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年别赶回来了吧,折腾那么久,回来就光玩手机。”在堂哥第三次专心致志的摆弄着手机,用“嗯嗯”和“好的”来回应大姑的嘘寒问暖时,她说。
堂哥闻言将手机放入口袋,赔了个笑脸,“春晚没意思,我们群里发红包呢。”
“那你也教我玩微信好不好,咱们还能一起抢,以后你回上海了,妈也能跟你视频”,大姑说。
“平时打电话就行,微信挺麻烦的,你这么爱忘事儿,肯定记不住”,堂哥一脸无奈,“再说你这个手机,连网都连不了,也开不了什么微信。”“这样啊,那我就不学了。”
大姑将自己二百块的老年机从桌上移开,有些讪讪的将它塞进口袋,目光继续回到大红大绿的春晚,堂哥陪着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索性逃到书房继续玩手机。
“你为什么不给大姑买个能上网的智能机呢,又不贵”,我问。
“是不贵,但你可不知道他们能生出什么麻烦来”。他讲起公司同事的父母,因为不小心下载了木马软件导致工资卡上几万块钱不翼而飞,还有朋友的父母,开着流量放着电影睡着了,一夜用掉几千块。
“他俩都六十多岁了,今天教会了下周就忘,还不如就这样吧,安全省事儿就行了。”他说。
我上班第一年的时候,爸妈计划要去游泰国,而我身在异地,为了一个新项目忙的焦头烂额,害怕他们两个自己出游,吃了语言不通的亏,于是极力劝阻。
用湿热的天气,不安定的政局,拥挤的人群,他们不喜欢的甜辣口味的饭菜做借口,为了让他们彻底打消这个主意,我还使出了百发百中的杀手锏,“万一有点什么事,你们让我怎么办?”
“你小时候去学体操,弄得满身伤满手老茧的时候,后来决定要出国,一个人背井离乡的时候,我们可没问过你这句话。”我妈这样回答我。
“我们会报正规的团,订星级酒店,每天晚上九点以后不出门,会安安全全的回来,就像你小时候,每一次出门一样。”她说。
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写:
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要的是安全。我们希望给予我们关心的人的许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强烈拒绝的,但我们在给予时,却很少在乎对方的感受。
在我们年幼时,渴望冒险,渴望尝鲜,渴望尽情体验每一种生活的时候,是父母给了我们支持和肯定,而当他们需要同样的鼓励和帮助时,我们却往往因为“嫌麻烦”而拒绝和回避。
堂哥并不是不愿买一部几百块的智能手机,他只是不愿抽出时间来手把手的教她。而我在阻拦爸妈时列举的所有负面因素,本质上不是在为他们担忧,而是“不想操心”的借口而已。
真正的担心,是去采取一千一万种措施帮他们未雨绸缪,而不是用一千一万个借口阻止他们去尝试和享受。
闫红老师写过,“旁观以及帮助父母的自我实现,让我不再那么害怕老年的到来,老年人依然有尊严,依然有梦可以做,生命只是放缓了脚步,并不是完全静止。
如果说培养孩子犹如再世为人,可以修正自己成长路上的各种偏离,那帮助父母去感受生命的更多,就是对自己晚年的一次预演。”
而我总是觉得,生命的传承是很奇妙的。小的时候,我们是父母的未来,成年之后,父母却成了我们的以后。
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或许就是你四十年之后的生活状态。与物质的贫富无关,在乎于心态,在乎于习惯,在乎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对“老年”这一概念的认知。
是安静且无奈的接受停滞,在日复一日的无聊重复中等待明天的到来,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更多的可能,努力实现哪怕一点点自我,去过一种不那么听天由命的生活。
我一位女友的爸爸,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决定去考驾照,耐不住老头儿软磨硬泡乃至以绝食和离家出走相逼,她给他找了最正规的驾校,给教练各种塞烟酒说好话求照顾。
从拿了证到次年年审,他一共只开过一次车,在五环外深夜无人的公路上开过十公里路,可他总是把驾照像宝贝一样的揣在怀里,摆出老司机一般的架势,逢人就显摆,好像真的开过几千公里的路。
“他炫耀的或许从来就不是驾照,而是自己在这个年龄,还能去决定一些事,并去做一些事吧”。有次聊天的时候,她这么说。
成为一个人,其实就是保持生命完整性的战斗——避免被削减、 被消散、被征服,避免使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断裂的过程。而步入老年,就意味着这样的战斗会更加艰辛。
为人子女,我们能做的并不仅仅是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他们的选择,而是帮助他们去过更有价值,更有自我的,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哪怕只有一个假期的自由生活。
最好的家庭状态,最好的假期状态,或许并不只是大家排排坐,你玩手机我磕瓜子,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百无聊赖的电视剧。
而是彼此倾听,彼此见证,互相鼓励,互相实现。他们带你回望过去,而你也会牵着他们的手,一起走向未来的生活。
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60多岁还有工作的吧, 上网开车还不是小菜一蝶? 80-90岁的人开车的也不少, 我婆婆50多学开车一直开到92岁.我叔72岁在国内,啥都干,天天上网看东西写东西,和孙子视频,还网上炒股.
关键是父母小孩都要改变观念.
我以为80岁以上才能算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