，他怎么样？”

“他辗转了几千里，成功地穿越了战线，到了大后方。仍然在海军部任职。”

“哦！”

“他要我无论如何要找到您，这是他托我交给您的。现在我总算能交差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封口的纸包，交到爸爸手里。

“这是什么？”爸爸问。

“这是他的一点点心意。”

爸爸接过来说，“我很惭愧，国家有难，不能效力，在此苟且偷生而已。”

那人不以为然地摇着头道，“汪老将军话不能这样说。您是退休了的。吴将军也多少告诉过我您的情形。您拖家带口，老的老小的小，听说当初跑反携亲带友三十余人，一路走一路分流，这个家您能甩掉吗？您不像吴将军，家眷不多，又早做好了安排，只身一人，行动方便。好了，见到您我也放心了。我今天找到您还要告诉您一个消息：王寿廷将军殉难了。”

“什么？”我明显地看见爸爸混身一震。我虽然不懂什么叫“殉难”，但从他说话的口气，以及他俩脸上的表情，知道肯定是一桩特别严重的事情。

“他是今年初被放出来的。他在鬼子监狱里吃足了苦头。日本人早就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手里握有国军在上海租界全部海军将领的人员名单，所以进去后就严刑拷打。听知情人讲，老虎凳，辣椒水全用上了。但他坚不吐实，最后，最后，肺都烂了……”那人说到这里，痛苦地紧闭着眼睛。

“后来呢？”

“后来日本人看看他活不长了，嘴里又榨不出东西来，就放了他，目的是用来做钓饵吧。可怜，王将军是……是……爬着出来的……出来不久就，就死去了……”

他的这番话我是全听懂了。我知道，王伯伯，那个长着团团脸蛋面部总带着笑容的王伯伯是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了。

屋子里一片静默。

最后那个人说，“我得走了。”

爸爸没有回答，他低着头，好像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我得走了。”那个人又重复一句。

爸爸这才回过神来，神情有些恍惚，拼命装做出平常的样子，但他的声音却在颤抖，说，“好，好……你、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

那人摆摆手说，“放心吧，我走之后，不会再来了。”他说着站起身来，带点随意的口吻说，“再说了，您老住这里也不光您一人知道，我说的对吗？”接着又问，“您这里还有其它的门出去吗？”

爸爸定了定神，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力求让自己的情绪平息下来，但是他的面颊却在不听话地抽搐着，“穿过，穿过，”他手指尽管往外指，但话却跟不上，“这个前院，那里还有一扇，一扇门，通到另一条街，不过平时是锁着，锁着的。这样吧，”他转身对我，“洪武，你去，去，跟三姨说一声，说我来了一位客人，请她开，开，开开那扇门，让他出去。替我谢谢她。会说吗？啊？”他说到“啊”字声音发尖，像哭。

我点点头，刚要转身，又被爸爸叫住了，他叮嘱说，“要是有外人在，在，就不要说，立刻……回来。听、听懂了吗？”他的声音在抖颤着，有几个字发音很古怪，好像他内心里有股巨大的洪流必须冲出身躯，他正竭尽全力在关紧闸门，然而汹涌的波涛已经不可遏制了。

我又点点头，转身飞快地跑了。

我跑到圆门前，看见门开着个缝儿，我贴近门缝去听，就听到大老婆那乌鸦嘴的呱噪：

“三姨太，我们达夫来电话，说宫本先生指明要听你的戏，要你今晚给他一个人开堂会呢。嘻嘻。”

三姨没有应答。

“哟，还不好意思啊？”是锅铲的声音，“能做还不敢说啊？假正经装给哪个看？不要脸的狐狸精！”

“放你妈的屁！”我听见三姨愤怒的声音，“你们都给我把嘴放干净些！谁想跟宫本谁去，我不拦着。别在我头上搅屎棍！”

“哟哟哟哟——”现在是大老婆、二老婆两个人的合唱，“放心，等达夫回来，我们不跟他说，三姨太，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我一听她们已经吵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忽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便隔着圆门大喊一声，“三姨！”

这一声喊得够大，果然里面都静下来了。

“什么事啊？”三姨问我。

“我爸要我来告诉你，隔壁邻居家的山墙有点歪了，怕砸下来砸坏你们的屋顶，爸爸请你过来看看。”

三姨果真立刻出来了。她见是我，立刻问，“你带我去看看哪儿的墙歪了？”

我踮起脚尖，对着她的耳朵低声说，“骗你呢。我看她们都在骂你……”

三姨赞许地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说，“真聪明！谢谢你帮我解了围。有事情找我？”

我又踮起脚尖，轻声说，“爸爸来了客人，想走你们这边的门出去。还要你不要让人知道。”

三姨立刻警觉起来，她会意地返身把圆门带上，故意大声说，“行，我去看看是哪家的山墙，走吧。”

三姨带我走到花园尽头，这里果然有扇门，木制的门栅上下对关，中间还外加了把锁。

三姨把锁打开，告诉我，“我就不站这里了。你把客人送走后，就把上下木栅像这样关上就行了。”她做了个样子给我看，又轻拍我的脑袋然后进了圆门，我听见门从里面拴上的声音。

我把客人送走后，踮起脚就够着关上了两道木栅，回到了我们的屋子。这时我看到了令我震撼的一幕：我看见爸爸站立在窗前，面对着窗外，他的脸上已是老泪纵横。他的肩头、他的手，都在剧烈地颤动着，然后缓缓地缓缓地举起右臂，对着窗外的天空，行了个军礼。伴随着军礼的，是他强压住的阵阵抽泣。

这辈子，我只见过爸爸行过两次这样的军礼。后来的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爸爸看到《新华日报》上登载了我国海军元老、晚清南北洋海军统领、中国国家政协委员萨镇冰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也是独自一人遥望南边的天空行了个军礼。

当天妈妈回来后，爸爸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妈妈。说到王伯伯“殉难”，妈妈也流下了眼泪。最后，我听见爸爸不无担心地说，“看来住这里也不百分百安全。既然重庆方面都能找到我，日本人就更能找到我。我就是有一点弄不明白，那人说什么我住在这里绝不就我一个人知道。你猜还会有谁呢？”

妈妈想想说，“是还有另一个人知道。”

“谁呢？”

“你兄弟。”

“这个嘛，我想不会。”爸爸坚决摇头，“我哥哥虽然对我不很仗义，但他还绝不会去出卖我，这一点我心里有数。”

“我没有说他会出卖你。我是说，他是个生意人，交际广，难免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个……倒有可能。”爸爸点着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