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一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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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六月，周恒顺高小毕业，要去县城报考中学了。当毕业考试考了全年级第一名，老师向他祝贺，同学们向他投来羡幕的眼光时，当代表毕业班同学在毕业典礼上讲话时，他是自信的，甚至是踌躇满志的。牟洪云两只大眼笑吟吟地看着他，说：“‘恒顺’，‘恒顺’，永远顺利。”这是牟洪云对他真诚的期盼和祝福，他心里也怀着这样的愿望。但在私下里，这个十三虚岁，经历了太多不幸的孩子对前途又常常担心，抱着疑虑。刚刚记事儿，他就知道奶奶带着大大和姑姑从周庄搬来榆树村，无房无地，寄人篱下，他们一家人在街坊邻居面前，显得矮半截，村里人习惯性地对程家二小姐—周恒顺的奶奶—表现出客气和尊重，但势利的乡下人从骨子里是瞧不起他们这家人的。周恒顺从小就觉察到村里人看他们家的人那种异样的目光。周恒顺四岁那年，大大为了给家里换来土地和房产，竟然以身饲虎，替本村大地主、保长家大儿子去当了兵，结果人财两空，成为他们家永远的疼，也是全村人的笑柄。在农村，家里没有一个大男人顶天立地地撑着，是被人看不起，甚至要受欺负的。周恒顺知道自己是没大大的孩子，从来也不敢招谁惹谁。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土地，原来租种的老姥娘家的土地和借住的老姥娘家的房屋也归了他们自己，从经济上说，他们这家人和村里人“平起平坐”了，政治上，他们家划了贫农成份，周恒顺为此高兴了不少天，他觉得自己就像村里别的贫雇农的孩子一样，可以扬眉吐气，活蹦乱跳了。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事情远不是这样。因为村里人都知道他们家多少年前是大地主，只是破落了，而且他们的不少亲戚特别是奶奶的娘家是本村的大地主，所以周家这户贫农跟一般贫农总显得不大一样，似乎血统不是那么纯正，更为严重的是，他大大当的是—不管你是怎样当上的，反正你当的是—“国军”，而且后来又说死在战场上了，而“国军”死在战场上，自然是被解放军打死的了，村里有干部就说他们家是“反革命家属”，还为这把他奶奶“管制”了几个月，让奶奶参加“训话会”，扫大街。他们家一下子就和村里的地、富、反革命家庭一样，成了孤立，歧视，欺侮的对象，成了人下人了。他在本村小学里，因为功课好，老师喜爱而被调皮孩子敌视，他们骂他“反革命羔子”，借故找茬儿欺负他，甚至揍他。喜欢他的赵林老师被抓走了，保护他的罗校长也因为替他们家写申诉信被调走了。三、四年级，他是硬撑着读完的，他像小童养媳一样谨小慎微，下了课，常一个人蜷坐在自己座位上，不去偎伙儿。他要避开那些坏孩子，他不能给奶奶惹事儿。靠着江世荣、路德甫两个高个子大同学的保护，他少挨了不少打。上了高小，那段恶梦般的岁月才算过去。而高小，对于他来说，竟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两年半的时光，他生活中充溢着阳光和温暖，亲人，师长，同学对他的照拂，关心和友爱，让他如饮雨露，如沐春风。同班女同学傅冬梅，在他心目中，是美丽，纯真，光明的天使。因为有傅冬梅，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妹妹牟洪云，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美好。这甚至成为他奋发学习的动力，因为，只有使自己更出色，才对得起她们对他的赞赏和期许。……但何曾想，傅冬梅这株待放的花蕾竟在那个黑沉沉的夜晚被无情的烈火吞噬，这个打击对这个少年过于沉重，他甚至开始“迷信”了，傅冬梅和他诀别前的片言只语，她在他梦里说的话，让他不时想到“魂儿”，“神灵”，“命运”这类他想不清楚的词语。从小他听奶奶讲了不少神呀鬼呀的故事，还有老姥娘家、自己家的起落，遭际的故事，都让他觉得冥冥之中似有神灵在主宰尘世上芸芸众生的命运。什么梁山伯、祝英台，井台会，秦雪梅吊孝那些让人伤心欲碎的人物据说是代代相传的，前世注定的。周恒顺曾经问奶奶：“奶奶，我的命好吗？”奶奶总是坚定地，不容置疑地说：“小儿，你一下生，我就让张半仙替你掐算过了，看你的生辰八字，是好命的，你的面相是福相。张半仙说你大了官运，财运都好，有时还有桃花运哩。”周恒顺问：“什么是‘桃花运’？”奶奶笑了，说：“就是有大姑娘喜欢你，好找媳妇儿。”周恒顺对自己的“好命”将信将疑，对不可知的主宰者是否会对他眷顾，更无把握，他努力读书，是不想让奶奶，娘，还有那些爱他的人失望。而读书又激发了他求知的欲望，使他欲罢不能。功课出类拔萃，让他增强了自信。但对自己命运的担心却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遇到一件事，他常会想，这是什么“兆头”？……阳历七月十五日县一中招考，规定考生除了带本人的高小毕业证，还要带本村的介绍信。头好几天，他去村里开信，但顾青山到县城开会去了，要两三天才回来。他觉得“兆头”不好。他和奶奶急得了不得。十号要上县城报名，九号这天，听说顾青山开会回来了，但又在村公所开会。晚上，周恒顺扶着奶奶去村公所。村公所设在江家原先一个临街的大院儿里。祖孙走到时，大门紧闭。周恒顺过去敲门，里边有人凶声粗气地吼道：“谁？干什么吃的？胡乱敲什么门？”程兆兰听出是于二车的声音，说：“里头是二车啊？是我和端阳敲门儿。端阳上县城报考，明天一早就走。得带村里的介绍信。你行个方便，开开大门，俺进去，开了信，立马出来。”于二车说：“不是我不给方便。今晚这里有紧急任务，有命令，不许乱开大门。”程兆兰说：“孩子考学的事，不是小事，耽误不得。求你了，让俺进去吧。”于二车说：“不就小孩子上个学吗？什么大不了的事，比抓反革命的事还大？你知道什么？我把大门一开，‘忽拉’进来一档子人，影响了抓人，谁负责？让我开大门，不行！你要非进来不可，我把大门闸板拿下来，你们从下头钻进来吧。”周恒顺急了，说：“你这是什么办法儿？让俺奶奶从下头爬进去，这也太欺负人了吧？”于二车说：“端阳，好小子，高小毕业生，快上中学了，成人物了？了不得了？甭管你是什么‘生儿’，我于二车不二乎。我就是这么个办法儿。就这样，也是我照顾你们。愿爬就爬，不愿爬，我把闸板再堵上。”程兆兰说：“端阳，别跟你二车叔犟嘴。人家这是公事。叫咱从底下钻，咱就钻吧。开信要紧。咱也不是进去偷么儿，算不上丢人的事。”说着，程兆兰就趴下往大门里钻，周恒顺又生气，又难过，没办法儿，只好跟着奶奶钻进院儿去，站起来，急忙拍打奶奶身上的尘土。程兆兰说：“别慌着拍打了，快去开信。开完信，不还得钻出去吗？”祖孙两人进了村公所院子，见院里点着马灯，站了好几个民兵，都拿着长枪。堂屋里的灯也明晃晃地照着。见顾青山，于大牛，陈会计都在，这让程兆兰放了心：村公所干部全，开介绍信没问题了。但屋里的阵势很吓人。几个穿黄衣裳的公安，还有穿干部制服的人有坐的，有站的，都沉着脸，不说话。张半仙被用麻绳五花大绑绑了，在南墙跟儿里蹲着，尖尖的脑袋耷拉着，花白的头发挓挲着，身子哆嗦着。听见有人进门儿，抬起满是皱纹，因为惊恐变得歪七扭八的脸，两只眼怯怯地，可怜巴巴地看了看来的人，忙又把头低下。顾青山见程兆兰祖孙两人这种时候来村公所，而且两人身上都沾了很多灰土，很吃惊，忙站起来，问：“二姐，怎么这时候儿来？在哪里弄得全身的土？”程兆兰说：“端阳明天上县城报名考中学，找你们开介绍信。二车在大门口把着，再央告也不给开大门，末了让俺娘俩儿从闸板口里钻进来的。”顾青山跺脚道：“这个二车真胡来，让他不随便开门，也没说让他这么个办法儿啊。二姐，怪我没交待清楚。对不住了。”于大牛说：“二姑，你也别怪意二车，这两天青山二大爷上县里，区里开了好几天会，布置镇压反革命道会门。今晚全县统一行动。这不才抓来了张半仙。还有两个，公安和民兵去抓了。关大门是防备道众闹事儿。”程兆兰说：“可俺没在过这道儿那道儿的，俺就信老天爷和西天佛爷。俺说明白了是让村里开张介绍信。二车就是不行这个方便。”顾青山说：“二姐是明理的人，担待吧。快开信吧。端阳，怎么开？”周恒顺说：“老师说的，就说学生是哪里人，多大了，家里什么成份。”一霎儿功夫，陈会计就开好了介绍信，上写：“兹介绍我村周恒顺现年十二周岁，贫农成份，牟屯完小毕业，前往贵校参加初中升学考试，请准予报考为盼。此致敬礼陶阳县七区榆树村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顾青山接过信看看，递给周恒顺，说：“端阳，你看看是这样写法儿不？”周恒顺看了看，说：“对，就这样写。”顾青山拿回介绍信，盖了公章，让周恒顺拿好，一边对外边喊道：“二车，敞开大门，让你二姑娘俩出去。”于二车不情愿地，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敞开大门，程兆兰祖孙两人急急忙忙走出村公所。因为生了一肚子闷气，也因为村公所逮人的场景很吓人，程兆兰的心扑扑乱跳，身上的汗把褂子都湿透了。端阳问：“奶奶，这张半仙真给逮起来了？”奶奶说：“那还有假？这人就是下下神，婚丧嫁娶他会看日子，也看凤水，测生辰八字，也没听说作作什么事儿，怎么一下子成反动道会门头子了？可了不得。也不知罚几年劳改。”周恒顺想，这个“半仙”看起来不是什么神仙，他连自己会坐牢都不能预知，不思防备，还天天给别人测这算那哩。又想到，为了升初中，开张介绍信，让奶奶受这样的屈辱，又赶上曾给他预测命运的张半仙被抓，这都不是好兆头。但他只是这样想，没说出来，他不愿让奶奶为他担心。村公所里，程兆兰祖孙刚走，于大牛问：“我看介绍信上没写几个字，光写他贫农成份，没写他大大当国民党兵的事？”顾青山说：“一个小孩子去考个初中，又不是入党、参军搞政审，人家就让介绍姓字名谁，多大年纪，家里什么成份，咱写旁的干什么？再说，端阳这孩子挺不孬，功课也好，让他考上不好吗？日后真出息了，当然是国家的人才，真念不出名堂，回了村，咱村有个初中生，教识字班学文化也好啊。”于大牛气哼哼地说：“二大爷，不是我说你，你这个立场，就是不行，无怪乎廖区长批评你。”顾青山说：“好了，我知道，我阶级觉悟不高。算了，咱今晚不扯这个了。”

周恒顺的两个仁哥送他上县城报名应考。考试对他来说，并不是太难的事，他甚至觉得考试题目比他想像的要容易好多。考试完，他嘴上不说，心里觉得录取没什么问题，因为他见到不少考生在考场上急得抓耳挠腮，出考场垂头丧气。七天以后，他们三个人上县一中看榜。红纸写的大榜贴在县一中大门外院墙上，看榜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他们三个人好歹挤了进去，搭眼就看见了周恒顺的名字，是第二名。周恒顺说：“咱再找找有没有叫‘周恒刚’的，他是我大爷爷家的我一个堂哥，他姥娘家是咱庄儿。”他们很快就在榜上找到了周恒刚的名字，是第三十二名。江世荣说：“恒顺，你看，这里有个‘牟洪云’，第一百五十六名，跟着你姑上你家来的那个小妮儿不是叫小云吗?是不是她?”周恒顺一看，果然是“牟洪云”，一字不差。他说:“不对呀，她明年才毕业，怎么现在就考初中了？”他们三人从人堆里挤出来，迎面看见了牟洪云。牟洪云欢天喜地跑到周恒顺跟前，说：“端阳哥，你也来看榜了？我早看完了，你和小刚儿哥都考上了，你兄弟们厉害。往后咱们三个人就是同年级同学了。……我知道你准来，在这里等着你呢。”周恒顺说:“怎么回事？你还没毕业，就考上初中了？”牟洪云笑嘻嘻地说：“高小的功课我都学完了，想考考试试，俺爸爸让牟屯完小给我开了张‘同等学力’的证明，就报上名了，考前我猛学几天，考试的时候也没顾上找你。有一搭无一搭，考着玩儿的，没想到还碰上了。不过名次很低，不像你，几千个考生，招三百多新生，考了第二名。小刚儿三十二名，也厉害，我都一百五十多名了，差远了。”周恒顺说：“跳级报考，还考一百五十来名，更厉害呀。”可能是当着江世荣和路德甫的面，牟洪云有点难为情，红脸了，说：“厉害什么？俺妈说我是‘瞎猫碰了个死老鼠’。”周恒顺说：“几千个考生，招三百多人，那么多毕业生都考不上，你这差一年毕业的倒‘捷足先登’了，这可不是‘碰’的。是小天才啊。”牟洪云脸更红了，说：“端阳哥，二十来天没见，不在俺牟屯儿念书了，就学会挖苦人了？谁是‘小天才’？你才是‘小天才’，‘小作家 ’！”端阳说：“跟你说玩儿话呢，怎么，不让说？恼了？好，不说了。”牟洪云朝江、路两人笑笑，说：“谁恼了？好了，不说了。跟我去吃饭吧。”周恒顺说：“俺不去了。得赶紧回去，好跟你姥娘说去啊。”牟洪云掏出两块钱，递给周恒顺，说：“你拿这点儿钱，你三个上小饭铺儿吃点儿饭再走吧。”周恒顺脸红了，说：“俺有带的饭，中学里有开水，俺抓紧时间吃点儿就走了，不上饭铺儿了。你别管我们了，回家吧。”牟洪云知道他顾脸面，不勉强他，说：“那我先走了，开学见。”牟洪云走了，周恒顺他们三人到学校里找水吃干粮，江世荣说：“周恒顺，牟洪云对你不孬啊。”周恒顺说：“是不孬，不是亲戚吗？”江世荣说：“亲戚是不假，但我看出来她对你有点儿意思。”路德甫说：“我看也是。”周恒顺说：“你们别胡扯啰了。这才多大的人，谁知道谁以后怎么样？再说，就是长大了，俺两人也不可能。人家是县里领导的闺女，咱是什么人？可不敢高攀。”江世荣说：“那倒也是。不过，你不信看着点儿，这小妮儿大了非缠你不可。”周恒顺笑道：“今天你怎么了？认准了说这个？缠什么缠？那她可没的缠了。算了，不说这没用的了，快吃点饭儿往回赶。”

周恒顺看榜回来，奶奶知道了孙子考上中学了，喜得了不得，迭忙跑去给刘婶儿说。杏儿在一边儿听了，高兴得直跳，刘婶儿说：“大娘，端阳这孩子准有出息，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往上考，到时候儿，你老人家就等着享福吧。”程兆兰笑瞇瞇 地说：“福？豆腐！哪里呢？走一步看一步呗。”程兆兰来家对孙子说：“端阳，明儿吃了早晨饭，你就上酸枣岭，去给你娘和大爷说去，让他们放了心，也好好高兴高兴。去了不用慌着回来，待上个四、五天，给你娘帮忙干点活儿，山庄儿里果木子树多，活儿不少。你娘跟前，除了石头儿，你两个妹妹，小珍才三岁多，小玉刚会跑，正离不开人儿。你也跟石头儿和俩妹妹在一起待几天，近乎近乎。”周恒顺很高兴，脆生生地答应着，又说：“奶奶，你想着让咱庄儿的小炉匠给俺姑说我考上中学的事，她也得盼着呢。”周恒顺在酸枣岭待了五天，跟娘和大爷还有石头儿弟弟，小珍、小玉两个妹妹在一起，十分快乐，都不想离开了，但是他不能多待，奶奶一个人在家，奶奶也想跟孙子在一起多待些日子啊。周恒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酸枣岭，回家来，对奶奶说：“俺娘说，过些天，山上的活儿不多了，她就过来，好给我准备准备。”奶奶说：“你娘隔些日子来一趟，怕耽误干活儿，把孩子舍给你大爷，真够不容易的。都怪奶奶太懦了，管什么事都指望你娘来干，弄得她‘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挂两肠的，这些年，两头儿跑，难为死她了。”周恒顺说：“俺娘跑得高兴，她不来，也是挂着你。你就别拿这当个事儿了。”奶奶说：“小儿，明天咱上你老姥娘家去。你守梅表姑从济南回来了，这三两天里就要走了。”周恒顺一惊，说：“俺表姑要走？上哪去？”奶奶说：“你舅姥娘家一个亲戚在关外，当煤矿工人，在那边儿，不好找媳妇儿，家来找对象，你舅老娘把你表姑说给他，他前些年见过你表姑，挺中意，一口就答应了。这不要带着走吗？”周恒顺说：“那人多大，长什么样儿？”奶奶说：“年纪比你表姑大个七、八岁—也是混穷出去的，找个媳妇儿不容易，长得模样儿一般，粗老苯壮的，也算凑乎吧。男人老实巴交就好，丑啊俊啊的还不就撂可后了。”周恒顺问:“俺表姑愿意吗？”奶奶叹口气，说：“你表姑上来是不大愿意，经不住大人们这个说那个劝，算犟捏着鼻子应下来了。”周恒顺说：“怎么这样做？俺表姑才多大？慌着找这么个男人，还千里遥远的，人家都说旧社会包办婚姻，这不还是‘包办’？”奶奶说：“小儿，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你老姥娘，你舅老爷、舅老娘，谁舍得让守梅走—这一走还不知得多少年才再见一面呢，听说那地方可远了，快到了‘老毛子’地界了。可是没办法儿，你表姑也不小了，虚岁十八了，几天不得出门子了？在咱当地找，你老姥娘家这种成份，好人家，好小伙儿，人家谁要？找到个穷山庄儿，或是穷得叮当响的，长得歪瓜裂枣的，苦一辈子，还得受人欺负。现在找的这个人儿，虽然大几岁—男人大个十岁八岁的，也不算大‘材坏’，到底还是平头正脸儿的，人也老实，本份，你梅姑跟了他，都放心。还当着工人，这样的事儿哪里找去？远就远点儿吧。”周恒顺说：“俺表姑也同意了？那怪出奇。”奶奶说:“出什么奇？她在济南，你三姨奶奶给介绍了好几个，一看人儿，都相中了，可一说是地主成份，人家都不愿意了。人家这回图希你表姑模样儿好，不嫌成份。你表姑也只好将就答应了。不答应，不行啊，过了这个村儿没那个店儿了。”第二天，周恒顺跟奶奶去了老姥娘家。老姥娘气得摔烟袋锅子，说：“俺真不明白，他两口子，这么慌着把个闺女打发走了，图的什么？我不信就找不着合适的了？我还不知活个三天两后晌的，这一走，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着俺孩子。我气上来，就说，不能走，要走，先把我发送了。”程兆兰说：“娘，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别迷磨了。你真是老糊涂了，净说些不中听，不讲理的话，俺兄弟，妹妹不疼自己的孩子，愿意让她走那么远？不是图希孩子一辈子少受罪，是为了孩子好吗？人家《红楼梦》里闺女远嫁，是嫁大家主儿，为的是荣华富贵，咱孩子远嫁，是让她有个好归落儿，少受罪。这不是没办法儿的办法儿吗？你老人家胡搅活，孩子走不成，日后在咱这里好赖嫁出去，吃苦，受罪，挨欺负，咱不难受？别胡寻思了。说走就走，远是远点儿，叫孩子想着回来看你就是了。”老太太说:“哼，回来看我?是十里八里？好几千里路，都快出中国地儿了，说来就来？您都合起伙儿来哄我就是。”守梅说：“奶奶，现在不是《红楼梦》上探春远嫁那时候了，坐汽车，坐火车，有四、五天就回来了。一准回来看你。俺不想奶奶吗？到时候儿，兴许把你接了去，让你也见见世面，睡睡关外的热炕哩。”老太太说：“俺孙女儿也哄我高兴。我可不敢去，我怕把这把老骨头合撒零散了。”说完，看看一直坐在旁边听大人说话的重外甥端阳，说：“净顾了说这点子不遂心的事儿了，忘了俺端阳了。小儿，你考上中学了？听说几千人考试，你考了个第二名，放到大清朝，那就是‘榜眼’哩。可给你奶奶，你娘争了光了。梅，快把从济南拿来的点心给端阳吃。”周恒顺说：“俺梅姑已经给俺送过点心去了，这边儿的，老姥娘留着吃吧。”老太太说：“你听俺孩子有多懂事，多孝顺。你梅姑拿来，小儿你吃，让你吃，比老姥娘自己吃，我心里还舒坦哩。”周恒顺说：“老姥娘，我这是考个初中，可不是人家清朝那个‘榜眼’。人家那是全中国的举人上京城考试，叫‘会试’，考中的是‘进士’，皇上再考这些进士，叫‘殿试’，皇上点的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第四名以下就是普通进士了。我这考个初中，连个那时候的‘举人’也算不上，可不是什么‘榜眼’，老姥娘，记住别跟人家说这个，人家说咱吹大气儿。”老太太笑了，说：“哎哟，俺孩子这说的一套一套的，小小的人儿，怎么什么都知道？无怨的考全县第二名。”程兆兰说：“这些事儿，他也不是在课本上学的，都是他看闲书看的。这个孩子，甭管到哪里，到谁家，只要看见书本子，摸过来就看。你不怕是个旧帐单子，他也得仔细瞅瞅，琢磨琢磨。有一回他上一个同学家去，人家墙上糊了些旧报纸，他爬床上椅子的，一张不落地看了一遍，回来还给我讲那上头的事—也好记性，看过去就忘不了。”老太太说：“这就好。以后准有出息。”守梅拿点心来，周恒顺拿了先递给老姥娘，奶奶，表姑，自己才捏一块儿慢慢吃了。老太太说：“小儿，别在这里陪俺坐着了，跟你梅姑去玩一会儿吧。”守梅拉了周恒顺的手，两人一起去了守梅的房间。守梅说：“端阳，你真争气，先考上高小，高小毕业，又考上了初中，成绩还那么好。你奶奶你娘没白疼你。好好上，保持下去。上完初中考高中，高中毕业考大学。表姑那怕到天边儿，也为你高兴。以后你上学遇到困难，给我打信。表姑那怕从嘴里省，也帮你。”周恒顺心里难受，说不出话，只是不住点头。表姑拿出五块钱，说：“这是在济南，你国筠表姑给我的钱。你拿着，买点本子，钢笔什么的，也是表姑的一点心意。”一边说，守梅已经两眼含泪。周恒顺两眼滚动着泪珠儿，说：“表姑，我不要你的钱。这钱你留着路上用吧。人家不是讲究‘穷家富路’吗？表姑，你出那么远的门儿，用钱的地儿多着哩。……表姑，知道你走，我心里可难受了。以后，我放学来家，过来看俺老姥娘，就见不到你了。我会特别想你，……”说着，就哭了起来。守梅攥着周恒顺的手，眼泪止不住地落，说：“端阳，别哭。只要有机会，我就回来，这里是我的娘家呀。以后你上出学来，有机会儿上东北去找表姑。我到了地方，就来信。你记着给表姑写信。”外边舅老娘在喊：“梅，再看看你的东西，一会儿葛家庄儿的车就到了。”程兆兰在院子里问：“不说的两三天以后才走吗？我还寻思让守梅跟我去待一天，娘们儿好好啦啦呱儿。”葛氏说：“那边儿‘客’（女婿）假期有限，等不及了，让今天就过去，一会儿车就来，梅她舅来，‘客’也一起来，梅在她舅家住一夜，她舅送他们一起上万德上火车。到了东北，梅先住到亲戚家，干点活儿，习惯了东北的生活，她也就到了年龄了，咱给邮了介绍信去，就在那边儿结婚了。”过了没多大会儿，葛家庄的大车来到了，表姑的舅，一个干干把把，但还蛮精神，跟舅姥娘模样儿相仿的半老头子和约摸二十大多奔三十的壮小伙儿一块进院儿来。周恒顺心想，这人就是表姑未来的男人了。周恒顺仔细打量这人：短轱轳个儿，赤红脸，有络腮胡，嘴头子，下巴上刮胡子刮得黢青。眼睛不大，面相倒也和善，看上去有些木乎乎的。周恒顺心想，表姑长得那么俊，跟这么个人儿，可惜了。他为表姑抱屈。看看表姑，见她脸红到耳根，不大自然。但看样子，对未来的这位“姑父”似乎并不怎麽排斥和讨厌。周恒顺觉得好奇怪。那人拘拘板板又十分恭敬地问候了各位长辈，葛氏让守信喊他“姐夫”，程兆兰让周恒顺喊他“姑父”。葛氏说：“俺这个外甥刚刚考上县一中，考了全县第二名，才分好着哩。你二姑家老家是周庄儿，周庄儿周家，头些年也是大家主儿。”那人忙夸周恒顺“聪明”，“有出息”。周恒顺心想，舅姥娘还跟人说什么周家是“大家主儿”，好像这是什么光荣的，值得夸耀的事情，那人倒不在意，只机械地点头。因为是新姑爷第一次来，中午饭菜十分丰盛。吃饭的时候，梅姑她舅介绍说，姑爷叫郑长友，在黑龙江鹤岗煤矿当工人。从十几岁就去了，现在是老工人了。干得好着哩。“姑爷”说：“俺那个矿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大矿。”这样说的时候，现出几分自豪。“姑爷”不大说话，拘拘板板地夹菜，拿拿捏捏地吞咽，不时用眼角儿瞟表姑，看起来他是真心喜欢表姑的。这人倒真是个老实人，周恒顺心里不那么烦这个人了。他想，大人有大人的考虑，大人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

吃过中午饭，表姑的东西装上了大车，表姑就要走了，临上车，她却突然鸣呜地哭起来，用手扒着堂屋门框，哭着不肯出门上车。几个人把她拽到院儿里，她又两手抱了院儿里的枣树，挣扎着不肯离开。周恒顺很吃惊，见表姑死活不肯走的痛苦样儿，不由得热泪盈眶，心想，不如不去就算了。那郑长友傻了一样，呆呆地站在院儿里，一副很心疼的样子。几个人有的推，有的拽，硬把守梅拉出了院子，拥上了大车。守梅犹在哭哭啼啼，老太太，程兆运，葛氏，程兆兰，守信和周恒顺站在大车跟前，老太太两眼不住地落泪。守梅流着泪说：“奶奶，俺走了，你保重身体。大大，娘，伺候好俺奶奶。你们不用挂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守信，多替咱大大干活儿，别惹他们生气。二姑，端阳上学去了，你自己早晚当心。端阳，好生念书，给你奶奶争气。”大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些“路上小心”，给亲戚“捎好”，“常打信”之类的话。郑长友也上了车，离守梅远远地坐下。守梅的舅舅吆喝牲口，赶上大车走了。周恒顺在后边儿喊：“表姑，记着来信。”周恒顺又想起《红楼梦》里探春远嫁，她们同样是不得已的，也同样不知道将来是何种命运。……回家的路上，周恒顺说：“俺表姑哭着不肯走，她是真难过啊。”奶奶说：“小儿，你不懂得，她一准是舍不得离开家，离开亲人。大凡姑娘家出嫁—她这还不跟出嫁差不多，即便是对男家很满意，心里很如意，临离开娘家，也得哭，也得闹轰着不肯走。这是兴俗。痛痛快快，不这不那地走了，人家笑话。”周恒顺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他悟到，正像奶奶常说的，人强强不过命。人也不能不认命，表姑也一样。

快开学了，娘过来忙活了好几天，拆洗被褥，打点衣物，烙煎饼，一切都准备停当。第二天就要走了。晚上，邻居刘兆岭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杏儿都过来。苦妮儿说：“端阳上牟屯念书这两年多，亏了你们给俺娘帮忙。这不孩子又要走，越走还越远。以后少不得还要麻烦你们。”周恒顺说：“叔，婶，以后你们多费心了。”小杏儿说:“听俺端阳哥说话跟小大人儿似的。”刘兆岭说：“小杏儿这小妮子，大人说话，乱插嘴。大娘，嫂子，孩子走得远，好事呀。以后走到济南府，北京城才好哩。咱都为孩子高兴。”赵桂芹说：“嫂子还有端阳，你们也不用客气。从打俺搬过来，大娘和你们一家就没把俺当外人，用什么家把什儿，拿起来就走，跟用自家的没两样儿，家里缺了什么，也过来要。大娘有点儿好吃的，多咱也忘不了杏儿—拿着当自己孙女待。人心都是肉长的，咱还不是人心换人心？俺俩帮大娘，也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别觉着是什么大事儿。”刘兆岭说：“杏儿她娘说得没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往后还跟原先一样，我挑水，多跑一趟，大娘水缸里就有水了。农业社分口粮，我多推一趟，就给大娘运家来了。推磨压碾，嫂子常过来，她一个人包了。其实让小杏儿她娘给干也满行。”小杏儿说：“晚上我还是来跟奶奶做伴儿。听奶奶啦呱儿。”赵桂兰说：“端阳不在家，杏儿就是大娘的孙女儿了。”程兆兰说：“那敢情好。我有两个孙子，就是没个孙女，打这杏儿就是我孙女儿了。”赵桂兰说：“这个妮子比个男孩子还淘，大娘你喜欢她，就让她当你孙女儿。”小杏儿说：“好啊，我有奶奶了。端阳哥，你有妹妹了。高兴吧？”周恒顺说：“高兴，太高兴了。刘叔，杏儿开学上二年级了吧？”刘兆岭说：“这妮子上几年级也白塔。好玩儿，不上心。给你提鞋都不行。”周恒顺说：“她还小着哩。以后慢慢就上去了。”杏儿说：“学不好也不要紧。都上好了，走远了，谁给奶奶做伴儿？”大家都让小丫头儿逗笑了。程兆兰说：“还是俺杏儿有心眼儿。”

周恒顺上了初中，在他们班里，年纪是最小的，功课却是最好的。在周恒顺眼里，中学跟小学相比，是另一番，广阔得没法儿比的天地。如果说，小学是涓涓细流，中学就是大江大河了。男的女的老师，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他们性格各异，但一个个都满肚子学问。学校图书馆四间大屋，几十个书架儿，摆满了书报杂志，那简直是知识的海洋了。他太高兴了，就像饥饿的小羊儿进了丰美的草地，趴下头就可劲儿啃，又像久旱的禾苗儿，突然遇上了春雨，“滋滋”地往身上吸。除了学好功课，他看了一本又一本课外书，还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他的知识面，知识量在经历爆炸式的拓展，膨胀。老师们都喜欢这个学生，班主任徐静茹老师格外关心他。徐老师是上海人，师大中文系毕业，听说家里是大资本家，上海有个地段儿叫“徐家汇”，她家就在那里，有一种很有名的墨水，就是她们家的工厂出的。她毕业刚两年，二十三、四岁，但看上去倒像十八、九岁的女孩儿。她人长得俊秀，像冰雕玉砌出来的一样，她的气质是那样超凡脱俗，犹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她的穿着在周恒顺这帮乡下孩子眼里，总是那样不同寻常，而又大方，得体，一般人是靠衣裳装扮，而她好像恰恰相反，无论什么裳，只要穿在她身上，就会格外清新，靓丽。她说话轻声细语，同学们听来却声声入耳，觉得听她说话，不只是那内容，就光听那声音，就是一种享受。她是那样善良，好像她是为着播洒对人们的爱而来到世间的。有的同学没饭吃了，她会拿来饭票儿，而且你会觉得，如果你不接受，会让她十分痛苦。星期天下午，从家里往学校赶的同学们淋了雨，没有干衣服可换，冻得嘴唇黢青，她怕同学们受凉，感冒，抱来一大堆自己的衣服，让学生们换上。同学们—特别是男生—说自己不讲卫生，会弄脏老师的衣裳，她说，她不会嫌自己的学生，让班干部带头，男生，女生都回宿舍换衣服，结果班里的男生也都变成了女生，惹得外班儿的学生都来看，成了一个新奇的风景。有的同学家里遭了灾难，她会陪你掉泪，再给你鼓劲儿，让你破啼为笑。她对同学们的爱是自然流露，像自来水管儿会流出水，血管儿里会流出血一样，她对你关心，帮助，不是作秀，毫不矫情，让受助者丝毫不觉得是接受“恩赐”，而会甘之如饴。她有时会天真得像个孩子，对周恒顺他们这帮农村孩子遭遇的困难或不公，她感到十分陌生，不能理解。她会不解地问：“怎么会这样？”她会把麦苗儿错当成韭菜，把被水浸泡过的棉种籽儿认作花生，这样的事，到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成了她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小姐”的生动例证。天冷了，不少同学感冒，她着急，听说有的男生睡觉不老实，老蹬被子，她要求同学们自己注意，并互相关心，她说：“你们要是不听老师的话，我可要到你们宿舍去查铺，去给你们盖被子了。”吓得男生们赶忙说“一定听话”，求她千万别去。她不顾自己身体柔弱，坚持到同学们家里“家访”，还因为家访引出了一些故事，甚至成了她的罪状。为了家访，她买了自行车，并且要班儿里学生把自己家的住址，路怎么走，详详细细写了给她，有同学说：“俺家路远，太难走，老师你去不了，可不能去。”她说：“怎么，不欢迎我？怕我找家长告你们的状？全班同学，不论路远路近，路好走难走，只要我认为应该去的，就一定要去。一是我想亲眼看一看学生家里的情况，再就是我在一个农村县里待多少年，却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儿，这怎么行？人家有人说我是‘娇小姐’，我也想锻炼锻炼。”她真地开始对同学们搞家访了。班里一个学生叫董长荣，家在县城西南二十里路一个山村董家岭，这个董长荣找她，说家里困难，要求退学。星期天，徐老师骑自行车去了董家岭。离村还有三、四里路，自行车就没法儿骑了，徐老师把自行车寄放到一个农户儿里，几乎是爬着找到了董长荣家。董长荣一家人见到天外来客般的徐老师，又惊奇，又感动，又惭愧。那天，董长荣送徐老师回县城，对徐老师说：“老师，无论多么苦，就是要饭，我也不退学了。”第二天，徐老师在班上对同学们说：“同学们，因为董长荣同学提出退学，我昨天去了他家。这是我第一次去一个小山村。所见到的情景，让我难过，震惊。他们家的房子是用不规则的石块垒的，里边糊了层黄泥，透着风，屋顶苫着山草，露着天，他的父亲有痨病躺在床上，他们家的床是用几根木棍捆绑而成的。床上铺着烂草席，放着黑乎乎的棉花套子—那就是他们家的被子。屋里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家具的物件儿，除了一只用几块石头支起来的锅。缸里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只看到一堆干地瓜秧子。他们家的人—包括他重病的父亲—就靠那个充饥。我到他家的时候，只有董长荣的父亲一个人在家，董长荣上合作社干活了，他母亲出去拾柴了。董长荣的母亲拾柴回来的时候，老远只能看见一个小柴垛在山路上移动，因为矮小，瘦弱的母亲背着柴筐，弯着腰，头低得快要触到地，只有走得近了，才可以看见背柴筐的人。当时，董长荣已经来家了，他跑上前接过母亲背上的柴筐，他母亲直起身来，跟我说话，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这个瘦小、苍老的女子是董长荣的母亲，她只有三十五、六岁！同学们，我努力克制自已，还是忍不住泪如泉涌。我觉得愧对他们。董长荣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是董家岭头一个中学生，入学后，评助学金，他交了申请，几天后知道申请的人多，他主动放弃了。我认为他家人口不多，有劳力—他父亲这个劳力是个病人，同意不给他助学金。我很惭愧，我没有深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同学们，怎么办？我们要伸出手来，帮助他，不让他失学。同学们，我知道，你们中大多数家庭也很困难，你们的家人菇苦含辛，供你们上学，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努力啊。”徐老师动情地说着，她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讲桌上，同学们个个眼里含着泪水，有女生在哽咽，甚至哭出了声。周恒顺知道，徐老师的话让同学们想起了自己的亲人，哪一个不是在困苦中煎熬？……老师说完了，突然，班长，烈士子弟，全班同学公认的大哥哥张峰站起来，说：“老师，我提议，同学们凡有条件的，都捐一点钱，即使五分，一毛也行，帮助董长荣。我放弃每月三元助学金，转给董长荣。”接着，又有两个同学站起来，要求放弃助学金。其他同学也都七嘴八舌地说“捐钱”，“不能让董长荣退学”，徐老师很激动，对同学们说：“同学们，张峰是烈士子弟，家里十分困难，另外那两位同学家里也很困难，你们都不要放弃助学金，每月一人匀出一元，给董长荣，让他享受三元助学金，就很好了。同学们给董长荣捐点钱，我支持，但要力所能及，不可勉强。我也会捐一点。”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老师平时帮我们够多的了，就不要捐了。”徐老师说：“我是董长荣的班主任，必须和同学们一起帮他跨过人生的这道坎儿。”徐老师和同学们帮助董长荣的事很快传遍了全校，周恒刚对周恒顺说：“徐老师伟大，你们班的张峰和那两个同学伟大！”周恒刚和牟洪云还每人给了周恒顺两元钱，让他代为捐献，但不说出他们的姓名。徐老师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周恒刚和牟洪云。真是两个好孩子。不过，既然他们不愿让人知道，那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意愿，秘而不宣。”……徐老师的学问是那样大，不但课讲得好，而且知识是那样渊博，特别让同学们吃惊的是，她可以看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亚戏剧，俄文原版的托尔斯泰小说。对于周恒顺他们这些农村孩子说来，徐老师近乎是神人。通过徐老师，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别样的世界，一种合理的，健康的，有意义的人生。周恒顺想，人活在世上，就应该活出个人样儿来。古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我要努力成为徐老师这样的人。

周恒顺从初小到高小，都是老师的“爱徒”，上了初中，老师们也很喜欢他。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却有个老师竟成了他的“克星”，这个人的出现，就像在他的人生之路上，突然冒出了一堵墙，这墙长不见头儿，高不见顶儿，他像进了死胡同，任他左冲右突，转了小半辈子，怎么也转不出来。这人就是一身兼几任—政治教研室主任，政治课老师，一中党支部成员，校人事秘书，兼管学校团委、学生会工作—的卢正人老师。卢正人是陶阳县城人，是榆树村恶霸地主江繁祺的妻侄，上几辈也是大户，抗战前已经败落。所以他们家是贫农成份。社会关系中虽然很不“干净”，但因为在士改和镇反中“大义灭亲”，被树为“典型”，加上为人善于趋奉，钻营—据传说，给有用的领导送礼，很舍得花钱，所以，解放后一直很受领导重用。很快就由一个初师毕业的小学教师爬到县一中位居要津，而且看样子，前途无可限量。开学第二天，卢正人给周恒顺他们班上完了政治课，却不离开，用低沉的，带着阴冷气的声音问：“哪个是周恒顺？”周恒顺很吃惊，急忙跑到他跟前，毕恭毕敬地说：“老师，我是周恒顺。”卢正人用居高临下的，令人心悸的，审视的目光看了周恒顺十几秒钟，拖着慢腔说：“你就是周恒顺，你爷爷叫周瑞升，老家是周庄，后来搬家到榆树村，是不是？周瑞升的孙子考上了县一中，而且是全县第二名，厉害。没什么事儿，我只是随便问问。”说完，就低着头，像一边走一边找什么东西似的，走了。卢正人对周恒顺的盘问，让他很纳闷。星期六回家，周恒顺跟奶奶说了这事儿，奶奶说，这人是县城大地主又是富商卢万勋的孙子。卢家当年托人来你老姥娘家保媒，让我嫁给卢万勋的兄弟，你老姥爷知道卢家为富不仁，跟黑道儿有牵连，还勾着土匪，名声很不好，就把卢家拒了，很快把我许给了周庄。从那，城里卢家跟你老姥娘家，周庄儿咱家结下了仇。你爷爷兄弟几个分了家，你爷爷到县城开杂货铺，冤家路窄，就跟卢万勋斗上了。卢万勋处处找茬儿，欺负你爷爷，两家打了起来，把你爷爷打伤了，跟卢万勋打官司，卢家势大，官府向着他们，你爷爷输了官司，从县城回周庄的路上，在庄北十八里的黑风口又被土匪—是卢万勋给土匪预先送了信儿—拦路抢劫，你爷爷被人抬到家，伤还没好，连气加吓，病倒床上，再也没起来。……你这个姓卢的老师他姑家就是咱庄江家，江世荣他奶奶是他亲姑。这人土改以前常上他姑家来，他上学也是他姑供的。土改以前，江家把值钱的东西放到他家，他把东西送回来，交给了土改工作队。听说县里好一阵表扬，还上了报纸，到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姑父江繁祺从外边跑回来，上了他家。他又报告了公安，公安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人家上级还不更觉得他跟共产党一心了？这个人可不得更红了？不光这，这人还发了不小的财。庄里有人传说，他送回东西的时候，把值钱的物儿昧下了不少，有人还说，于大牛跟他勾上了，可能两个人分赃。这两个人都正得势，谁敢怎么着他们?反正你这个老师不是个良善主儿，你可不能得罪他。你听他问你那话音，对卢家、周家头些年那些事儿，全包本儿。周恒顺说：“俺爷爷当年就败在他们家手里了，后来再也没有争过，斗过，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是他的学生了，他应该不至于害我吧？”奶奶说：“按说是不会。可是，谁知道这人心里怎么想的？常言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多长个心眼儿，别惹他不高兴。可了不得。”周恒顺知道了这位卢老师的老底儿，跟他接触格外小心，对上政治课也格外努力，不像别的同学，只重视《语文》，《数学》，《理化》一类“正课”，不重视《历史》，《地理》，《动物》，《植物》一类“副课”，至于《政治》，更是人常说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不过是应付公事而已，没人真把它当一门儿正经功课学。但周恒顺并不如此。他不像多数同学那样，上政治课应应付付，做作业浮皮了草，糊糊弄弄，而是上课认真听讲，做作业也一字一板，正正规规，惹得同学们暗中笑他。但是，有一次，卢老师在课堂上，讲到“阶级敌人负隅顽抗”时，把“隅”字读成“偶”，当天自由活动的时候，有个同学说：“这个卢老师真差劲，上课常念错别字。今天把‘负隅顽抗’说成‘负偶顽抗’，这样的水平能当一中老师？”有个同学说：“哼，他就是个初师生，要不是政治上红，当什么中学老师？”同学们都在说笑，议论，周恒顺也在，但并没插言。没曾想，有几句话被来教室有事的卢老师听见了，过了几天，卢老师把周恒顺叫到他办公室，先夸了他一阵《政治》课学得好，又问他班儿里同学对老师有什么议论，周恒顺说“没什么”，经不住卢正人反复追问，周恒顺竟支支吾吾地说：“老师，你今后注意一下，上课别念错白字。”还十分诚恳地举了两三个例子。卢老师的瘦长脸青一阵红一阵，两只眍瞜进去的眼睛闪着暗绿色的凶光，说：“我知道有些学生对我不满，表面上看，是对我讲的课吹毛求疵，实际上是对政治课抱有抵触情绪。周恒顺，你具体说说有哪些学生对政治课说过哪些不满的话。”周恒顺听了他的话，十分愕然，说：“同学们确实没人说过对政治课不满的话。”卢老师又问：“那么其他任课老师—比如你们班十分崇拜的徐老师—说过这一类的话吗？”周恒顺更吃惊了，急忙说：“那就更没有了。”卢老师冷冷笑道：“看来，你是不跟老师一心了。好，那就算了吧。”周恒顺紧张，惶然，身上冒出汗来，说：“老师，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年纪小，真的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你问的事儿。……”卢老师两只窝瞜着的眼睛闪着暗绿色的光，像神话书里鬼怪在地道深处两眼发亮一样，低声说：“你不懂？全年级还有比你懂得多的学生吗？你什么不懂？……好了，我也懒得说了，说也没用。你回去吧。提醒你，不得跟任何人说起今过午咱们谈话的内容。否则，你自己考虑后果。”但是，周恒顺毕竟是个孩子，他心里难受，忍不住把卢老师找他谈话的事给周恒刚和牟洪云两人说了，周恒刚怒不可遏，竟在班里跟同学们讲卢老师的坏话，而且传到了卢的耳朵里了，周恒顺却并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周恒顺就受到了卢老师的“关照”。二年级上学期，班上评助学金，全班共评出十五个人，分一、二、三等，分别是每月五元，三元，二元。烈士子弟优先，一般是享受一等。但张峰为了多照顾几个同学，坚持只申请二等。周恒顺申请二等，在班上公议也通过了。几天后，助学金批下来了，周恒顺被拿掉了，换上了一个公议没获通过的学生。周恒顺十分愕然，徐老师告诉他，学校的意见是，他家虽然没有劳动力，但有比较有钱的亲戚，可以得到接济，所以被拿掉了。徐老师让他正确对待，还说他确有困难，她再找校领导反映。而实际上，卢正人对徐老师还说，周恒顺虽是贫农成份，但他这个“贫农”跟一般贫农不太一样。他父亲是死在战场上的历史反革命，虽然评助学金主要看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但在同样情况下，还是应该优先照顾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徐老师跟卢正人争了一阵，但没有结果。徐老师怕周恒顺思想上有压力，没对他说卢正人说的政治条件这个理由。周恒顺心里明白，卢正人主管学生助学金的评定，是卢正人对他搞报复了，但他又不能也不敢跟给徐老师说出实情，只得隐忍着。

卢正人二十八、九岁年纪，黑脸，但不是黧黑，而是黑得发青，发暗，有点像露出地面的土豆 儿皮那种颜色。两只陷得很深的眼睛很亮，像手电筒的电珠儿，眼光尖利，冷森森的，他如果长时间审视一个人，会让对方心里发毛，如芒刺在背。他喜欢冷笑，喜欢撇嘴，因为时常撇嘴，两个嘴角子总是朝下搭拉着，以至于不撇嘴的时候也像是在撇嘴了。他走路总是习惯性地低着头，像是一路都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因为他的脑子总在琢磨事儿，特别是琢磨人，而低头自然是避免外在干扰，专心思考问题的姿势。同学们说，“仰脸女人低头汉”，这种人难对付。周恒顺原来不相信一个人走路的姿势跟他的人品，性格会有什么关糸，后来也慢慢相信了。卢正人和人们在一起，总是故作高深，喜欢用两只窝瞜着的眼睛直直地用锐利的，刀锋般的，审视的眼光看人，让他看一阵，你会不由得心悸，慌乱。有人说，他天生长着“瘆人毛”。他特别虚荣，怕人们认为他“没水平”，“没学问”，在一中这种一个个老师都是满腹经纶的地方，他很少说话，一是怕露底，他认为我不说，你们怎么知道我肚子里的货色价值几何，再就是老师们在一起，说的不少活，多是他一知半解，甚至闻所末闻的，所以即使想插嘴也插不上。他内心十分自卑，但又很自负，因为自己政治上的，特别是在掌管人事上的优势地位而自得其乐，不管你们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甚至是哪国回来的留洋生，不管你们学问有多么大，不管学生们多么崇拜你，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大知识分子，谁也得归我管着，谁也跑不出老子的手掌心，你们别忘了，老子是管人事的，甭管你是学生，是老师，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归老子管。当向人自报家门时，他一定会重点突出自己是学校党支部成员，是组织委员，分管人事，行政上是学校的人事秘书，跟组织部，人事局是一个系统的。大家自然明白，在“党管干部”，“党管人事”的格局之中，掌管人事自然是高踞于一般人之上的。他对谁都不讲实话，撒谎己经成了他的习惯，而且他认为这种做人之道可以保他成功。当年他送回姑家浮财时昧下财宝，就没让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知道，他出去举报姑父 ，当然更得瞒着家里人。久而久之，撒谎成了他的习惯，他对任何人都讲假话，只除了自己的女儿以外。他嫌妻子娘家成份不好，又缠过脚，拿不出门儿，上不得台面，提出离婚，他老婆不同意，他竟使出了绝法子，白天装作没事儿，晚上，他让女儿去找奶奶睡觉，夜深人静，狠命折磨那个苦命女人，还不准她哭喊，不然就要她的命，如是七、八个月后，他老婆怕真的会死在他手里，哭着回了娘家。卢正人托人给办了离婚证儿。他特别好色，解放前，十几岁就偷偷地逛过“窑子”（妓院），他特别愿意来县一中工作，除了政治上的升迁，内心最隐秘的动机就是能够接近那些从大城市特别是江南来的女大学生，他觉得她们一个个都让他倾心。他来一中且身居要津后，原以为优越的地位会换得女大学生们的青睐，但却发现，这些女大学生们除了工作上的原因之外，没有人跟他说什么另外的话，对他差不多是视而不见。这让他失望，又感到困惑，难道这些人不知道一个掌管人事的政工干部对她们意味着什么，看起来，这些知识分子改造得太轻，一个个清高傲世，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徐静菇分到一中，更让他着了迷。这徐静菇在他眼里，简直活脱脱一个仙人。徐老师刚来一中那段时间，他以人事干部关心新同事为名，常穿身笔挺的新中山服，锃亮的新皮鞋，有事儿没事儿找她“交谈”，有话没话地搭讪，徐老师对他保持礼貌，礼貌后边是冷淡，就像山上的柿子，外皮儿是红红的，熟透了的，内里却是又生又涩的。他碍于“身份”，又必须装出一幅正人君子（就像他的名字）的样子，因为他是政工干部，而根据通常的看法儿，政工干部统统是不苟言笑，正襟危坐，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而实际上，他心里想徐静茹一类女大学生，真是如饥似渴，在年把时间里，徐静茹是他每天晚上“性幻想”的对象。有一次，在校外他和几个哥们儿一起喝酒，醉得一塌糊涂，说：“要是能把徐静茹那个小白光腚搂到怀里，压到身子下头，待五分钟，让我死，我都干。可是办不到啊。”说着，竟痛哭流涕。这事后来传到一中不少老师耳朵里，有老教师说，这人真乃衣冠禽兽也。时间长了，他知道没希望了，被迫退而求其次。有个家是农村的女孩子，师范毕业，分到一个山区小学，一心想上县城，他大上一步，帮她调到了城关完小，经不住他死命纠缠，女孩子也想在县城有个靠山，两人很快就结了婚。但卢正人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跟第二任妻子新婚燕尔之时，到了学校里，见到徐静茹，依旧忍不住想她。他知道想让徐静茹做自己老婆的美梦彻底破灭了，自我安慰道，也好，她是大资本家出身，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团结对象，但毕竟是剥削阶级家庭，真找了她，说不定会影响自已政治前途呢。从此，他对徐静茹就开始别样的想入非非，他幻想，如果她犯了错误，由他处理，她有求于他，他对她高抬贵手，她知恩图报，他就有了机会儿。他有时梦想，自己快点儿提拔，成为大干部，因为他听在县委工作的熟人闲啦，说某某某大领导娶过几个老婆，某某人有什么“花花事儿”，而且据他们所见，到一定级别的高干，这种事儿就是生活小节儿，不是什么大毛病了。话虽然是这样说，但卢正人又觉得，自己想混到那种级别，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果能当上个局长甚至副县长之类的官儿，巴结的人—其中必然有女性—自然就多起来，在男女方面，有点儿出格的事儿，也不会有大问题，那就不一定非得是这个徐静茹了。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死盯着徐静茹呢？日子久了，他对徐静茹一类女教师由爱变成了恨。她们美貌，他自己丑陋，他恨，她们潇洒，他自己委琐，他恨，她们知识渊博，他满腹草莽，他恨，她们谈吐不俗，妙语如珠，他苯嘴拙舌，语言干涩，他恨，……他转而想到，她们一个个是资产阶级的臭小姐，而他是无产阶级的政工干部，是负责管理，监督，改造她们，跟她们斗争的。他处心积虑地等着，盼着她们犯错误，共产党的运动一个跟着一个地来，她们犯腊误的机会儿多多，她们中一定会有人触霉头。到那时，她们就不神气了。得不到的，就想法儿毁掉她，卢正人这样想，他也会这样做。只要有必要，他是狠得了心，也下得了手的。为了有所准备，他向那些向他靠拢，想入党，想提拔的老师，想入团的学生布置，注意徐静茹这些人的言行，主要是他们对共产党和各级领导，对各种政治运动的态度和意见，还真的积累了不少“材料”。卢正人还有个特点，他心理特别阴暗，心胸十分狭窄，嫉妒心特别重，他嫉妒的对象甚至包括学生，对功课好，才华出众而又对他佯佯不睬的学生，他想到将来他们也许会大有前途，会飞黄腾达，心里竟会酸溜溜的，如果这种学生家庭或社会关系有问题，他就会感到莫名的快意。心想，让你小子能，我让你能不成。这种学生一旦被他盯上，就像老鼠被猫盯上一样，谁也没法儿逃脱。他特别喜欢看他们的可怜相，而如果这种学生仍然不肯低头，仍旧傲气十足，他就非得把他们置于绝境不可了。这种时候，他享受着一种野兽吞噬猎物的快感。他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师，家庭社会关系不好的学生，从来不屑搭理，自以为是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他弄完一份儿有问题学生的政审结论，想像着这个孩子背负着这个结论，灰溜溜地回家，跟村里的“泥腿子”们一起当“地球修理工”，面对的是没有前途，一片灰暗的人生，他（她）那种绝望、无奈、窘迫的惨状。他整理“内部控制”的老师的档案，想到这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孜孜矻矻，跟别人比，力不少出，活儿一样干，甚至比别人出力更大，干活儿更多，但却入党没份儿，提升不沾边儿，提薪分房往后站，见领导低头哈腰，谁也不敢得罪，永远身处边缘，总是可怜巴巴，狗苟蝇营，当这种时候，他心里会特别舒服，像六月天吃冰糕一样痛快。他庆幸和这种人站在不一样的两极，他永远地，绝对地出离了那种状态。岂止是这样，他和他们相比，几乎像是牢里的囚徒和牢外的看守，或者像是牛马和驭手，他庆幸自己是“幸运儿”。对他的整治对象，他从不心慈手软，即使是对一个可怜的穷学生，他也不会心存宽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话对他不适用，“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听什么人说过这句据说是哪位领袖的名言。他自认为是信奉并遵行这名言的。尽管他所整治的人，在他笔尖儿下身陷厄运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敌人”，被他加害过的老师，学生跟他无冤无仇，他对他们的厌弃，仇视有少数几个是有来由的，多数是无缘无故的，只是因为他职司这事，他似也身不由已。他希望搞“运动”，最好是一个接一个地搞。因为“运动”中会产生他需要的“产品”，增加他整治的对象，而且“运动”会锻炼人，培养人，会提拔人，经过运动，会有人“火线入党”，会对骨干“论功行赏”，会有人被加官晋级，而他必定在这些人之列。而且他也十分享受运动中整人那种过程。他明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社会需要他这种人，领导依靠他这样的人。领导要的就是他的铁石心肠，他的“六亲不认”，他的冷峻，他的“坚定”。而他盘算着，通过运动，他会踏着那些可怜虫，倒霉蛋一步步往上攀登。他甚至十分形象地想像着踩着人的头颅，人的肩膀，人的脊梁，人的屁股那种疙疙瘩瘩，但很有弹性，富有质感，让人感到快意的滋味儿，他听父亲说过他的祖父，他的家人跟自家的对手—当中就有周恒顺的爷爷—斗法，争雄的故事，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但他自信在跟人争斗中，他不会逊于祖辈。……当他知道新招的初中生，有个榆树村来的周恒顺和他的堂兄周恒刚，他知道周恒刚的爷爷是烈士，父亲是共产党的高干，这孩子算是贵胄子弟，他不能招惹，只能敬而远之，而周恒顺就不一样了。新生来校后，他很快就认识了周恒顺。朴素的衣装难掩不寻常的气质，而且还考了全年级第二名，不知道为什么，一股无名火上了他的脑门儿。因为学生攻击他念错别字的事，他找周恒顺谈话，周恒顺竟不卑不亢，不温不火，不即不离，一幅胸有成竹，我行我素的样子，这认真把他给激怒了。到这时，他更加下定了决心，从此把这个周恒顺放到他整治的对象之列。……这不是，他淡淡几句话，轻轻一点拨，小子的二等助学金就给拿掉了，像煮熟了的鸦子飞走了一样。从此，一直到离校，小子再也不会享受到助学金了。

周恒顺功课出类拔萃，但除了喜欢读书，没什么业余爱好。他觉得自己是个穷孩子，首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学好功课，多读书。他觉得弄别的事儿是浪费精力和光阴，甚至会有一种负罪惑。周恒刚就不同了。他功课好，但并不在乎考试的分数和名次。他多才多艺，学什么会什么，二胡拉得很棒，在学校文娱晚会上，一曲《二泉映月》，悠扬，宛转，忧伤，哀怨的乐声，让大家如痴如醉。乒乓球打得好，打遍全校无敌手。还画得一手好画，常常给黑板报画报头。他还像毛主席诗词里说的那样，充溢着书生意气，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社会现象，学校的工作，老师讲的课，常发表评论，无所忌惮。牟洪云则是她们班儿的学习“尖子”，又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能歌善舞，还演话剧。他们两人都是班里的干部。周恒顺和周恒刚，牟洪云三个人，很快就被说成是全年级的“两周一牟”，传为美谈。周恒刚和牟洪云对此一笑置之，周恒顺则感到犹如芒刺在背，他知道自己和他们两人不一样，他不愿意被大家关注，特别是在跟卢正人有了“过结”之后，更是如此。“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有一种莫名的惶恐。他只想学好功课，以后能升学，并争取在中学里能入上团，争取政治上的前途。但一想到卢正人，他的信心就动摇起来。……

周恒顺是农村来的苦孩子，穷孩子，他真诚地相信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福的，社会主义会给世代受苦的人们带来新的，美好的生活。他希望社会进步得快，生产发展得好，他读了很多沙俄时期和欧州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他认为书里所表现的也就是旧中国那种弱肉强食，人吃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而他百读不厌的苏联小说，则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天地。他为《教育诗》中共产党的教育工作者的人道，善良，对那些可怜的流浪儿点石成金般的教化而感动，为《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表现的劳动和创造而心驰神往，他欣赏玛雅可夫斯基的形式怪异的诗，为诗中那澎湃的革命激情而陶醉。他决心树立共产党提倡的世界观，人生观，做新世界的开拓者，新社会的建设者。但是，作为新中国五十年代一个中学生，他无例外地要和人们一起在社会剧变的潮流中沉浮。周恒顺家，因为受到于大牛等人排斥，没参加互助组，但被允许参加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周恒顺为之庆幸。因为家里没劳动力，初级社按社员入社的土地数量，家庭人口和工分分配，他们家是受益者，他真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多长时间，初级社转成了“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土地不再参加分配，而是按人口占七成，工分和交粪肥占三成分配口粮。周恒顺家没人挣工分，人口又少，口粮分得很少，还要向合作社交钱。生计艰难，只能靠酸枣岭那边和亲戚家接济。奶奶常为这犯愁，周恒顺说：“奶奶，共产党搞社会主义，讲‘平等’和‘公正’，不让穷人吃亏，咱虽然分得少了，心里也别难受。得想开。”奶奶说：“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王法，奶奶能想得开。”一九五六春节过后，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天不亮，一中的全体师生集合整队来到县城大街上，参加全县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庆祝大会，大会主席台设在县城最繁华地段十字路口一家商铺二层楼的阳台上，县里的领导，工商业者的代表和职工代表站在主席台上，那些脱了瓜皮帽儿，换上干部帽，脱了长衫，换上中山装的小老板们胸前戴着大红花，面孔被大红会标、标语和红花映成暗红色，一幅受宠若惊，又拘拘束束，无所适从的窘态，无可奈何地陪笑着，县领导，工商业者代表，职工代表，社会各界代表先后讲话，主席台前，鞭炮堆积成小山儿，当大会司仪宣布呜炮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礼炮声，主席台前，成百上千盘鞭炮燃放起来，“劈劈拍拍”响成一片，主席台上下，十字路口，大街上，硝烟弥漫，俨然一个小战场。鞭炮响过，参加会议的人们开始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行。游行队伍敲响了锣鼓，震天的鼓乐和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交汇在一起，让人兴奋莫名。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各商家店铺门口，俱都张灯结彩，员工在门前列队，高呼口号，游行群众亦高呼口号应和，且无一例外地大放鞭炮，全县城大街上，一路锣鼓，一路口号，一路炮声，一路硝烟缭绕，一路欢声笑语。周恒顺和大家一样，沉浸在兴奋中。他想，毛主席和共产党多么英明，伟大，用这种文明，喜庆的方式推翻和改造资产阶级，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一员，而受他们剥削，压迫的工人们，从此翻身做主人。农村实现了合诈化，城市搞了“公有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建立起来了。中国会成为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人民当家做主，用不了多久，人民就会过上“吃面包，喝牛奶”，“耕地不用牛，掌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他为自己生逢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庆幸。在这种场合，在这种气氛中，他会忘掉自家的不幸，自己和别的同学的不同，感到自己和大家一样，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但是，过了不长时间，校领导用早晨全校师生集合的时间，传达了中央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文件，让他知道，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并不平静。后来又传达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件，号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站在学生队伍里，大家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他感到脊梁骨发毛。他看过胡风和路翎的作品，知道胡风是鲁迅先生的朋友 ，而且似乎十分倾向革命，他写的歌颂新中国的长诗的第一句是“时间停止了”…… 而胡风和他的朋友竟然是一伙儿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太可怕了。现在看起来，革命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前进的道路上有鼓乐，有鞭炮，有胜利的号角，有红旗和鲜花，但也有哀哭，有血腥，有阴谋和厮杀。那次传达文件之后不几天，学校教导主任柳路—一个在全校师生中威信很高，学识渊博，讲话妙语如珠，生动幽默，对同学们总是一幅慈善长者笑容的老先生—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被带走了。周恒顺听周恒刚说，柳路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又听牟洪云说，他是在跟朋友通信中，引用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句，而他那个朋友被打成了胡风分子，柳路也受到了牵连。原来是这样，绿原是个诗人啊。周恒顺感到毛骨悚然。又过了不多久，周恒顺在教室里上课，偶然转头往教室外看了一眼，见到他们的地理老师宿洋面色沉重地从教室外边的路上走过，身后跟着几个穿黄衣服的公安，宿老师向他投来忧郁，留恋的一瞥，旋即低头快步走了。这宿老师上课从来不带课本和讲义，只随手拿几只粉笔，上堂就开讲，口若悬河，有声有色，同学们—包括不喜欢学“副课”的—听得津津有味儿，教室里鸦雀无声。宿老师特喜欢周恒顺，讲到高兴处，有时会拿他开玩笑，如说到热带雨林里有的树木叶大如盘，说，像我们班的小同学周恒顺，都可以在上边睡觉。柳主任，宿老师他们到哪里去了？还能回来吗？这样的问题，常常在周恒顺他们心里转游，但他们都不会向别人发问，只是闷在自己心里。大家都绝口不提，好像没有这回事，一中也从来没有柳路和宿洋这两个人一样。周恒顺想起，他看过的革命回忆录中，旧社会，当大学里有师生被反动当局抓扑时，学校里群情激愤，校领导会出面营救，而现在却是这样一种情形。这就是新旧社会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和别的政权的不同之处。周恒顺想，在社会中，除了无边无岸的，触目可及的，似乎无可救治的贫穷之外，就是在寻常百姓不知道也看不见的暗处，一直都在进行着层出不穷的，永无休止的“斗争”，一个在阳光下正常生活，工作着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被投进无边的黑暗之中。他感到，建设一个新社会真是太艰难了，而且步步充满着凶险。这让他惊悚，惶恐，当然只能是在内心深处。他意识到，生活，决不是诗人笔下描绘的那样“满是玫瑰色”。当他年纪很小，不谙世事的时候，在他上高小时，因为功课成绩拔尖儿而在班级中有过“出人头地”的感觉，刚入初中时，他也一度为全年级第二名的入学成绩和进校后每次考试总是拔尖儿而暗自得意，但经过两个学期，他发现，在学校里，政治条件的优劣比学习成绩更重要。就像毛主席为文艺作品定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一样，在学校里，在各个班级，对学生的评价同样是政治条件比功课成绩更重要。仅仅功课好已经不是或者说不全是决定学生在同学们中地位的标准。一年级两个学期，班里有几个同学入了团，建立了团支部，班长张峰当了团支部书记。周恒顺为之欣喜，因为张峰年龄大，个子高，像大人一样稳重，像兄长一样厚道。从进校起，张峰就对周恒顺十分关心和爱护。周恒刚也入了团，先当了班里的团支部委员，后又当了支部书记。牟洪云刚刚够年龄就入团了，是她们班的班长，校学生会的文体部长，还是全校少先大队的大队长。而周恒顺呢，连小组长也不是，只担任数学课课代表。进校不久，张峰对他说：“按规定十四周岁可以入团。你现在还不够年龄，等年龄够了，就申请入团。”周恒顺很感动，连连点头。但他知道班里所有学生除了少数几个已经是团员的，每个人都想入团，他周恒顺想“捷足先登”，早点入团，怕没那么容易。如果班主任徐老师和班支书张峰说了算，也许有希望。但如果讲政治条件，他就不行了。而且徐老师自己连团员也没当上，她对学生入团的事怕是没法儿插言。周恒顺清楚地知道，他父亲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定会影响他入团。看看本班同学，有十几个人跟他一样政治条件不好，有的比他还要差，有出身地、富家庭的，有的有被杀，被关，被管的直系亲属，有同学的父亲去了台湾。这些同学跟周恒顺一样，都在努力地，机械般地读书，参加劳动或其他社会公益活动格外卖力，但是表现都比较沉默，言行比较谨慎，就好像身上包着一层无形的壳儿，封闭着自己。平时，在日常的学习和活动中，没有谁会涉及这类话题。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同是一样的学生，但大家分明是两类人，日后会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前途。周恒顺有时会不期然想起很小的时候在村里参加“土改”大会时，工作队廖队长讲的“正册”，“另册”那些话。也许，他和班里这些政治条件差的同学和其他同学相比，就等于上了“另册”或者准“另册”。这真的很可怕。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另册”世界那些可怕的景象让他惶恐惊惧。有一段时间，那个梦常在他脑际盘旋，挥之不去。他知道，梦境是虚幻的，但那却是我们这块土地上，许多人，包括他的家人，亲友真实的生活。他要摆脱“另册”的梦魇，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免于身陷“另册”的命运。他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他要拼上全力。……周恒顺这类学生难免心事重重，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通过努力，特别是在政治上有好的“表现”，争取挤出一条人生之路。到了一九五六年，社会上的情况隐然有了些变化。春节过罢，大地春光明媚，报纸上强调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中央大力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学校里的老师包括那些出身不好或本人有历史“污点”的老师都变得开朗起来，说话胆子大了不少。晚饭后，周恒顺常和周恒刚一起到校外一个老旧城墙边散步，迎着夕阳的余晖，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说古论今。有一次，周恒刚问周恒顺家的生活状况，周恒顺说，入了高级社，家里情况不如从前，分粮少了很多，原先一口人分快三百斤麦子，现在只分七、八十斤了。农业社人口多了是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因为人口没增加一、两倍，主要的是庄稼长得不好，产量低，还要按地亩卖“余粮”，交公粮。社员自然分得少了。高级社里的干部就是个“官儿”了，不干活儿，还骂人，有时用社里钱喝酒，吃豆窗，社员敢怒不敢言，就消极，磨洋工。周恒刚说，周庄也是这样，种地的人饿肚子，机关上从供给制改成工资制，拿不少钱，供应细米白面，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周恒顺说：“我是很拥护合作化的，看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我很感动。按说大家都是庄乡，一起搞生产，好好干，多打粮，多分配。多好的事。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这事儿好奇怪。”周恒刚说：“你是个书呆子，书生气十足。人家宣传什么，你信什么。实际上，合作化是把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全部收交了，集中到少数听上级话的骨干人物手里，这样便于统购粮食，支援城市工业化。可是农民的利益被忽略了，甚至是损害了。农民就没有积极牲了。”周恒顺很惊讶，说：“恒刚，你可不敢乱说。”周恒刚说：“我去济南，在我爸爸那里，看过这方面的文件。咱中国跟苏联学的，一条路子，靠剥夺农民利益搞工业化。社会上不少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不过没人敢说。我也不会乱说。”又过了一段时间，两人散步的时候，周恒刚很神秘地对周恒顺说：“周恒顺，苏共开二十大知道了吧？”周恒顺说：“知道。报上登了，咱中国还派了代表团去祝贺。”周恒刚说：“那只是面儿上的，实际上，出大事儿了，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做了个秘密报告，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不只是错误，简直是罪行。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是刽子手，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滥杀无辜，比法西斯还凶狠。西方有人说，斯大林残杀的共产党人比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政府杀害的革命者还要多出多少倍。他消灭富农，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对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民族灭绝政策，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是一个这样的恶魔在领导。真是不可思议！斯大林被揭露，等于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一向被蒙敞的人见到了天日，这是国际共产主运动中一次强震，现在东欧局势很混乱，下一步一说不定发生什么事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论无产阶乱砖政的历史的经验》，是党中央对这事的表态，也是间接地批评赫鲁晓夫。用不了多久，中苏关系也会出麻烦。”周恒顺很震惊，脸色都变了，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太可怕了。我一时理解不了。恒刚，你可不能乱说。”周恒刚的面色和他年纪不相称的凝重，说：“我心中有数。” 过一会儿，又自语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个星期天，周恒顺和周恒刚都没回家，牟洪云邀他们去她家里做客。洪云的爸爸妈妈都很热情，牟洪云的爸爸—中共陶阳县委副书记牟永平把两位小客人让到椅子上坐下，说：“我常听洪云说起你们俩，说恒顺是‘小天才’，‘活字典’，‘小作家’，恒刚多才多艺。新中国建设需要人才，你们前途远大得很，好好学，也好好帮助洪云。”洪云妈妈说:“云儿是个疯丫头，无事儿忙，我们担心她功课学不扎实。”周恒顺说：“洪云脑子好用，她知识面儿广，悟性，记性都好，学习效率高，她是学习，工作两不误，叔，婶不用担心。”牟永平问：“你们关心不关心政治？对形势怎么看？”周恒刚说：“形势不错，民主的空气，讲真话的气氛变浓了，文学作品也开始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而不是一味歌功颂德了，像《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来的青年人》，这种作品让人耳目一新，还有不少杂文针砭时弊。看样子，知织分子的春天来了。”牟永平一愣神儿，说：“恒刚这话很新颖。新中国成立了，全中国人民的春天就来临了。怎么现在还又来了个知识分子的春天？”周恒刚说：“党中央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这不就是‘春天’了吗？”牟永平说：“有一定道理。你们常看看报纸，就会发现，现在确实有不少新变化，改进很大。”周恒刚出语惊人：“是改进不少，不过比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还差得多。”牟永平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牟洪云笑着说：“周恒刚善于独立思考，喜作惊人之语。你乱说一气，把我爸吓着了吧？”牟永平说：“没什么，童言无忌嘛。不过，恒刚这话是说过头儿了。”周恒刚说：“按中国人的老规矩，按时下的环境，我那样说，是‘过头’儿，可是，按实际情况说，也真的不错。你想想，旧中国三十年代出了多少文学大家，鲁迅的文章锋芒所指，权贵无所遁形，马寅初，傅斯年可以对当局，对党国要员大张挞伐，现在能允许吗？”牟永平让人不易觉察地微微摇摇头，说：“恒刚，你看问题很尖锐，思想活跃，这都不是坏事，不过，叔叔给你一个忠告，一定不要忘记大前提，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说话不注意，会惹麻烦。你爸爸也会同意我的说法儿。”周恒刚礼貌地点点头。周恒顺在一旁坐着，有些尴尬，身上微微地冒汗了。牟永平出房间了，牟洪云说：“恒刚，我爸就这样，教条儿，好为人师。”周恒刚说：“不，不是。我刚才的话，我自己也知道，是出格儿的，不合时宜的。我这个人就喜欢想这种怪问题，钻牛角尖儿，还老想说，不吐不快。恒顺常说我，可我老管不住自己。以后是得注意。”吃饭的时候，说到学校的卢正人老师，周恒刚问：“叔叔，了解卢正人这个人吗：”牟永平说：“也算了解，说过几次话。给人的感觉是个有心机，会来事儿的人。他文化底子不算好，原先教小学。因为土改、镇反中两次大义灭亲的突出表现，受过表彰，入了党，后来提拔了城关完小校长。不久又调到县文教科当人事股长，不知怎么的，又跑到一中去了。”周恒刚说：“这人那点儿文化基础，在一中那种地方管人事，还莫名其妙地让他教政治课，当政治教研室的主任。他会教什么政治？句子都给念破了。”周恒顺说：“他上课好念错白字，还怀疑同学们背后议论他。有一次把我喊到他办公室，盘问我，让我告诉他，有谁说过他的坏话，我不肯说，他就特别烦我。”周恒刚说：“卢正人这人特别差劲，听人说，他离婚后，打我们家是上海的徐老师的主意，徐老师不搭理他，他恼羞成怒，居然找俺班儿两个争取入团的女生谈话，让她们注意徐老师平时和课堂上有什么错误，反动言论，向他报告。我交待两个女同学，别听卢正人胡说八道。时间长了，卢正人也会对我下手。”牟洪云说：“那倒不会，他这人特别趋炎附势，知道你是高干子弟，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平时他对我就十分客气，甚至有点讨好的样子，有时弄得我难为情。就这么小人。爸爸，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在一中管人事？你们县委怎么考虑的？赶快把他调走吧。”牟永平说：“他不是县委管的干部，我不好说话。再说，这人活动能力很强，到县里有的领导家里跑得很勤，有的人比较器重他。恐怕一时不会动他。你们还是要和他搞好关系。”周恒顺点点头，周恒刚“哼”了一声，说：“道不同不相与谋。跟他搞好关系？除非当他的帮凶。还是离他远点儿为好。”牟洪云说：“对，敬而远之。”

周恒顺是个懂事的孩子，家里口粮分得少，需要酸枣岭那边儿接济。但那边儿口粮也不宽裕。他带饭总是低标准，省俭着，算计着吃。他两星期回一次家，一次带多少，每顿吃多少，都算得正好，如果上一顿确实饿得厉害，他会允许自己多吃半个煎饼，但下一顿一定要少吃半个。有时他甚至喝杯开水，啃一块咸菜顶饿。他总是把煎饼包袱挂在自己床上边儿墙上，吃饭前才去拿—他从不会提早拿，他怕自己忍不住提前吃了。这天中午，他发现自己的煎饼包袱变小了，拿下来数数，煎饼少了二十多个，他吃了一惊，不由得喊了一声：“糟糕，谁拿我的煎饼了，这可麻烦了。到星期六还有三、四天，我得挨饿了。”张峰过来看看周恒顺的煎饼包袱，对同学们说：“周恒顺在咱班年龄最小，家离县城又远，竟然有人拿他的煎饼吃，这太不像话了。这事儿得查清楚。”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响应，“查，一定得查。”“查个水落石出”，“把小偷儿抓出来！”班儿里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乎全是来自农村的穷—是经济意义上的“穷”，而不是政治上按阶级成份说的“穷”，因为即使出身不好，家里也一样穷，甚至更穷—孩子，但是个个人穷志高，自尊心很强，宿舍里出了这种事，大家都觉得很没面子。当天下午，晚上下了自习，班里有几个男生私下叽咕，说是班儿里一个叫唐振松的男生偷拿周恒顺的煎饼吃了，说他自己带的窝窝头长了毛，没法儿吃了。有的煞有介事地说，你们没看出来？他见了咱们就脸红，很难为情？周恒顺也觉得这个同学见了他，似乎躲躲闪闪，不大自然。一来二去，就好像古时候那个故事里说的怀疑某人偷了斧子，越看这人越像偷斧子的，同学们差不多就认定煎饼是这个同学偷吃的了，在宿舍里，有的说话旁敲侧击，不少人不由自主地看那个同学，观察他的表情，然后在背后再分析，议论一番，更加坚信这个判断，只等张峰找这个男生谈话，“抓”他出来了。周恒顺倒犹豫了。这个男生跟他一样，甚至比他还苦，没爹没娘，家里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爷爷，没人会摊煎饼，只能蒸窝窝头往学校拿。怎么办？当真“抓”出他来？抓出来又怎么样？那这个同学还有脸上这个学？他从此回家不上学了？那他怎么去面对那七十多岁，茹苦含辛供他上学的爷爷？第三天下了晚自习，周恒顺把张峰叫住，说：“张峰，我想过了，我没煎饼那个事儿，咱别查了。一定是有同学没饭吃，饿坏了，到饭时儿抽了几个吃，吃了就吃了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咱都知道，挨饿的滋味儿太难受了。俺奶奶说，农村里有个讲究，遇到荒年，人饿急了，在坡里弄点儿鲜粮食吃，善心人看见也装看不见。咱也只把这事当成农村的‘提篮掐穗’儿吧。再说，咱们都是一个班儿的同学，在一起是缘份。查不出来，大家都尴尬，真查出来，让这个同学还有脸待下去？如果不上了，这同学一辈子就毁了。我也会特别难受。几十年过去了，咱都成成年人了，再见了面，怎么回忆这一节儿？真的，不查了，权当这事儿没发生。”张峰两眼热辣辣的，说：“周恒顺，你心地太好了。你说得有道理。这两天我也很矛盾。这事儿确实让人生气。可是真下狠心查，又很费踌躇。我心里很犯愁，宿舍里有人瞎咋唬，我就不应声儿，也没给班主任和学校里说。既然你这个‘受害者’不愿追究了，咱就算了。”回到宿舍，熄灯前，张峰说：“同学们别说话，我说件事。周恒顺没煎饼的事，他本人说可能是哪个同学饿了，吃了几个，吃了就吃了吧，没什么，算了。咱就按周恒顺的意见办。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就当没发生过。从现在起，谁也不再说这件事，也不许跟外班的人说。”有的学生说：“不查了？把偷吃煎饼的人放过去了？他要是不改怎么办？”张峰说：“别乱说了。不提就是不提了。我希望同学们以后谁没饭吃了，给老师和班长说，大家帮助解决，别一个人死扛。我相信咱们班到毕业离校都不会再出这种事。”有的同学说：“周恒顺的煎饼快吃完了吧？吃我的。”好几个同学争着说：“吃我的。”张峰说：“周恒顺没饭吃的事，你们谁也不要管。你们不够吃了，也不行。让周恒顺吃我的。我离家近，晚上回家去拿。”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周恒顺，你可不能饿着了。”周恒顺眼里噙满了泪水，说：“同学们别担心我。谢谢同学们。”尽管张峰嘱咐过，但事情还是传出去了。第四天午饭前，牟洪云来找周恒顺，两人走到教室的山墙处，牟洪云说：“没了煎饼，吃不上饭了，为什么不跟我说？”周恒顺说：“谁说我吃不上饭了？没有的事儿。”牟洪云说：“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你做得很对。但你也不能饿着肚子上课出操吧？给你饭票儿，你上伙房买饭吃。”周恒顺说：“我不愿意拿饭票儿上包伙的—学校里少数机关厂矿职工子弟和有钱人的孩子交钱包伙食，而农村来的孩子是自己带饭—那边儿去买饭。有的伙夫看不起农村的孩子，我不愿看他们的脸色，受不了他们那种眼光。”牟洪云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穷毛病，是神经过敏。”周恒顺说：“你就别管了，我们都说好了，我吃张峰的，吃光了他回家拿。不行我找周恒刚。”牟洪云生气了，说：“你不知道张峰家有多困难，你还吃他的？你能吃周恒刚的，就不能吃我的？”周恒顺说：“也不是。……”牟洪云说：“‘不是’是什么？你不知道，听说你没饭吃了，我上课都安不下心，老走神儿，老师都问我‘怎么了’，你倒还跟没事儿似的哩。”周恒顺说：“你也过于小题大作了，至于吗？”牟洪云急得脸通红，眼泪快出来了，说：“好，怨我操闲心，怨我‘小题大作’，你要饭票吗？你不要，我也不吃饭了，陪你饿着。”周恒顺眼睛湿润了，但强忍着不落泪，还笑着，说：“你个小丫头儿，小性儿。我拿着饭票儿，行了吧？……我也怕吃你的饭票儿，人家说你。”牟洪云说：“就你脑子复杂。有什么好说的？咱们是亲戚，咱从小一起长大，咱是高小的同学，他们愿竞说就说去，我不怕！”一边说，一边把饭票儿往周恒顺手里一塞，见周恒顺接了饭票儿，又笑了， 说：“好了，快去买饭吧。去晚了，有饭票也买不着饭了。”说完，一溜烟跑了，像一只小燕子飞走似的。班主任徐老师知道了这件事，在班里对同学们说：“男生宿舍发生的这件事，同学们对这事的态度，让我很感动。同学们的行为闪耀着爱的光辉，人性的光辉。”徐老师表扬了周恒顺，表扬了张峰，也表扬了班里别的男生。但卢正人却在教职工会上，点名批评了徐老师，说她不问是非，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还找张峰谈话，说要么是周恒顺无事生非，要对他严肃处理；如果不是这样，就一定要追查出偷煎饼的人来。张峰很气愤，说他“用人格和团籍担保，周恒顺绝不是无事生非。至于私下拿煎饼吃的人，我在班里说过不查了，刀压着脖子，我也不会查了。不行请校领导把我的班干部给撤了。”……那么小小一件事，就引起了这么多是非，就好像往水里扔了一块小石片儿，却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里一个阴沉的下午，教室外边儿青杨树光秃秃的，难看的枝杈上，所剩无几的黄树叶儿在阵阵西风中瑟瑟发抖，挣扎，终被一片又一片地吹落，飘飘摇摇地堕到地面儿上。这会儿，是过午第四节课—自由活动时间。这是同学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侯，教室外边，男同学踢球的吆喝声，乒乓球台旁的叫喊声，女孩子们跳绳，玩皮筋儿清脆的嘻笑声，充溢着校园的各个角落。但周恒顺却一个人坐在教室里自己座位上，在看刚从图书馆借来的《牛虻》，这是一本惊心动魄，引人入胜，富有感染力的书。借来后，没看几页，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可是现在他却怎么也看不下去，眼睛看着书上的行行铅字，却看不出什么意思，他在焦急地等待着团支书张峰。过午张峰请假没有上课，他到校团委去开会了。周恒顺已经十四岁了，上学期，刚够入团年龄，他就急急忙忙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没批准，张峰对他说：“周恒顺，按个人表现，你完全符合团员条件，但是，你年龄还小，先尽着那些年龄大些的同学。”这次，是他又一次申请入团，班团支部大会以很高的票数通过了他的入团申请。周恒顺虽然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一些问题，但团员们认为，他父亲实质上是本村恶霸地主的受害者，不应该影响他，而他本人一直表现很好，没了煎饼后他的态度让同学们很感动，觉得他很善良，虽然年龄不大，但看问题有长远眼光，顾念全班集体荣誉，对同学有阶级感情。总之，周恒顺是个优秀的青年，大家公认他符合团员条件。张峰指导他填写了“入团志愿书”。他们班这次一共通过了四名新团员。但他们要真正成为团员，还必须经校团委批准。周恒顺心里七上八下，老打问号儿，一方面，他怀着强烈的期盼，希望校团委能批准，因为对于新中国的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来说，入团太重要了，这件事意味着先进，优秀，成功，革命（形容词，非名词），体面，光荣，还说明你成了共产党的预备队，亲信，“嫡系部队”，好像亲娘的孩子，预示着发展的机会儿，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诸多利益在里边的个人“前途”；而一个年轻人，被团组织拒之于门外，则意味着落后，顽劣，失败，丢人，没面子，也说明了你是不受当权者依靠和信任的人，像是没人疼的，后娘的孩子，面临发展机会方面的竞争，你一上场就处于无法更改的劣势，等待着你的将是灰色的，阴暗的前途，因而不可能得到别人有可能得到的诸多利益。两个看上去一样的人，一个入了团，就步入了光明，另一个没入团，就被排斥于光明之外，留在无边的黑暗之中。而对于家庭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来说，入团—更不用说入党了—就更为重要，因为这种情况的人入了团，就无形中挣脱出“另册”的桎梏，并且还最实际，最权威，最直观，最生动地表示出他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格证”，虽然还不能说是进了“保险箱”，但从表面上看，大体上已经和其他先进，优秀分子一样，是党组织信任，依靠的对象儿了，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十拿九稳地搭上了发展，进步的阶梯，但起码是消除了挡在前进路上的一大障碍。……周恒顺焦急地等待着，看看另外三个同时被团支部大会通过的同学，都在教室外边儿玩闹，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没有和周恒顺类似的问题，自然并不担心，没有悬念。只等张峰开会回来，在班里一宣布，享受那份儿光荣和欣喜了。而他周恒顺却不然。……张峰终于回来了，走进了教室，周恒顺见他脸色铁青，皱着眉头，周恒顺用混合着焦虑，期待的目光看了看他，但他似乎在躲闪着周恒顺的目光，把头转向了围拢过来的那三个同学，压低了声音，通知他们入团已经校团委批准，听通知参加全校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周恒顺觉得自己的心“格登”一下，头皮发麻，身上发冷，但却莫名其妙地出了一身汗。他呆若木鸡，僵坐在座位上。不大会儿，刚被批准入团的三位同学欢跳着出了教室，张峰来到周恒顺跟前，周恒顺抬起头，眼里充满了失望，疑虑和痛苦，张峰用无奈，同情，痛苦的眼光看着他，有几秒钟，两人都不说话。张峰说：“我们出去转转吧。”周恒顺机械地，木然地站起来，跟他出了教室，穿过校园儿里熙熙攘攘，跳蹦，欢闹着的人群，来到学校办公区一处小花园，花木多已凋零，小水池里的荷叶，荷茎干枯了，显得残破，丑陋。张峰用手撕扯着残败的荷叶，说：“这次咱们班一下子通过了四个人，人家班儿里一般是两个，三个，还有一个的，咱们班就给刷下来一个，等下次再争取吧。”周恒顺突然有一种被抽了血的感觉，他说—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遥远，很陌生：“噢，……”周恒顺强使自己定了定神，鼓起勇气，说：“按道理说，我不应该也没权利问校团委的会议内容，但是我确实想了解我被否决的真实原因，自己心中有数，也知道以后自己改进和努力的方向。……”张峰看看周恒顺，略一迟疑，说：“周恒顺，按组织原则，我不能跟你说校团委会的内容，但是，你十分诚恳，作为关心你的老大哥，我告诉你，校团委多数委员了解了你的情况，认为你很优秀，同意把你作为虽然家庭和社会关系有污点但个人表现优异的特例，批准你，但是也有人—你理解，我不能说是谁—特别强调政审。现在，全国反右派斗争热火朝天，咱学校虽然还没开展，但很明显，上级对阶级路线的掌握，比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紧多了，这次因为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问题刷下来十几个，对于你，有人认为你在入团志愿书上说你父亲的情况，侧重描述他受害的一面，而对他作为国民党部队的一员而死在战场上缺乏认识和批判，这说明你没有首先分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最后，多数委员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周恒顺，我建议你，不管你感情上能不能接受，今后填什么政审表儿，涉及到你父亲，一定要按领导要求写。这回没批准，下回—初三下学期，甚至高一—再争取。不要灰心，更不能从此消极起来。”周恒顺点点头，说：“这我能做到。但是，我这个情况，还会有‘下回’吗？”张峰急了，说：“你说的什么话？怎么会没‘下回’？一定要坚韧不拔，经得起组织上的长时间考验。周恒顺，你可不能从此一蹶不振啊。”周恒顺打起精神，说：“张峰，你放心，我不会那样。”周恒顺心里明白，一定是卢正人在卡他，看来想入团，是登天一样难了，他心里鼓鼓囊囊，想问问张峰，是不是卢正人在里边挡着，但他不愿意让张峰太为难，就没有问。

这次入团受挫，对周恒顺是很大的打击。上一次，是班团支部大会没通过，没入上的不只他一个人，有人跟他“做伴儿”，而且他还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所以无论他自己，还是班儿里的同学都没当回事儿；而这次是班支部大会通过了，却被校团委否决了，而且报上去四个人，只否定了他一个，这太不寻常，甚至不可思议了。班儿里多数同学装作没什么事儿的样子照常跟周恒顺一块儿切磋功课，一起玩儿，但也有不少同学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背后议论，周恒顺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严重，以后想“进步”是难了，光功课好也是白好。少数同学还有点儿幸灾乐祸，更有个别政治条件不好的同学暗自嘀咕：“瞎白功课好，表现好，处处充积极，跟张峰关系好，想混个团员，瞎子点灯—白费腊。”短短几天里，周恒顺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从同学们不同的态度中，感受到人生的况味儿，……他话说得少了，笑容不常见了，即使笑，也隐然有几分苦涩。……他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徐老师把他喊到自己宿舍里，拿出家里寄来的糖果儿，让他吃，还拿出上海寄给她的书刊，说他可以拿回去看，过一会儿，才让周恒顺坐好，笑吟吟地看着他，问：“这次入团没批准，是不是心里有压力？这事对你很重要，你因此很难过，是不是？”周恒顺面对徐老师关切的眼神，像见了自己的亲人，点了点头儿，眼泪将落未落，徐老师叹了口气，说：“孩子，人生的道路免不了歧岖，不会像你的名字那样，总是顺利。你记住老师的话，入团，入党，不是人生的目的，更不是人生的全部。另外，如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一个人终生都与团和党无缘，他也要在这种情况下确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当然应该是一种于自己，家人，社会都有益的方式，这是人被赋予生命而必须承担的责任。记住我的话，好吗？”徐老师顿了顿，又说：“周恒顺，老师已经二十五岁了，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申请入团，每年都交入团申请书，但一直都没批准，但我一如既往，读书，努力工作，尽可能地从工作中，从和师友，学生的交往中，从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中得到快乐，这不也很好吗？如果命运注定我们终其一生也达不到党团组织的标准，成不了一名人们通常所说的‘革命者’，我们就做一个守法的，尽责的公民，做一个爱我们的祖国的爱国者，这总可以吧？不会有人连这个权利都剥夺的。”徐老师被自己的话所感动，美丽的眼睛闪着泪花，周恒顺被老师的话深深打动了，说：“老师，你的话，我记住了，不论自己政治前途如何，一定永远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徐老师说：“好，这就对了。振作起来，利用难得的学习机会—跟你一样的农村孩子，绝大多数没上初中，甚至连高小都没上—尽可能地多掌握知识，充实自己，记住，机会总是青睐那些对未来有所准备的人，那些没有在磨难面前屈服和倒下的人。”

周恒顺入团受挫，张峰对他时时关注，充满期待；班里几个年龄大的同学，特别是那个被怀疑偷吃他煎饼的同学唐振松有意地跟他交谈，跟他讨论功课，让他忘掉痛苦，回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来；徐老师对他语重心长，诿诿动人的劝慰；别的任课老师看他的眼光也比原先更亲切，更友善了；周恒刚跟他大讲人生价值，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慷概激昂，壮志干云，对他激励，牟洪云对周恒顺的痛苦“感同身受”，“恨不能以身代”，对他半是规劝，半是恳求：“端阳哥—我又喊你‘端阳哥’了，你在水里，我在岸上，我恨不得也下到水里去陪着你，和你一起往岸上爬，你一定要理解我的心情，不要沉溺，不要灰心，不要消沉，不要放弃，行吗？”……所有这些，让周恒顺常常夜不成寐，慢慢地，痛苦淡了，他又重新振作起来。

进入阴历腊月，很快就要期末考试了，周恒顺冒着凛冽的寒风，回家拿饭。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他推开自家大门，喊了一声：“奶奶，我回来了。”但奇怪的是，奶奶没有像以前那样，听见他的喊声，急忙高兴地出来迎他，但是娘和姑，刘婶儿还有小杏儿都在，几个人站在门口跟他说话，娘在里间屋对奶奶说：“你宝贝孙子来家了。”小杏儿欢跳着说：“端阳哥回来了。”一边忙跑到他跟前，接他的书包，说：“端阳哥，快屋里来，奶奶摔着了，都不能动了。”周恒顺的头“嗡”地一声响，紧跑几步，进里间屋，见奶奶在床上躺着，端阳急切地问：“奶奶，你怎么了？摔哪里了？重不重？要紧吗？”两眼忍不住流下泪来。奶奶拉着他的手，说：“大冷的天，顶着凤往家跑，拿口吃的。你看，手冻得冰凉，脸也让风抽得黢紫，石头儿他娘，快给他倒碗热水，让他喝，别冻着了。小儿，奶奶没事儿。怎么还哭了？属刘备的，成大男人了，还这么好哭？”杏儿说：“奶奶，俺端阳哥是见你摔着了，他疼得慌，才掉泪的，他才不是属那个什么‘刘备’的哩，一点儿也不好哭。在坡里割草，他割破了手，呼呼地淌血，他找点儿土掩上，就再割，坏孩子轧伙儿揍他，他再疼，也不告饶，一滴眼泪也不掉。”大人们都笑了，刘婶儿说：“你打俺这个闺女嘴里，就听不见他‘端阳哥’一个‘不’字。”满屋人都笑了。周恒顺接过杏儿给他的热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杏儿在一旁仰脸看着，一边说：“慢点儿喝，别呛着。”周恒顺放下水碗，问：“俺奶奶怎么摔着的？”娘说：“合作社里分豆子，迂磨着老分不完。你刘叔给咱往家捎，天挺晚了，还不回来，你奶奶不放心，上南边走几步瞧瞧，二秃子赶辆毛驴车从南边‘唿唿’地跑过来，你奶奶吓得了不的，紧往后退，栽到路边儿沟里，把骨盆摔劈了。毛驴儿车没事儿似地跑了，亏得你刘叔来了，拽上你奶奶来。”周恒顺问：“那不找二秃子？他把老人摔着，跑了就没事儿了？”娘说：“我去找他了，他说天黑，没看见路边儿的人，摔着人他也不知道。你拴柱爷爷气得要命，把二秃子骂了一顿，找了合作社的大车，拉着你奶奶上煤矿医院，给接对好了，这才找人给我和你姑捎的信儿。”周恒顺问：“不要紧吧？”姑说:“我今天又上医院问了，大夫说，不要紧，亏得那个沟不深，摔得不算厉害。不过得好好养着，让劈了的地方长好，伤筋动骨一百天，不能下床。得勤翻身儿，要是身上长了褥疮，就麻烦了。”周恒顺说：“娘，你们商量了吗？怎么伺候俺奶奶？”刘婶儿说：“你娘和你姑都要来，我寻思她们家里都离不开，不用光在这里。咱两家住的近，十冬腊月，女劳力也没活儿了，我两边儿跑着，给你奶奶做饭，扶着她‘走动’，给她翻身儿，没事儿。”小杏儿说：“我放了学就来，给奶奶端水，喂饭，倒（便）盆子。”恒顺说：“婶子，那就太麻烦你了。”刘婶儿说：“你听这孩子说的，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苦妮儿说：“老这样麻烦你刘婶儿娘们儿也不是常法儿。我跟你奶奶说了，头年儿里天冷，不搬蹬了。我跟你姑两人倒换着在这里伺候你奶奶，过了年儿，开春儿，天暖和了，让你大爷找人把奶奶抬到酸枣岭去，在那边养着，多咱好了，多咱回来。”周继香说：“嫂子，你别争了，你跟前有小孩子，够你忙的，我那边儿两个孩子都大了，三个人还伺候不了咱娘？你就到时候烙好煎饼，让端阳从你那里拿饭就行了。”奶奶说：“你姊妹俩别争掰了，就按香儿说的法子办吧。”刘婶儿说：“大娘信不过俺，没听说过？‘远亲不如近邻’，这么大岁数了，身上有伤，还颠打什么？”程兆兰说：“不是那么个意思，不是三天两后晌的事儿，你也是一家人过日子，能有多大闲空儿？就不出个门儿?”杏儿问:“怎么着，奶奶要走，端阳哥星期六也不来家了？”程兆兰说：“奶奶出去待两个多月，伤好了就回来，到时候你端阳哥也就来家了。奶奶把家托付给你娘，杏儿放了学，就来给奶奶喂鸡，拾鸡蛋，黑天关鸡窝的儿。这个家就是杏儿的家了。行吧？”杏儿撅着小嘴儿点点头。

晚上，周恒顺伺候奶奶吃饭，喝水，临睡觉，架着奶奶使了盆子，奶奶躺好睡下了，这才在奶奶里间屋一张小床上躺下，睁眼看着黢黑的屋顶，在小床上翻来调去，他想起他们班一个叫文乐银的同学他奶奶摔伤了腰，因为家里条件差，没人护理，伤没治好，还长了褥疮，没钱治，几个月的功夫，老人瘦得跟鬼一样，很快就去世了。奶奶去世后，那个同学常常一个人暗自垂泪。想到这里，周恒顺不由得打了个冷颤，他想到徐老师说的话，人来到世间 ，就要承担起自己那份儿责任，又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那孔夫子的话，奶奶年近花甲，受了重伤，大大不在了，他作为奶奶最疼爱的孙子，不能在床前亲自尽孝，算什么尽到责任？万一奶奶出什么事，他会痛悔终生，甚至会觉得自己“死有余辜”。他入团受挫后不久，奶奶就摔成重伤，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周恒顺想通过求学，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路，看来很难走通，也许是他该改弦易辙的时候了，有政审政策在那里摆着，有卢正人横在那里，不只是入团不可能如愿，恐怕将来升学也没什么希望。也许卢正人是上天安排的他周恒顺的“克星”，正像江家父子是他父亲的“克星”一样。……他入团受阻后，师友的劝慰，感情的成份多于理性的判断。与其明知没什么希望却在中学里苦读，硬撑，不如趁早面对现实，回家来，早点踏上命远安排的人生之路，像牛尽早地把头扎到墒沟里一样，扑下身子，学习农活儿，闲空儿里，用自已经具备的学习能力，坚持自学，孝敬老人，把石头儿接回来，供他读书，也许等石头儿长大了，政策会有变化，那就让石头儿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而他如果坚持读下去，上完初中上高中，最后却考不上大学，那时再回到乡里来，身无长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两手攥空拳，何以安身立命，事亲持家？还不如现实些，当机立断，回学校参加完考试，就提出休学申请，半年后，如果一中出现人事变动，或者政策有所缓和，奶奶的身体也好了，再回校上学，如果不见什么好转，就只要求回校参加毕业考试，争取拿到初中毕业文凭，从此彻底放弃求学一途。……

期末考试即将结束，周恒顺向张峰说了奶奶摔伤，家里无人护理，他准备申请休学一年，在家自学，争取回校参加毕业考试。张峰听了，闷闷无语，最后劝他“慎重考虑”。周恒顺把休学申请交给了徐老师，徐老师看了，又震惊，又同情，问：“周恒顺，你是认真的？”周恒顺点了点头，徐老师又问：“你告诉奶奶了吗？她同意吗？”周恒顺迟疑了一下，然后说：“奶奶也没什么好办法儿。”徐老师说：“那你回去等着。你虽然申请了，但还必须经学校批准，你才能离校。”第二天，徐老师和张峰各骑一辆自行车，去了榆树村周恒顺家。卧床不起的奶奶和周恒顺的娘，姑姑见到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的徐老师和一个棒小伙子来她们家，全都吃了一惊，还以为是孩子在学校里出了什么事，听徐老师说清原委之后，程兆兰很生气，说：“我是摔着了不假，可是也用不着他不上学了，来家伺候我呀。这孩子忒胡闹了。老师，还有他这个哥，大冷的天，让你们跑这一趟。你们别信他的，别批准他休学。真是个没出息的孩子。”苦妮儿和周继香劝娘别生气，说：“孩子也是个孝心，他想亲自伺候奶奶。他也怕俺太累。咱不叫他回来就是了。”苦妮儿和周继香忙着做饭让徐老师和张峰吃了，他们就回县城了。路上，张峰说，这次入团受阻，对周恒顺打击很大，奶奶摔伤是他休学的直接理由，但对前途失望才是真正的原因。徐老师说：“回校后，我好好跟他谈。你告诉周恒刚和牟洪云，你们都做他的工作，一定要把他留住。”徐老师回校后，找周恒顺谈话。说：“周恒顺，你不和大人商量，擅自要求休学，奶奶很生气，你娘和你姑也都很难受。她们对你抱了那么大的希望，家里那么困难，供你读书，你让她们太失望，太伤心了。你想过这些吗？”周恒顺说：“老师，俺家情况特殊，奶奶这辈子太不容易了，奶奶太疼我了，我跟奶奶感情太深了，我特别担心奶奶从此一病不起，我不能亲自伺候她，让她痊愈，万一出现不好的情况，我一生都没法原谅自己。老师，我休学半年，照常买课本，在家里坚持自学，到时候回校参加毕业考试，不耽误学业。行吗？”徐老师听他说得恳切，也相信他的能力，就从心里同意了，说：“你让我再想想。”周恒刚找到周恒顺，很不满地问他：“你知道人为什么要读书吗？”周恒顺答：“学习知识，养成人格，增长才干，安身立命，服务社会。”周恒刚说：“你还算明白。但我告诉你，教育最重要的作用是塑造健全的人格，开发潜在的才智，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绝不仅仅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手段。”周恒顺说：“你说的不错，尽管过于理想主义。但你忘记了鲁迅先生说的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还说‘先要生活着，爱才能有所附丽’，其他人生价值自然也必须附着于生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我来说，如果读书最终不能改变我的命运，创造发展的机会，那我不如就此改弦易辙，回到故乡，安份守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周恒刚说：“你的意思是，要向命运屈服，当懦夫和逃兵？”周恒顺说：“恰好相反，我只是清醒地看到，当今社会任何人也不能做堂·吉诃德，我只是现实些，听从命运安排，像鲁迅说的‘直面渗淡的人生’，在现实设定的条件下，去演绎我自己的人生，尽我的那份儿责任。确实，对政审问题的担忧是我休学的背景儿，说到底，与其等若干年后‘学书学剑’两不成，徒唤‘奈何’，倒不如趁早走自己的路，让那个结局早一天到来的好。我准备，休学后，仍请老师为我订从初三到高三的课本，坚持边干农活儿边自学，一定要达到中学—包括高中—的文化水平。”周恒刚说：“不管怎么说，你这是一种逃避，是怯懦的行为。放弃抗争，自已否定自己，你说下天来，我也不赞成！”周恒顺说：“恒刚，我和你不一样，我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判断，确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也许要过去多少年，你才能理解我。”周恒刚气得脸青了，眼睛红了，鼻子都扭歪了，说：“永远不会！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完，一甩棉袄袖子，走了。期终考试完，牟洪云约周恒顺下午去县文化馆，她有话跟他说。周恒顺走进解放前的文庙改成的文化馆那古香古色的院子，见牟洪云已经站在一棵古槐树下等他。牟洪云问：“姥娘摔得很厉害？”周恒顺说：“摔得不轻，是骨盆骨折。不过，接对得很好，如果护理得好，会恢复好，你放心吧。”牟洪云说：“我听张峰说，家里都安排好了，不需要你回家护理。姥娘，妗子，还有俺大娘都反对你休学，她们甚至很生气。”周恒顺低声说：“是这样。但是我有我的考虑。”牟洪云问：“你不怕姥娘她们伤心？”周恒顺说：“我会跟她们讲清道理。我现在也不是说一定不上学了，而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首先尽到做孙子的责任，把奶奶护理好。另外，我还想让她们对我求学最终也许会失败有个思想准备，期望太高，将来落了空，她们会更痛苦。”牟洪云见说不动他，急得脸通红，说：“周恒顺，我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生的事情，谁能看那么准？你就这样武断地做出休学的决定，难道不觉得很荒唐，很不负责任吗？”周恒顺说：“恰好相反。正因为我对前途作了理性的判断，才考虑到休学，正是为了承担起对家人的责任，我才在奶奶摔伤这种艰难时刻，义不容辞地回到她老人家床前，亲自护理，让她康复后，再考虑下一步的打算。我跟徐老师说了，我一定回校参加毕业考试，拿到初中文凭。”牟洪云问：“那以后呢？”周恒顺说：“以后，……以后再看情况。”牟洪云说：“端阳哥，我求你了。听姥娘和妗子的话，别休学。不但要好好上完初中，还要上高中，要坚持到底，争取考上大学—那怕是比较差的大学。你这样三心二意，老早就打了退堂鼓，你就没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周恒顺一愣，说：“‘别人’，谁？”牟洪云说：“‘谁’？关心你，爱护你的徐老师，喜欢你的其他任课老师，老大哥般的张峰，你堂哥周恒刚，还有—也许对你是无所谓的—我！”周恒顺见牟洪云眼里噙满了泪珠儿，不觉有点心酸，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牟洪云说：“我跟你说，你要一意孤行，半途而废，休学回家，从此离开一中，我的学习成绩也会跌下来!”周恒顺说:”至于吗?怎么还会关系到你?”牟洪云说:“什么‘至于吗’？你就爱说这句话，跟你说，就‘至于’！怎么‘关系不到我’？你傻呀？就是会‘关系到’我！”周恒顺说：“要说关系到你，我还真有点担心，卢正人对我有成见，咱们接触多，我怕他会有看法儿，影响你进步。”牟洪云说：“你这叫没味儿！太过虑了。别想那么复杂，那么可怕好不好？绝对不会！第一，那个人特别看重人的家庭背景和关系这些事—不然，以他的条件，也不会爬得这样快，放心，他不会整一个县委副书记的女儿，第二，退一万步说，即使真的会对我有影响，我也心甘情愿。端阳哥，我跟你说，因为你入团的事，我哭过好几回了。我那次对你说，就好像你在水里，我在岸上，我多么想把你拽上岸，但拽不上来，我就恨不得把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抛弃掉，下到水里去陪你。我不愿看到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难受的样子。你不想想，你休学回了家，我不更难受吗？我会‘念兹在兹’，我会寝食不安，还能念什么书？”牟洪云说着，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周恒顺慌了，他没想到自己休学会惹得这个小丫头儿如此难过，赶紧说：“好了，好了，怨我。怪我太鲁莽，太欠考虑了。好了，快别哭了，天这样冷，哭皲了脸，难受还难看。算了，既然你们大家，特别是你把休学这事看得那么重，那么可怕，我就不休学了，豁出来，念完初中，再考高中，人家要是录取我，再上高中，我就舍命陪君子了，行了吧？”牟洪云破啼为笑，说：“瞧你说的，你自上自己的学，怎么倒变成自我牺牲，‘舍命陪君子’了?谁请你陪来?”周恒顺说:“好，这话我收回，不是我陪你，是自己上自己的学，行了吧？好了，你回家，我回学校，找徐老师把休学申请要回来。这总可以了吧？”牟洪云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白纸，说：“上午放了学，我就找徐老师把你的申请要来了，不给你了，我替你撕了，看你以后还办不办这种荒唐事儿。”说着，几下把那张白纸撕成了粹片儿，看看周恒顺，又说：“明天，你赶快回趟家，去跟姥娘，妗子她们说去，别让她们着急。”周恒顺说：“再过四、五天就放年假了，一块儿回家再说吧。”牟洪云说：“那也行。不过你得写个短信，我拜托人家县委办公室的人给捎回家去。”周恒顺说：“好，我回去就写，明天早晨就交给你，悉听尊命，行了吧？”离开文化馆的路上，周恒顺说：“看你在全校少先队大会上讲话，指挥全校学生唱歌，像咤叱风云的女将军，怎么遇见点儿事，还动不动就哭？羞不羞？”牟洪云说：“你把人气死了，急死了，还笑话人？你坏不坏？过了年上榆树村非给姥娘告状不可。”

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很不一般，最让人刻骨铭心地记住的年份之一。这一年，春天开展“大呜大放”，夏季风云变色，开始反右派，全国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就像从万木争荣的炎夏一下子跌落到冰天雪地的隆冬，从兴奋，狂热，欣喜（以为迎来了自由、民主的好时光），旦夕之间，就变成了沮丧，幻灭，迷茫，绝望，不但昙花一现的“民主”，“自由”没了踪影儿，自己反被一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或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在省城，陆家人在劫难逃，连周桥也因为在反右斗争中表现“右倾”而被下放，组织上确定他到陶阳县任县委常委兼县一中党支部书记。过完元旦，就来报到。周恒刚，牟洪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回解决周恒顺的“政治”问题有希望了。周恒顺听说后，很为周恒刚高兴，他知道，周恒刚一直因为他爸跟他娘离婚生他的气，他爸让他转学去济南，他也不肯去。这回他爸来这里工作了，周恒刚可以和爸爸多接触，加深父子之间的感情。周恒顺说：“刚哥，这回大爷来咱学校工作了，你可得好好孝顺，有什么干不完的活儿，我也可以帮你。”周恒刚大大方方地说：“对，是得好好孝顺。我现在开始对他有好感了。”周恒顺问：“怎么回事？原先你对你爸可一直很烦啊。”周恒刚笑了，说：“原先，只要一想到他对俺娘的态度就从心里烦他。”周恒顺说：“大人的事，咱小孩可能理解不了。这事就让它过去吧，别怨他了。”周恒刚说：“对。我已经原谅他了。不但原谅他，而且还对他产生了好感。因为最近表姑—就是我后妈给奶奶来了封信，说是我爸因为在反右斗争中表现不好，下放来陶阳。我看了信，知道我爸没有在反右中对那些人落井下石，因此犯了忌，我很同情他。他不孬。”周恒顺听他这样说，见他像大人一样十分认真，思虑重重的样子，心里想，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周恒刚这小脑子天天想多少事儿啊。周恒顺说：“刚才这些话，可不能跟别人说。”周恒刚说：“那自然。”周恒顺说：“大爷来了，你就跟他一起生活呗。”周恒刚说：“我可不跟他吃小灶儿，那不成少爷了？我给他洗衣裳，替他干活儿就是了。”周恒刚顿了顿，又说：“我几个月没见爸爸了。奶奶，娘常念叨他，也挂着济南的亲戚，省城反右那么厉害，表姑她娘家知识分子多，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周恒顺说：“我奶奶也挺担心的。那些人都老实，持重得很，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周恒刚冷然一笑，说：“‘老实，持重’的人就不会出问题？你也太书生气了吧？等等看吧，会有消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