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楔子、1）

              《烽火中的水晶球》
                          汪 应 果

                   谨以此书献给

    为中国抗日战争牺牲的敌后无名英雄们

  
  

    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人生就像演戏,但它永远没有彩排,没有预演,经历一次,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用他的话说，就是“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我以为此话是不完全的。在我看来,人生就像品茶,头道茶即使你喝下去,也喝不出味儿来,所以中国人都把头道茶倒掉。真正的品茶是放在第二道,茶味儿就品出来了。生活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当初懵懵懂懂经历的一切，只有在事后的回味当中，才能加深理解，甚至逐渐领悟生活的真谛。这也有点像空谷的回声,永远比真实的声音韵味悠长……

人生不能重复经历，但却可以重复回味、思考，因而它既等于“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也等于永远存在。生命就在永劫回归的偶然性中实现了它的价值。

 

楔子：古城墙的回声——水晶球里的记忆

我一直在寻找一只小小的水晶球，一只很不一般的水晶球，一只被我在童年时丢失的水晶球。尽管我也知道这根本是完全徒劳的举动，但糟糕的是，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潜意识，一种丝毫不感觉到一点负担的本能，它让我每每路过一家陈列着水晶饰物的店面甚至哪怕是冒充古玩的街边地摊时都要伸头查看一下，即使是到了国外，也要用中美英式混合英语问一声，“请问贵店有这样的水晶球出售吗？”说完便用手比划着，描述出一只跟当今的大号飓风葡萄一般大小的水晶球的模样，直到店主人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我才离开。

我之所以要寻找它，原先是因为我有一个儿时的情结，加之后来我渐渐了解到水晶具有储存高密度信息、吸收超高能量以及双折光现象等等一系列神秘的电化学特性，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渴望着在我的有生之年能见到人类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把这颗水晶球里的记忆释放出来，让我亲眼见到我的父亲甚或是我的祖父当年在黄海上跟日本舰只“吉野”、“浪速”、“秋津洲”号以及在南中国海与日本海盗船进行生死搏斗的场景，就像在很多的科幻片里见到的主人公们手按着水晶球里所展现出的种种魔幻景象那样。我也知道这想法近乎荒唐，但心里又始终坚信着这一点：只要这只水晶球的确伴随着我的父亲甚或是祖父经历过中国近代史上那一段耻辱与抗争的战争岁月，作为压电石英的特性，它理应在特定的能量场中能记录并储存下其中一些丰富的信息。至于如何把它们释放并能与人们的意识进行交流，我想那是迟早的事情，就像现在的科学家们正在进行的对那具著名的史前水晶头骨进行记忆破译的工作一样，它是迟早要被人们所破解的。

我的这只水晶球是父亲给我的，但从什么时候起交到我手上我却根本想不起来。也许是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让我的手跟它接触过了，等我开始爬的时候，可能已经交给我把玩了，直到我的大脑开始产生了意识，它其实已经在我的手里有了段时间。由于太沉太大，它不断地从我的小手里丢失，又不断地被我用双手毫无意识地捡回来，有的时候大概还会放到嘴旁用没长牙的牙床咬上两下子，弄得它浑身占满了我口中的粘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是我的“通灵宝玉”。

我想，在这只水晶球里，我将能看见甲午海战那弥漫在黄海海面上的烽烟，看见南中国海上我父亲指挥着“海容”、“海琛”号巡洋舰向着企图占领我岛屿的日本海盗船发射出的愤怒炮火，看见大清舰队降下了龙旗升起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的重大历史时刻，并看见这两首军舰最终在江阴长江江面上为阻止日本军舰的长驱直入而悲壮地自沉于江心……

这只水晶球里储存的信息是中国现代海军的屈辱史和悲壮抗争的历程。它的丢失，你说能让我不痛心疾首？即使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也不能冲淡我对它的记忆，反倒是一次次地加深着记忆的刻痕，结果是对它的丢失我愈加不能忘怀了。

这只水晶球里藏着一个长长的故事。我多么想重新把它捧在我的手心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就像行人们在走过纽约的那面用电脑程序设计的充满着创意的墙前，行人们都会看到墙上映出的是这位行人幼年时期的映像，是的，水晶球里出现的也是一个幼童，他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他的脸上，有我今天的影子，他就是七十多年前的我，带着我进入了那难忘的岁月……

 

1、日本鬼子

我们沿着一道铁丝网缓缓地前行：爸爸，妈妈，姐姐，和两个哥哥。我最小，跌跌撞撞地走在最后面，像一只刚刚从蛋壳儿里孵化出来的小鸡，右手里拎着一只竹篮子。是晚上，我有点犯困了。

“洪武，拉紧我的手，篮子拿好了。”妈妈拉着我的一只手，回头叮嘱我说。

“洪武”是我的小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我长大后才知道。

天很冷很冷，我的浑身上下套了好几层衣服，头也被一条围巾紧紧裹住，手脚好像被绑住了似地，自由动弹不得。右手里拎着的篮子越来越沉，其实我也知道里面并没有放什么东西，只不过我自打出生以来就没拎过这么重的东西。

铁丝网的那一边，不时地有巨大的怪物拖着一长串的车子轰隆轰隆地跑过。怪物浑身漆黑，又高又大，头顶上发出强烈的亮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它一边跑，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鼻子里喷出一股股白气，我从未见过,很怕,真像是妈妈讲的妖怪。我想起来，这几天大人们话中总提到“火车”、“火车”，我猜想那大概就是火车了。这么说，今天晚上，我乘坐的就是它了？我不由得又紧张又害怕又充满好奇。

沿着铁丝网行走着很多人，一拨一拨的，都提着箱子带着行李，这是在朝着上海车站的门口赶。

走着走着，前面的人们脚步放慢了，隐隐约约的，我看见前方立着一个黒森森的岗亭。

“日本鬼子！”爸爸压低了声音发出警告。

全家人都惊得站住了。

“不要怕！不要停下脚步！”爸爸悄悄说。

妈妈叫过来姐姐，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朝她脸上匆匆抹了两下，说，“靠紧我身后！”

我们于是就像一群小鸡簇拥在母鸡的周围，缓缓地朝着岗亭移动。

前面的人走到岗亭前，都停下脚步，朝着岗亭里面的人鞠躬，然后才能放行，渐渐快轮到我们了。

“我就不鞠躬！”三哥突然低声抗议。三哥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性格是最倔强的，他虽然只比我大五岁，但他很早熟，言语举止常常像个大人。

“闭嘴！”爸爸低声断喝。

“就不！”三哥嘟哝着，头别到了一边。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岗亭前。

爸爸镇定地低声吩咐，“我们都站远一点，让洪武一个人过去！洪武，去，鞠个躬！”

我听话地走到岗亭跟前，一抬头，看见了一个日本兵，也许是我长得太矮小了，我必须仰起头来看：他就站在岗亭里，整个身体隐在黑暗之中。他穿着军大衣，目光平视，并没有看我，因为太黑，我连他的脸都没看清。他的右手拄着一杆枪，枪上有刺刀，刺刀尖伸到了岗亭外面，头顶上路灯的灯光恰好照在刺刀尖上，闪着一星寒光。

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妈妈平时无数次跟我讲起的日本兵是如何地用刺刀挑起中国孩子，让他们在刺刀尖上旋转的可怕的故事，但是奇怪的是，我却没有害怕，真的，一丝一毫也没有。我只是觉得，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是上海城隍庙里泥塑的厉鬼。我顺从地鞠了个躬，走回来。

爸爸身子动了动，大家心领神会，一起缓缓朝前移动。

“嗯？”日本兵突然从鼻子里发出一声低沉而怪异的声音，警告的意味十分明显，声音威严而可怖，吓得我浑身一抖。全家人都站住了。

爸爸镇定地回头看了一眼，紧跟着我们的又有一大群人，他们脚步匆匆，看来是急于赶火车，他们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应梁，去，你再鞠个躬，动作慢一点。”爸爸悄声吩咐。“应梁”是我的四哥的名字，他只比我大两岁半。

四哥听话地磨磨蹭蹭地走到日本兵跟前，缓缓地缓缓地鞠了个躬。这时候后面的人群已经涌到了岗亭前，呵，人真多啊，像一股大浪一下子把我们都吞没了。

“走！快走！”爸爸催促着，乘着这群人有的还在慢慢鞠躬，我们全家都混过了关卡。

顺着这股人流，我们终于挤上了火车的车厢。车厢是一间长长的木头房间，沿着房间两边墙壁各排着一列木头的椅子。那时候的火车座位，跟今天的不一样：今天的座位是软沙发，乘客是背靠背或面对面地坐着，侧身对着车窗；那时的旅客是后背靠着车窗。车厢中间是走道，所不同的是，走道上每隔几步都有个圆洞，里面埋着供旅客吐痰的痰盂。

车厢里旅客很多，不少人没有座位，站着。我们只有两张座位，把行李塞到座位底下后，爸爸妈妈坐了，我们都站在走道上。妈妈解下我头上的围巾，把我抱起来坐在她的大腿膝盖上。不一会儿，车厢就震动起来，哐当哐当，好像火车的每个关节都在嘎嘎作响，大概火车是开了吧。

“妈妈，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啊？”我轻声问。

“回家。”

“家不是在上海威海卫路吗？我知道门牌号码:400号.”我带点炫耀地说.

“不，我们真正的家在南京。”

“是回南京那座漂亮的家吗？”

妈妈点点头。

我突然高兴起来，因为有关我们南京老家的话题，我经常从大人的嘴里，从姐姐哥哥的对话中听说过，尽管我的三哥四哥也毫无印象，但他们都认定，那里有座我们的最美丽的家园。我很想听妈妈接着说下去，但她什么也没说，我有点失望。

从过了日本兵的关卡后，爸爸就一直没有说话，脸色铁青。从小我就很怕看他的脸,特别是像现在这样板着脸的时候。在家里他是我最惧怕的人，我的几个哥哥也一样怕他。他已经老了，今天计算起来，当年他应该已经六十出头了，头发已经花白，但他的腰杆依旧是直挺挺的，就像眼前一样，直直地坐在座位上，像一个标准的军人。此刻他和妈妈并排坐在一起，就像是一对父女。那个时候,妈妈四十岁不到，长相很年轻，我很喜欢看。

爸爸听着我跟妈妈的对话，脸上毫无表情，只是阴着脸。

妈妈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说，“快四年半了，不知道，‘家’，什么样子了……？”过了一会，她望望周边的人，低声又问身边的爸爸，“王……有消息吗？”

爸爸摇摇头，痛苦地紧闭双眼。

我当然知道妈妈说的“王”，就是王伯伯。在上海，王伯伯和吴伯伯两个人是我家的常客。我早就知道他俩的姓名：吴伯伯叫吴振南，王伯伯叫王寿廷，他们跟爸爸很要好。就在昨天，吴伯伯突然来到我们威海卫路的家，表情严重地对爸爸说，“寿廷，出事了！我得马上离开这里……去重庆。你，一大家子人……不说了，赶紧收拾赶紧走！要快！快离开上海！”

我不知道“出事”什么意思？我只知道爸爸立刻就出了门，临走只说声要办事，妈妈就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拾行李了。

此刻的爸爸，眼睛只是紧闭着，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然后莫名其妙地说出了三个字:“‘亡国奴’!”他说得很低，很重，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迸出来的，突然他猛睁双眼，目光如炬，盯住姐姐和三哥的眼睛问,“你们懂吗？”

姐姐三哥都神色凝重地低着头，三哥更是眉头紧锁，表情十分像爸爸。但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直到几十年以后，我才弄明白，吴振南当时是中华民国海军中将，王寿廷是海军少将。在日本人攻占了首都南京后，民国政府撤到了大后方的重庆。为了联络那些没有来得及撤至重庆而滞留在上海的原海军将领们，民国政府在上海的外国人租界里设立了秘密的办事处。王寿廷将军就是重庆政府的代表。那时候的上海，已经沦陷,但租界还由西方人管理着,日本人进不来。这就是所谓的“孤岛时期”。吴振南跟我爸爸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王寿廷是我爸爸的学生和下级。吴振南说的“出事”，就是日本人对隐藏在上海租界内的抗日分子和民国将领们进行的一次秘密搜捕，王寿廷已被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中，不幸被捕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全家人从上海回到南京，其实是一次仓皇地出逃，情势危急得很。只不过那时的我全然不知，我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列车哐当哐当地响着，因为睡得不舒服，妈妈时不时地调换着坐姿，把我弄醒了。我看见整座车厢里的旅客们都在昏睡。昏暗的灯光下,对面座位里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正在剥开一只煮熟的鸡蛋的外壳，然后送进口中，有滋有味地吃着。我的口水一下子涌了上来。

“洪武，不要看人家吃东西，这不好。”妈妈摸摸我的头，教训我。

但是我的眼睛还是忍不住要看。

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糖果放我手中，轻声说，“睡吧！”

我握着糖果，舍不得吃，握在手心里暖着，不一会又睡着了。

我做了个花花绿绿的梦，梦见了我们南京美丽的家，虽然我从未见过，但在我的想象中，就像上海的豫园，有楼台亭阁，有绿树，有鲜花，还有五彩纷飞的蝴蝶,我还梦见了那儿卖的五香豆儿……

列车哐当哐当地响着，这一夜多漫长啊！

我再次醒来天已亮了，确切地说，是被车厢外高音喇叭里哇啦哇啦的日本话吵醒的。我看见对面车窗外天色已大亮，窗外一根根立柱缓缓地朝左边移动着，移动着，最后停了下来，我想，火车是到站了。

我记起我的糖果，不知什么时候，糖从我手里掉进了我脚下的痰盂里，我能看见它那五彩的外衣，我蹲下去，伸手想把它掏出来。

“脏！”妈妈严厉制止了我，一边催促着，“下车了，快！”她招呼我们仔细检查手里的行李。我还是拎着那只竹篮子，随着拥挤的旅客下了车，朝车站外涌去。

出站口，人特别挤。妈妈招呼我们一个牵着一个的衣服走，不要走丢了。在我们兄妹中，姐姐年龄最大，妈妈让姐姐握着我们的车票，走在最前面，她自己则搀扶着爸爸，走在最后面。

出站口的一边站着一个检票员，另一边站着个日本兵。姐姐最先通过了出站口，站在边上，跟检票员一道清点着我们的人头。但这时后面的人一推，我跟他们走散了。我大声地喊起来，“妈妈，妈妈！”四周都是大人的腿，紧紧压住我，我只能大声喊叫。

“洪武！洪武！你在哪儿啊？”我听见姐姐的叫喊。我被人群卷起，双脚离开了地面，身体好像在打转，又被人群卷出了出站口，连人带篮子摔倒在地上。

“洪武！”姐姐看见我，尖声大叫起来。

大概是因为她的声音太刺耳，大概是因为嫌她造成了出站口的混乱，那个日本兵走到姐姐面前，嘴里骂了声“巴格！”抡起胳臂，狠狠一巴掌甩在姐姐的面颊上，姐姐一下子跌倒了。

姐姐爬起来，脸涨得通红，眼里噙满了泪水，她低着头赶紧把我从地上扶起来。

那个日本兵趾高气扬地已经走开了。

总算还好，经过一阵混乱后，全家人都聚齐了，妈妈摸着姐姐的脸，脸上有鲜明的五道红手印，说,“鬼子打你了？”眼泪就流了下来。

爸爸铁青着脸，他的下巴在颤抖着。

南京下关车站外，有亲戚来接我们。妈妈要我对着另一个长相有点像爸爸的人喊“大伯”。他叫来了几辆人力车，我和妈妈乘坐一辆，人力车夫拉着我们颠颠儿地小跑起来。天很冷，下起了小雨，车夫放下了前面的车帘。透过车帘的空隙，我看见雨中有朵朵白色的棉絮在飞。

“妈，那是什么？”

“那是雪花。哦，下雪了，好久没见雪花了……”妈妈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着。

“雪花？”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在上海从没听过，心里充满着好奇，“能吃吗？”我问，但是妈妈没有回答我。

雪下得越来越大，我偷偷掀开了一点车帘朝外面望，看见大朵大朵的雪花已搅得远近一片白。

几辆人力车载着我们一家人，前后跟着，转过来转过去，不停地走。透过车帘下沿的缝隙，我只能看到车夫前后捯动着的两个后脚跟。我有点犯困了，眼皮沉沉的总想合起来。妈妈不停地提醒我，“别睡，不要睡着了，会着凉的。”

人力车走了大半天，先是大马路，后来是碎石路，路是越走越窄，路面也越来越不平整，最后终于停下了。我们都下了车，一看，车子就停在一溜儿低矮破旧的房子前面，其中有一栋，又矮又窄，挤在左右相邻的两家中间，像两个阔少当中夹个小瘪三。

“这就是了。”大伯指指它说。

哇，这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美丽的家吗？

爸爸脸上毫无表情，问，“我那房子呢？”

大伯犹豫了一下说，“原先有个日本军官占着，里面值钱的东西都被他掠走了。前不久听说他前脚刚走，后脚就紧跟着一大批汉奸流氓地痞住进去了，拆墙揭瓦，能卖钱的都拆了卖，毁了换钱，现在你那房子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了……”

爸爸一听，急了，问，“哥哥，这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能跟你讲嘛？我怎么跟你讲嘛？你即使知道了又能做什么呢？”大伯顿了顿，又说，“再讲吧，我给你找的这地方背，紧贴着城墙根，平时少有人来，这样对你也好。”

大伯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可不，门对面，十几步远就是一道黑森森阴沉沉的墙,它又高又大,高到我要仰起头来看还看不到顶,大到它往两边延伸，延伸，看不见尽头。这样高大的墙我从没有见过，它那巨大的阴影令我感到重压，像一个巨大的鬼怪，我有点怕。它就像照壁那样，挡在门前。原来这就叫“城墙根”。人在这里说话，总有点嗡嗡的回音。

大伯见爸爸不说话，带点歉意地说，“先将就着在这儿暂时住下吧。以后看情况再说。我来敲门。”

门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位俊俏的少妇，她对着爸爸微微欠一欠身，说，“是汪先生吗？请进吧。”她的声音柔柔的，软软的，很好听，让我想起糖果含在嘴里的味道。

穿过一个不大的天井，就进了屋。屋子里很黑，我的眼睛一下子适应不了，什么也看不见。

大伯说，“我给你们备了些简单的家具，你们先凑合着用。饭菜我也给你们备好了，在房东家厨房里热着。吃完了休息吧，这一夜，也够累的。”说完便要告辞。

“哥哥，”爸爸叫住了大伯，在门口咕噜咕噜，不知说些什么，好几次提到“股金”两个字，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看得出来，他俩谈的不愉快，大伯的脸上原先印上去的笑容，仿佛僵住了，十分不自然，最后他只说了句，“‘股金’的事，再说，再说吧……”说完就急急抽身告辞了。

爸爸关上房门，久久不说话，脸色阴沉得像要下大暴雨，突然，他猛一跺脚，震得屋子直晃：

“亡国奴！这，就是！”

这是1942年的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我们从上海的法租界回到了故乡南京。由于法国人当年向德国人投降，因此在法租界里，我们从没见过日本兵，今天是第一次碰上了日本鬼子，从此它成为我幼年的梦魇。

这一年，我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