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回眸看巴金——对巴金研究的自我反思

海外回眸看巴金——对巴金研究的自我反思

                                             汪 应 果

四年前我到了海外，没有了原先的研究条件，大量书籍和资料也不可能随身携带，间或归国时间也很短，因而继续做巴金的研究已不可能了。但人到了海外，摆脱了囿于一国之内的话语干扰（这种干扰几乎在许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高涨的国家内都存在），视野变得更开阔了，与不同文化的冲撞交流更为频繁，尤其是，出国后亲见亲历跟在国内受到的灌输其差别之大犹如天壤之别（用“王立军在狱中的供词”中的话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好骗啊。”），这就促使自己去深入思考，从而产生一些新的感悟，新的视点，对自己过去认识的不足之处往往能有所补充和修正。我想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本文就谈谈个人到海外后对巴金认识的几点新的认知。

 

一、巴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财富。

纵观中外文学史，决定一位作家能否不朽的关键在于他以及他的作品能否在他身后的几百年间继续地为后人提供启示，而这就取决于作家思想及艺术发现人生和社会的深度广度。这些年来我开始对于巴金的定位有了一些变化，以往我们都称他是作家，他也这样自我称谓。现在我开始意识到，巴金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然后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之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认识转化，是因为我开始重新思索巴金青年时代的那一段人生及其思想探索的历程。从他十五六岁起到二十岁前后这一阶段，他是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的：克鲁泡特金全集的半数以上是他翻译的，当时重要的马克思著作以及国际及前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斗争史料巴金是做了大量阅读研究的，他跟同时代中国作家不同的地方是在他从事文学创作之前他已经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其理论水平远远超出当时中共领导人及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上（这只要看看当年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政论文章比较一下就可一目了然）。

在我看来，巴金的一生中有三个阶段产生了重大的思想成果，它们现在和将来都将继续给先进的中国人以思想的启迪。

（一）早年的理论建树。

这是我国的研究界长期直至今天仍彻底否定或故意忽略的一大块。我在早期的研究成果《巴金论》中虽然做了一些在当时情境下有违主流话语的辩护，但并没有给以正确的评价，所作结论不少是错误的。

我之所以到晚年会有很大的观点变化，是跟在海外的亲见亲历分不开的。澳洲的华人移民绝大多数来自东南亚，相当大的群体是被越共大规模排华驱赶到海上喂鲨鱼的难民，还有就是躲避柬共波尔布特大规模屠杀的华人难民，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无数惨绝人寰的悲剧，澳洲又是许多来自前苏联解体后移民的首选地之一，与她们的交谈又使我了解了更多俄罗斯、乌克兰的人间悲剧。它使我有机会对以列宁主义指导的革命运动有一个全球性的大视野，我不得不做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浩劫。由是我猛然想起巴金在一个世纪之前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当列宁主义刚刚在前苏联大地上肆虐的时候就已经看出这场悲剧的性质及根源令我深感折服，并对他为那些受迫害的人们声张正义感到由衷地钦佩。

巴金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错误，“历史常常如此，民众把专政权交给别人要他们来压制民众的仇敌，但结果他们后来总是用这权力来压制民众自己。”（‘丹东之死’译者序）这句话不仅早就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也被一百年来的列宁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实，它的的确确是真理铁律。

到了今天，这场运动除了带来大浩劫外，还带来了继之而来的大掠夺。因为在澳洲我看到太多的贪官在那里洗钱的事实，民众把权力交给他们的同时他们却把权力当成大肆掠夺的工具。

仔细研究当年巴金的思想，他其实是应该被归作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者之列的，因为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于第二国际的，即恩格斯领导并开拓、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恩格斯晚年放弃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汇而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该运用现存的国家形式即民主立宪制来进行和平过渡的思想。

在第二国际中，用联共（布）的话语是包含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然而“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被列宁骂出来的名词，实际的意思是正面的（伯恩斯坦称“科学都是被‘修正’的”即“逐步完善”的；安那其主义原意是societies often defined as self-governed voluntary institutions,“社会通常被定义为自治的志愿机构”。从词源上说，是“没有”“统治者”，强调个体互助）。在恩格斯那里不存在贬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潮，到了列宁嘴里成了贬义词了，中国人习惯把苏共的那一套教条拿过来变成自己的思想紧箍咒。

在巴金早年的思想中，有下列几个观点值得我们特别研究，如，他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否认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他认为“进步和进化”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他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反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说，主张“社会互助”和阶级和谐，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他延伸出贯穿他一生的“人类爱”的世界观。而它们的根源就来自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他早年的这些思想观点，是否明显感到了它那经得起时间与实践检验的旺盛的生命力？

说得直白一点，当年巴金跟郭沫若等人的论战实质上就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三国际跟世界上延续并存的第二国际思想斗争的微型化。第二国际的思想后来被搞得很臭，是因为列宁主义被自封成了“正统”马列，反对他的都被作为最凶恶的敌人加以清除。而到了中国，遵循着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加以农民革命式的发展，“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最终发展出了秦始皇马列主义，最后以“文革”作为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仓皇收场。

然而一百年的历史过去了，第二国际在恩格斯去世后虽然出现过分裂，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却一直延续下来，最终以“社会党国际”的名称保留至今。如果看一看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理论家，明显的要远远超过第三国际，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吊诡的是，我们在世界上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还是北欧的瑞典等斯坎的纳维亚国家，以及瑞士等等许许多多的福利国家，在世界已呈花开遍野之势，许多中国的老革命去过都说，“我看共产主义也就这样了”。那里没有什么贫富差别，人们享受着很高的社会福利的保障，普遍过着富裕的幸福生活，社会公正，社群和谐，道德水准很高，每一个富人都心甘情愿地上交高额的赋税来为社会公平做奉献。而列宁主义的故乡却已是分崩离析，徒留下斑斑血痕。第二国际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为标志一直在全世界发展前进，他们都以社会党、社民党、工党等等政党形式领导着国家，而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由是我们不免得出了一个观感，那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它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成了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相反，倒是恩格斯晚年所引领的第二国际的“修正’思想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反而已经清晰地勾勒出“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而这种轮廓却正被当下中国的所谓正统理论家们不断地诟病，只要看看他们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众口一词地攻击，就看出他们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距离是何等之远（试问，一个没有充分福利保障的社会，一个没有普遍性民主法则的社会，会是宣称人性完全彻底得到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吗？这些砖家叫兽的用心极其险恶，他们根本不是想把中国带到共产主义，而是拼命想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去！）。历史其实已经做出了判断，只是有些人死活不愿意承认罢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世界上除了极少数几个国家坚持使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来两分当今世界的社会制度外，其他地方已很少有人使用这两个词了，原因是“名”与“實”对两者而言在今天的世界上都严重脱节，此无需赘述。在本文的附件里我要特地介绍瑞典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执政党就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工党，在他们的党部里至今仍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头像的旗帜。

巴金早年的这些思想在上述的国家里都成为了生动的现实，它也终将有一天在中国成为现实。

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那场论战，巴金是孤立的，但却闪跃着真理的光辉。这场论战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仅仅短暂一闪，折射出马恩那个年代对共产主义思想追求的自由探索、自由辩论的精神，以后在中国不仅对马列不容置喙，而且发展到对运动领导圈里的人任意篡改马克思理论满口胡说八道都不容批评，对他们的滥用权力戕害人民谋取私利不容监督，只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五体投地顶礼膜拜，这应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奇耻大辱。

巴金青少年时代的理论研究工作对他的一生有什么影响，这本应该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可惜的是，人们对这一段避之还唯恐不及，大家都刻意地淡忘它。然而我却以为它肯定对巴金的一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大概只有巴老生前自己心中有数，他也绝不会对任何人去提起。试想一篇十五岁时阅读的《夜未央》作品就能够决定性地影响了巴金终生，那么他辛辛苦苦在那个年龄段出自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翻译连篇累牍的理论著作，居然对他会没有影响吗？我初步想到的是，一是它给予巴金一生以定海神针，使他始终有定力来抵御思想强暴；二是它为二十岁的巴金创造出不朽作品《激流三部曲》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使他能对中国的问题一箭中的。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为我在《巴金论》里写下的诸如巴金的“极其错误的观点”之类的判断向读者说声对不起，我误导大家了，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尽管自己也是受了思想强暴的荼毒。

（二）中青年时期对东方式专制集权制度所做的深刻思想艺术发现。

《激流三部曲》的思想艺术成就是人所公认的，这是巴金创作的标志性贡献。到了海外想法有所变化的，是看到了国外的一些学术观点开始影响到了国内，这就是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该如何定义的问题。国外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严格地说并没有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只有漫长的专制集权阶段。因为按照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定义，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分封和社会等级是它的特征。中国符合这个特征的大概也只有周朝，其余的都算不上。这个观点近来影响到了国内，比如易中天就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仅仅是周天子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后都不是。因为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就进入中央专制集权的历史阶段，一直延续至今，没有改变，很难用“封建社会”来概括。应该说，这思想不是他独创的，是舶来品。

这就涉及到巴金作品到底反对的是什么的问题。

我以为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定位于反专制集权制度比较合适（“专制”是贬义，“集权”不一定是贬义，因为世上也有“集权民主”式的新加坡，当然他们不一定做的都好，然而集权式专制肯定是不好的——作者注），如果要加上“封建”两个字也不是不可以，因为中国的专制集权社会也带有中世纪封建社会强烈的社会等级的特征，一直延续至今。也可以说，巴金反对的是“封建专制集权制度”。

巴金之所以在那个年龄就把中国的最深层次的历史运动的“最稳定特征”（丹纳语）表现得如此深刻生动，不能不归功于他早期的理论修养，因为安那其主义最强烈的特征就是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对任何压迫的决不妥协。

《激流三部曲》通过对高家典型东方式家庭形态的剖析做出了对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罪恶与弊端等许多重大的发现。这些在以往专家学者所做出的众多研究成果中都有充分体现，我想补充的是，它还做出了许多至今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发现，诸如：

高家拒绝任何新思想和制度变革，顽固坚持祖宗之法，把西方外来进步思想当做洪水猛兽一律坚决抵制，阻止真理传播，以致与世界先进文化严重脱节，造成价值观严重扭曲与倒置，揭示了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僵化性保守性。巴金的高明就在于，他告诉人们，这种僵化保守，并不在于他们有什么信仰的坚守，他们从来没有什么信仰，他们纯粹是出自一己之私，其目的在于固化自己利益独占的思想体系；

又比如，高家的“定于一尊”的组织系统与意识形态系统与第二代的冲突揭示了“封闭性社会”与“开放性社会”价值观对立的本质；

再比如，高老太爷选中的“人才”都是低能缺德、贪污腐化的，而真正的人才不是被逼自杀就是出走家庭、远走高飞，显示出这个制度具有以无能治有能，以庸才奸才逼英才出局的特性，揭示了专制集权制度的人才逆淘汰机制；

还有，高老太爷、陈姨太、大太太以及几房之间的明争暗斗，令人们得以一窥中国历代高层政治斗争的游戏法则，揭示了专制集权制度最大的腐败必然发生在顶层人物身上以及顶层权力运作的裙带帮派式死磕内斗的规律；

高家到了第三代无论德能、智能、体能素质更为低下，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即中国国民素质自汉唐以下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到了今天直至谷底，揭示了专制集权制度下人的素质递减退化律；

高家最后的分家、出走、分崩离析揭示了专制集权制度的中国“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动荡律

等等等等……

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封闭性社会”封建专制集权制罪恶的全景图，它令今天有头脑的读者往往会发出“你懂得的”会心一笑。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能把中国的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罪恶看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没有十分丰厚的理论功底是万万做不到的。通过巴金的《家》让我们看懂看透了中国的许多事情，懂得百年后出现的种种怪现象的背后的深层原因。

（三）晚年《随想录》全面反思“文革”，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和对民族振兴十分重大的有待实现的思想课题。

人到海外，与西方文学面对面接触，开始对西方文学有所真实的了解，特别是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更全面了。比方过去总认为西方的主流文学就是现代和后现代派，写的全是类似于让人做脑筋急转弯的智商测试券，就像国内那些“大家’们模仿的那样。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西方文学始终沿着返璞归真的主流前进，他们的读者特别喜欢读纪实性的作品，喜欢自传体小说，喜欢巴金《随想录》式的散文随笔，这类书销得特别好。比如A.B.FACEY的文风极为朴实的“A Fortunate Life”的自传体小说，成为澳洲文学的经典，在两千万人口的澳洲能销到近一百万册，比如英国人可以不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个个知道张戎写她一家三代人经历的纪实小说。

为什么？这关系到西方人对文学的理解，他们要的是最真实的人生体验。由是引出了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有一次参加研讨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虽然坚持说我们的当代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但他们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现实主义文学”，因为现实主义的要义就在于按生活的原样真实地表现生活，然而在中国显然对“真实”要先进行政治甄别，其次还有种种类似“九不准”之类的清规戒律，特别是不能表现“正面人物”人性的丑和恶，甚至是性心理的扭曲，不能表现政治家的卑鄙龌龊（想想那些国字级的贪官诸如薄熙来、康师傅吧），不能写现实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等等，把“真实”阉割完了再来讲“现实主义”不知还剩下几分真实的影子？但是人们能否定上述的否定面就不是真实吗？表现这一切难道不更能深刻地让人们认识真实吗？

西方人对文学的看法令我想起了多年前人们对《随想录》的一些非议，比如认为巴金所说的“真话”并非真话，比如认为《随想录》在散文艺术方面乏善可陈，它的语言艺术跟那些美文没法相比故尓不能算是好的散文作品，因而认为我们是在吹捧《随想录》的贡献、夸大巴金的文学成就等等。我开始意识到国内的文学观念出了问题，他们是在用不正确的文学观念来评价巴金的作品。在他们看来，文学首先不是为了传达作家心中的真善美，而是比辞藻的华丽，表达的花俏，比风花雪月，烟酒茶餚，鸟虫犬马……而且这些人都以“砖家叫兽”的身份出现，他们的那一套在年轻人当中还相当有市场。

由此我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看到《真话集》时内心的激动，那不是香港正式出版的，应该是盗版，因为当时还不容许境外书籍进关，那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用很蹩脚的新闻纸印刷的，估计是盗版，并没有公开销售，已经不知道在多少人手中传递过，不少文章令我潸然泪下。我也想起巴金说到在日本的一次报告会，他的讲话令许多日本妇女当场落泪……巴金用的就是他一贯用的朴实的语言，他的创作方法就是质朴的那句话：“把心交给读者”。这难道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吗？

由此我心头又猛然冒出了一个见解，我发现巴金跟中国文坛上那些大红大紫的喧嚣始终无缘，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家的谱系中，他就是个“另类”：1949年前，他既不属于自由主义作家，也不属于左联作家；1949年后，他身在体制内，但从不拿体制内的一分钱，他既不听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也不理会什么“双革”、“三突出”、“为※※※服务”等等那些不断翻新的说教，他只沿着他自己走惯的老路。那么他“另类”在哪里呢？正如巴金所言，在中国的作家当中，他大概算得上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家了。我想他就是始终按照西方的返璞归真的路子在走，既不赶西方那些花里胡哨的流派的浪头，也置中国的那些层出不穷的抽风理论于不顾。他一直走得很低调，很寂寞，但他却走得最远，最实在。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随想录》是不是说了真话？说的程度够不够？不能看表面，要看文章的暗示。在那个毫无言论自由的语境中，我们只能从巴金的字里行间去猜度作家的本意。比方说对四人帮后台的暗示，对秦桧后面的宋高宗的抨击，对愚民政策含沙射影的攻击等等，都可以说是超出了当时舆论控制所允许的极限。书中流露出的许多观点至今都闪闪发光。由于我的手头没有这部作品，我只能着重提出我所想到的两点：

一是把文革与希特勒的纳粹相提并论。这是巴金的独创性发现，至今无人企及。尽管书中只是一闪而过，如说四人帮“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如说做梦梦到希特勒，但用意已极为明显。巴金是第一个认识到文革具有希特勒纳粹性质的中国人，因此他才特意提出要建文革纪念馆。巴金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没有被多数中国人所领悟，更不用说接受了，今天的中国仍有许多公开为文革翻案的人存在，文革的危险仍时时如影随形地紧跟着中国老百姓。我认为巴金研究会有责任推动巴金遗愿的实现，尤其是把“文革就是中国的希特勒纳粹运动”的巴金思想在全社会推广，让更多的人接受这个观点，从而将来推动立法，像德国那样，严禁任何纳粹组织和纳粹观点，严禁任何为文革辩护的言论和行动，并最终让领导人学习施罗德的勃兰登堡著名的一跪，在文革纪念碑前向全民族忏悔。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从此断绝文革的噩梦。

二是接着上面的话题说到巴金与民族共忏悔的精神。我觉得自己过去的理解完全错了。忏悔精神是《随想录》中巴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它关系到我们民族能否得到新生。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曾写过，文革中那么多干了坏事的人至今都不忏悔，都活得有滋有味，相反，倒是让一个受尽文革折磨从未做坏事的老人来忏悔，显示出巴金伟大的情怀。这看起来是在肯定巴金，实际上没有理解巴金。巴金的用意极深极深。

我到了国外后，逐渐认识了基督教，也开始懂得了巴金的忏悔。基督教之所以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忏悔精神。忏悔的原意之一就是，因为基督是为我们全人类受苦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每天都在经受着煎熬，可是我们虽然见证着这些痛苦，却毫无作为，却不能挺身而出为基督分担痛苦，这就是我们必须忏悔的理由。上帝的确要我们原谅敌人，但从来没有说过要原谅不忏悔的敌人，对这种敌人上帝是坚决要惩罚的。至于上帝为什么要求人类有忏悔精神而不要求动物也有这种精神，那是因为上帝把灵魂唯一只给了人类。巴金的忏悔就是基督精神原汁原味的再现。他绝不是想替那些至今不忏悔文革罪行的人代为受过，不，他是表明，像文革这样巨大的人间灾难在他眼前发生，他居然无所作为，他也是有责任的，这是他良心上不能原谅自己的。

基督教的忏悔精神把人的灵魂提到了极高的“位格”境界，这就是为什么笃信基督教的人总体上说道德素质较高的原因，因为世上所有的灾难即使与他无关只要让他知道他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他就必须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就使人们的内心充满着崇高的道德责任感。

中国是一个不知忏悔为何物的民族，而不懂得忏悔的人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不懂得忏悔的民族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民族。在庸俗唯物论及权力金钱的强暴下，现在道德水平已岌岌可危了。面对这一切，巴金是以自己的忏悔想带动整个民族培养一种忏悔精神，如果它一旦成为社会风气，中华民族就将获得道德和精神的新生。

难道我们不要大力发扬这种全民族的忏悔精神吗？

我以为这也是《随想录》留下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巴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中国梦”一旦实现后的新人的人格。

本次的巴金研究会的主题是在当下的社会如何发扬巴金的“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巴金是个过世的老人，按说是“旧人”，重新提巴金精神似乎早该Out了。但我却偏要说他是个未来社会的新人的榜样。

我不想说大道理，是否超越时代，让我们看一份有关瑞典的PPT介绍就可明白。

（可点击打开，或见本文附件）

 

用这份文件里的话说：“瑞典还是一个‘王国’；可是，其制度却比美国还要先进。怪不得中国过去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过北欧以后说，这不就是我们苦苦追求的共产主义吗？

据中央党校教授说，共产主义要到3510年才能建成。1500年以后，中国已经是500代人以后的事情了，这种骗人的大忽悠理论只能骗骗3岁小孩子。”

 

这份材料再次证实了我前面的观点，即所谓共产主义今天已在十九世纪后期第二国际的思想推动下由空想变成了现实，相反我们的“科学马列”主义反而由“科学”变成了空想，它离我们愈来愈远，虚无缥缈。按照这位党校叫兽的说法，在往后的1500年间，中国人还非得忍受他们规定好的一代代“圣贤”来统治我们，好让他们的虫虫灰灰们不断地把我们的虫虫灰灰们创造的财富再转移到国外去，简直是TMD!拜托了，叫兽，还要我们等待1500年，这是欧洲中世纪的多少倍时间？我们要熬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啊？

根据我们的“科学”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都必须是“毫无利己之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都必须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全新打造的升级版的机器人，让人想想就觉得眩晕，太高不可攀，遥不可及了，难怪要等1500年呢。但是我们看看瑞典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我们每一个都能经过努力做到或甚至做得更好的。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巴金的人生态度，我们就可发现，他的人生观，他的一生追求不跟瑞典人的生活态度完全一致吗，有些地方可能比他们的追求还要更高一些？这就证明了，巴金的人格就是新人的人格，就是适合未来社会生存的人格，这就是超越时代的实证。

有幸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一句话是，“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中国梦的实现”。看来，在习总这里，共产主义不那么遥远了。我在海外听了，一方面觉得很振奋，另一方面又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贪官像抓不净的虱子，一抓满手都是血，中国的浑身都爬满了，怎么实现中国梦呢？

后来看了一则斯诺登的爆料，一下子恍然大悟，方知习总使用了中国式的“相反相成”的大智慧，越是贪腐横行，就越是接近梦境的实现，何故？且看斯诺登的材料：

（预先声明：这是网上下载的，但我没条件去核实其真实性，请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身在俄罗斯的斯诺登今天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款达 4.8 万亿美元，约为 30 万亿人民币。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和南亚。按现金持有占总资产（现金 / 房产 / 股份 / 基金 / 收藏证券等）的三分之一算，贪官们的海外资产达 100 万亿。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搞全民免费医保每年需要 1600 亿，贪官们的海外资产可以搞中国全民免费医保 625 年！” 

 

 我立刻懂了：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已具备实现瑞典式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只是被贪官们拿走了。习总讲的没错，“实现中国梦距离很近”，是什么意思呢？这距离就是中国人打破贪官们老鼠仓没收他们财产最后收缴国库的这段距离，这就是习总现在拼命打老虎的原因之一。

但是，财产拿回来了，人的素质却上不去，还是不能实现中国梦，办法是现成的——学学巴金的人生态度，即一生只讲奉献社会，只讲爱别人，在物质上金钱上从无过多要求，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和人生境界。

我想这就是巴金留给我们的超越时代的永恒的价值。

 

                                      2014.6.28 Melbourne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我在《巴金论》里说了那么多批判唯心、推崇唯物的废话，真是无聊之至。唯心、唯物根本是一个哲学史上极无聊的争辩。“物”与“心”相互转化共通，这早已被量子论所证实。中国的唯物主义教育并没有消除全民族的普遍的迷信，相反摧毁了中华民族最后保留下的一点宗教情怀。

附件：

世界最美的社会制度---瑞典

2014-05-09 精品 

许多观察者都观察到，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势头迅猛的反腐风暴。我想借此机会，谈点瑞典的反腐经验。8年前，瑞典隆德大学提供一笔资金，邀我去访学。期间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就是领你转转，让你看看，感觉在混吃混喝。临别前我颇有点内疚地问：你们花这么多钱请我，到底想干什么？一位教授告诉说：我们想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好的制度。

瑞典只有1000万人口，是个蕞尔小国。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何以有如此强烈的制度和文化自信？

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她当检察官32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二十多年，只遇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元瑞典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刑二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

市政大厅

我在瑞典旁听过一起刑事审判。庭审结束后我问一位陪审员：你怎样防止自己腐败呢？他吃惊地问：我腐败？这怎么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他说：怎么可能……几个回合后，他认真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审谁；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谁审；庭审一结束，我们就形成判决意见。他想行贿也没机会了。

瑞典官员不腐败的社会背景是，人民不贪财。

归国前我到理发店理发。推门进去后，女理发师问：您预约了吗？我郁闷地问：理发还要预约？她查了查小本本，说后天下午还有个名额，您来吧。理完发后我才知道，一次最普通的理发，收费竟然300多元。但纵使如此赚钱的买卖，人家到下午4点就收工，决不加班。

 

 

王储下嫁平民

有次我和隆德大学东方系主任闲聊。“文革”期间他曾在中国工作很多年。我说，你们沃尔沃的老板应当很有钱啊？他说，这家伙不道德。我吃惊地问：为什么？他说：他那么有钱就是不道德。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道德观：太有钱就是不道德。我不知道他的道德观是不是瑞典人普遍的道德观。但瑞典人不爱财物爱自然，是普遍的社会感情。

 

 

绿色环保的首都

大约一年前，我请瑞典大使馆的人到政法大学讲社会主义。一位叫马延花的女工作人员和我谈天：在瑞典开个好车，像做贼似的，生怕别人看见。瑞典人换车，通常还是用以前的那个牌子和型号，这样邻居就看不出你换车了。

 

 

 

俯瞰首都

瑞典国民不爱财，官员不受贿的民风能够形成，在我看来应当有几个主要原因。

 

 

 

 

首都夜景之一

 

其一，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使人民心中不慌不怕。上学不要钱，养老不要钱，看病基本不要钱。人们不用为生老病死“备战备荒”，拼死拼活。

其二，瑞典税赋达到40％多，重税使国民失去追逐财富的动力。

其三，政务公开，瑞典的政务透明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官员财产公开理所当然，首相请客吃饭，菜单需要上网。法国总统希拉克曾经致电瑞典首相，指责反对加入欧元区的瑞典人，此信被公开。希拉克非常生气，再次致信瑞典首相，责问私信为何被公开？结果，此信又被公开。因为按照瑞典法律，这些都是政务公开的范畴。

其四，社会透明，不仅公务人员要公开财产，企业高管也要公开财产。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任何人在当地买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一应俱全。这样的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以备当前或今后有兴趣了解购房者财产状况的人查询。

其五，民风朴素，瑞典民风不崇尚个人突出，崇尚自然朴素。企业不崇尚加班。一个经常加班的人，会被视为别有用心的人。在一个热爱自然而不是热爱财富的国家，官员腐败干什么？反之，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里，官员怎能不腐败？吊诡的是，这个不慌不忙、闲适自然的国家，竟然是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瑞典归来后，每当遇到某些“勤劳腐败”的上国高人，我就想到万里之外的那个蕞尔小国，羞愧地低下头。

哈，瑞典还是一个“王国”；可是，其制度却比美国还要先进。怪不得中国过去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过北欧以后说，这不就是我们苦苦追求的共产主义吗？

据中央党校教授说，共产主义要到3510年才能建成。1500年以后，中国已经是500代人以后的事情了，这种骗人的大忽悠理论只能骗骗3岁小孩子。

借鉴瑞典的制度不行吗？非要继续摸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