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二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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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大树被砍倒锯开后，在树干的横切面上，会看到清晰的“年轮”，一圈儿又一圈儿，就像用圆规画出来的似的。看那树的年轮，根据各圈儿的厚度，圆周长，计算出各圈儿的体积，就可以知道各圈儿对应的年份儿的气候，包括雨量，光照，气温等的状况。如果把人类社会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一年年生息繁衍的历史就是它的“年轮”。如果这一年人口增加得多，就说明风调雨顺，没有天灾或天灾较少；社会也比较安定，没有战乱或战乱不多，也没有瘟疫；如果这一年人口增加很少，则说明这一年中或灾荒较重或有战乱，瘟疫；如果这一年人口不增反减，那一定是天下大乱或灾荒严重瘟疫流行甚至几种灾难兼而有之。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无论是全国还是各区域人口全是负增长。这些尘封的数字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因为那两、三年所发生的事情确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的灾难，根据为尊者讳，为当政者讳的传统，我们的历史书对那段时间的饥荒一般草草带过，对人口减少的具体数字则讳莫如深。全国解放后，各地的领导者热衷于开展一项名为“忆苦思甜”的活动，一是吃“忆苦饭”，就是弄些不堪入口的东西胡乱煮熟了，让大家吃，意思是旧社会劳苦大众就吃这种饭；再就是让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会上回忆旧社会的苦，赞颂新社会的甜，活动的目的是激发人们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爱。但“大跃进”后那段饥荒时期的苦比之于旧中国的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虽然战祸频仍，天灾不断，但是论饥荒地域之广，程度之重，灾民数量，饿死病死人数之多，恐怕没有哪个年份能与那三年相比。即使是国、共两党最后大决战的三、四年，解放军的队伍从不足百万人扩大到八百万，而被打败的“国军”亦为八百万之数，解放区的老百姓用小车推着“粮草”让解放军吃饱穿暖，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从黑龙江边打到“天涯海角”，“国军”惨败，亡命台湾也不是因为饿肚子，尽管城市民主运动中有“反饥饿”的口号，但就是那几年，全国人口也是略有增长的。何曾想，新中国成立十多年后，亿万百姓竟蒙受此等灾难。在日甚一日的饥荒岁月里，周恒顺他们升入了高中三年级，其时，热闹一时的陶阳共产主义学院已黯然解体，原一中恢复了建制，老校长以“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精神，不顾年老体衰，多方奔走，四处求援，还时常亲临大伙房，努力维持全校近二干名师生“低标准，瓜菜代”的膳食。勤工俭学活动早已偃旗息鼓，连早操和体育课都停了。学校领导的中心工作是多方寻找各种代食品，和少得可怜的米、面混合在一起，填满学生和老师的肚子。而此时人的肚子却越来越大，上、下午各四节课，两节课刚过，多数男生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但还要坚持着上完下两节课。学生们在难耐的饥饿中，熬过格外漫长的每堂课，每个上午，每个下午，每一天，每一周，学生们盼下课，盼开饭，盼黑天，盼熄灯睡觉，因为只有睡着了，才感觉不到饿了。但是在梦中，也常常在觅食，而且多半是徒劳的，两手空空的，一无所获的，大失所望的空欢喜的觅食，醒了以后，又累又饿，浑身虚汗，特别懊恼和痛苦，怨自己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同学说：“人饿急了，才会做这样的梦。”一天上午，周恒顺他们班，第四节课是《历史》，年近花甲，一九五八年被作为“右派分子”批斗，劳改过的龚子林老师在讲台上很投入地，声情并茂地讲着“法国大革命”，当发现不少学生趴在课桌儿上，像一堆堆扶不上墙的稀泥，老先生生了气，用黑板檫儿敲着讲桌儿，说：“同学们知道，老师不才，是犯过错误的人，我一般不批评学生。但是，你们自己看看，是什么样子，你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学习，对得起辛辛苦苦供你们读书的父母吗？”有个同学抬起头来，低声嘟囔道：“我们是饿得直不起腰来了。”龚子林老师高声说：“那是谁说的？饿？饿能成为不好好听课的理由吗？老师不饿吗？”周恒顺看见老先生喊出这句话时，脸上焦黄，棉帽子下面，挂满了汗珠子，又见他身子摇摇晃晃，拿黑板擦儿的手松开了，另一只手想用力抓住讲桌边儿，但没抓住，“扑通”一下倒在了讲台上，同学们慌了手脚，跑上讲台，唐振松跑过去，想抱起老先生来，周恒顺说：“唐振松，龚老师会不会有心脏病，我看过这方面的书，这种情况下不能乱动他。请医生来看看再说。”门口一个男生急忙开门去请校医了，有个同学说：“龚老师原先喜欢运动，没听说他心脏有毛病。”另一个同学说：“什么病也不是，老头子是饿的，谁有剩下的干粮，让老师吃一口。”一个叫蔡瑞芝的女生难为情地说：“我这里有半块熟地瓜，能让老师吃吗？”龚老师已经睁开了眼睛，唐振松说：“周恒顺，快给龚老师端碗水来，蔡瑞芝，快拿你的地瓜来。”周恒顺急忙端来开水，蔡瑞芝也拿过地瓜来，龚老师艰难地折起身子，见学生们都围拢在他身边，顾不得难为情，喝了水，又狼吞虎咽地把地瓜吃下去，两眼含着泪，说：“谢谢，谢谢，谢谢同学们。……同学们，我刚才……不应该对你们发那么大火，……老师知道你们是些苦孩子，老师是担心你们的前程。……”同学们说：“老师，不怪你，是我们不对。”有的女生竟抽抽搭搭哭了起来。龚老师扶着唐振松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说：“到下课还有十五分钟，同学们，都回到自己座位上，我接着往下讲。”这件事很快就在全校传开了。学校党支部（学院解散后，一中党组织由“党委”降格成了“支部”）开会时，卢正人说龚子林在高三三班晕倒是出洋相，演戏，是给大好形势抹黑，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老校长两只昏花的眼睛透过眼镜，像不认识卢正人似的，看了他好一会儿，慢丝条理地说：“卢正人，你怎么总是像鲁迅先生斥责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他人’？怎么总是小题大作，还文不对题？龚子林快六十岁的人了，饿着肚子，给学生上课，晕倒了，醒过来，坚持把课上完。他演戏给谁看？他晕倒的时候，满身大汗，那是装出来的？他是多么伟大的演员，有这样高超的演技？我看，对龚子林这样的老师，学校要表扬。忍饥挨饿认真教的老师，努力学的学生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你不想想，现在是什么形势，怎么还弄这一套？用一句当地老百姓的粗话，‘擀出蛋来好吃’啊？现在我们的中心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保命。知道不知道？开完会，让工友拿我的钱和粮票儿买二斤点心，咱支部全体成员到龚子林老师家去慰问，卢正人你也去。”卢正人像蚊子叫一样应了一声，这天晚上，一中党支部五个成员到了龚子林老师家，老先生受宠若惊，感动得涕泪纵横。

    与饥饿接踵而来的是疾病和死亡。周恒顺星期六回家，奶奶给他数算榆树村从东头儿到西头儿，又有谁，谁，谁死了，这些人除了小孩子之外，其他的周恒顺都认识，奶奶说到他们的名字，周恒顺会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周恒顺从死的这些人当中，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死者不少是特别老实，人常说“吃芋头不知道倒把”的人，“清”社员，在生产大队，小队没一点儿差事，即不但不是干部，办事、跑腿儿的，连饲养员，炊事员，搞副业都干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卫生员了，这些人不但沾不上公家一点儿油水，干的活儿又苦又累，干的多，得的少，分配中有时还会吃暗亏，他们自然饿得厉害，死的就多。当然更苦的是四类分子家庭，因为他们不但在生产队里总是干最累最苦的活儿，其中戴着“帽子”的人还要干不记工分，没有报酬的劳改义务工，而且因为他们一家人都小胆儿，不敢偷懒，“磨滑儿”，出工最多，他们也不敢像成份好，“根正苗红”，胆子又大的社员敢到坡里去偷摸，只能出工回来，一家人关起门来，大眼对小眼，死撑，苦捱，自然被饿死，或因饿致病，病了没钱治而死的人就比好社员多。奶奶说：大小在生产队里有点儿差事儿的，活儿轻不说，还多少有点儿油水，沾摸点儿，添补添补，成份好的，敢下坡偷摸点儿，那点子民兵，看坡的，更是明贼，这些人都饿不着，或者饿得轻，就苦了老实的，小胆儿的，不敢偷的，孬成份的，干瞪着眼挨饿，死的死了，不死的是命大的。旧社会遇着歉年，荒年，饿死的都是穷人，老实人，新社会，人跟人还是不一样。奶奶说：“你作荣四大娘死了才年把，你四大爷也去撵她了，真是惨啊。你没在家，我让杏儿陪着我去吊纸了，你也得过去一趟。你这个四大爷顶着个‘富农分子’帽子，其实出了一辈子力，别说欺负人，就是无事地说句大话也没有过。他出力的人，饭量大，还想顾孩子，就这样死靠，活活地饿死了。德甫是你仁哥，你得过去一趟。还有你那个仁哥江世荣他娘，宁肯自己饿着，也顾惜着他那又瘸又傻的小叔子。这个那个饿死那么多人，这江庆发还活着，庄里人都说，凭这一点儿，就看出柳秀英这个娘们儿心眼儿不孬。可是她自己病得起不来了，什么是病的，就是饿的。你也过去看看。”周恒顺摸着黑儿，先去了路家，两个老的都死了，路德甫，路德水两条光棍儿凄凄惶惶，只弟俩正在吃晚饭，一人捧一碗黑乎乎的地瓜秧子粥，“抽溜抽溜”地往嘴里扒。周恒顺等他们吃完，德水去刷碗，周恒顺在路作荣夫妇 的“牌位”前磕了头，站起来询问“四大爷”的病情和去世情形，路德甫说：“他身子骨结实着哩，也没生什么病，就是一天比一天吃不下饭，瘦成了一把骨头，就死了。想弄他上医院看看，他死活不肯去。”路德甫说着说着就哭了，临了，压低了声音—像是怕别人听见似的—说：“就是饿死了。”又长叹一口气，说：“死了也好，活着也是受罪。”周恒顺不知道说什么话安慰这个仁哥，坐了一会儿就说：“已经这样了，就想开吧。我再去江世荣家看看大娘。”到了江家，因为吃不饱饭，江家只有江世荣还守在他娘床前，瘸子江庆发和另外三个孩子都早早地睡了。油灯下柳秀英曾经十分俊美的瓜子脸—她人生的悲剧全因为这张脸—瘦得像一片干高梁叶，见到周恒顺，两只深陷的眼睛突然亮起来，周恒顺感到这样一张脸上会有这样的目光，有点怪异和骇人，但还是赶紧走到床前问候。问候完，江世荣和周恒顺坐到方桌旁说一阵话。面对这个家庭的惨状，仁哥江世荣的愁容，还有他母亲的病况，周恒顺知道任何宽心，安慰的话都是苍白的，多余的，甚至是虚假的，伪善的，不用说他还是个穷学生，即使他已经是个独立为生的成人，如果想帮助这家人，也会无能为力。周恒顺从江家走出来，没有月亮的夜晚，天上闪烁的星星不能给大地一丝光亮，反而更映衬出深不可测的黑暗。村子里一片寂静。周恒顺想，如果说江家后人今日的苦境是他们上几辈做恶事的“报应”，江世荣兄妹和他们的母亲是代父、祖辈受过，那路家人同样籍身“另册”，遭此磨难，委实太冤了，路作荣和他的父、祖辈，都是孜孜矻矻的庄稼人，在旧社会，他们在江家人面前，同样是不敢正眼对视，不敢大声说话的，现在，却把他们归为一类，殊途同归，落得和江家后人同样的境况。周恒顺告诉自己，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天翻地复，沧海桑田，有无辜的人为此付出代价，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吧，别对这种现象想不通了……周恒顺在学校里，班上常有同学请假回家，过几天回来了，面容悲凄，两眼红肿，泪痕犹在，袖管上带了黑纱，衣服上缝了白边儿，脚上穿了白鞋，如果是女生，头发上还会扎白头绳儿，他（她）们是在为死去的亲人带孝，吃“服”。刚开始，同学们哀叹，唏嘘一阵，后来，这种事多起来，大家就习以为常了，麻木了，连问都懒得问了。而谁家里或亲戚家死了人，也不会说是饿死的，因为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政治上也是犯忌的，有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之嫌。在文件中，人被饿死被说成含意模糊，中性，温和，少刺激意味儿的“非正常死亡”。尽管无论在自己村里还是在班里同学口中时常听闻噩耗，但周恒顺一直没想到死神同样会光顾他们学校，它的魔爪也会伸向他们这些学生。天一天天变冷，青菜很少了，野菜，树叶儿没有了，能充饥和代食的只剩下干地瓜秧和花生秧儿了。陶阳一中的老师和学生，有不少人长了肝炎，更多的人得了一种奇怪的“水肿病”，突然间，脸肿了，眼皮像大水泡，腮帮子变“丰满”了，皮肤胀得发亮，像裹了一层透明的薄皮儿。同学们疑神疑鬼，对镜失色，相互看脸是不是肿了，不时挽起裤腿儿，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如果出现一个深深的窝儿，而且不能很快复原，那就是肿了，也就是得了水肿病了。不用说真的得了水肿病的同学吓得要命，那些怀疑，误认为自已患了水肿病的，也惶惶不可终日，而精神紧张，连饿加害怕，又影响了胃口，吃不下那种粗劣的饭菜，没几天就弄假成真，果然患上水肿病了，于是水肿病就蔓延开来。周恒顺班的学习委员石传文，家在城北三十里铺，父亲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他得了水肿病，脸肿得像发面馒头，脸皮胀得发亮，两只眼睛像两段断开的“线段”，他找老师请假回家治病，老师说：水肿病是营养不良—社会上有一种不约定而成俗的，不成文的规定，大家一般不说饥饿，而说“营养不良”—造成的，回家也没好办法儿，但他说父亲捎信来让他回家，老师见他执意要走，就准了他的假。他和周恒顺在宿舍的大通铺上是“邻居”。他从教室里把自己的书和本子全部收拾起来，用一个包袱包了，放到自己铺位上，对周恒顺说：“东西太多，太沉了，我设一点儿力气，背不动，先放在这里，我要是回不来，你就让高一·四俺村那个学生给我捎回家。”周恒顺宽慰他说：“捎什么捎，你还在家待多少天，很快就回来了。”石传文面带忧戚地说:“周恒顺,我跟你说,以前我生什么病,都不大在乎,五七年春天,我得了流感,发烧到四十一度,难受得要死,我也没害怕。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心里老害怕，不往好处寻思。我甚至觉得这次回去，就再也见不到同学们了。”石传文说着，就流了泪，周恒顺也让他给说得心酸，泪珠儿在眼里打转儿，他克制住自己，说：“胡扯什么？你这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咱一中有几百人肿脸，都不怕，你怕什么？快别胡思乱想了，走吧，到路上不用慌，歇歇着走。”几天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石传文死了。原来是他父亲怕儿子在家治疗耽误功课，“恨病吃药”，给他打“吊针”，因盐水过敏，没抢救过来，当时就死了。周恒顺闻此噩耗，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抓住石传文村里那个同学的手，说：“石传文真的死了?怎么可能？”那同学说:“我也认为‘不可能’，可是他真的死了，埋了。”晚上，学生宿舍熄灯了，天很冷，人在饥饿中更觉得冷得厉害。石传文尽管是在老家死的，但是邻铺的学生还是本能地躲开他的铺位，周恒顺的一边儿就空出来了，不和同学们挨着，他更觉得冷，躺在被窝儿里，两只脚冰块儿一样凉，上下牙直“打架”，饿得难受，睡不着，眼前老是石传文的身影。石传文是班里学习成绩前几名的学生，学习刻苦，虽然入团较早，但似乎对政治兴趣不大，和周恒顺比较接近，午休和晚上熄灯前，两人常交流学习心得，说心里话。天冷，两人就往一起靠，把脚丫子伸进另一个人破窝儿里“取暖”。现在，几乎像一个荒诞的梦，这么个好同学，大活人说“没”就“没”了。人去铺空，那个惯常面带微笑，说话，做事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的大小伙儿竟真的到另一个世界，常年与黄土、荒草为伴去了，再也不能和周恒顺争论题目，再也不能你“咯吱”他，他“咯吱”你，互相嘻闹了。……晚上，宿舍里虽然熄灯了，但却不十分黑，半明半暗，花花搭搭，周恒顺似睡非睡中，见石传文悄声蹑脚地进来了，趴到周恒顺耳朵上，说：“我回来了，你是不是寻思我回不来了？”周恒顺说：“我就知道，他们有人说你不回来了，是胡扯的。快出铺，睡觉，你不在的这些天，快把我冻死了。”但是，石传文却不动弹，站在床跟前愣神，过了一会儿，摇摇头，对周恒顺说：“周恒顺，人生是个苦差，你比一般人还难，以后也许会更难。我已经解脱了。我走了—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再也不回来了，你今后也要凡事看开些，万事皆有定数，不必过于执着。好了，我得回去了，老同学，好自为之吧。”石传文说完，不等周恒顺回话，就抬起头，看看熟睡中的同学们，很留恋的样子，周恒顺正想坐起来，跟石传文说话，特别是想问问他怎么知道他“以后会更难”，但一转眼，宿舍里顷刻间黑了下来，石传文像《西游记》里写的那些神仙似的，隐入了一团烟雾之中，烟雾在房里盘旋，飘动，瞬间就消散了，石传文已难觅踪影。周恒顺急坏了，喊道：“石传文，石传文，你别走，别走，我有话问你。……”周围有同学被周恒顺的喊声惊醒了，喊道：“周恒顺，你醒醒，做什么梦了？说什么梦话？‘石传文’，‘石传文’的，别吓唬人了好不好？”周恒顺醒了，夜正深，宿舍里黑如地窖，他懵里懵懂地咕哝说：“我喊出声了吗？对不起，我做梦了。”周恒顺再也睡不着了，他年纪轻轻，已经见过不少苦难，常为人生命的坚韧，对磨难的忍耐力而感叹，很像在酸枣岭见到的在石缝中生长的松柏，贫瘠，干旱，风摇，雷击，都摧不垮，可有的时候，人的生命又是何其脆弱，他上高小时，一场不应该发生的火灾吞噬了一个花季女孩儿，而现在，饥饿和寄生于饥饿的病魔以及粗劣的药品又轻易地把一个有望成为社会栋梁的青年推入了永远的黑暗。……梦里，石传文的话清晰明快，像金镂石刻，周恒顺闻之惊心，他说“你比一般人还难，以后也许会更难”，周恒顺和石传文虽然关系不错，但周恒顺一般不对他人提及自己政治前途方面的话题，因为他不想博取廉价的同情，而石传文为人持重，谨慎，事关政治，也不愿触及，梦中的石传文何出此言？周恒顺悚然想起他做过的那个奇怪的，什么“正册”，“另册”的梦，莫非石传文去到另一个世界（？）之后，阴阳两隔，他得以窥见冥冥中的“天机”，知道了周恒顺前景不妙，特地来警示他，让他不必过份执着？周恒顺在学校里，看上去好学上进，实际上，因为政治条件不好，心理负担一直很重，大天白日，他就像奔驰的马，上了跑道就踔厉奋蹄，好学，求知已然成了他的本能，学好每门功课，读更多的书已成为一种惯性，欲罢不能，他几乎没时间虑及自己的升学，前途之类的事，而到了晚上，深夜梦断，他常会感到无奈，无助，无力，今晚，居然又梦见了已经离开人世的同学石传文，石传文在梦里还说了这样一番话，一字一句像鼓棰敲在鼓上一样敲击着周恒顺的心。一时间，伤感攫住了他的心，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和心灰意懒。很快，周恒顺又对自己说：“你的处境和‘前途’，取决于你自身的‘条件’和‘组织’上对这些‘条件’的认识以及对你的评定结论，跟石传文梦里的话毫无关系。你难道打算从此自暴自弃，一蹶不振？不管石传文在梦里说什么，你还是你。别忘了，你甚至没有脆弱，感伤，消极的‘条件’。还是振作起来，一如既往，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往前拱，尽人事而听天命吧。”……石传文的死，对全校学生是个很大的震动，人人自危，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好像看到死神两眼凶光，穿着黑色的披肩，在学校上空盘旋，向人们伸出瘦骨嶙峋的长臂，展开尖利如匕首的爪子，像抓小鸡的老鹰一样，朝它的猎物扑来。……老校长跑到县委，对书记，县长又哀求，又瞪眼，批来了五百斤大豆，让伙房熬了一大锅又一大锅的豆浆，让老师和学生一连喝了一个星期，大家相信喝豆浆能治水肿病，也许是老校长的苦心感动了上苍，也许是豆浆果然有此奇效，那以后，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儿真的渐渐减弱了，不少长水肿病的人也慢慢好起来。大家才悟到，原来死神就是饥饿。

在那些暗淡，凄苦的日子里，一首动听的歌曲给周恒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些许亮色和快乐。那时上演了一部名为《洪湖赤卫队》的电影，影片是根据同名歌剧拍摄的，影片里的歌曲，特别是主人公韩英（有传说韩英的原型是贺龙的妹妹贺英，而贺龙是大家十分崇拜的“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大英雄）和战友秋菊姑娘在夏日的洪湖上，轻拨荷花，一边划动小船，一边唱着“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周恒顺他们听得如痴如醉，每当学校里喇叭播送这支歌时，周恒顺会想起“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如闻仙乐耳暂明”一类诗句。那是天籁之声，听着它，周恒顺会忘了饥饿，忘了寒冷，忘了屈辱和不幸，内心洋溢着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到人生的美好。这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周恒顺在教室里，一边听《洪湖赤卫队》的歌曲，一边看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主人公经受的苦难，面对苦难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伟大精神，让他十分惑动。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周恒顺清楚地知道，约翰克利斯朵夫所走的“个人奋斗”的道路，在当下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党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要求人们不但要做“工具”，而且是“驯服”的。但周恒顺觉得还是可以从他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去应对种种磨难。周恒顺正沉浸在这书中，有同学动了他一下，说：“别那么迷了，你表妹来了。”周恒顺抬头往窗外看去，牟洪云正在教室外边站着，他走出去，牟洪云往常见了他，总是灿然一笑，这次却面色沉郁，两人习惯地走到教室山墙那边，牟洪云问：“刚才我站在教堂外头，你老趴在桌子上，看什么书，那么迷？”周恒顺说：“是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书确实好，引人入胜。怎么，找我有事？”牟洪云说：“周恒刚出事儿了。”周恒顺一惊，问：“他能出什么事？”牟洪云说：“他写了一篇‘毒草’文章，让学校里知道了。”原来是，各班教室后边一面墙上，都辟有“学生园地”，用来张贴上级和学校的指示，通知，报纸上的重要文章，中外名人名言，百科知识，同学们写的学习心得，读后感，杂文，散文，随笔等也可以自由张贴。上个星期天，周恒刚回周庄看望娘和奶奶，回校后写了一篇散文，星期二下午贴到了“园地”上，文字很短，不过三、四百字，写的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彤云密布，寒气逼人，一个形容枯槁，破衣烂袄的老妪，在一个荒村穷巷的石碾上，一个人轧干地瓜秧，老嫲嫲吃力地推那石碾，一边推，一边小心地把轧碎了的扫到一边，再躬着身子，用力地推，突然，刮来一阵风，把老嫲嫲轧碎的地瓜秧沫沫给刮到了地上，老嫲嫲停下来，看看地上已经和尘土混到一起的地瓜秧碎沫儿，心疼得落了泪，竟伸手枯瘦的两手去捧那些碎沫儿，……文章的作者过去问她：“老奶奶，这地瓜秧儿沫沫都弄上土了，还能吃吗？”老嫲嫲说：“凑付着吃呗，孬好填肚子，比饿着强。”作者一边帮她推碾,一边问:“今天风大，明天轧不行吗？”老嫲嫲说：“不行啊，还等着下锅呢，俺孙子一会儿就该放学了。”作者问：“你家没别人吗？”老嫲嫲说：“没有了，俺儿饿死了，媳妇儿走了，就撇下俺和孙子了。”天越来越晚了，又一阵风刮来，仓促间，老嫲嫲停下来，趴到碾盘上护着她的地瓜秧沫儿。文章最后写道：“风啊，请不要刮了，难道还嫌这位老人家不够苦吗？”短文贴出后，在班里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学说，文章真实，生动，感人。有个叫周道的同学说：“毛主席说，判断文艺作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按政治标准，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是毒草。”对文章持肯定态度的同学问:“你说文章里写的，在农村存在不存在吧 ？”周道说：“肯定有，我相信周恒刚写的是真人真事。”同学说：“那不就完了吗？这不就是真实的吗？文学作品不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吗？”周道说：“这事无论多么真实，但是这样写就不符合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就一定是错误的，就是毒草。”同学说：“闹了半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闭眼不看事实，胡编些假东西粉饰生活啊。”周恒刚所在的高三一班班主任，语文老师曾予恕很快知道了短文和它引发的争议，星期四上作文课，他让同学们写作文，他自己站在“园地”前把短文看了几遍，他为周顺刚的善良和同情心感动，也很赏识他的形象表达能力，同时又知道这种文章在时下的中国完全不合时宜，甚至是危险的。如果这文章出自一个成人知识分子，足以据此把作者打成右派分子。他为这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捏一把汗，心想，孩子，这离经叛道的路可是不能走啊。临下课的时候，他对全班同学讲，周恒刚同学在后边墙报上贴出了一篇短文，叙述了他回家路上见到的一件事，这篇文章的内容应该说确有其事，但调子有些低沉，没有表现出广大农村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生产自救，战胜自然灾害的精神面貌，希望周恒刚同学今后写作时注意选材，表述不能一味地强调“真实”，要注意事物的本质和人物、事件的代表性，典型性，要考虑文章的思想倾向，注意影响。大家讨论这篇文章，是好事，反映了同学们思想活跃。但是，我们毕竟只是中学生，不是大学文科的学生，更不是文艺工作者，不要把精力放到这上边了，从现在起，不要再议论这件事了，刚才我已经把那篇文章取下来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周恒刚站了起来，说：“同学们，我从家里回来，有些激动，胡乱写出来，没认真考虑就贴出来了，太莽撞了。给同学们和老师添麻烦了。对不起大家。我今后一定接受这个教训。”周恒刚在班里威信很高，大多数同学也不愿看到因为这么一篇短文引起什么风波，就不再吱声了。但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周道等个别学生对周恒刚这位烈士之孙，高干之子，生活条件优越，功课成绩突出，多才多艺的班干部心存嫉妒，文章贴出后，觉得周恒刚这下要倒霉了，他们就等着看周恒刚的“难看”了，听班主任老师这样轻描淡写，想按下算完，他们心里不服气，但又没勇气站出来反驳老师，犹豫了两、三天，终于找卢正人告了状。卢正人听了，顿时来了精神，像猎人看见了猎物，像身上打了公鸡血，兴奋起来，表扬了周道，当天下午就找曾予恕谈了话。卢正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给曾老师倒了水，然后干笑两声，两只窝瞜着的“母狗眼”高深莫测地眯缝着，故作温和，随意地说：“怎么，我听说你们班儿周恒刚在墙报上贴了篇文章，在班里引起了轰动，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怎么回事儿？”曾予恕心里发毛，感到惊恐，但假作镇定，淡然地说：“噢，那是周恒刚回家的路上，见了一件小事儿，回校后写着玩儿的，文章的调子低沉了些，我在班上作了批评，同学们也不议论了，这事儿过去了。”卢正人忍住气,冷冷一笑,说:“曾老师,这事儿恐怕没这么简单吧?你们班有同学反映,那篇文章丑化现实,是典型的毒草,这样按下去,不大好吧.曾老师,五八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吗?”曾予恕在反右运动中被人写大字报批判过,差点进了右派分子那个圈儿,算是有惊无险,但从那到现在,一直心有余悸，听卢副书记一说，立即如芒刺在背，身上冒了冷汗，但他本能地想保护自己的学生，所以还是争辩说：“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写一篇三、四百字的小文章，写的是他亲眼目睹的一件事，这孩子心地善良，动了同情心，文章调子低沉些，他自己也知道错了，在班里做了检查。咱不能给他上这么高的纲儿，那对谁都没好处。”卢正人终于露真容了，两只窝瞜着的母狗眼闪着凶光，让曾予恕看了着慌，他厉声说：“曾予恕，你看看你的立场，观点！什么‘同情心’？他同情的是什么人？如果那老太婆是个地主婆呢？即使那人是好成份，也不能这个写法儿，这不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吗？他为什么不去写战天斗地的贫下中农，却专门写这样一个孤苦的老太婆？还有文章的结尾那句对天的诘问，不是对共产党的控诉吗？”曾予恕心想，周恒刚这漏子捅大了，这样想着，头上冒出了细粹的汗珠儿，他一边暗自怪自己“没用”，边说：“卢书记，我看文章是有错误，但还应该算认识问题，咱们还是不要看那么重吧，再说，这个学生，他爷爷是被日寇杀害的，他父亲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不至于反对共产党吧。”卢正人说：“那不一定，人是会变的。你别忘了，他父亲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能不受影响？”卢正人顿了一顿，两只深陷的眼睛用阴森的，犀利的，像玻璃刀子一样的目光盯住曾予恕看了一、两分钟，看得曾予恕心里发毛，他用低沉的，黯哑的但却更瘆人的声音问道：“曾老师，班儿里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向学校领导回报，想隐瞒过去了事？”曾予恕说：“我当语文老师多年了，一直教语文，当班主任。旧社会咱不去说它。新社会，学生写的文章有观点错误，也难以完全避免。我作为老师，有责任指出他的错误，但不能告发他。老师举报自己的学生，有悖师德，也有违我做人的原则。这次周恒刚这件事，是我这个老师教育不够，我应该承担责任。”卢正人用从牙缝儿里挤出的声音说：“你承担得起吗？”曾予恕硬着头皮说：“学生出事，当老师的的确有责任。谁让我是他老师呢。”卢正人问：“听说你把那篇文章拿走了？回头交到我这里来，毛主席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 曾予恕低声说:“那篇东西交不上来了，不是什么重要文章，也不值得‘欣赏’，我看了挺生气，让我撕了，扔掉了。留着也没用。”卢正人很失望地摇摇头，像钓鱼的已经感到鱼咬钩了，但鱼又跑掉了似的，很生气地说：“怎么没用？那是第一手的证据。”曾予恕暗自松口气，心想幸亏把那稿子撕掉了。又很恳切地说：“卢书记，周恒刚是咱们的学生，这个学生出身好，本质不错，请学校领导宽大为怀，不要追究这事，放他过去算了。”卢正人冷冷地说：“这事儿我得向党组织回报，究竟怎么办，你听信儿吧。”曾予恕从卢正人那里出来，头上都是冷汗，心里七上八下，他突然想到，要争取“主动”，要先于卢正人去找老校长。到了老校长那里，曾予恕把事情原委和卢正人找他的情况说给老校长听，老校长只是听，一言不发，曾予恕说完了，老校长淡然地说：“好，我知道了。周恒刚，周桥的儿子，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小子心里的事事儿不少哩。将来干得好，是个人才，把握不好，就会出事儿。有空儿你把他叫我这里来，我训训他。曾老师，你不必那么紧张，正常教你的课。我们不说这事了。我问你，现在，班里学生长水肿病的确实少了吗？不要报喜不报忧，说实话。”曾予恕说：“谢谢校长。喝豆汁很有用，学生大部分都没事儿了。我也得水肿病了，也好了。”说着就挽起裤腿儿按自己的小腿给老校长看，果然没事了。老校长很满意：“好，好，好，好了就好。”曾予恕心里的包袱放下了，很轻松地走了。老校长看着他的背影，自语道：“多好的老师。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啊。”

闯了祸的周恒刚倒像没事儿人似的，周恒顺，牟洪云安慰他，他反倒劝他们：“不要紧张，天塌不下来。不就是一篇三、四百字的小文章吗？总不会成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吧，能把我打成反革命？恐怕还不够格儿呢。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一切照常：吃饭像饿狼，睡觉像绵羊。”他不知道，为他这篇“作品”，有关的人们还在周旋之中。曾予恕从老校长那里回来，感到一身轻松，觉得满天的乌云都散了。但过了一晚上，直觉告诉他，这事儿不一定能这样算完，他怕再出风波。解放后，他亲历了不少回政治运动，深知政治高压线下的凶险。他就像被“嗖嗖”响的箭头吓着了的鸟儿一样，风平浪静的日子，他诚惶诚恐，树叶儿落下怕砸着，说话做事，不是“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是躲着雷池走。有丁点儿什么事，他就战战兢兢，甚至看见党员们去开会了，他就琢磨，是不是传达什么机密文件，又要搞什么运动了。他出身不好，在旧政府做过文员，虽然刚解放就到专门为被接收人员开办的“华北大学”受过教育，有领导信誓丹丹地保证过对他们“既往不咎”，让他们“轻装上阵”，他被分配当了中学老师。他知道，即使是跟旧政权没沾过边儿的知识分子，尚且是改造对象，何况他这样有污点的呢。自己的老底儿摆在那里，只要搞运动，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总是有被整肃的可能。这次周恒刚这篇文章，他看了，知道的确是“毒草”，因为解放后，共产党英明伟大，总是形势大好，任何文艺作品只能“歌颂人民”—当然首先是歌颂党和领袖—“暴露敌人”，而绝不能表现生活的“阴暗面”。周恒刚写的这篇小文儿，不是“毒草”是什么？这样的文章，在反右派，反右倾后的今天，明目张胆地张贴在教室墙报上，性质很严重，而他出于本能，像老母鸡护自己的小鸡一样，未经考虑，就想把这事儿按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诚如卢正人指责的，不向领导汇报，难免“包庇”之嫌，他越想越觉得事情严重，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像背了案子的人坐立不安，他又去找老校长“解释”，老校长说他“杞人无事忧天倾”，让他放宽心。而实际上，曾予恕的担心还真不是“杞人忧天”。对这种事情，卢正人向来是嗅觉灵敏，行动迅速，雷厉风行，事不过宿的。当晚他就找了老校长，要求支部立即开会研究，对周恒刚和应负包庇之责的曾予恕严肃处理。老校长听他说完，淡然一笑，说：“你说完了？那你听我说。一个学生，毛孩子，见了一个处在困难中的老太婆，动了同情心，写了一篇小文章儿，调子低沉些，结尾的诘问不够恰当，这表现了写文章的孩子—咱姑且不问他是谁，是谁的孩子—思想还很不成熟，认识还很模糊，把握文章的立意和题材有偏颇。但我们对这个事情，只能看成是水平问题，认识问题，而不能轻易地定成政治问题，立场问题。别忘了他是个学生，是我们—首先是你我—的学生，是孩子。别忘了，我们搞反右派，也不包括中学生，他们未成年嘛。难道我们还要为这事批他，斗他，处理他？不妥嘛，不得人心啊。至于曾老师，已经在班里批评了周恒刚，消除了影响，还找我做了检讨。他的认识是正确的，立场也站对了，怎么是‘包庇’？我对你说，这事到此为止。我们正副书记沟通了就可以了，不必再拿到支部会上讨论了。何必小题大作？”卢正人心里不服，但老校长毕竟是学校党组织和行政的最高领导，又是老革命，德高望重，全校师生对老校长皆有“高山仰止”般的崇敬，卢正人在老校长跟前,无形中矮一大截。如果说老校长是傲岸的松柏，他卢正人不过是委琐的樗椿而已，所以尽管卢正人对老校长很不满，但在老校长面前，就不由自主地打憷心虚起来，听老校长这样说，而且口气不容置辩，他也不好说什么了。

周恒刚文章的风波过去之后不久，县委按照省、地委的指示，在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开展“向党交心”活动，动员每个人对当前形势，对“三面红旗”，对党的大政方针，几年来的各种运动，谈认识，说看法，总结经验教训，要求大家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的政策是“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记本子”。老师们对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反右派“引蛇出洞”的“阳谋”记忆犹新，有的三缄其口，闷不作声，有的发言，称颂“形势大好”，“三面红旗”英明，正确，为了表示真诚，也装模作样地，浮光掠影地，浮皮了草地说一点无关宏旨的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但又赶紧说明这不过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工作的“支流”，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问题已经或者正在解决之中，总之，这些问题无损于“三面红旗”的光辉和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而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浮夸风”，大炼钢铁，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造成三年饥荒，则若无其事，不置一词。但学生娃娃们毕竟少不更事，“初生牛犊不怕虎”，不少人书生意气，慷慨陈词，直陈时弊，加上人多胆壮，你呼我应，越说越兴奋，越带劲，周恒刚似乎得了健忘症，把自己那篇文章的事丢到了脑后，准备了十几页的发言材料，在班里作了系统发言，直言不讳地列举大跃进，“刮共产风，浮夸风”，大炼钢秩，吃大锅饭，大兵团作战，种种行状的荒唐，荒谬，荒诞，还直指这些问题是违背客观规律，是“主观意志论”的产物，是什么“生产关系的变革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层建筑干扰，损害了经济基础”。卢正人每天忙于调阅师生的发言记录，特别关注周恒刚的发言，认为周恒刚的发言和他那篇文章立场，观点一脉相承，认为是自己跳出来的“右倾”典型。他事先没征得老校长同意，就在县委召开的“交心活动”汇报会上，把周恒刚的发言连同他的文章一起，当“典型”作了回报，参加会议的县委曹书记问：“这个学生是什么政治情况？”卢正人说：“他是我们学校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周桥的儿子。”曹书记插话说：“周桥同志是犯了右倾错误，没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县委副书记牟永平说：“这个学生的政治情况是无可指摘的，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高干，他爷爷是烈士，学生本人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曹书记听完汇报作总结发言时，语意深沉地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全国宣传了一个‘刘介梅忘本回头’的典型，这次抗击自然灾害中，山东省委又搞了个‘魏隆民忘本回头’，两个典型都引起了很大震动，影响很大，教育效果很好。我看，周恒刚就是我们身边唾手可得的典型。苦大仇深，革命家庭，可是他小小年纪，本人立场却出了大问题，把形势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这是‘忘本’嘛，党才是他安身立命之本嘛，对我们党，只能维护，颂扬。这个学生显然是站到党的对立面去了，和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流合污了。很危险啊。但是，我们党是如来佛，这小子是孙悟空，他本事再大，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嘛。我看，对这个学生，我们根据党对这次交心活动的政策，要爱护，要挽救，不搞一棍子打死，我们也要对周桥同志有个交待嘛。周桥同志毕竟是抗战时期上延安的老革命了。虽然在我们这里出了问题，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小卢，回学校向老校长回报，就说县委安排，做周恒刚的工作，教育，开导，促他觉悟，必要时可以把他带到他爷爷坟前，让他认识错误，然后自我批判，教育大家。宣传部派两个同志去一中靠上帮他们抓，搞好这个‘忘本回头’典型。告诉他，检讨得好，所有问题一风吹，一张纸儿掀过去，不影响他参军，升学，入党，提干。” 卢正人心里对曹书记心血来潮的安排很感意外，很不赞成，觉得这样太便宜周恒刚了，说：“曹书记，周恒刚这个学生自恃出身好，功课好，心高气傲，十分固执，恐怕很难当这个典型。”曹书记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说：“你不必再说了，对这个学生，绝不能简单处理了事，要立足于帮，促，伸手拉，让他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让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这是个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要抓紧，三、五天，最多一星期，一定要取得突破。”无奈何，卢正人只好回校向老校长作了回报。老校长心里明白，卢正人在县里回报周恒刚的事，是别有用心的。他是要引起县委注意，触怒县委领导，借刀杀人，对“包庇”周恒刚的人，包括老校长在内还以颜色，让老校长这些人知道他卢正人的能量。没想到，这事引起了善于跟形势的曹书记的关注，要树立什么“忘本回头”的典型。老校长知道，周恒刚那些出格的言论和那篇短文，问题可大可小，定个罪名，给个处分，可能一辈子就完了。按曹书记安排搞成“典型”，就可以“把坏事变好事”，既可以让周恒刚过这一关，也可让他从此接受教训，记一辈子，同时间接地保护了曾予恕老师。老校长立即召开学校党支部会议，县宣传部两位同志列席参加，研究确定按县委指示，老校长和卢正人出面，吸收曾予恕参加，共同做周恒刚的工作。卢正人说：“周恒刚这个学生可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头不好剃，我们试试看吧。”老校长说：“不要过早地下结论。我们抱着关心，爱护的态度，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晓之以利害，他不过是个孩子，不会是‘花岗岩脑袋’的。”当天晚自习时间，周恒刚被喊到校长室里，在温暖的炉火旁边，老校长，卢正人，曾予恕三人和宣传部两个干事一起做周恒刚的思想工作，动员他认识错误，幡然悔悟，学习魏隆民，现身说法，做“回头”的典型，周恒刚耐着性子听完老校长的话，没等卢正人说几句话，就站了起来，说：“我都听明白了，我感谢领导和老师的好意，但是无论是那篇小文儿，还是我的‘交心’发言，我就是那祥认识的，写的是实事，说的是实话。你们也没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如果说实活，写实事是错误的，甚至有罪，那还怎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也有悖于老师们‘做人要诚实’的教诲。如果因为我的文章和发言给我处分，我也不会接受，而是要向上申诉。我也不当这个‘典型’，因为我不但没‘忘本’，而且，我做的说的恰恰说明我没忘记做人的根本，没有忘记最基本的常识。所以也就谈不到‘回头’，说实话，正因为我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懂些事情，略知我们民族的苦难，前辈的牺牲，百姓的疾苦，才对现实中的问题更加痛心。”老校长摇头，卢正人面带冷笑，隐忍不发，曾予恕又气又急，几次站起来想制止他，差点没有捶胸顿足，宣传部两个干事心里佩服这个学生胆识过人，只随声附和地劝勉几句。老校长见不得要领，摆摆手，说：“周恒刚，你先回去吧，回去再好好考虑一下，记着，不要意气用事，不要逞匹夫之勇，不要图一时之快，不要想当什么特立独行的英雄—我们的社会不需要那种英雄，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别忘了那句老话，‘一失足成千古恨’！”周恒刚走出校长办公室，一颗心犹在“嘣嘣”猛跳，他也感到自己刚才太激动了，觉得这样会让老校长很伤心，很对不住老校长，也对不住不顾自身风险，替他承担责任的曾老师。但他又转不过弯儿来，他觉得从上到下的这些领导和师长是在逼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是拿他当玩偶。但老校长最后的几个“不要”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警告确也让他惊悚，他似乎依稀看到了可怕的前景，你虽然是个中学生，但已经过了十八岁，是成年人了，他们可以不打你“右派”—即使在反右派运动中，中学生中也不打右派 ，也不打你“现行反革命”—因为“罪行”远远不够，但以卢正人整人的能力，完全可以把你的“交心”发言记录和有关你那篇文章的证明材料装进你的档案，并在报考大学时给你一个“不宜录取”的结论。果真如此，他就完了，想到这些，他觉得不寒而栗，天啊，周恒刚，老爸多次警告，你都当耳旁风，这下你祸闯大了，怎么办呢？下了晚自习，周恒顺和牟洪云放心不下，找周恒刚，在熄了灯的教室里，问校长跟他谈话的情况。周恒刚说：“这回事情闹大了，本来老校长已经把那篇文章的事按了下去，但卢正人把我的‘交心’发言和那篇文章联系起来，在县里汇报了。县委曹书记当场安排让我当‘忘本回头’的‘典型’，老校长也没办法儿了，只能听县委的。老校长和曾老师苦口婆心，劝我认错，回头，看样子卢正人倒希望我硬顶，好处分我。”周恒顺说：“那你还不赶紧听老校长的？”牟洪云问：“你怎么表示的？”周恒刚说:”我没有同意,而是据理力争。”牟洪云说：“你不应该这样执拗。”周恒刚说：“他们说了，我转不过弯儿来，有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劲头儿，就给顶了回去。老校长很着急，警告了我几句，说得很沉痛。回来后，我也感到自己太过份了，认错吧，明明没错，心有不甘，不认错，这一关怕是过不去。”周恒顺说:“恒刚，你想没想过，你是在进行徒劳的抗争，是做力所不能及的挑战，是现实中的‘唐·吉珂德’，你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或者像毛主席诗词里说的‘蚍蜉撼树’，是在作无谓的牺牲，你多大本事，你比彭老总，比你爸还厉害？”周恒刚说：“我没考虑那么多，兄是对现实中的现象痛心，我也知道是不自量力—倒不是狂妄，而只是愚痴，现在，他们居然别出心裁地让我当什么‘回头’的典型，我觉得是骗人，甚至是不道德。”牟洪云说：“你这叫迂腐，你别忘了，在当今中国，党，而且只有党是全社会，所有人的领导，是一切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现实的逻辑是，党就是天下人的‘老的’，‘老的无过天无过’，谁不听就不行。你这样下去，是在和党组织对抗，不危险吗？我跟你说，你不通也得通。”周恒顺说：“别犟了，大丈夫能屈能申，‘回头’就‘回头’，‘典型’就‘典型’，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周恒刚沉默了两分钟，说：“说实在话，我也觉得确实太可怕了。如果我因为这件事，把一辈子都毁了，能要了我奶奶和我娘的命，太对不起她们了。我爸还在听候处理，我再弄出这么个事儿来，他也得难受极了。”周恒刚一边说一边抽泣，没说完，竟哭出了声。黑暗中，牟洪云也在饮泣，周恒顺在垂泪，三个孩子都不说话，过一会儿，周恒刚止住哭泣，说：“好，听你们的，明天早饭后，我去找老校长，交械投降。”第二天早饭后，周恒刚去找老校长，工友告诉他，老校长，卢副书记和县委宣传部两位干事坐了县人武部的汽车走了。周恒刚心里好狐疑，是为他的事到外地去“取经”还是去调“援兵”？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吗？整个上午，周恒刚人在教室里，但哪里听得进课去？中午午休时间，周恒刚在床上翻打滚，突然一个工友来喊他，到了校长院儿，那里停了一辆军用带蓬儿的卡车，老校长，卢正人，曾老师，宣传部的两位干事都在卡车旁边站着，老校长让周恒刚上汽车，周恒刚问：“校长，我们上哪去？”老校长说：“去你家，请你奶奶帮我们教育你。”周恒刚一下急得要哭，从小到大，最牵动他感情的就是奶奶。老校长他们专程去找了他奶奶和娘，糟了，她们一定又生气又着急，他哭了，说：“校长，求求你，咱别去了，我认错还不行吗？”卢正人窝瞜着的两只眼用犀利的目光直视着他，冷笑道：“晚了，你逼我们走了这一步。”老校长说：“去吧，已经说好了，不去，你奶奶和你娘会更担心，你这孩子，这次得好好给你敲敲警钟，‘击一猛掌’，不然，你以后还不知道会犯什么错误。”周恒刚不争了，老校长说：“那就赶紧上车，周庄那边儿得等急了。”老校长说完，坐进了驾驶室，周恒刚跟着卢正人，曾老师，两位宣传部干事爬上了车厢。车开动了，周恒刚心急火燎，只希望车开得快些，再快些，他要快些见到奶奶和娘，不论她们怎样责骂，都不要紧，他怕奶奶给急病了。终于，汽车下了大公路，往周庄驶去，周恒刚以为要去他家，但汽车却没有进村，而是绕过村子，直奔村南周家坟地。汽车在坟地跟前停住，人们纷纷下了车，周恒刚老远就看见奶奶，娘，村支部书记苦瓜爷爷，还有本村另外两个外姓的爷爷在林屋子跟前等着呢，周恒刚撒腿跑过去，到了奶奶和娘跟前，扑到奶奶怀里哭了起来，奶奶见比自已高一大截的孙子弯着腰像小时候受了委屈一样趴在自己怀里呜呜啕啕地哭，禁不住也泪流临面。稍顷，奶奶见从车上下来的人们走过来，旋即把孙子推开，强笑着跟老校长一行人说话，老校长说：“老嫂子，对不起，让你受累，受冻，咱一块到恒刚他爷爷坟前去吧。”奶奶说：“好，咱们去。”周恒刚赶紧搀扶奶奶，奶奶说：“奶奶自己走，奶奶还不用扶。孩子，你自己先走牢靠了就行。”周恒刚只好乖乖地松开手，跟在奶奶和老校长后边走，他在娘身边，叫声“娘”，娘低声说：“刚儿，你怎么回事儿，这么不让你奶奶省心？”周恒刚说：“娘，别难过，我以后再跟你说。”一行人来到周恒刚他爷爷坟墓跟前。几棵松柏树掩映下，一座青石垒砌的坟墓，一块不大的石碑立在坟前，上面的碑文是“抗日烈士周瑞昌之墓    陶阳县五区区公所敬立   一九四六年四月”。人们在坟前站好，村支书苦瓜爷爷先带领大家默哀，三鞠躬。恒刚娘从篮子里拿出香、纸，在坟前点燃，奶奶说：“小刚儿，快跪下给你爷爷磕头。”周恒刚慌忙跪下，娘也跪下了，母子俩在坟前磕了头，娘抽泣着说：“大大，俺娘，你孙子小刚儿，俺苦瓜爷爷，柱子爷爷，口袋爷爷，还有县里，中学的领导、老师都来看你了。”一边说，一边用小柴棒儿拨弄着燃烧中的冥纸，奶奶说：“小刚儿，站起来！”周恒刚正蹲在地上，闻声忙站起来，奶奶问：“小刚儿，奶奶问你，你爷爷是怎么死的？”周恒刚说：“是被万恶的日本鬼子杀害的。”奶奶说:“噢,还没忘。依我看，你嘴上说没忘，可是心里忘了。你在这里没忘，离开这里就忘了。今儿个，当着你几个爷爷，你的老师还有县里领导的面，我再给你说说你爷爷的事。”有人搬来一个凳子，苦瓜爷爷让奶奶坐，但她坚持站着，低声说：“民国三十二年，麦子黄稍的时候，驻在县城的日本鬼子到咱周庄一带扫荡，区武工队转移到咱庄北山里去了，日本鬼子把咱村五百多口子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赶到庄东周家大场里，逼村民说出武工队跑哪去了，鬼子、汉奸拉出人来问，可谁都是一问三不知，有个汉奸说，村里有八路军家属，他们一准和武工队是一溜子的，一定知道武工队的去向。鬼子、汉奸就逼着村里人说出谁是八路军家属，但全村没一个人肯说出谁家是八路军家属，日本鬼子恼了，大喊：再不快点交出八路军家属，就从前往后，一排排拉出来‘撕拉撕拉’的，鬼子、汉奸像疯狗一样，红着眼过来往外拉人，拉得人们又哭又叫，当时你爷爷，我，你娘抱着你在人堆里站着，你爷爷见鬼子真的要祸害庄乡了，猛然大喊一声，‘小鬼子，你们住手，全村就我是八路军家属，武工队藏在哪里我也知道。’你爷爷说完,钢钢硬气地从人堆里挤了出去,直挺挺站到小鬼子跟前,上来几个汉奸把你爷爷绳捆索绑,你看见他们捆你爷爷,吓得‘哇哇’哭，你娘赶紧用袖子捂你的嘴，鬼子，汉奸还不罢休，又抓出了你老虎爷爷，你水子奶奶两个抗日家属，你爷爷怕鬼子抓更多的人，对鬼子的翻译官说，‘你给鬼子说，带上我回据点吧，在这里说会走漏风声。’汉奸翻译跟鬼子头目‘咿哩哇啦’一阵，他们就押上你爷爷他们三个扬长而去了。你爷爷被押走了，庄乡们怕鬼子再回来，连夜拖儿带女，往北山跑，我和你娘带着你，在山里住着，不知道你爷爷他们三个人怎么着了，你娘和你几个婶子装成要饭的，到鬼子据点跟前打听你爷爷他们的下落。他们到了离据点不远的地方，就听人说，周庄的三个抗日家属，抓到据点里，什么也不说，让小鬼子给活活砍死了，把尸首扔到铁丝网外头，让野狗给啃得不像样了。你娘她们几个人，慌忙到了鬼子据点外头，看见了你爷爷，你老虎爷爷，你水子奶奶三个人的尸首，就在旁边守着，等黑了天，上近处庄儿里，给人家磕了头，找了几领破席，把尸首卷起来，你娘她们把尸首抬到个沟崖上，挖坑给埋了。可怜你爷爷，你老虎爷爷，你水子奶奶连个囫囵尸首也没落下，一人一领破席，一口水儿没喝，一毛上路的钱也没有，两手空空就走了啊。从那以后，区武工队对咱区的抗日家属就给保护起来,安排吃住,听见风声,赶紧把咱往榆树村你二奶奶家送。小刚儿，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咱娘三个连命都没有了。”奶奶说着，已经泣不成声，娘扶着她，让她坐下，奶奶擦擦泪水，擤擤鼻涕，抬起头又说：“小鬼子投了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出钱出人给你爷爷他们三个人修坟,立碑,全区四里八乡的人都来人给他们移灵,安葬,他们这才算入土为安,合上眼啊.”奶奶说完,把周恒刚拽到跟前,问:“小刚，我问你，是谁领导人民打败了日本鬼子？”周恒刚说：“是共产觉，八路军。”奶奶又问：“是谁保护咱娘们儿？”周恒刚说：“是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奶奶再问：“你大大上延安是去投奔哪个？”周恒刚说：“共产党，毛主席。”奶奶接着问：“共产党，毛主席是不是老百姓的大救星？”周恒刚连连点头说“是”，奶奶紧逼着又问：“毛主席，共产党打这‘三面红旗’，为的是什么，为着谁？”周恒刚说：“为了建设国家，为的是人民大众。可是，……我……”奶奶厉声说：“你别跟我‘可是’！我听校长和老师说，你在学校里，又写文章，又发言，说‘三面红旗’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你小小孩子家，懂得什么？你念了几天书，认了仨俩的字，本事大了，翅膀硬了，能上天了，会挑共产党的毛病了？你说这是不是‘忘本’？”周恒刚支支吾吾：“奶奶，我……”奶奶厉声喝道：“别‘我’，‘我’的，我就问你，是不是忘本了，你知错不知错?”刹那间，周恒刚觉得自已似乎中了什么法术，又像佛教书上说的“顿悟”似的，觉得自己真的是忘了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把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的问题看成一团漆黑，真的是站到党和人民对立面去了，对不起死去的爷爷，对不起革命先烈，对不起共产党，毛主席，牟洪云说得对，“老的无过天无过”，我对党抱这种态度，就是忘本，是不忠不孝。周恒刚痛悔万分，捶胸顿足，呜呜地哭起来，哭了一阵，猛地抬起头，睁大两只哭红了的眼睛，嘶哑着喉咙，说：“老校长，老师们，爷爷们，奶奶，娘，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本，我要检讨，要改过，向党和人民认罪。”老校长说：“周恒刚，党组织等着你这句话，等着你这个态度哩。你是烈士的后代，我们相信你，欢迎你回头！”苦瓜爷爷说：“小刚儿，爷爷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是好孩子，你是一时糊涂，知道错了，就好。”奶奶说：“小刚儿，好孩子，千万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谁都能错，共产党错不了，毛主席更错不了。如果有什么事办瞎了，那就是人家说的，‘毛主席的经是好经，让下边儿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孩子，还要记住，不听谁的话都行，就是不能不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孩子，奶奶的话记住了吗？”周恒刚听奶奶说这番话，觉得奶奶好厉害，简直可以称做“农民政治家”了，她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概括堪称精准，他深悔自己让奶奶生气，伤心，受累，急忙应道：“奶奶，我记住了。”奶奶回头对老校长说：“孩子他大大多年不在家，让我惯得厉害，凡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让你们操心了。”老校长说：“老嫂子，还有恒刚母亲，你们把孩子送去上学，我们教育不够，政治思想工作有缺陷，让他思想认识出现了偏差，怪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实际上，从各方面看，周恒刚这个学生无论思想品德，功课，德智体各方面，都很优秀，是少有的好学生。这次他是一时糊涂，写了篇不恰当的文章，向党‘交心’说了些过头话，没什么大不了，认识了就好了。‘浪子回头金不换’，何况周恒刚不是‘浪子’，是好孩子呢。有了这次教训，今后在有关政治的事情上，他就会谨慎了。他从上学到现在，一直很顺，这回栽个小跟头，今后走得会更稳当。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老校长又对苦瓜爷爷几个人说：“天这么冷，让你们几位陪着受冻。”苦瓜爷爷说：“是咱党的事，应该的。校长，困难时期，大队也没条件留你们吃饭，太对不住了。”老校长说：“本来也不能麻烦大队。我们坐车，回县城很快。周恒刚，跟你奶奶，你娘说说话，咱抓紧回学校。”

周恒刚跟着车一块回了学校。卢正人，宣传部两位干事一起，趁热打铁，很快就制定出了“树立周恒刚忘本回头典型”的工作方案。主要内容是：一，组织上帮助周恒刚写一篇内容充实，认识深刻，生动感人的检讨；二，把周恒刚的成长史（略写）以及从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忘本，犯错误，经过党组织和亲人教育，幡然悔悟，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回到党和革命队伍怀抱的整个过程，画成连环画，制作成宣传板面，供人参观；三，一中党支部写一篇培养这一“典型”的经验总结，上报县委。“方案”制定，经一中党支部讨论通过并报县委宣传部批准后，宣传部一位姓丁的干事代周恒刚写了三十多页稿纸的检讨材料，题目是：“时刻牢记忘本反党的深刻教训，一辈子跟党走，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同时抽调一中的美术老师，县文化馆的美术工作者和十几名有美术特长的学生，日夜赶工，画了多达四十五幅的连环画，通栏标题是：“迷途忘本，回头是岸”。连环画上，先是主人公周恒刚的成长史，表现党和毛主席天大地大的恩情；以下表现周恒刚受社会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影响，和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沆瀣一气，攻击党的“三面红旗”，丑化社会主义生活现实，画面上，党的“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党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热火朝天，蒸蒸日上，像巍峨的山岳，像大江大河，形象伟大，崇高，而周恒刚则和歪头，斜眼，委琐，卑劣，面目狰狞可憎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起在画面的角落里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信口雌黄，像妖魔作法一样喷毒汁，像奸细一样放暗箭，他们一小撮人宛如撼树的蚍蜉，吠日的狂犬，伟大人物脚下上窜下跳的小丑。下边几幅是周恒刚那篇小文章的内容，推碾的老妪面目可憎，目光阴暗，破旧衣服的边角儿上，隐约可见旧社会地主老财衣服上常有的“万字”图案，暗示她是……分子，画面另一侧则是红旗招展，战歌高亢，形象高大的贫下中农大干快上的英雄群像，周恒刚学生帽儿遮颜，戴着有色眼镜，对贫下中农视而不见，却低头哈腰地站到孤老太婆跟前为她流下同情叫屈的眼泪。下面的画页，峰回路转，苍松翠柏高耸入云，烈士碑巍然屹立，烈士墓地庄严肃穆，奶奶，娘，县委，一中，村党支部的领导，老干部，老贫农在烈士墓前肃立，对垂手低头的周恒刚进行“回忆对比”教育。以下是奶奶回忆的日寇暴行，周恒刚他爷爷等抗日烈士的英勇事迹，接下来是周恒刚听完奶奶的回忆和教诲后，痛悔万分，痛哭流涕，在爷爷坟前表示决心，坚决回头，痛改前非，回到党和人民怀抱。最后一幅场面宏大，在党的旗帜指引下，革命队伍意气风发，阔步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已经“回头”的周恒刚一改此前画面中的委琐，阴暗的可鄙，可怜相，容光焕发，衣冠整齐，紧紧跟上革命队伍，一位气色轩昂的革命前辈伸出有力的臂膀，宽厚的大手，在欢迎他。宣传部干事代一中党支部写了树立“周恒刚忘本回头”典型的情况报告。“典型”有关材料和宣传展板完成后，县委曹书记，牟、廖两位副书记，宣传部部长等县委领导来到一中，观看了展板，还亲切接见了周恒刚。曹书记十分激动，说：“这个‘典型’好，很有感染力，说服力，很有教育意义，是坏事变好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生动例证，是我们党，我们党的路线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的最好证明。这说明，资产阶级跟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图谋是必定要失败的。这是我们县放的一颗政治卫星。工作要抓紧，要大张旗鼓地掀起宣传热潮。”县委领导离开学校后，两位宣传部干事和卢正人一起对周恒刚耳提面命，让周恒刚按拟定的检讨稿进行试讲。他们像导演，周恒刚像演员，对周恒刚发言时，讲到哪里要声音低沉，那里要语调高亢，何处应如何抑扬顿挫，什么地方语速要缓慢，什么地方则应该加快，讲到哪一小段时要流泪，到其中某句话甚至要泣不成声，而当沉痛过后，觉悟警醒之际，又应该怎样突然提高声调，慷概激昂，借以让听众感到震撼，收发聋振瞆之效。当然，这当中也有两个地方，他们交待周恒刚要有约三十秒钟的停顿，此时整个会场一片阒然，让人们沉浸在讲话内容中，让他们回味，思考，涤滤灵魂，据宣传部丁干事说，这就会像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琵琶行》里所写，“此时无声胜有声”。周恒刚心里暗想，这位丁干事真不愧是宣传专家，不，也许做宣传都屈材，他应该去电影厂做导演。为了确保讲话效果，除了反复演练，他们还在检讨稿子上做了各种标记，看上去讲话稿很像演员用的演出脚本。此时的周恒刚已是骑虎难下，有苦说不出，像木偶儿一样，任人摆布，像磨道里的驴子，听人哟喝。演练基本合格后，一中召开全校师生会，卢正人在会上作了开场讲话，声色俱厉，弄得像开批斗会。周恒刚在会上依照预演作了第一场检讨。几天后，又在县府礼堂对全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城关各小学师生，县城关公社及各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各讲了一次。一中的文体活动室布置成了展室，门外悬挂了“周恒刚忘本回头”展览室的标牌，室内墙上张贴着大字标语，沿墙摆放了几十块展板，学校找了校演剧队的几个女孩，经过培训，做讲解员。这些女孩儿，不只是人长得体面大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声音悦耳，更兼有表演天赋，易动感情，说到动情处，会声泪俱下。先是一中全校师生轮流参观，接着县直机关企事业各单位，县城各小学师生，乃至全县各公社干部，各中、小学老师先后前来参观。从早到晚，参观的人们串流不息，不绝如缕。县委宣传部的“简报”上说，“周恒刚忘本回头”典型广为宣传，在全具引起轰动，听众，观众感动，振动，激动，有的当场流下热泪，有过模糊认识或错误言行的人，在此“典型”感召下，主动向党交心，检讨自己的错误，广大干部群众决心坚定信心跟党走，高举“三面红旗”，坚持跃进，跃进，再跃进，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云云。周恒刚看到“简报”，感到身上一阵阵发冷，饥荒这样严重，却仍在这样痴人说梦。

一个多月下来，这出周恒刚主演的独角儿戏总算收场了。周恒刚身心疲惫，痛苦不堪。这个多月“两面人”的日子结束了，他把面具摘下来，重新找回原先的自己。他对周恒顺，牟洪云说：“简直像做了一个恶梦。苦死了。他们越俎代庖，我照本宣科。我成了他们的玩偶，骑虎难下，苦不堪言。最让我痛苦，特别难以接受的是我写的那个推碾的老奶奶，连环画上对她极力丑化，穿的棉袄衣襟边角，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旧社会大户人家衣服上常有的‘万’字，暗示老人家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老人何辜？竟遭此亵渎？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又难过，又气愤，让画画的人改，他们说是领导安排这样画的。老校长做我的工作，让我考虑上级的意图，宣传效果要紧，让我顾全大局，配合领导，演好这出戏。我十分无奈，只能屈从。老天爷，我周恒刚扮演了一个多么丑陋的角色!”周恒顺说:“情势所迫，个人—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都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盖世英雄彭老总，也只能承认错误。只能想开点。实际上，不少人心里很清楚，你说的那些话是对是错，你写的那篇小文章是真实还是虚妄，不过谁也不会说出口就是了。大家从心里还是同情甚至佩服你的。所以，不必太在意。”牟洪云说：“卢正人把你的事捅到县里去，县委领导下了指示，这是没办法儿的事。老校长处心积虑，帮你过这一关。不然卢正人给你个处分，下个很糟糕的政审结论，可能一把辈子都给毁了。这次这样搞，是挺烦人，但也算是不幸中之幸事。你就自我安慰，权当在风浪中喝了口水，吐出来，完事。”

一九六零年阴冷，凄惶的冬天里，陶阳一中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周恒刚忘本回头”的大戏演过去了。周恒刚对这事老是耿秋于怀，有不少天颓唐，沮丧，他向校团委辞去了班团支书的职务，埋头读书，准备高考。周恒顺觉得这件事是一出拙劣的活报剧，他心里为周恒刚叫屈，但同时也不由想到，周恒刚的事如果放在一个有“另册”背景的人比如他周恒顺身上，那恐怕连“回头”的资格都没有，那真的不堪设想了。他一贯谨言慎行，在“交心运动”中，不管有人怎样启发，鼓动，他发言始终中规中矩，讲究分寸。他为此而庆幸。他没有像周恒刚那样“犯错误”的资本。他很羡慕四姨奶奶家表叔和表姑，他们政治条件那样不好，但入团，升学都十分顺利，一定是他们表现十分突出，特别会为人处事，所谓“长袖善舞”。周恒顺觉得自己努力得还不够，但又不知道朝哪使劲。看来，他周恒顺难有他们那份儿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