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空燕子
凌空燕子
通往朝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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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套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我认为它们在内在机理上是相通的。然而就像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一样，这种套用也有很大局限，并不能充分说明朝鲜政权所独有的国家特征。
有趣的是，也正因为这样，我的论述才获得了很大空间，不仅可以着眼于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政体问题，更可以将目光投射到更深远的地方，警觉到人类社会一种极为危险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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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管任何类型的国家、任何性质的政权，都标榜自己是自由、民主的，“自由、民主”几个字甚至被写进了最反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宪法。
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已经成为“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潮流，再也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它了；第二，即使某些将自由民主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其国家行为中将自由民主视为不共戴天敌人的人，也一定会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
如果把这两点置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进行考察，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一种令人惊喜的现象：历史是向善的，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人类社会始终是在大踏步前进，正义成为了历史的最基本品格，成为了人类社会历历在目的精神图景，再也不可能有波普尔描述的那种历史主义幽灵惬意地游荡在历史之中了，即使它们复活，也不能不加掩饰地四处招摇了。
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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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严谨表述应当是朝鲜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孤立、最反动的国家力量，所谓“流氓国家”、“流氓政府”者是也。我们当然可以粗略地将其归类于反自由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甚至上世纪30年代在西欧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然而也必须注意到，在这个国家的基本品性中，还有更具当代特色的反人民、反人类的国家恐怖主义特征，这样，它也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极权专制主义政权了，它是当代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变异的怪胎，一个溃烂的毒瘤。
这个怪胎和毒瘤的产生，也许有某些地缘政治的缘由，譬如最初由冷战因素导致的有恃无恐，譬如后来在美韩强大政治军事压力下之下所做的先军政治选择，但是这无法解释这个涌流黑色血液的政权所独有的、带着原始兽性的邪恶本性，无法解释它所拥有的邪恶力量——这种恶劣品性和邪恶力量，经由国家权力家族化、黑帮化而形成国家意志。
这种国家意志，在内部表现为对人民思想的严密禁锢、对基本人权的残酷压制、对民脂民膏敲骨吸髓式的掠夺；在外部则表现为置国际公法于不顾，毫无理性，超越国家实力、不顾人民死活，无限制发展军事力量，以战争鼓噪和武力挑衅等方式对东亚以及世界和平构成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
可见，朝鲜政权不仅具有极权专制主义的一般共性，更带有其独有的、不可复制的个性，要认识它和见解它，很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辨析，很需要从它的肌体内部寻找变异的基因，剥离出为其生理运行提供营养的血脉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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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纷纭，千人千面，各有不同。尽管这样，人们还是发现，是可以对人进行某种类型归结的，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指的就是这件事情。人际关系中的“群分”，人们通常简洁地表述为“好人”和“坏人”；政治关系或者说国家类别的“群分”，则以“正义”或者“非正义”为其边界。在政治学语境中，正义的国家一定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非正义的国家一定是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没有第三种状态。
以反人民、反人类为主要国家特征的朝鲜政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有传统和现代两个来源。在传统意义上，朝鲜递延了中世纪最黑暗的血缘嫡传制度，以家族和政党统治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石与支柱，把国家变成了家族和黑帮团伙占山为王的麇集之地，变成了恫吓人民、剥夺人民、压迫人民的国家恐怖主义工具。我们从这件事中可以寻摸到一种耐人寻味的因果关系：国家的变异必然产生导致变异的国家。这是所有极权专制主义国家产生的共同路径，也是它们所共有的本质特征。
在现代意义上，朝鲜利用国家力量成功地将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与人民隔绝，禁绝信息流通，禁绝思想流动，禁绝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将人民改造成为无知无识、无欲无求、不会说话的奴隶。在恐惧人民从奴隶状态自觉为人的人那里，促进人类知识爆炸性增长，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物品，就像恐惧炸药一样恐惧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几乎所有极权专制主义政权都在利用国家强制手段对互联网进行限制或者控制，在这些国家，给人类带来进步和福祉的这一科学技术手段不仅丧失了信息流通的功能，还成为了与外界隔离、被国家意志强暴的局域网，成为了标准意义上的洗脑工具，成为了他们极为看重、决心占领的意识形态阵地，就像他们的报纸、电视和广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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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毛泽东声言“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一样，朝鲜政权将传统与现代的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民的观念和手段浇筑在一起，形成了至为恐怖的结合，铸造成了对内对外具有极大威胁力的红色堡垒。这个堡垒用世界上最完备、最恐怖的国家统治机器屠戮人民、对抗世界潮流，肆无忌惮丧心病狂，不惜将人民的肉体和精神碾压为齑粉。这样的国家早已经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成为了喝人民鲜血、吞食人民骨肉获得营养和动力的超级怪兽。
我们不断听到朝鲜民众因为违抗政府意志遭到屠杀的消息，不断听到统治阶级内部因为权力斗争导致失败者被肉体灭失，不断听到大面积饥荒造成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罪恶，都是在维护领袖、党和国家的权威和利益名义下进行的，这是一种超越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超级存在，是构成朝鲜特色的最主要的东西。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一个乳臭未干、愚蠢之极、装模作样的屁孩，才可以成为2400万朝鲜人民顶礼膜拜的神，无人质疑，更不要说反对；才可以出现如下景况：同种、同族、同一种文化，三八线的那一边，韩国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世界瞩目的成功国家；三八线的这一边，朝鲜却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都濒于破产的全面失败的国家，这里面蕴含着的机理，确实值得深思。
我们固然可以说，所有极权专制主义国家——例如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也具有我上面说到的特征，也将领袖、国家、政党的权威和利益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但是，公开以流氓国家嘴脸示人，公开把血缘嫡传、家族和政党统治与现代奴役手段接合成为一个致密的整体，公开通过以残酷禁锢和镇压来消泯民众愿望和诉求、通过叫嚣战争来绑架和威胁东亚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只有作为流氓国家的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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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流氓也不是一日炼成的，流氓当然只有具备成为流氓的条件才可以成为流氓，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轻率地用“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之类的话，来指责被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奴役和压榨的人民，我们不能这样指责。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常识：只有在自由民主状态下，即人民有表达思想的权利、有选举他们的代表的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够决定政府的性质和形态，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强调政府“基于同意基础上的合法性”的原因。如果人民丧失了表达思想的权力，如果他们无权决定由谁作为自己的代表，政府的组成远在人民的视野之外，那么，在政府的性质和形态问题上，也就与人民没有了任何关系，那是黑道式的独立生成，是黑帮团伙的独立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哪怕成为了一群穷凶极恶的嗜血恶魔，也与人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用简洁的语言表述：朝鲜是在人民被黑道式流氓团伙长期排除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才成为流氓国家的。没有这个条件，一个国家即使心花怒放地想成为流氓，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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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朝鲜人民怎么就这么软弱呢？被流氓欺负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为什么不以革命手段推翻金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呢？即使像《水浒》里的好汉那样啸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是一条出路啊，他们怎么就能眼睁睁地看着流氓一天天长成，任由狗日的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拉屎撒尿呢？
是的，朝鲜人民的确很软弱，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极权专制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很软弱，然而，就像我们没有理由指责朝鲜人民制造了自己的流氓政府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指责他们软弱，道理很简单：坚强是需要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不仅是朝鲜人民，所有人类都很软弱。
我曾经以《人类其实很软弱》（2011-1-7）为题写过一篇文章，描述柬埔寨红色高棉波尔布特集团的大屠杀罪恶，在那篇文章中，我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人类都没有力量与国家力量相抗衡，尤其是在人民不具备意义的国度。人类历史之所以不断出现国家暴政，正是因应了人类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社会和精神的处境。
我们当然可以说，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能被歪曲更不能被折断，人民总有一天会推翻暴政，找回做人的尊严，但是我们也必须充分估计到一个倒行逆施的流氓政府所拥有的强大社会控制能力，在他们的野蛮控制下，历史发展方向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被歪曲甚至是可以被折断的，人民徒手奈何。
那么，什么才是使人民坚强起来的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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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
一个专制主义政权遭到人民唾弃，并不意味着它马上就土崩瓦解，历史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停下脚步，等待一个机缘。我举就近的例子：南斯拉夫在等待一次国内危机，伊拉克在等待联合国授权美国率领多国部队对它的军事打击，突尼斯在等待一个小贩，利比亚在等待“阿拉伯之春”蔓延到的黎波里……在这些国家，条件依根据而产生，根据随条件而变化，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死寂的鸡蛋神奇地变成了叽叽叫、满街跑的鸡子，历史被改变了。
朝鲜也在等待这样的机缘，朝鲜人民也在等待坚强起来的条件。这种机缘和条件，既可能是一次偶然发生的国内事件，也有可能是美日韩军事同盟的介入、干预，乃至于军事打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你才会看到那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民族，他们并不软弱，甚至可以说，他们内心从来没有软弱过，从来没有！
让我们拭目以待。
（编辑 艾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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