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年的万国博览会，彩旗飘扬，人头攒动；各国竞相带来王牌佳酿，一比高低。为了评出谁的酒最给劲，还特地请来了一队小老鼠试饮。结果顿时洋相百出：喝了俄罗斯沃特加的，打架斗殴；喝了法国白兰地的，调戏妇女；喝了苏格兰威士忌的，胡言乱语。喝了中国茅台的，却默默无语，提着酒瓶，没事一样，转头出了门，好像找什么东西去了。在场的国人面面相觑，脸上有些挂不住。不多会儿，小老鼠回来了，握着酒瓶狠狠地问：“猫呢？猫在哪？！”
每当想到这个笑话，想到那个英雄小老鼠拼命的样子，我都会乐出声来。自己也爱白酒，也爱酒后微醺的意境，只是还没有达到舍生取“意”的境界。和许多人一样，我的白酒启蒙来自童年时大人筷子尖上的那一点点辛辣。每次过年，我爸就会从一个老式的酒柜中，精挑细选地找出一瓶白酒，招待客人；席间，他会用一只筷子，在酒盅里轻轻一沾，然后快速地放到我嘴里，紧接着一句“赶快吃口菜！”从此，我儿时的年味中总是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白酒和鲁菜的混合味。
据考证，中国的白酒大概起源于元朝，之前，没有成熟的蒸馏技术，酒精度数很低，所以李白和武松喝的大概是稻米釀的黄酒。现代的白酒，酒精浓度通常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你的基因不够强大，又缺乏后天的锤炼，肝脏很难在酒精进入血液之前将其分解。冲入大脑的过量酒精，会将其短路，让你麻醉，让你尽欢，让你一醉解千愁。只可惜现在酒后出口成章的少了，胡言乱语的多了；酒后上山打老虎的绝了，天上人间找小姐的勤了；那个英雄小老鼠的故事绝对是个杜撰，倒是鲸吞茅台的硕鼠在军队里发现了几个。
大学里有个叫昊子的天津人，仗义爽快，就是学习不好，每年都要补考。那年的寒假，我没事溜达到学校，不知怎么就和他凑到了一起，买了下酒菜，喝起了50度的北京二锅头，不知不觉，两人喝掉了一瓶半。我人生中第一次醉了，手脚麻木，就是刮骨疗伤也不会觉得疼。在麻醉的作用下，胃里的酒精很快失去了约束，不断地翻江倒海，恨不得把肝儿都吐出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能闻到一点酒精的味道。也就从此长了记性，知道了白酒的厉害。
本科毕业时，喝酒的人多了，喝醉的人也多了。像我这样叶公好龙的，酒席上绝对要细声细语，生怕被班里东北来的老大耻笑。有一次，天快亮了，突然听到老大被三个同乡呼哧带喘地从三轮车上卸下来，拖进了宿舍。
“咋的了？老大被谁放倒的？”
“文静。”
“啊？咱们系那个戴眼镜的湖南女孩？她不是说不会喝酒吗！”
“不会喝？！她喝白酒就像喝水！”
从此又长了一个记性：千万不要低估女人的酒量。
上了研究生，导师是个广东人，一辈子单身，好白酒。每到周末，总会叫上一帮徒子徒孙到家里一聚，好酒自然是少不了的。
“我们年轻那会子，茅台便宜，7块钱一瓶！拿了奖金，我就会叫上一帮学生去喝茅台！”喝开了，老教授往往会回忆一下自己的年少轻狂。
“钱都花酒上了，那还能去泡妞？”四眼师弟打趣道。
“那会儿搞对象不像现在，不需要花钱。”教授辩解着。
“是啊，有人给介绍了个舞蹈家，咱教授都没看上。王八看绿豆，没对上眼呗。”我趁着酒性补充道。
“对啊，哪儿像你们现在，小小的年纪，个个都找到了自己的绿豆小姐了。”一时间屋子里鸦雀无声，徒子徒孙们都泯着酒讪讪地笑着，静静体味着自己的血缘和乌龟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到了美国，中国白酒成了稀罕之物。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他神神秘秘地说：“我这里有个好东西，你准保稀罕。”说着，从冰箱里拿出了个瓶子。那是个国内医院里用来装葡萄糖水的瓶子，里面晃荡着半瓶无色透明的液体，被那种老式橡胶锥紧紧地封着。
“我哥要给他带好多土特产，他都推掉了，只有这个瓶子，他没推脱，跟宝贝似的。”看到了那个瓶子，朋友的老婆笑道。
“你说也怪，河南没啥名酒，只有他们那一窖出了这个味，你尝尝。”朋友的两只小眼睛激动得亮亮的，用力拔出橡胶锥，一股特有的酒香立刻在屋子里飘散开来。
“让我捂捂。”我诚惶诚恐地把酒杯捧在双手里，用自己的体温驱除着从冰箱带出的寒意。薛姨妈早就说过，白酒段不能冷着喝，写字手会抖的。五分钟之后，我小心翼翼地将那杯带着体温的酒抿入口中，一股茅台的酱香加之五粮液的甘烈顿时在口中化开，徐徐地在嗓子尖留下了一股温热，暖暖的。
“的确是好酒！在这儿喝到这口儿真是缘份啊！”我深情地望着那双小眼睛。“那一窖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微生物！”我有些不懂装懂。
“嗯，今天咱们就把它都喝了。”朋友有些豪迈。
“别，还是留着个想头吧。”我有些纠结，幽幽地说：“喝光了，就再也没有这味儿了......”
南瓜全家新年快乐！
也有可能你们那个地区没有中国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