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进城去

进城去
 

共产党的政权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很容易理解。1949以前，中国本来没有什么工业，大部分的人都是农民，多数的地方都是农村 。共产党的武装在农村呆了二十多年，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走向城市。经过四年内战，共产党赢得了战争，得到了政权。但她一在城市中安定下来，就回身将入城的门紧紧关上。一种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人们不得再流动，工作和物质供给都与户籍紧紧连在一起。换工作，搬迁，或解决两地分居都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并且长期以来，城市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农村。

如果哪个农村人混成了城里人，那简直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他的生活将大为改观。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史将国人与土地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久后形成了不同的方言，人的长相也略有差异。不同地方的人之间交流用“官话”-- 现在叫“普通话”。“官话”随着王朝的变更略有变化，它对方言的影响不是很大。人们常常以说当地方言为荣，决不允许别人小看自己的方言，但往往嘲笑别人的。因此，在江湖上行走要特别注意入乡随俗，随地改换自己的语言。解放后，国家推行普通话，城里人因来自各地，很容易接受普通话。因而说普通话又成了城里人的代名词。而农村人，却视普通话为一种“高等方言”， 爱恨有加。

我们村上的一个年轻人不知以何种手段进了城。总之，他消失了一年，再现的时候已是城里人了。穿着崭新的华达呢长大衣，一看就是城里人。农村人哪有穿长大衣的，穿长大衣可怎么下地干活呀！人常说：“富贵不归故里，如锦衣夜行。”这个年轻人很快就出现在村头。

“铁蛋，好久不见了，啥时回来的？”老大爷问道。

“昨晚。” 铁蛋唯恐大爷不知道他的新身份，撇着普通话说。

“坐碗，你咋不坐锅回来呢？”老大爷一听铁蛋那腔调，登时来了气。

铁蛋见形势不好，立刻改了口气：“夜儿黑回来的。”

然而“坐碗”的笑话还是很快就飞出了村。

铁蛋也有机会掰过来。一天，几个年轻人相约到城里去玩。谁也没进过城，心里七上八下地，自然地想到儿时的伙伴铁蛋，他不是就在这个城里吗？找他来陪一陪，给大家一点信心。几个人凭着记忆，三找两找，找到铁蛋的小破屋。看到儿时的小伙伴来求自己，铁蛋立即摆起谱来，坐上小屋里那唯一的家具，他的那张带蚊帐的单人木床上：

“狗剩子，我的小狗剩子，快过来让我看看，长得多高了？进城害怕了，是吧？”

那蚊帐就像一把黄罗伞，铁蛋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他大概还没有学会城里人如何摆尊贵，但他知道村上的“老爷爷”是如何教训“小孙子”的。大家看着他那神态，勃然大笑。铁蛋憋足的“气”就漏了。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儿时那无拘无束的时代。可是铁蛋接着说：“在我屋里无所谓，你们爱怎就怎么。但是咱们到街上时，我得说普通话。你们可以随便，但是得尊敬我。”

“怎么个尊敬法？难道你要骑在我们的脖子上？”狗剩问。
柱子拉了拉狗剩：“咱们走吧！别跟他争了，叫他糊涂一辈子。”这帮年轻人就愤愤懑懑离开了铁蛋的小屋子，窝囊极了。

城市户口在打架时都能派上用场。我们村上的一家人人口单薄，总受一家大户的欺负。这家小户想打打不过。不打呢，人家大户又缠着不放，脱不了手，十分烦恼。小户人家在城里上班的叔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这事我来帮你解决！”

几天后这个叔叔带了一大帮城里的同事到村上串门走亲。城里的人穿的那个好呀，就别提了。除了人人都有一件华达呢大衣，男士们还穿了锃亮的皮鞋，女士们除了尖尖亮亮的的皮鞋，还戴了小红帽，挎着小提包。这帮人一进村，连村上最漂亮的小伙也低下了头 -- 农村人确实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穿，比不得人家。那家大户人家的气焰也就压下去了。公鸡打架，有时候不一定非要啄得头破血流，比一比羽毛的亮度，尾巴的高低就可以了。

去外婆家要经过一片工厂区 —— 也就是城里人住的地方，那是我最头疼的一段路。城里的孩子有时会伏击我们。成群结伙，躲在路边的沟里，或者工厂的墙后，朝我们扔点砖头土块，然后咯咯地笑。夏天时，他们常在路边的水渠里光着屁股嬉戏，看见人来也不躲避，可路就在他们身边，我们又不得不从那里过，真让人烦恼。他们长得要比我们白净一些，穿的要比我们的好很多，并且，他们还操着普通话。真让人气不过！

改革开放后，人员流动政策宽松了一些，我的父亲终于调的离家近一些，到那家工厂去上班。这使得他可以天天回家，和家人们在一起。他让我离开地方上的教育系统，到哪家工厂的子弟学校去上学。那些令我头疼无比的城里孩子就成了我的同学。渐渐地，我发现这些孩子并不是那么坏，他们和我一样闭塞，只是他们被隔绝在城里。

一个同学告诉我，她小的时候非常孤单，常常一个人被锁在家里。眼看着屋外那么广阔的田野，却不能去出去玩。他的父母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家工厂里，而那时候工厂刚刚开始组建，没有幼儿园，大人上班时就把孩子锁在家里。有一次我的那个同学打破窗户爬到野外去玩，迷了路，到工人下班时还没有回家。父母急坏了，害怕周围的农村人伤害孩子。工厂里所有的人都出动去找她，恐慌极了。外面那么大，那么好玩，自己却要被锁在狭小的屋里，这令我的同学极为恼怒。第二次，她把自家橱柜上的布帘子点着了，差点把房子烧毁。那时候她只有三岁左右。城乡的隔阂是多么大！

我邀请我的同学们到我村上去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西红柿是长在蔓上，而不是长在树上。其实有一片西红柿地离工厂很近，只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留意过。他们帮我去种玉米，看到种子一粒一粒地埋到泥土里，兴奋极了。他们就用自己的高跟鞋戳个窝窝，把种子撒进去，也让我们乐坏了。

城乡的隔阂，是否是始于配给制呢？解放后，城里人可以得到国家配给布票，粮票，肉票，自行车票等等，而农村人在集体的地里劳动，争取工分。收获的粮食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再按工分分配回村里，作为村民的口粮。总之，城市生活水平远远高过农村。国家成立之初，大批人员随着解放的潮流进城，但是城市里的工作有限，很快就无法再容纳这么多的人了。很多人又被遣散回乡。文革中，很多工厂停工，就连城里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也无法找到工作，这些孩子大部分被送到农村。家人的分离造成了很多的艰难，使城里人惧怕农村，害怕与农村沾边；而农村人进城的机会几乎没有，因此也不愿与城里人交往，造成了城乡的隔阂。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给个人，农业生产活跃起来，农产品一下子多起来。人们也有更多的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自由市场开始出现。随着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工业也发展起来，城市里一下子充满了工作机会。配给置消失了。换工作，搬家都成为可能，很多的农村人涌进城里打工。这些变化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使城乡之间的隔阂逐渐化解。但到目前为止，城乡之间的流动还是单向的，那就是：

进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