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解放军的57名开国上将中,有一名是1958年单独授予的,他就是李聚奎将军。
1948年4月,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在负责中长路以西部队的后勤保障中,他依靠地方政府筹集物资、合理组织储运,为我军“取之于敌的传统后勤保障,转向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后勤”打下坚实的基础。同年11月,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李聚奎组织后勤部门运粮食运弹药,为夺取平津战役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李聚奎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受命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并出任部长,重点担负志愿军后方勤务。
朝鲜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石油工业部,李聚奎被周总理亲点,担当首任部长。他以毛主席面授的用“革命加拚命”精神抓石油工业的指示当指南,带领石油战线干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北,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还先后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和华北石油勘探处,为新中国石油工业起步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8年2月,李聚奎重回军队,被中央军委任命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这年,他得以补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许多老战士回忆六十多年前抗美援朝战争时的艰苦情况,常会提到志愿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给“炒面”这种野战食品以高度评价。
那么,炒面是如何成为志愿军主要野战食品的呢?这件事就与李聚奎将军有关联了。
史料记载,1950年志愿军过江作战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后,对于朝鲜战地的实际情况有了全面了解,对出国作战的困难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就志愿军后勤供应而言,过去部队在国内作战,军需物资多是就地筹措,可以取之于民、取之于敌。出国作战则不同了,全部作战物资都须从国内运过去。
在当时我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要做到军需物资安全及时运送,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志愿军发起的前两次战役中,由于敌军狂轰滥炸、昼夜封锁,我方的后勤供应受到极大影响,志愿军一些部队的口粮及副食供应难以得到及时保证。
即便有时后勤供应保障跟上了,部队白天也不便生火做饭,以防敌机发现目标。加之战事紧张,指战员们日夜与敌人作战,常常没有时间生火做饭。
如何在天寒地冻的朝鲜战场,解决好志愿军战斗期间的饮食问题,生产啥样的食品既便于保存携带,又可以随时方便食用呢?志愿军指战员的野战干粮问题成了牵动战、勤各位首长的一个大问题。
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第一政委、负责志愿军后勤供应的李聚奎,也在格外关注这一问题。
这位参加过平江起义和红军长征的“粮草官”在沉思中忽然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在1936年底,李聚奎所在的西路军受挫祁连山,部队被打散了,他不得不只身东返,沿途乞讨,寻找党中央。途中,他曾吃过老百姓给的一种炒熟的面粉,这种熟面的特点是食用方便,易于携带和保存。
李聚奎眼前一亮,这炒面不正适合目前前线志愿军作战的需要吗!于是,他立即建议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和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打算用炒面来做志愿军的野战方便食品。
李聚奎首先指示东北军区后勤部按照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的成份生产加工一批样品,这些混合的米面经炒熟后,再加入微量食盐调料,就成了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炒面了。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品尝了样品,都十分高兴。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且又食用方便,颇受志愿军指战员的欢迎。
彭总为此专门让洪学智副司令员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电报予以肯定,并要求在每月为前线部队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
李聚奎将军迅速将前线试用炒面的情况和志愿军首长的意见电告总后勤部。这件事也很快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同时,他还在百忙之中,亲自与机关的同志一起动手加工炒面。
同时,东北地方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国内许多地方出现了“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炒炒面”的动人场景。
不久,首批400万斤炒面被送出了国门,送到了前线志愿军指战员手中。炒面伴随着将士们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
当时分管志愿军后勤供应的洪学智副司令员曾动情回忆:“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此后,李聚奎在担任总后勤部政委期间,一直坚持勤俭办后勤的方针,主张从实际出发,确定后方基地建设规模,以节俭的原则严格财务开支,同时大力发展军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补助部队供应。
1966年4月,李聚奎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陷害和非法关押。1977年12月重新工作后,担任复建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政委。1981年7月,李聚奎退离领导岗位,担任中央军委顾问。1988年获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6月以91岁高龄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