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ehisi Coates是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记者。他在巴尔的摩出生长大，曾就读于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Howard University，是2015年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获得者，现在是《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几年前，我开始在《大西洋月刊》上零星地看到他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与非裔美国人的文化、面临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他们在美国的窘境有关。因为这并不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我一般没有细读这些文章，对他也没有进一步关注。
去年十月， Ta-Nehisi Coates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题为The Black Family in the Age of Mass Incarceration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该期《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文章，占据了25页也就是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我也第一次认真拜读了Coates。在文章中，Coates从前纽约参议员Daniel Patrick Moynihan五十年前执笔的一份阴差阳错地引发了War on Crime的题为The Negro Family的报告谈起，回顾了近几十年美国日趋严厉的打击犯罪的政策，分析了这些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源，批评了它们的错误和不公，并指出了它们对非裔社区的破坏性影响。这最后一点是文章的重点，也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近几十年的war on crime campaign把数量前所未有之多的美国人关到了铁窗之后。今天的美国拥有全球5%的人口，却有全球25%的监狱人口，而非裔社区受到的影响尤其之大。非裔占全国人口的12–13% ，但在监狱人口中，非裔却占将近40%。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Coates自己就是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之后出生的非裔男性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曾在监狱呆过。在有些非裔社区，几乎每户人家都有直系或旁系亲属关在监牢之中。很多孩子没有父亲陪他们长大。青壮年男性的缺席让很多非裔家庭陷入贫困，这类家庭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很多都有行为方面的问题甚至犯罪行为。被监禁者本人受到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即使从监狱放出来之后，犯罪记录也让他们难以为社会所包容，更不用说找到像样的工作。大部分人的余生都挣扎在社会边缘，很多人重新回到监狱之中，对他们自身以及家庭继续造成伤害。Coates在文章中穿插了好几个受到mass incarceration影响的非裔家庭的故事，并配上摄影家Greg Kahn的饱含感情张力的照片，在读者面前呈现了一幅非裔家庭和社区在这一政策下举步维艰、苦难深重、在贫穷和绝望中挣扎的画面。
我不是一个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特别关心的人，但平时读书看报听广播的耳濡目染，还是会让我对社会情绪发展的大致方向有些模糊的感觉。Coates这篇文章，连同从别的渠道得来的信息，让我看到了社会舆论正在发生的一种变化。我来美国已经有二十余年。直到不久前，tough on crime都还是政客们的口头禅。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他们都爱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共和党对犯罪行为铁面无情，民主党也不甘落后，人人都要显示自己对罪犯的拳头更硬。确实，罪犯是违反了法律、对社会造成了危害、对人民生活造成了困扰的人。严厉打击罪犯，把他们绳之以法，让我们的街道更加安全，绝对是一件让广大公民拍手称快的好事。别的竞选口号都只能取悦一部份人；但tough on crime这一口号除了一小撮罪犯不喜欢之外，其他人都会赞成，绝对是赢得选票的捷径。一个有名的tough on crime的政客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朱利安尼采取严厉打击罪犯的措施，硬是将乱七八糟的纽约市整顿成一个更安全、更干净、因此也对居民以及游客都更有吸引力的城市。他因此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纽约市长之一。他的政绩被很多人所称道，成为他金光闪闪的政治资本。他在2008年敢于雄心勃勃地问鼎总统宝座，他担任纽约市长期间治理犯罪的成果绝对功不可没。
但从Coates的文章为代表的一系列信息中，我意识到正如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一样，tough on crime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包治百病的完美无瑕的灵丹妙药。严打政策让纽约的街道变安全了，但它背后是有代价的。政府抓捕、起诉、监禁大量罪犯花费的人力物力暂且不说，被这些政策关到铁窗后面的人以及他的家庭所蒙受的屈辱和损失更是我从没想到过的事。Coates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说，很多政客都已经开始认识到tough on crime的政策是错误的。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曾签署法令建更多监狱，减少保释，极大地增加了监狱人口。但他现在也说，他很后悔自己在美国监禁率创下历史新高这一社会现象中扮演的角色。
当然，Coates的文章还给了我另一点感想。Coates是一个非裔作家，而他在写作时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这个身份。他的所有文章都是为自己的族裔摇旗呐喊，他把为非裔社区代言当成了写作的主要目的。Coates是个很有才华的作者，也在主流媒体上有很大的影响力。非裔社区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能有这么一个人在社会的舞台上为他们说话，确实是他们的幸运。
下一次认真读Coates的作品是今年春末夏初，这一次读的是他的获得2015年国家图书奖的书，Between the World and Me（《在世界与我之间》）。Coates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巴尔的摩街道上永远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肉体安全担忧的成长经历。他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白人对黑人施暴的历史，从奴隶制，三k党，到今天在城市街头轻率地向黑人青年开枪的警察，都没能跳出这个窠臼。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检视美国非裔的感情世界和生活现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白人至上主义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些住在郊区的花园洋房的白人不可能真正面对他们从奴隶制和种族分离得到的好处和因此享有的特权，也不可能真正反思自己对非裔的压迫。他尤其花了很长篇幅讲述自己在Howard University的朋友Prince Carmen Jones Jr.的故事。Prince的母亲通过个人努力，取得了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她自己是一名医生，她的家庭享有优渥的生活，她的孩子都能就读昂贵的私立学校。但高尚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改变他们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在警察眼里，她儿子仍然是个黑人青年；他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被警察误杀，就像很多居住在城市贫民区的黑人青年一样。Coates认为，Prince的遭遇再次证明，发生在非裔美国人身上的与种族有关的悲剧是一种社会的不公，这种悲剧并不能通过黑人的自律和努力来规避。
在这本书中，Coates还是一如既往地雄辩滔滔，感情饱满，驾驭文字熟练而灵巧，但与《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文章相对理性冷静的语调相比，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愤怒——为非裔在美国历史上以及今天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为非裔孩子成长过程中每天都要面临的恐惧，为他们希望的凋零和未来的黯淡。平时我们很少跟非裔美国人接触，尤其是生活在城市贫民区的在社会下层挣扎的非裔美国人。虽然Coates自己是一个衣食无忧的成功的作家和记者，但他对不如自己幸运的非裔美国人的困境不但有深深的同情，也有深切的体会。他的愤怒是触手可及的，他让我意识到了非裔美国人心中翻滚沸腾的对社会巨大的不满和怨恨。
但Coates的愤怒让我有些不安。愤怒是一种危险的情绪。愤怒有很强的传染性，而且会导致一些过激的行动。我们循规蹈矩的性格，我们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也让我们对愤怒有一种陌生和排斥。每当我们听到黑人社区的抱怨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和他们做比较。我们华裔向来被认为是模范少数民族。即使是生活拮据、以开洗衣店勉强维生的华裔家庭，也重视教育，鼓励孩子努力上进，而且确实也能在两、三代之内极大地改善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非裔家庭一代又一代在贫困和犯罪的边缘挣扎的窘境，我们虽然不无同情，但也不免会想，如果他们有我们华裔重视教育的文化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在美国这个社会里也会有翻身的机会。自己没有修好身，齐好家，如果换了我们，羞愧还来不及，怎么还敢愤怒？
由此也想到上次Coates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封面文章，并意识到了这篇文章和这本书的一脉相承之处，即把黑人社区的苦难更多地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却避免谈论社区自己的责任。美国的司法系统或许有它的问题，他们对非裔或许是更加严苛，他们的很多做法或许有不公正之处，里面肯定也有潜在的歧视。但执法过程中的种族偏见并不是给它贴上一枚歧视的标签这么简单。来自外部的歧视通常和内部的行为问题交缠在一起，两者很难区分和梳理得一清二楚，至少有些做法也是基于常识，是根据经验和历史数据总结出来的最聪明有效、事半功倍的办事方式。比如抱怨警察对非裔不公的一个例子是被警察拦截下来质询的黑人人数远高于白人。但如果统计数据表明某一个群体犯罪率比较高，那么把有限的警力多用于这个群体似乎也无不可，就像反恐部门在机场安检口必定是更注意穆斯林男子而不是亚洲老妇。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因为电视上的犯罪分子常常是某些族裔的人，在城市的街道上遇到这些人也会掉过头，宁愿多绕几个街口。至于抱怨监狱里的非裔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全国人口中的非裔比例更是没有道理。谁应该进监狱，唯一的标准应该是他是否犯了法。难道进监狱还要平权，还要每个族裔都规定一个恰当的比例？
而且，声称近几十年的war on crime是个错误肯定也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很多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的犯罪率在近二十年来有大幅下降，很多大都市的治安都有明显改善，从时间上的巧合来看，这或许正是war on crime的功劳。把罪犯关在监牢里，街上的罪犯就会少一些，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近两年旧金山的破坏个人财物案比之前有很大增加，很多人都认为这是2014年通过将六项非暴力重罪改为轻罪的Proposition 47的结果。如果确实如此，这也可以作为对罪犯从轻处罚将会威胁城市安全的一个最新的案例。
不是所有非裔都同意Coates的观点。也有成功的非裔美国人，对那些没有自己幸运的非裔同胞的窘境，更持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他们认为，努力工作，完善自身，剔除黑人文化中的糟粕，是比上街游行、呼吁政府干预更有效的改善黑人境遇的方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著名喜剧演员Bill Cosby。这些年Bill Cosby经常在各种场合训斥和鞭策自己的同胞，要他们自强自立，自律自靠，不要总是试图通过治愈美国奴役非裔的原罪来得到自己的成功和救赎。但Coates是不同意Cosby的观点的。事实上，Coates为《大西洋月刊》写的第一篇重要文章，This Is How We Lost to the White Man，针对的就是Cosby的保守主义。
现在Cosby丑闻缠身，估计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谆谆教导自己的非裔兄弟了，但Coates还是跟以前一样活跃着。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日趋激烈的种族矛盾，肯定也让Coates有了更多发出自己声音的理由和机会。我仍然认为非裔美国人中出现Coates这样的意见领袖，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为他们代言，而且拥有巨大的听众和舞台，是非常难得的。但另一方面，Coates这样的意见领袖到底对非裔未来的命运有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我觉得也很难说。公共知识分子凭自己的良知说话，他们说什么都是允许的。但一个个人，不管他学识多么渊博，多么聪明过人，又有多么良好的愿望，都有他的局限，他的意见都是一己之见，都很可能是盲人摸象，管中窥豹。
我们很多华人会比较容易倾向于科斯比的观点。在我们看来，非裔社区如果多听科斯比的苦口良言，从改善自己入手，他们未来的命运一定可以大不一样。但由于人性的弱点，寇茨的愤怒的、抨击社会不公的意见，与科斯比的让黑人自省的意见相比，非裔社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更顺耳，他开的这方药，他们会觉得更容易服下去。或许他们的赌博会赢。在他们的努力下，社会的天平会慢慢倾斜，到了一定地步，或许真的会将非裔从贫困和犯罪的陷阱中解救出来。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最后到底寇茨是否会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大概只有时间才能做出结论。
回复 '偶灯斯陋' 的评论 :
关于黑人是否智商低下，专业研究认知能力包括智力的美国心理学界对个别学者比如Arthur Jensen, Richard Herrnstein (Bell Curve)强调基因决定的偏颇观念是不认同的。智力应该受不但是基因的影响，也受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中的种族歧视对于个体发展智力的机会有很大影响，对于受测试时水平发挥亦有影响。但是近年数据表明，黑白之间的间隔已在逐年缩小。参见美国心理学会发表在1996年二月号的“美国心理学者”期刊上的文章“Intelligence: Knowns and Unknowns“。这篇文章是对赫恩斯坦与穆瑞的Bell Curve一书的直接反驳。
回复 '陽光美地' 的评论 : “黑人沒救在於他們不知反省、自力自强，卻一直有受害者的討賠償心態。當然和智商低自制力差也有關。”
回复 '每天都是好晴天' 的评论 : "不可否认黑人们今天的状况是历史造成的：白人们直到二十世纪初，一直在有意把黑人塑造成一个犯罪民族，好送他们去监狱给农场主，工厂，矿场当苦力。"
美国社会需要更多和解的声音，而不是像川普那样煽动更多种族仇恨。
回复 '文取心' 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