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9）

9、挨板子

上学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我也慢慢地习惯了，尽管每天起早贪黑地来回急匆匆赶路，我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觉得特别地累，到了晚上回到家后，我还能坚持在油灯下复习功课。妈妈为了我们能保持体力，中午的食粮也从两根山芋改成了自家摊的面饼，我不知道她是从哪搞来的面粉，听说也是配给的，它比我在上海租界里吃的还要糟糕，粉是灰黑的颜色，大部分是麸皮，吃进嘴里很难下咽，特别是大便干结，闹到后来，每次大便定要我妈妈把我的屁股朝天翻起来，用她的手指一点点地从我肛门里去抠。当然“好处”也是明显的，至少东西吃下肚能撑在那里有种坠坠的感觉，用妈妈的话就是“顶饿”。

我跟同学们的关系也有点熟了，每次下课，我都可以站在一旁看他们相互追逐，相互嬉戏，他们也不避着我，但也不会带我玩，我永远是个局外人，是因为我穷还是因为我太小，我没有想过。

人说人生九九八十一个劫难，我就在这种不冷不热的环境中，在毫无预感的情况下，撞上了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场天降大劫。

那是发生在美术课上。

教美术的是钱老师，男的，从他看我的第一个眼神，就让我脊背发凉。因为他脸长得像长条烧饼，同学们背后都偷偷叫他“板条脸”。

那天是上午的最后一堂课，钱老师让大家照他挂在黑板前的一张画临摹。画面上是一条鱼，在水里游着。

要说这世上最令我如鱼得水的功课就是画画了，我记得，从我学会走路的时候起，我就整天坐在小板凳上，握住一支短短的石笔在石板上画呀画呀，越画越像，连爸爸看了都吃惊地说，“洪武好像有画画的天分呢。”所以当我看见黑板前的那张鱼画，我就立刻在妈妈手缝的画本上画起来。我唯一担心的是，按照钱老师的规定，必须用蜡笔涂上颜色，但我根本就没有蜡笔，我知道家里穷，我连课本、作业本都买不起，我用的铅笔都是四哥用剩下来的铅笔头，我的“橡皮”——如果那能称作是“橡皮”的话——是爸爸给我的几小条边边角角的破毛边纸，爸爸说，把纸揉成小团儿死命地蹭，就能把写错的字给蹭掉。你想想，连橡皮都买不起，我还敢让爸爸买蜡笔吗？这将是何等的奢侈啊！我一边担心着，一边脑瓜子在转，我想，我没有蜡笔，我就多画几张吧，我要让老师看到我的画是何等的好，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吧——尽管这个成语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念想已经有了。于是我一连画了四张，画成了一个小故事。快到下课的时候，我们把画册都交上去了，正准备放学，突然钱老师从交上去的作业本里抽出了我那与众不同的“自产”画本，打开一看，脸色就阴沉下来，他翻到封面，看到我的名字，说，“谁叫汪应果？站起来！”

我一听叫，心就抖了，那一刹那，我特别地感觉孤立无助，在同学们的目光中，低头站起来。

“过来！”钱老师命令道。

我慢慢地沿着课桌间的走道从后排走向讲台前。我不敢朝两旁边看，只看着自己移动的脚尖，但我感觉得到同学们射向我的目光，像一支支的箭，全射在我身上，冰冷冰冷。

“我开学就说过，一定要用蜡笔画！你没听见？”

我没吭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如果说我是插班生，不知道有这个规矩，但我确实又是没有钱来买蜡笔，这说跟不说，有什么两样呢？

不知是谁在下面小声地提醒，“老师，他是插班的，他不知道。”

“谁在下面说话？啊？”钱老师怒喝一声，然后就对我一顿训斥，“你看看，你看看，自以为聪明，还画了好几张，我让你画的？”

我还是坑着头，不言语。

“看来，不给你一点教训你记不住。把手伸出来！”

我的心一紧，早就听说学校里对不听话的学生要打手心，难道是要打我吗？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要炸裂开来一样，全身的血都在朝头上涌。

“把手伸出来！”钱老师几乎是在吼叫了。

我偷偷一瞥钱老师，只见他的右手里已经拿起了一块厚厚的板子，原来他上课是带板子的！一刹那间，我突然明白了同学们喊他“板条脸”的意思，这块木板真像他的脸啊。也正是这一瞬间，我想到了右手要写字，我伸出了左手，而且在心里迸出了两个字：“不哭”！

我不知道在这短短的一瞬，我怎么会变得这样的思路敏捷？我怎么会想到坚决不哭？我才五岁呀，谁教我的？事后许多年回想起这一幕，我只能归因为遗传基因，在这上面我太像爸爸了。

钱老师的大手立刻捏紧了我伸出的四个手指，用今天的话说，动作很“专业”，因为他特意把我的手指往下一翻，目的是让小小的掌心充分突起，完全暴露在他的手掌之上。随着他一声“我叫你记不住！”板子就已经落下。

“啪！”声音很响。剧痛令我、也令全班同学都惊恐失声发出了“啊！”我的手像被火烧的一样，立刻肿了起来。血仿佛冲上了我的眼睛，满脸滚烫。还没等我缓过气来，“我教你记不住！”又一记打下来。我浑身一颤，喉头一阵痉挛哽咽，几乎要哭出来。

“不哭！”我大声在心里喊。“他是想打死我呀，妈妈呀，救救我！”

我这一辈子只遭过两次毒打：一次是日伪时期，一次是“文革”，可说是受了魔鬼撒旦的特殊恩惠。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经验，就是不喊疼。特别是“文革”中，那个挑高箩的儿子用钢丝鞭在猛抽我头顶的时候，鞭梢越过眼睛带到了我的面颊，令脸上的肌肉反射似的弹跳起来，我也没吭声，以致令那位“红卫兵”恶狠狠地问，“你怎么这么顽固，始终不出声？”与此同时，我的三哥，一位优秀的中学老师，在另一个场合，也遭到了几个“红卫兵”的轮流鞭打。他因为戴过“右派”的帽子，所以待遇比我更优厚：鞭头上焊上了铁块。他被打得从腰部直到大腿弯一片紫黑，他也是死不吭声——由此我更坚定了是爸爸的遗传基因使然。

我在不经意间重复了十八世纪巴黎圣母院广场上钟楼怪人的遭遇，在众人的注视下，经受体罚。只是，我那一刻，我的艾斯米拉达在哪里？多少年后，当我阅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联想起那个疯狂的年代里那么多的“游街示众”，突然领悟到历史上所有的暴君之所以选择示众性惩罚，那是因为，它既可以让受惩罚者在肉体上经受痛苦，更可以让他们在精神上完全被人群所抛弃。我在那个刹那，所体验的就正是这番滋味，我就像浑身上下被扒得光光扔到了大街上的一只赤条条的狗！

板条脸打完了，下课走了。同学们都远远绕着我走出了教室，仿佛我带着传染病菌。直到所有人都走光，我才压抑不住地抽泣了两声。我的手已经像有万根针在扎一般的涨痛，我看看手掌，已经肿起了好高，这时候泪水就不听话地涌出来了，我怕哭出声来，只是不住地哽咽。我忘掉了要去找四哥吃中饭，忘掉了下午还要上课，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知把左手放到哪里才好，放什么地方都是火烧火燎的，真恨不得把左手甩掉。我只能忍住哭声，任凭泪珠儿沿着腮帮往下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文老师已经站在我的跟前，她问，“你怎么哭啦？”

我赶紧用衣袖在脸上擦了一把，把头低得更低了。

“你的手怎么啦？”

我刚想把左手藏起来，但已经被文老师看见了，她轻轻地拿住我的手腕儿，吃惊地说，“为了什么？”

“我、我……”我为了压抑强烈的抽泣使劲地吸了口气，为的是不哭出来，“我没……蜡、蜡笔……”

文老师好像立刻就明白了，她沉着脸说，“太过分了！我找他去。”边说边从口袋里取出她的手帕，替我轻轻地包扎起来，然后说，“你先找你哥哥吃饭去吧。”

我这才想起中午跟四哥的约定，给文老师鞠了一躬，慢慢向着操场走，等到了那儿，发现，四哥不在那儿。我慌了，我喊四哥，没人应答，我的眼泪又出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不知道中午不吃饭再接着上课人会不会死掉？我更不知道没有了四哥我怎么回家？刚刚才被从人群里踢了出来，如今又被高高地抛起在四不着地的空中。我只有再往教室跑。路过老师的办公室，我听见文老师正跟板条脸在争执，两人的声音都挺高。

“我说过，他是个插班生，才五岁，你下手怎么这么狠！”是文老师的声音。

“不就是个小穷鬼吗？你心疼什么？”

“什么叫‘小穷鬼’？钱老师，我真不知道你心里怎么还有这些……这些……”

“不高尚？是吧？我替你说了。”板条脸话里有话，说，“你当然高尚：平等，博爱，自由，对，还有爱国……是吧？所以你尽忙着爱国呢。其实这里就是‘中华民国’，你尽可以‘和平反共救国’，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不过我也提醒你，这里毕竟还是日本人的天下，是皇军的天下。”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是级任老师，我要对班级的每一位同学负责，这跟爱国有什么关系，你干嘛扯到爱国上去？你想暗示什么？”文老师流露出明显的愤怒。

“没有意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哼哼。”板条脸发出威胁的冷笑，接着办公室门砰地一声打开，他冲出来又猛地把门一甩，走了。

文老师追了出来，一下子看到了我，有点惊讶。

“怎么，你还没有找到你哥哥？”

我哭着，摇摇头。

她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你哥哥是几年级？”

“三下。”我嗫嗫嚅嚅地说。

文老师愣了一下，想起了什么事，“哦，三年级下午好像有课外活动，他们是去了朝天宫。”

我也呆了。我终于知道四哥已经跟着班级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怎么办？

文老师看我急的直哭，说，“不要怕。让我想想。汪应果，你认识回家的路吗？”

我摇摇头。真的，我一直是跟着哥哥走的，南京城南那乱如迷魂阵的小巷，看上去在我眼里都差不多，最主要的，中间还要横穿两条大马路，妈妈是一再关照不准我单独过马路的。

“你不要急。你还记得你家的门牌号码吗？”

我点点头，“陈家牌坊十八号。”

“好吧，”文老师松了口气，“我看你手打成这样，下午也没法上课了。我给你叫辆黄包车，你先回家去吧。”

文老师说的“黄包车”，就是人力车，南京人都叫“黄包车”。

我一听“黄包车”三个字，吓了一跳，我哪有钱坐黄包车啊？我拼命地摇头。

文老师明白我的意思，说，“你不要怕，车钱我付。记住：手上破的地方不要进水，也不要碰到脏东西。过两天会好的。”

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坐上了文老师替我叫的黄包车，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