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八日,我被录用满六个月,但考试成绩要等两到三个星期才能收到。一早刚上班,西雅图从她的办公室打电话给我,说人事部主任叫我马上去人事部一趟。
我问:“什么事?很急吗?我可不可以学生放学后才去?”
她说:“很急,人事部主任说得马上过去。”
“那如果到上课时间我还回不来,我的学生怎么办?”
“我会叫比特老师帮你照看的。”
“那好,我现在就过去。”
她补充说:“如果人事部问你教师资格考试的情况,你知道该怎么说吧?”
我想,今天我刚好期满六个月,是不是人事部要炒我鱿鱼呢?要不,西雅图为什么这样问我?我马上意识到西雅图是在暗示我,要想办法应付人事部的盘问。
我说:“我知道该怎么说。”
她说:“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人事部主任是个香港人,四十岁左右,名字叫岑芳珍,这是我给她的中文译音,我并不知道她的真实中文姓名。很多在学生饭堂工作的台山大婶阿姆怎么也发不好她名字的英文发音,她们说,芳珍来芳珍去的,这么难发音,干脆叫她岑方安生算了,叫起来顺口多了。于是,背地里,所有的中国教职员工都把她称为岑方安生。
岑方安生是老板的忠实助手,她总是处处维护资方的利益,对老板忠心耿耿,但却想方设法损害劳工的利益。她见到上司或者管理层的人都会点头哈腰,见到每一个教职员工都板着脸,一副装腔作势的嘴脸,可恨极了。尽管她会说广东话,但在任何场合她都只使用英语,从来不说一句广东话。通常,我们中国员工之间,没有老外在场时,都会用中文交流,当然她要例外,以表明她和我们既不同声,也不同气,公事公办。
我敢肯定,把我定为代课老师,她不是拍板者,至少也是个策划者之一。对白人老师比特,她就不敢欺负;对我这样的中国老师,她就觉得该欺负。几个从香港来的维修部门的工人,有时跟我说起岑方安生,他们都说对他们香港人也一样板着脸。看来,她对中国同胞,不论是大陆来的还是香港来的,都是一样看不顺眼。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要欺负中国人?也许她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是加入了美国籍的美国人了。
在十分钟的路途中,我在想着怎样应对岑方安生的盘问,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人事部。不出所料,她找我问话是关于我的教师资格证书。
我一进她的办公室,她就用审问我的语气说:“你应该记得吧,今天你已经六个月期满,你有没有把教师资格证书带来?”
我说:“我前几天才考完试,没有这么快就收到证书。”
我当然不会说我可能不及格之类的话,要不,她会立刻就炒我鱿鱼。
我这么一说,她马上就追问:“那你什么时候才收到证书?”
我故意说得严重些:“我说不定,因为作文部分是人工评卷的,所以我估计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她穷追不舍:“长一些?到底有多长?”
我故意逗她:“个把月也不一定,加上邮寄的时间,这个月又遇上邮局圣诞繁忙期,两个月也有可能的。”
她继续板着脸孔:“你要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
“我真的说不准,快则,可能一个月就行;慢则,三个月也有可能,如果邮寄地址被弄错的话,或者邮递员投错信件。”对待岑方安生这种人,我总是以这种语气回应。
她有点发火了:“按学校的规定,我本来今天就可以辞退你,但西雅图主任跟我说了,要我给你多一些时间。”突然间,她竟然忍不住用广东话说:“你明明确确比我一个时间,如果你做唔到,我就照规矩办事。”
我心想:“你干脆说格杀勿论好了。”
我说:“就两个半月吧。”
我这样说,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这次我还是不及格,这个时间足以能够让我参加二月份的考试。
她也挺干脆的:“那我就把时间定到二月底。到时候,我不管你收到还是收不到,按学校的规定执行。”
我回答得很干脆利落:“行!就二月二十八日。”我补充一句:“二月份只有二十八天。”
她回应得很快:“我知道,不用你提醒。”
可能她意识到她自己说话的语气太直板生硬了,她柔和了一下她的语气接着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这是美国官员惯用的结束语。
我说:“没有。”
她再说一句美国官员惯用的道别语:“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请不必犹豫随时来问我。”
回到课室,西雅图打电话给我:“跟人事部谈得怎么样?”
我告诉她,岑方安生给我的期限延到了二月底。
西雅图说:“那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是西雅图帮了我一把。要不,我现在该卷包袱上路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收到了教师资格考试的成绩,作文成绩42分,加上以前数学和阅读的最高分,总分150分。我终于取得了州的教师资格。还有两天就是圣诞节了,这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圣诞礼物。
我没有马上告诉西雅图,也没有马上报告给岑方安生。既然我说了起码一两个月才收到成绩,岑方安生也允许我把期限延到二月底,我没有必要自己露了馅。我决定最快也要到一月底才对她们公布答案。
一个人倒霉的时候,往往会祸不单行,连走平路都会脚指头碰到硬石头;而当一个人幸福降临的时候,总会双喜临门,连飞鸟也会为你庆贺一番。十二月底,在全体教职员工大会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校长突然宣布,副校长三文鱼将从明年一月一日开始,被调到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分校当副校长。那学校位于郊外荒芜人烟的地方,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分校。听起来像是平行调动,实际上是“发配边疆”。
随时无端被斥责的日子以三文鱼的消失而宣告结束,我顿时感到云开雾散。从此以后,我不必整天提防三文鱼什么时候失惊无神地站在我的身后。尽管我在心里给自己壮胆,就当三文鱼透明吧,但我心理上还是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像做贼似的。
我感到有点遗憾,三文鱼这样一走,我想拿他外甥来给他颜色看的机会也随之消失了。
和别的老师一样,我走过去例行公事地和三文鱼握手道别,祝贺他荣升贵职。
他例行公事地对每个跟他握手道别的人说:“我会想念你的。”
我的回应当然也是口不对心的客套话:“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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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
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很多事情都凭记忆,目前记忆力还好。
新年快乐!
祝新年快乐!
2。你提到的这节里的主人公,在工作上应该注重些方式方法。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的通病,只关注自己手头的具体工作,不关心同事关系,特别是跟领导上司的关系。。。套用中国的老话就是,既要低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
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用最简便的方法解题,学生很喜欢我这样的要求,特别是那些懒惰的学生。
就是这个问题,美国教科书的解题步骤,实在是太笨拙。
人际关系是工作中的一部分,避无可避的,必须去面对。中国人当老师的,真的是少之又少,被人欺负在所难免。祝你好运。
同事之间要有个平衡,大家才能和睦相处。开始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教的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没去打听,以为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后来我发现问题后,就赶紧收敛自己了。
你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