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5）

5、姐姐

一连好几天，姐姐音信全无。我们不知道去找谁也不可能去找谁去寻求援助，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人统治的世界，我们不被他们杀死已属万幸，我们难道还能指望从魔鬼那里得到帮助吗？

爸爸只是阴沉着脸整天踱来踱去，嘴里还不停地骂：“该死！该死！”不知道是在骂谁。

妈妈只能带着三哥白天四出去找，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然后就是不停地啜泣。

我和四哥只能呆在屋里，整天做功课，我们不想游玩，也没有欢笑，在我的脑海里，填满了的尽是姐姐的笑容和声音，怎么甩也甩不掉。

我记得，从我对世界有了最初印象的那一刻起，姐姐对于我就像是个小妈妈。我只知道她是我们几个当中最大的，我从来不知道我还有个大姐，还有大哥和二哥，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所以我也从不会想到去问。

我还知道姐姐长得非常美丽。我特别喜欢看她的脸，她的大眼睛，她笑起来两个小酒窝。长大后我多次端详姐姐的脸，才明白即使是懵懂初开的蒙童，根本不用人教，审美力也不逊于成年人 。

姐姐的没有回家，我虽然并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但从大人的凝重痛苦的神色中，我能感受到那份沉重。

大概又过了四五天吧，傍晚的时分，有人敲我们的大门。

妈妈像是受了惊的猫，一跃而起，冲出去开门：门外竟然是……姐姐！

妈妈高兴的哭起来，一把抱住姐姐，声音哽咽地说，“这么多天，你死到哪里去了？你死到哪里去了？死丫头！你再不回来，你阿爹都不想活了！”我也扑了过去，抱住了姐姐的腿，嘴里喊个不停。

姐姐进屋坐下后，就着水杯大口喝着水，又从随身带的小蓝布书包里，取出了几块烧饼递给爸爸妈妈，说，“我找到了工作。在汤山小学做代课老师。”

姐姐的话音未落，就听见妈妈吃惊地说，“天啦，汤山！你怎么到那么远的地方！”

爸爸紧锁眉头，问，“这一路，你是怎么去的？”

“阿爹，这你就不用问了，这个嘛，我自有办法。”姐姐调皮地一笑，又掀动她那特有的酒窝。爸爸的脸色立刻就缓和下来了。姐姐就是这样，只有她，能跟爸爸用这样随便的口气说话，我们是绝对不许可的。

“好歹你也该给我们送个消息回来啊，让大家为你着急，你妈的眼睛都差点哭……”爸爸总是摇头。

“不就是因为太远吗？”姐姐说，“我去了，人家就要我上课，一直没闲空，今天上完第一节，我就往家赶了，一直走到现在。”

妈妈一听眼泪又出来了，“五六十里的路程，真苦了你了！”

“没事，我年轻。”姐姐若无其事地说。但我看得出来，她已经很累了，她两只脚不停地悬空又放下，悬空又放下，交替着摩着脚背。

趁着妈妈给大家分烧饼的时候，姐姐示意我跟她出去。我听话地牵着她的衣角，跟她到了院子里，她又从蓝书包里取出了一只三角形的面馍馍，交到我手里，说，“这是给你的，你吃了吧。”

这就是南京的“糖三角”。今天这样的食品大概全国都能见到，但在大半个世纪前，在那个食不果腹的战争年代，糖三角绝对是南京的特色食品，在上海是看不到的。当我的舌头尝到了糖的滋味时，这好几天吞糠曣菜的经验早就抛到了脑后，我才知道人生什么叫做“甜”。我三口两口就把它吃掉了。

这一只人生初嚐的小小的糖三角，似乎带有某种象征的意义，它预示着我的人生就像是行走在荒芜的沙原上，偶尔会见到星星点点的小野花，让我产生一种意外的惊喜，并给我留下星星点点的暖心的回忆。

这个经验伴随着我的一生。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时，从家人的电话里传来姐姐因癌症而去世的噩耗，这时，我眼前突然浮现出那只糖三角，泪水就像太平洋的水再也阻挡不住了，我放下电话，一个人嚎啕大哭起来……

这一天的晚上，是我们全家从上海回到南京后过的最愉快的一天。要不是因为一个小插曲，简直就可以提供给央视记者那句经典问句“你幸福吗？”的最佳答案了。

这时候三姨来找我妈了。我跟着妈跑到房门口。

三姨伸头看看屋里，笑着问，“什么喜庆事啊？老远就听到笑。”

妈妈说，“女儿回来了！”

“找到啦？”三姨惊喜地说。

妈妈点点头。

“没出事吧？”

“没有。她在汤山找到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
    “啊呀，您女儿太能干啦！这年头能找到工作真比登天还难！”

“你过奖了，”妈妈高兴地谦虚着，“她是运气好，没头没脑的跑到人家那里，刚巧就有个老师病倒了……”

“那也要自己有本事才行。”一句话说的妈妈脸上积了好多天的乌云全都散了。三姨又凑近妈妈的耳朵说，“那天您托我的事情，我给您带来了。”说着打开手里的布包包，原来里面是一份鞋样，还有布料针线，说，“我想给达夫他妈做双鞋，正愁着找不着人做呢，您却开了口，算是救了我的急。这点钱，不好意思，不要嫌少。”说着连钱带布料一起塞到妈妈的手里。

妈妈接过了布料，钱却不肯接，嘴里只是说，“这叫我怎么好意思呢？这叫我怎么好意思呢？”

三姨说，“汪太太，我们也供了好几天了，也算得上朋友了。我也知道你们不是一般的人家，现在这年头，虎落平阳还要被狗欺呢。我们家达夫吧，跟日本朋友做点生意，手头还攥着一点钱，今后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放心跟我说。这点钱就别推辞了。”

妈妈这才千恩万谢地收了。

三姨这时看到了我，蹲下身子亲切地对我说，“小少爷，要不要跟我来我家玩儿啊？”说着就来牵我的手。

妈妈连连摇手说，“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

三姨见妈妈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勉强了，又说了几句话就告辞了。

我可不乐意了，我太想进三姨她那道圆门了，因为那天早上我看到圆门里仿佛有个神仙的世界。我嘟着嘴，开始“念经”了——每逢我生气时，妈妈都这么形容我鼻子里的声音。

“我就要去嘛，就要去嘛——”我开始扭动着身子。

妈妈拉着我的手一拖，就把我拽进了屋。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起来，“我就要去嘛，我，我就要去嘛……”

我不依不饶地哭着，哼着，眼睛偷偷瞅着爸爸。因为我知道，我最小，最小就能哭，能闹，大人都会让着你，要是闹得再长一点，爸爸就会说，“就让洪武去嘛。几个人当中，他是最可怜的，从生下来，就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着……”说完又要连声说“该死该死该死该死！”

但是这一回，爸爸没有说话。

妈妈从布包包里捏起一根针，吓唬着我，“不许哭！不许哭！再哭，我拿针扎你，扎！扎！”妈妈做出控吓我的动作。

我干脆放声大哭起来，“就不！就不！我要去！”

这时姐姐说话了，“洪武，听话！”

“就不！”

“不听话看我怎么治你。”说着姐姐把我拦腰一抱，屁股朝上横在她的膝盖上。

我还在愤怒地扭动着。

姐姐轻轻拍了我两下屁股，“不听话我就打。”

“你打，你打……”

姐姐看吓不住我，突然低声说，“那你把我刚才给你吃的东西吐出来！”

我知道她说的是糖三角，我也知道她为什么压低了声音，她是怕我四哥听见，果然四哥已经支起了耳朵。

我还在生气，也真想把糖三角吐出来，可我吐了好几次，只有口水，什么也没有。

人说吃人的嘴短，我虽然当时还未曾听过这句话，但那个时候，我还是真懂了这句话的精髓了，我马上就不哭了。

姐姐看我不闹了，就打岔说，“来来来，我教你玩个游戏。”

她让我坐她身边的小凳上，让我们的四只脚并排放齐了，她用手指挨个儿点着这四只脚尖，边说边点，“脚底脚底帮帮，搬到南山。南山泊，种小麦，小麦稀，喂小鸡，小鸡不吃食，观音老母伸伸缩缩，缩一大条支！呕，捉住你的脚喽！”

她带我玩着玩着，我渐渐忘掉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不一会儿就破涕为笑了。

就这样，尽管我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但却沐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让那些令我铭记终身的童歌童谣，伴随着我度过那苦难的童年，它就像小草脚下的泥土，滋润着我的心田。

这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好饿好饿，突然，天上掉下了好多好多的糖三角，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看见姐姐的床上空着，她已赶回汤山小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