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及）统一后的中国国内政治

两年前，笔者在台湾大选之前写了一系列的有关台湾问题的论述（见下面的链接）。回顾这两年台湾的境况，笔者真心的不愿意看到那些论述变成了事实。这里开始的论述，笔者开始思考实际上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题目，但在写下这些题目的时候，认识到也许从统一以后的一些问题来看中国统一的这个问题，也许会是一个有趣的角度。这里我们先从统一后的中国国内政治来探讨。

 

统一后的中国国内政治

 

在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的课题上，国际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最近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然而由于他们主观上站在美国的利益的角度，他们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的综合实力的研究，从而希望对美国国家的对外（华）政策发挥影响。除了传统上美国的研究中国以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以外，最近政界学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其中Harvard的Joseph Nye和Columbia的Jeffrey Sachs，分别提出了“中国回归论”（Returning China）（可参阅Boston Global今年2月5日的“Opinion”部分Sachs的论述， 见下面的链接）。都主张中国现今的崛起只是回复被打断了200年的历史。美国学者和智库也不乏研究中国当今的政治的专家。但对统一后中国的国内政治的研究几乎近于零，也许他们没有兴趣。

然而中国在统一以后的国内政治，恰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其最大的原因是——其国内政治必然对国际关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也许会以国内政治重塑国际关系。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的。第一，对“一国两制”的承诺。从所周知，“一国两制”是以邓小平先生为首的后毛泽东时代领导人们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方案。但有意思的是先在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中实行。这一承诺的前提是“和平统一”。在中国统一用武力解决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会否仍然信守这个承诺，是个未知数。但很大的可能是不会。一方面，中国大陆没有必要改变“一国两制”的前提，另一方面，统一后的中国的需要和40年前的需要完全不同。事实上，最近所谓的“港独”就是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给中国政府上了一次很好的课。2250年前的秦始皇，在统一之后的“车同轨，书同文”成就了今天的中国。中国已到了需要再一次“车同轨，书同文”的时候。

其次，谈论中国的国内政治，必会谈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客观的讲，笔者不完全的认同（not totally agree with）Sachs在本世纪初对中国印度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即集权政治在国际竞争中的优越性，反之笔者也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乏善可陈的结论。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从多结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个好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只是适用在美国这样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合适描述日本这样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更合适研究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或笔者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在取得政权后的几十年中，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一个革命党的惯性）试图以“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失败也许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可喜的是，邓小平先生认识到这个错误。这是邓小平先生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也犹如他自己讲的，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五五开。笔者认为这一半的错误来自于，以“经济基础等于上层建筑”。

中国的经济高速的成长，完完全全的改变其以经济结构和财富分配为根本的经济基础。这一改变将会自觉的（改革性的，主动的）或是不自觉的（革命性的，被动的）改变上层建筑。事实上，从江泽民先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对执政党内的民主制度一直在做不同程度的探索，尤其是对日本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和对新加坡李光耀政府的研究。在中国回归全球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其国内政治是否能及时回归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上面来，会是对习主席的一个挑战。这个主动和被动的动态平衡已被王岐山书记改变。更会在统一这件事上得到几乎完全的释放——中国共产党会得到充分的时间完成这一改变。但无论国际国内政治如何发展，这一历史的进程会一直向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产生的大量的中产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例如，他们希望自己对中国的政治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参与），和经济上的需要（例如，他们对财富分配和财富安全的考虑）一定会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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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7/02/05/trump-dangerous-china-illusions/51H7yrI9vTE3PSmXDJDl3M/stor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