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根根亮丽的丝线

那一根根亮丽的丝线

小时候，当我趴在草屋里的那几个大箩筐前，看着一把金黄色的小小米，在绿色桑叶的滋养下，不到几个星期，就变成了几大箩筐白白胖胖的蚕虫，看着这些圆滚滚的小虫子在浅浅的箩筐里鼓拥鼓拥地爬，却很难爬出那矮矮的筐沿时，我总在想：一个蚕虫到底能爬多远？可是我不敢把它们拿出来，找一找答案。
每年春天，当桑树开始出芽的时候，大娘就把那个草屋收拾得干干净净，把一个个箩筐擦洗得白白亮亮。她总说那里的一切都必须特别干净，不然，蚕虫要死的。小孩子更是不可以碰那些箩筐的。曾经有一天傍晚，当大娘去清扫蚕虫们拉的小黑沙粒（这些沙粒用来做婴儿枕头），把蚕虫们挪到另一个空的干净的箩筐里时，我也把自己的手洗得干干净净的，在大娘的注视下，去抓那个小虫子。可是小虫那软软凉凉的身体立刻使我打了一个寒颤，犹如被电击了一般，我本能地甩开了小虫，从此，再也不敢去摸那个东西。蚕虫那胖乎乎的身体晶莹剔透，白中透着绿意，深厚纯净，好像精美圆润的瓷器。那种色泽的美让人一下子便心生怜惜；蚕虫的脚步优雅缓慢，摇头晃脑的样子十分可爱。我非常喜欢去那个干净整洁的地方，看那些小虫子爬，听它们吃桑叶的声音。那沙沙的声音犹如细细的雨在蒙蒙的下。面对着这些小虫子，我时常守着我的疑问，却不能伸手去探寻，只有把唾手可得的答案埋进想象中。不知道曾经有多少小孩，也像我一样，在细细的沙沙声中，守着这些软软的小可，飘散着孩童的幻想。。。

一个蚕虫到底能爬多远？答案其实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这小虫从中华文明的伊始慢慢爬来，肯定要爬过我的生命，必将爬进我无法想象的未来。它到过的地方和将来能去的地方也远非我所能想象。从古至今，中国的名字就和这蚕虫连在一起，和丝绸连在一起。连中国人没有到达的地方，他人都替中国人继续传递着丝绸。丝绸那绚丽的色彩，和贴在身上给人的那种熨帖舒适的感觉让每个曾经见过它的人都对它爱不释手。

其实，丝绸不能传递的还有另外一种快乐。从每年初夏开始，桑树便吸引着每一个小孩。当桑叶满枝的时候，桑椹便开始红起来，黑起来。红的是酸酸的，黑的是甜甜的。孩子们等不及桑椹由绿变红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桑椹变黑。从木木的酸一直吃到浓汁的甜，从树下一直吃到树梢，从初夏一直吃到夏末。

桑树的枝条轻而柔韧，是做弓和扁担的好材料。桑树一般长不了很高，但枝杈繁多，树冠可以铺散到很大。几棵桑树连起来，就可形成一座空中堡垒。炎热夏日的正午，妈妈们在屋里也呆不下去，常常拿着凉席带孩子们来到村头的桑树下睡午觉。热辣辣的风一吹到桑树荫下，立刻就变凉了。在这种地方，小孩子是很难睡着的。因为在头顶上半空中的树叉间，常常有偷偷溜上树的大孩子。他们或躺在树枝自然形成的“床上”，或坐在桑树枝临时编就的“龙椅”上，或悄悄地从这棵树上翻到那棵树上。。。小孩子看着别人这么玩，怎么可能睡得着？一旦小孩的手脚强壮到足以爬过树干，到达树杈上，妈妈们就再也别想拦住自己的孩子了。没有大人的时候，孩子们会在树上捉迷藏——用一块布蒙住眼睛的那一种。。。

树下，“淑女”们，也就是已经大到大人们认为“不可以再疯了”，或者叫“待闺阁中”的女孩子们，要被自己的妈妈们扼住，学一些手工。大部分女孩最痛恨的是纳鞋底。布片们一摞一摞地缝在一块就行了，为什么必须细细地，密密地，排上一行行，一列列的针脚？那根针总是很难穿透那厚厚的一搭糨糊粘就的碎布头。好不容易穿透了，却不一定能穿出到合适的位置上，戳得人手生疼。还要拉那根针后面拖着的长长的线绳子。那根线绳子要不长不短，刚好够纳完一只鞋底。线绳短了，鞋底上会有接头，妈妈们会说这接头将咯脚或者使鞋底烂得更快；线绳长了，妈妈抱怨得更厉害，她们说剩余的线头什么都不能做，将浪费掉。“你这个败家子！”但是如果妈妈们自己纳鞋底时，刚好短一节，她们又会说将要穿这双鞋的孩子太淘气了，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也不让人安省地纳完！”拉那根长线绳穿过每一个针脚真是好费时间，好无聊！好没意思！就这样，妈妈们还挺得意地比比谁纳的鞋底更均匀，更密实，更好看。

我的姐姐是第一个成功反抗纳鞋底的人：她坚决不学纳鞋底，坚决不学纺线绳子。不光是妈妈，很多人都来劝她：“至少要纳两双吧？！”为什么是两双？那时候我们不懂，后来才知道那是必须送给未来女婿的见面礼。劝说是无休止的，直到姐姐答应学习勾络络 --- 一种老奶奶才用的拢头发的发套为止。

大娘的那几筐桑蚕，不是用来做衣服的。她的这一点东西，只能收获几把丝线。就这几把丝线，也和我们院子里种的那几棵蔬菜一样，在文革中，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尾巴，是要革除的。查得严的时候，有人会冲进院里，倒掉蚕虫，拔掉菜苗；查得不严的时候，它们就在我们的院里茁壮成长。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自由市场，是不允许有任何私自的交易的。这些菜，这些蚕丝到底是自用呢，还是买卖？是很难界定的。
大娘收获的丝线，雪白雪白地闪着银光。可是大娘并不知足，她挖来一种有着毛茸茸叶子的植物，捣烂那植物的根，将丝线放在那根的汁水里，丝线马上就变成耀眼的金黄色，亮丽无比。这些丝线还被染成红色，绿色，和黑色。黑色是用一种矿石一样的东西染制的。这些矿石据说是往年留下来的，大娘非常珍惜。我只觉得这些矿石用一点少一点，不知道用完了以后怎么办？好像没办法得到补充。

这些丝线，滑滑的，色泽绚丽无比。谁看到了，能不喜欢？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个色彩单一世界里。那时候人们的衣服大都是冷色调：黑，灰，蓝，绿，白，很少有亮色。再加上泥土，放眼望去，整个世界就是一片混沌阴暗。但是人们只能忍耐，不敢出彩。只有在新生婴儿的身上，人们才敢于有所突破，给婴儿们装扮上亮丽的色彩。婴儿们，尤其是头生子，往往被打扮得极为奢华。全家人把所有的美都放到婴儿身上。他们有耀眼的帽子和丝线绣的鞋，还有裹上丝质金边，绣上各种图案的小衣服，小披风。这给大娘的丝线提供了市场。但她得偷偷摸摸地去卖。往往下午过后，她才敢离开村庄，去走村串寨。那时候妇女们往往要结伴而行。没有好几个伴可不行，尤其是天刚麻麻黑，干违法的买卖的时候。

大娘的丝线能换回的钱或粮食。尽管，大娘很想换回钱，但村民们不一定都有钱给她。如果人家实在想买，非要拿粮食来换，大娘也没有办法。换回的钱用来买点灯的煤油，食用的盐，和生火的火柴。大娘因为这一点小买卖，手头有些宽裕。

丝线还可以再加工，那就是勾络络发套。那时候，一切旧有的东西都被打掉了，整天地在批斗旧的残余。但是老式奶奶们的威严却打不掉，她们那不可冒犯的倔强的老式发髻（宋氏三姐妹式的）依然高挑地挽在脑后。流行的运动式短发，风风火火的，没有一点稳重感，是扳不倒老奶奶们的发髻的。但是没有络络发套，老奶奶们蓬乱的白发恐怕要露馅。因此，络络发套相当受欢迎。

老奶奶们脑后的发髻是“小她大娘的金疙瘩”的原型之一。这个金疙瘩，在我们河滩路上的故事里，天黑的时候能当手电用，照亮老奶奶们夜里上厕所的小脚路；天亮的时候得好好地用络络发套包严，免得激起小偷强盗们的歹心；故事里的金疙瘩也不一定非要呆在脑后，它有的时候会挪到“小他大娘” 的额头上，在“小他大娘”生气的时候，噗嗵噗嗵地闪金光。。。能为这样的一个“金疙瘩”做个套套，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姐姐不但做了，而且是拿丝线做的。她勾得前几个成品，立刻就送给了姥姥家门前的那几个小老太太。老太太们抿者缺牙的嘴笑，姐姐却笑弯了腰。谁知道当她将闪着黑色光泽的络络套到老太太们灰白的发髻上时，是否想着自己正给那些金疙瘩套上黑色的套套？

那时候全村人都问姐姐：不学纳鞋底，将来你拿什么给你的孩子穿？姐姐不敢大声反抗，小声地嘟囔着：“就穿皮鞋呗！”那时候只有城里人才穿得起皮鞋，农村人那敢奢望？

十多年后，大批的农村小姑娘奔向东南沿海，她们中的许多在鞋厂打工，手里整天翻弄的还是鞋。这些鞋不但给中国的孩子穿，还给全世界的孩子穿。

在工厂里，有长发的女孩都套着一个络络发套。这一次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安全。络络拢住长发，免得长发无意间卷进机器里，连人也拉进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穿着也日益多样起来，色彩也丰富起来。梳发髻的人也不仅仅限于老奶奶，就是老奶奶也不只用的发髻来装扮自己。那一根根的丝线也不再是手工纺织的，而是机器纺制的，一大卷一大卷地摆在商店里，各种色彩的都有。丝绸做的衣服和布匹也随处可见。

不变的只有桑树，桑椹，蚕虫们缓慢而坚定不移的步伐，和丝绸永恒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