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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必须死。”李亚平说。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这本书里，作者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推演出这个结论。
这是一本坚持讲故事的历史书，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让我们感应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连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读出了一道关于暴力均衡的残酷的方程式：自身暴力=异己暴力。即：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须拥有相当强大的暴力，足以抵御异己暴力的侵犯。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别人的暴力比我们强大，别人就可以扩张利益边界，就可以称霸，就可以让我们称臣纳贡，甚至可以踩着我们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飞之死，便是由这道方程式决定的。秦桧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计。
整个推算过程，正如该书的结构一样，需要从宋朝的创建开始。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一、
宋朝的创建者赵匡胤是一个篡位武将。在部属的拥戴下，他取代了由他保卫的皇帝。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结果：武装力量本来是皇帝用来削平外患、镇压内乱的宝剑，不过，这柄利剑握在部下手里，极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势，反过来威胁皇帝自身。赵匡胤篡位并不是一个特例。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又一个王朝倒在了自身保卫者的剑下。于是，生活在宋初的人们，难免在前朝兴亡中得出结论：内忧大于外患，内部的异己力量比外部的异己力量更危险。
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经验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题便是抑制内部的异己力量。至于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武将，他的持剑之臂与另外两位铐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势。同时，这位武将的脖子上骑着文官或宦官，转动脑袋必须事先请示。这还不算完。武将平时不准碰那柄剑，不知其轻重利钝，剑也不大跟手。此外，这位武将身边还有其他武将，构成彼此防范之势。最后，在所有武将之上，还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军，就好比皇帝亲手持剑，虽然不那么膀大腰圆，也足以对付小漏洞和小兵变，至少可以拖延时间，等待众剑赶来勤王。
这套制度，可以保证稍微大一点的军事行动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证每个将领反叛的胜算很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皇帝指挥。但是，这样的军人还能打胜仗吗？《孙子兵法·谋攻篇》谈到预测胜负的五条标准，其中一条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且不论才能如何，仅凭这套驾御体系，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将领如何不能真正负责，如何可以推卸责任，进而还可以预测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孙子兵法》名列宋朝汇编的《武经七书》之首，属于军事教育的必读书，宋代君臣不可能都不懂得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宋朝对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势，其实是自找的。更准确地说，这是皇帝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内害大于外害的基本判断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外害，即辽金之类的异国暴力集团。内害，指帝国内部的大小军阀或暴力集团的高级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军这个合法暴力集团的老板，他委托了一些将领代他管理军队，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代理人很可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实行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军阀，推翻皇帝。监督力度不同，这些代理人便拥有不同浓度的异己色彩。一旦异己的浓度与敌国近似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亚平说，宋朝传统的军事体制以降低效率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对皇帝来说，被辽金推翻与被部下推翻是一样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内外。
事后看来，宋朝皇帝的选择似乎有些问题。他们对武将的重重节制，固然防止了军阀的产生，但自身的军事力量被过度削弱，破坏了与辽国、西夏和金国的暴力均势，结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进贡，以岁币补偿对手的强势。这未免有点亏，至少有些丢脸。当然，李亚平说，以宋朝每年六七千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而论，这笔75.5万两银匹绢的岁币不算沉重，比军费便宜多了。更何况这笔银子最终出在老百姓身上，并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总之，以岁币补偿强者之后，宋朝与辽国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达成了。这种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二、
经过一百多年的潜移默化，局势渐变，忽然间均衡大坏。
按照历史常规，宋朝的军政官僚体系将日渐腐败，原来的弱势将越变越弱。同样，根据官僚体制欺上瞒下的老传统，宋朝君臣对自身的弱势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实上，他们甚至感到自己很强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国把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觉得自己比辽国强，便做出错误决定：明明应该联弱抗强，他们却联强灭弱，联金灭辽。留下一个弱宋，面对一个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强大的宋朝军队又被衰败的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军事实力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露馅，引发了金国的觊觎之心。
宋、金之间暴力失衡的结果，就是金国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两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灭亡。侥幸逃到南方的皇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
这时候，赵构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外患，而不是内忧。北宋官军基本崩溃，想忧也没多少可忧了。在战乱中，一些将领脱颖而出，主要凭借自己的才干重新组建军队，发展壮大。以当代企业比喻，这些创业者白手起家，创出可观的家业，虽然戴了赵家皇帝的“红帽子”，真论起产权来，赵家恐怕不能控股。这些自己闯出来的将领近似军阀，他们的军队更像家兵，而不是官军。其中著名的几支武装力量，确实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和吴家军。“家军”的异己色彩比较浓厚，但皇帝不得不容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在外害大于内害的的格局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在继续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宋太祖对内部异己力量是否过度敏感？该不会赵家天子做贼心虚，以己度人，把二三分异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赵构的亲身经验证明，祖先并非神经过敏。从1127年赵构登基，到1141年处死岳飞，短短14年间，小的不说，大规模的内部兵变，赵构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率兵逼宫，要求赵构杀掉太监，传位给年龄尚小的皇子，并由皇太后垂帘听政。赵构居然被逼下台。要不是韩家军帮他打跑了叛军，赵构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主持长江防线的宰相杜充率部下叛变。李亚平说，赵构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唠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他当了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遭人背叛的痛苦经验，想必引起赵构对人类良心的可靠性的疑虑。
第三次是1137年的淮西兵变，宰相张浚处理人事关系有误，刘家军的部将郦琼率领四万人（南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投降敌国。可见，一个武将的变心可以给帝国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而影响一个武将变心的因素又多么复杂。皇帝自己不犯错还不够，宰相也不能犯错。
总之，内部的异己力量不能不防。传统的暴力分权与制衡体系不仅是重要的，简直就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是，节制和分权导致暴力机器运行效率下降，这个代价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势稳定之后，皇帝开始掂量分解兵权的利弊。监察御史张戒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赵构说：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这次谈话发生在绍兴八年五月（1138年），南宋建政的第十二年，淮西兵变的第二年。金强宋弱的格局尚未扭转，金国统帅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图两年之后才被岳家军打败。此时此刻，朝廷承担不起自毁长城的风险——哪怕只毁一小段。于是，原状得以维持，体制得以维持，岳飞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补充，但也没被削弱。
本国兵力究竟应该强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皇帝赵构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想收复失地，统一中国，就要建立一支比金国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高效率的军事运行机制。如果他想守成，兵力自然无须那么强大，与金国相匹敌即可。如果他想恢复传统，满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同时又不想继续丧师失地，那就要等待对手裁军，等待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
赵构当然想收复失地。他未必像赵匡胤那样善于“将兵”，但他一度以刘邦为榜样，希望自己成为善于“将将”——统帅众将——的皇帝。淮西兵变似乎打击了他的自我期许。如果他发现自己不具备刘邦式的雄才大略，自然也不应该怀抱收复失地的宏图大志。顺便提一句：刘邦的雄才大略其实也不可靠。当年蒯通劝韩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韩信表示不忍心，这才成就了刘邦的统一大业。后来韩信也曾后悔不听蒯通的劝告。假如韩信的良心当时稍弱几分，刘邦便不会有善于“将将”的声誉，也未必能够完成统一大业。可见，把帝国大业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这是风险极高的赌博。刘邦只是侥幸赢了一把。赵构不想赌，并不意味着头脑糊涂或道德败坏。
真要收复失地，还会遭遇一个难题：金国扣押着赵构的长兄，前任皇帝宋钦宗。这是一张王牌。试想，金国若在南宋旁边建立一个国家，扶宋钦宗为帝，天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宋徽宗之长子，赵构之长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冒出一个合法性如此之强的竞争者，南宋恐怕将成为强磁铁旁边的一网兜铁钉。不得志的人，坚持传统道德的人，企图获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潜在的倒戈者。那将是赵构的噩梦。事实上，就在皇帝和御史讨论兵权分聚的时候，“金人欲立渊圣（钦宗）于南京”的说法已经开始流传。《宋史纪事本末》说，传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没有及时与金国议和，如果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没有占上风，赵构可能碰上大麻烦。
其实，别说金国扶植宋钦宗建立政权，就是简单地把赵构的这位大哥送回来，从赵构的角度说，威胁之大已经不亚于冒出一个敌国。数百年后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获的明英宗送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英宗复辟。历史事实证明，前任皇帝政变相当容易，容易得就像闹一场家务事。
当赵构企图收复失地的时候，他答应给岳飞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说，他准备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风险。后来赵构改了主意，大概是发现收复失地的风险大到他承担不起，或者说，收复失地的诱惑没有大到值得赌命的程度。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收复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荣耀和威势，属于锦上添花；新增成本却是内外交织的致命危险，属于雪中失炭。皇帝不愿用雪中炭换取锦上花。在降格以求的暴力均衡格局中，无须建立超过金国的军事力量。此意一定，岳飞及其代表的家军体制便走到了尽头。
关于这种计算，《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赵构决心放弃中原了，就舍得杀岳飞了。这是国际关系决定国内关系的观点。李亚平揣摩赵构的心思，提出了国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的看法：“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两位作者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缺少一个过渡环节或中间状态：放弃中原，并不等于立即杀岳飞；杀掉岳飞，并不能保证金国讲和，更不能保证金国遵守和约。岳飞暂时还是有用的，所以岳飞还会活几年。
不再扩大岳飞的权力，不等于立即恢复传统的暴力节制体系。尽管两国签定了和约，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可是金人仍觉得便宜赚得不够，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主战派还想“赢者通吃”。敌人在磨刀，我们自然也要磨刀，自毁长城的条件尚未成熟。不过，条件很快就成熟了。
1140年，金国叛盟，大举进攻南宋，结果被岳家军一路追打到开封附近，几乎赔掉老本。这一年，赵构对金国的实力有了清晰的判断。赵构说，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反过来，金国连连受挫，也有了自知之明。1141年，金国南侵打了两次大仗，一胜一负，这表明两国的战略均势已经形成。于是主战派兀术也有了讲和的意思。
三、
如前所述，一旦敌国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一旦敌国真不想打了，准备裁军了，本国裁军或曰自毁长城的条件就成熟了。这时，赵构终于有了选择空间：他可以恢复传统，改革“家军”体制了。换句话说，国际间的暴力均衡确立之后，金国的致命威胁下降之后，内部的异己之患便升格为头号大患。
宰相秦桧的养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记载，可以印证上述计算：“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消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可见，“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郁积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说法，这种危险随着金人威胁下降而更加突出：“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
“叵测”二字用得极其精确。岳飞会反叛吗？不一定。那么，岳飞不会反叛吗？也不一定。即使岳飞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当年赵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贵，非拥戴他当皇帝不可。闹到没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更何况，岳飞对皇帝的议和政策是有意见的，对不增加自己的兵权也有不满的表示，竟敢冲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军事体制缺乏节制手段，主要依赖部下的忠心，岳飞的心中有了不满的影子，这让皇帝如何安心？
最要紧的是，岳飞拥有反叛的实力。岳家军有十万兵马，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强。而且，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极强，民间声望极高。敌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饱览经史，礼贤下士，温和有礼，为人清廉，赏赐一概分给部下。这简直就是活圣人。岳飞死后多年，他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并且哭声震天，场面感人——可见岳家军多么团结。这支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联想一下赵构对兀术的评价——虽然强大，专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岳飞该有多大的作为？这样的暴力集团不反则已，一反就会天塌地陷。
此时此地，对皇帝来说，选择变得很简明：或者废掉岳飞，或者不废岳飞。对岳飞来说，选择也很简明：或者服从，或者反抗。对皇帝来说，岳飞将采取什么策略是不可测的——“叵测”。但是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他，历代武将在“叵测”的选项中填空时，只要胜算较大，往往要选“反”。不反的还要后悔。
那么，对皇帝来说，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国的命运寄托在“叵测”之上呢，还是让秦桧出面干一次脏活呢？在皇帝眼中，一个好人可能的冤屈，与赵家江山的安全稳定相比，孰轻孰重？这还用问吗？
追问这种问题的恐怕只有“纯儒”。皇帝不会问，法家不会问，马克思主义者也未必问。按照孟子的说法，“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然而，我们的帝国传统，总是儒表法里、王霸道杂，以“行诈使力”即所谓的“两杆子”为看家本领，实际决策所依据的是利害计算而不是道德信条。即使考虑道德，按照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要顾全大局”。比起“正确路线”和“天下苍生”来，个人的一点冤屈算得了什么？
哪种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该死。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得到的“莫须有”罪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罪名。宋太祖说，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酣睡的是一只猛虎。至于具体手段，究竟是“杯酒释兵权”好，还是流血杀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面对弱者，皇帝不妨大度一些，赢得仁慈之名。面对岳飞这种级别的强者，皇帝缺少表现大度的实力和自信。他们不敢给对方留下还手反击的机会，不得不采用让皇帝声誉蒙羞的手段。当然，皇帝也有遮羞的办法，一是蒙蔽视听，硬说人家要反。二是转嫁恶名，让秦桧替他背黑锅。
赵构对岳家军的畏惧非同一般。他必须把不仁不义扩充到岳飞之子岳云和亲信将领张宪身上。李亚平写道：1141年农历12月29日，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同时将判刑两年的岳云和张宪一同处死。
赵构的选择对不对？岳飞死后，南宋又存在了138年，比金国的寿命还要长，最后在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之下垮台，也不算太丢人了。而且，从年头来看，南宋比灭掉自己的元朝的寿命更长。赵构建立了一个比金国和元朝更长寿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存在与稳定又建立在暴力均衡的基础之上。无论暴力均衡的逻辑是否残忍，赵构不过按理出牌罢了。
本文谈论的与其说是岳飞，不如说是“家军”体制的代表，岳飞只是其人格化身。如果深入追究下去，我们会看到个人关系之间也存在暴力均衡，只是平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背后有合法暴力的支持和保护，无须自己动手打架拼命而已。倘若失去这种支持，或支持者成为花架子，请不动，不干活，索贿受贿，个人之间也会出现相应程度的称霸与称臣、奴役与进贡现象。岳飞和赵构背后不存在更高级别的暴力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便显示出人际关系中的本来面目，在这种初始状态中，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均衡的作用格外分明。
2004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