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重返历史现场的抗战正剧——自传体小说《烽火中的水晶球》简评

一部重返历史现场的抗战正剧

                ——自传体小说《烽火中的水晶球》简评

赵江滨

2015、3、17

 

人们可能会想不到，抗战的苦难岁月已然成为当今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历史资源，并进而衍化为日常文化生活的狂欢盛宴——抗战的历史在今天的诸多文艺作品和影视屏幕上的状况就是如此。一幕幕抗战“神剧”在异常热闹的场面下，上演的却是娱乐至死的陈旧戏码，在一味逢迎取悦观众感官的同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历史的正剧内涵。文化消费的狂欢过后，留下的是精神虚脱的一地鸡毛。

从这个角度看，汪应果先生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烽火中的水晶球》的出版，就是一个与上述情形具有明显不同旨趣的文学出版事件。小说共约20余万字，取材作者4-8岁的童年生活经历，覆盖了1942—1945年的历史时段。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作者的父亲因系晚清民初海军元老，面临日军通缉抓捕的危险，于是一家闻讯后仓促逃难至南京，开始了一段在动荡时代中与贫困相伴、与亲情相守、与危险相随、与屈辱相连，最终与胜利相会的波澜起伏的难忘岁月。

小说描写了一场极具个人色彩的沦陷区人民的另类抗战史。跟着作者的笔触重返历史现场，人们看到了一个童稚视角的、民生层面的、家国背景的艰难时世，抗战题材在这部小说中获得了另一叙事层面的艺术呈现。小说朴实亲切，真诚悠远，镶嵌着虽非传奇却也足够跌宕起伏、令人感叹深思的命运剧情。作者以古稀之年饱含深情的染指这一题材，明显带有求索历史、求索人生、求索自己的家族之谜的强烈冲动。小说的“楔子：水晶球里的记忆”就生动而饶有兴味地交代了萦绕作者心头的这个创作动因。水晶球是小说主人翁幼时的玩物，原是主人翁的父亲早年任职晚清海军官帽上的饰物，水晶球的失去带有浓厚的象征色彩——表面上看这完全是一桩偶然的儿童游戏中的突发事件，但因为蛮横抢走水晶球的恶童是日军小队长龟田的儿子，于是这一发生于一帮儿童之间的个案事件便具有了某种民族间的内在意味，犹如灵通宝玉的水晶球的失去，成为折磨主人翁一生的梦魇。水晶球代表了主人翁父亲的重要历史履历，其中又隐含着中国近代屈辱和自强的复杂信息，更为神奇的是，当作者通过现代科学的进展获知水晶具有对信息的高密度储存的物理特性后，追求水晶球俨然具有了求索远去的父亲及其家族之谜的神圣意义。这部小说创作的情感驱动力之一恐怕就源自作者力图补偿失去的水晶球带走的童年记忆和远去的家族之谜。小说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作者的怀旧与求索愿望，水晶球的秘密也似乎终于在艺术想像与历史追溯中逐步呈现，以一种新的存在形式慰藉作者和读者。

小说以逃难为开端，重点描述了文老师的故事、江湖艺人“小美丽”姐妹的悲剧命运，以及营救抗日女谍报人员“301”的曲折惊险过程，中间穿插了若干一闪而过的只有在特定时代才会出现的人事现象。小说以时间为经，以故事为维，语言朴素，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引人回味。

美丽、善良、正直的小学女老师文老师这个形象朴素平凡而让人过目难忘。她的身上没有宏大叙事艺术中那些抗日英雄的“高大全”特质，她对小说主人翁的呵护于偏爱中更多地体现了一个教师的职业特性和天性的爱怜与善良。最可贵的是，事关民族尊严的关口，她不是选择屈辱沉默，而是不卑不亢地抗争，表现了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和做人正义感的普通知识分子的可贵情操。文老师文静温婉的形象和柔弱中迸发的刚强，为其带来了厄运。小说中对文老师的“最后的一课”的描写感人至深——明知自己即将被日军宪兵抓捕，文老师没有恐惧退缩，仍然对学生从容教诲，以自己的坚贞行为对学生们进行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人生启蒙。这个场面散发的隽永的艺术感染力和蕴含的足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的人格力量，与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的《最后一课》具有异曲同工的艺术震撼力，堪称是中国版的“最后一课”。文老师这个形象代表着中国历史上那个艰难时世中普通人的抗战，她们普通但并不卑微，柔弱却显示了不可战胜的意志。

江湖艺人“小美丽”姐妹的悲剧命运是这部小说最动人的篇章，几乎可以构成小说的一个独立单元。小美丽身世凄苦，性格刚烈，漂泊江湖戏班子，幼时和姐姐在乱世中不幸失散。但富于戏剧性的是，姐姐三姨通过“我”偶然发现了风尘中的艺人小美丽就是失散多年的亲妹妹。令人唏嘘的是，就在相逢在即的时候，小美丽却被黑帮所劫持，下落不明。小说中一众小美丽的亲人最后在夜色中巡航秦淮河，唱着小美丽喜欢的小曲“月亮弯弯照九州……”，希望获得被可能藏匿于此的小美丽的回应，凄婉的歌声飘荡在幽幽的秦淮河上……小美丽被劫持后拒不受辱，刚烈抗争，最后惨遭日军处决。姐姐悲痛难忍，也以死抗争。江湖艺人的悲剧命运为那个离乱岁月平添了一段苦难的见证。

以三哥和姐姐为主的几乎全家成员自发参与的拯救抗日谍报人员“301”的行动，将这部小说推向了高潮。被日军送入鼓楼医院抢救的“301”号女囚，显然因为某种抗日因素被日军逮捕，因为此前的坚贞不屈，遭受日军的严刑拷打，伤痕累累，人形不见，神智处于昏迷状态。当在鼓楼医院做护士的姐姐悲痛地将目睹的惨状告知家人时，激起了一家人对日本侵略者共同仇恨。悲愤之余，促使他们自发地采取拯救这个令人尊敬的无名女谍报人员的行动。尽管自始至终他们不知这个受到严刑拷打的女谍报人员的真实身份，甚至因为敌人的残暴摧残已经将其折磨的面目全非，但令人感佩的是，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没有让敌人从她嘴里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自发开展的拯救行动有勇有谋，但也必然幼稚，因此很难取得实质的成功，但这个过程惊心动魄，充满紧张，也确有进展：三哥通过亲身试验，证明了自己提炼的毒药的有效功能；姐姐在三哥的帮助下成功和女谍报人员实现了莫尔斯密码的沟通，一个问询的“救”，换回了一个坚定的“死”。生命垂危的谍报员虽然一言未发，但一个“死”字，足以超过千言万语，让一个英勇无畏的抗日巾帼形象跃然纸上。日本医生小坂的形象是一个突破，他察觉了姐姐拯救“301”的把柄，这让姐姐顿时身陷险境，然而小坂的职业和人性因素却使危险到此而至，没有形成另一桩因战争导致的悲剧事件。这也真实反映了具体的生命个体虽无法阻止国家与民族间悲剧的发生，可共通的人性因素却有可能成为时代大悲剧中的小温馨插曲。

除了故事，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来自两个方面：童年视角和晚年回忆。童年视角赋予了这部小说单纯童真的品格，出现于小说中的复杂人事和苦难时事显然并非一个孩童所能理解，因此映入他的眼帘的是人之初的善良天性、懵懂的生命体验与那个苦难时代的不对称画面，世故和思想还未萦绕上他的脑海，小主人翁和生活的相遇总是让他产生惊奇的新鲜感，善良、单纯和迷惘主宰了他所面对的险恶的世界，这给迷乱之世带来了些许快乐。

但这部小说显然不是一部充满童趣的儿童文学，作者在古稀之年回首往事，不断于时间的跨度中和往事对话，将人生和历史的思考熔铸书写的字里行间，无形中提升了小说的思想厚度。小说中父亲的形象着墨不多，但分量不轻，他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每当面临严峻的时刻，他的伟岸身姿和果断话语便成为事情转机的启示。小说的这部分内容接续了作者过往长篇《海殇》的历史，真正的抗战岁月老人毕竟年事已高，不可能再亲赴沙场杀敌，但早年的抗日志向和经历已经像血液渗透了他整个生命。小说中通过对父亲威严刚正形象的描写，在塑造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旧式军人的同时，也展示了年轻主人翁们人格成长的历程。小说中多处地方在叙述往事的时候会突然情不自禁地插入作者当下的感喟，直接和往事对话，于感慨、感叹中感恩生活、感恩家人。作者似乎暗示，苦难也是上天馈赠给人类的一笔财富，只要我们能够从苦难中汲取足够的教益，苦难便会成为我们咀嚼人生意义的一笔财富。生命不能重生，历史不能重复，然而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回忆与思考却能使过往的历史瞬间定格下来，令意义回归并永世长存。回忆和思考的价值可能就在于此，正如作者在小说正文前的题词所说：“生活……只有在事后的回味当中，才能加深理解，甚至逐渐领悟生活的真谛。这也有点像空谷的回声，永远比真实的声音韵味悠长。”

 （作者系宁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