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革命的对象 --- 批斗会台上的那些“坏蛋”

消失在雪地上的人们

 

小时候，村上老下大雪。太阳一出来，雪就化了。雪水会把村子变成泥塘。因此一下雪，家家户户都早早起来铲雪，把雪拉到地里，还能浇灌越冬的麦苗。长到一定的年龄后，我也早起铲雪。但不管我起的多早，总有人比我更早。每当我推着院里的雪往地里去时，路上的雪早已被清扫好了，干干爽爽的。是谁起得这么早？心这么好！我总是感激不尽。

有一天雪后，我起的特别早，起来后就跑出去看。清扫出来的路已经延伸的村外，就要连上其他村子的路了。天黑黢黢的，人们说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原野里白白的，只见六。七个人在慢慢地扫着雪，偶尔小声地交谈着。他们佝偻着身子，一种异样的气氛弥散在黑黑的天光里：这些人好像并不快乐。

“老谭的孙女，早呀！”其中的一个瘦瘦的老太太招呼我。她的背弯得很厉害，好像一只大虾米。如果她站直了，个子一定很高。我不觉得我见过她，她怎么会知道我是谁？

“你认识我？”我问道。

“当然！我是林林的奶奶！”她小声地说，声音像蚊子一样。

林林是我的朋友，她奶奶还活着？或者，她是否有过奶奶？我从来没想过。再仔细地看看其他人，他们都似曾相识。对了，他们好像是批斗会台上的那些“坏蛋”！

“坏蛋”就在我们们村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其实，我常去批斗会的。也知道会上是在批斗那些“坏蛋”。但“坏蛋”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要么是历史反革命，要么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就是地主或者是国民党的老兵；现行反革命就是小偷，流氓，杀人犯或者是反文化大革命者。我觉得我周围的人都是好人。因此，很少注意那些“坏蛋”。再者说了，那些“坏蛋”都低着头，不是很容易看得清楚他们的脸。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在会场边抓着籽，跳着绳玩。不是太有工夫在意这些人。

我们村上就有“坏蛋”！这个发现真让我吃惊。从此以后，我时常观察那些站在批斗会台子上的“坏蛋”们。一天，我去参加姥姥家附近一个村上的批斗会。有一个“坏蛋”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半遮着脸，和其他人站一起挨批。这个礼帽很特别，它常常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代表，怎么会允许出现在台上？我仔细地研究着这顶礼帽。突然发现，礼帽下是我的姥爷。

姥爷有两个妻子。一个跟他住在家族的老院里，那是一排窑洞。而我的姥姥搬出来，住在村头的另一处院子里。我们去看姥姥时，有时也会到姥爷的院里去看他。其实，窑洞房子挺好的，冬暖夏凉。不足的是，窑洞通风不好，光线昏暗。姥爷总是坐在窑洞窗后那黑黑的阴影里，我对他有些敬畏，很少跟他说话，也不敢多看他。姥爷的大家庭人口众多，在那里总能找到别的好玩的东西，因此，我也不是十分太注意姥爷。

“他是姥爷！”我吃惊地对表哥说。

"是，是他，—— 他是历史反革命。。。”表哥很不情愿地说。

我们第一次入学注册时，老师总要问“家庭成份”是什么。

“贫农！”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回去问大人去！”老师就这么打发了我。

贫农，下中农，富农和地主是划分农民成份的，贫农最光荣。班上大部分人都是贫农，我也要这个荣耀。令我吃惊的是，奶奶说我们家是“下农“ —— 到底是“下农”，“中农”，还是“下中农”，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中农”离坏分子“富农”也太近了。出身于“下农”，真让我沮丧万分。

“都怪你爷爷，太固执了！也太没有眼光，眼看着就要解放了，聪明人都赶紧把地卖出去，他却买进来。好在划分成份的工作组了解我们的底细，给了我们一个贫农。可你爷爷受了一辈的穷，最怕别人叫他穷人，坚决不当贫农。工作组还警告过他：不要后悔吆。。。可他就是不动心！”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理解“什么农，什么农”的，很多孩子都有困难。

“什么农？”老师问。

“什么‘笼’？我家里蒸馍只用荆片子，买不起‘笼‘！”一个小孩回答说。

另一个问道：“老师，为啥要问鸡‘笼’子，学校里要鸡 ‘笼’子干啥？”

但是地主的孩子知道那是啥。“地主”就等于“坏蛋”。它在课本里，舞台上，小说里，电影里。它在阶级斗争的批斗会上。

文革中，这种批斗会很多。它和文艺表演，运动会，公判公审，会议通知等混在一起，就是个群众集会。每个人都要去，挣工分的。小孩子也跟着大人去。大部分时候我们小孩都在边上玩。但每个孩子都知道，会议快结束时，一定要找个保护伞。谁都不会错过那一刻。那时候大人们会站起来喊口号，往前涌，场面混乱，有时候会发生践踏事故。这个时候小孩子最好呆在父母身边。

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个时候要被捆绑起来，双手反剪到背后。那情形很恐怖。妈妈们往往捂住孩子的眼睛耳朵，不让他们看到这可怕的一幕。反革命分子的脸有时候被痛苦扭曲了，有时他们还会疼得叫起来。随后，他们会像粮食袋子一样，被扔到卡车上游街。民兵押解着他们，低头站在敞篷大卡车车帮子边上，脖子上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的牌子。有的名字上打着叉，有的没有。打叉的罪行严重一些。卡车在各村转。“坏蛋们”有的游街后就被拉到刑场，有的被送到监狱里，也有的被送回家里。总之，他们要消失一段时间，下次批斗会也许能再看见他们。

其实，他们中的许多每天都出来的，被勒令打扫街道。只是他们起得太早，我没有看到。如果不是那些雪，我不知道何时我才会发现他们的存在。

文革后，林林的奶奶还活着，她时常在大白天出现在街道上。她瘦瘦的，抬着头，背似乎挺直了一些，个子真高呀！她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和。这平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现在，当我走在雪地上的时候，有时还会想起那平和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