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黄金做成的哲人王,白银做成的“卫国者”,与铜铁铸成的劳动者。大院出身的王朔曾经炫耀他们就是卫国者,是要当炮灰的,他们从小的玩具就是总参的作训地图。在那个序列中,服役于王牌38军的任志强当然是居于更上端的“被拣选者”。
冯仑在为任志强《野心优雅》写的序言里,说在任志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时代最典型的人物面貌”,这典型人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口气大”:“说的都是大词,操着总理的心,满口大话语、大概念、大理论、大道理”。这恰与郭敬明的“小时代”镜像中的人物形成鲜明比照。“小时代”中的人物,“不承担道义责任,不承担以天下为己任这样一些大使命,也不用管社会道德走向,也不用考虑中国向何处去,房地产价多高多低,只要考虑自己有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美女和华服以及好的房子,以及快乐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大时代已经过去,给我们剩下了大年纪。”冯仑感慨。
面对这一部厚到可以当枕头的传述,不知多少人会如冯仑般感慨系之。任志强大概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宏大叙事”。如他自述,“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他是把“一个人的故事”写成了“我们的故事”,他的抱负远不是“自传”,而是在记录“历史”。
国家的主人翁 任志强记录的历史与心路历程,冯仑亦躬逢其盛。二十年前,小平南巡后不久,冯仑南下深圳拜访王石:“我来介绍一下万通的情况,几个秀才下海成立万通,赚了钱,但秀才赚钱不为财,为理想,将来还要报效社会……”这样的言说,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绝非“普通青年”所为。但在当时,尤其是对那一批出身体制精英的青年创业者来说,却是普通、自然,也不乏真情的。
在一个政治与社会高度合一,或者说政治完全吞并社会的时代,所有的私人言说都是宏大的,都具有高度的“公共精神”,乃至“全球意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群女工在工作之余环坐讨论国际形势的镜头,曾让普通西方观众大为骇异,而这其实并非完全是矫情的表演。
1973年9月11日,政变军人冲进智利总统府,阿连德总统开枪自杀。几乎在同一时刻,地球另一面的北京远郊东方红炼油厂的建筑工地上,一个满身汗碱的建筑工人正捏着皱巴巴的《参考消息》,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内舞台的大幕后吃午饭,读到阿连德总统战死的消息,忍不住流下眼泪。
“那建筑工人就是我”,北岛说,“要说那年头,一个中国苦力跟智利总统有啥关系?那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国际主义情怀。”国际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时髦用语,乍听起来大同小异,实则有天壤之别:“‘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是不同国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骗。”
北岛的这话不知能激起任志强所说的“我们这代人”几多共鸣?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如今早已功成名就,并且不乏“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我们这代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代人?
“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任志强如此自许。“我们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秦晓跟孔丹,他们的分歧,是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共产主义。”
以直言不讳著称的任志强,毫不掩饰自己作为“红二代”的自豪感、精英感,他说的“我们这代人”,在很多时候其实指的是“我们红二代这些人”。“布尔什维克,掉脑袋都不怕,还怕这个(敢言)?他们小资产阶级(潘石屹等)就怕,这不明摆着吗?”“红二代里敢说能说的人多得很,出的书也不少……”
当全国的小朋友看着宣传画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白塔倒映、绿树红墙的北海公园里学会了划船。上初一时班上的辅导员是姚明伟,姚依林的儿子。姚明伟去越南学习了,后来辅导员换成了王岐山。“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的任志强说。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黄金做成的哲人王,白银做成的“卫国者”,与铜铁铸成的劳动者。大院出身的王朔曾经炫耀他们就是卫国者,是要当炮灰的,他们从小的玩具就是总参的作训地图。在那个序列中,服役于王牌38军的任志强当然是居于更上端的“被拣选者”。
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古代中国,普通老百姓缺乏对国家的主人翁意识。但有一个阶层,从来不乏家国天下的主人翁意识,这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确实是他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任志强说,“我们这代人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读者大可不必怀疑他的真诚,因为他们“这代人”确实有这样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就是主人翁。
而且,“这代人”,即使从商,做企业家,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恐怕还是“政治”的事。“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多地关注政治”,任志强说。士、农、工、商,“商”是什么呢?政治之手段而已:“怎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径问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所以,任志强说潘石屹们,“他们还是以生意为主,我不是以生意为主”。追求财富不是任志强们最热衷的,甚至,打造一个百年长青的现代企业也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真正热爱的“唤醒民众”、“改造社会”。这听起来是在做“公知”们干的事。不过,任总对这一群不自量力之人相当不屑:“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公知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实践。”
大时代的“国营企业家” 生长于政治吞并社会的革命大一统时期,加上主人翁的精英意识,强烈的政治关怀几乎是任志强和他的小伙伴们无法摆脱的宿命。改革开放,或者由于政治晋身渠道不畅,或者响应搞活经济政治呼召,他们投身市场经济。若干年后,许多人成为成功的“国营企业家”。
无疑,他们是体制内的精英,在改革的“大时代”,他们做出了不菲的贡献。然而,过于强烈的政治情结也可能削弱了他们对商业的真正兴趣、投入与建树。宁高宁的说法或许不错:任志强严格来讲并不是个好的商人,他之所以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买地卖楼好像对他没有那么重要。
华远与万科颇有“梁子”。在自传中,任志强也不吝笔墨,叙说这段恩怨。说起王石,任志强向来不客气。据说,王石曾说,任志强是“亲儿子”,所以敢随便说,而我们是“私生子”,云云。任志强的回应是:“他也不是私生子啊,他老丈人对他的保护也很不错啊。可能在等级体系里,他比别人稍微差一点,但不等于他在体制外……”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稍微差一点”,使王石更热衷于“现代企业制度”。从商业观念来说,王比任要“西化”得多,在现代企业的制度与文化建树上,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格局与成就。
任志强曾讥讽王石的微博“全是花花草草”。哈佛前后,据说王石生“变”。任志强的解读是:以前的那个王石是“在商言商”,而哈佛归来,“他也开始检讨自己过去很多话没有说是错的。”
“在商言商”之辩,是2013年搅动中国的年度话题,实际上,这是中国的一个千年未解之难题。徽商、晋商皆曾以盐贩起家,尤其是徽商,淮扬繁华靡丽,不过是结交权贵之具,徽州文风鼎盛,不过是为了朝中有人好办事,胡雪岩、十三行,更是十足之官商,从事的都是任志强不屑的勾当。何苦如此?盖因国家之主人翁,既不为商贾,亦不为民众,而为官僚也。“大时代”的国人、企业家强烈的政治意识,也不是出于真正的公共精神,盖因政治强大、社会渺小也。
这种状况,从“革命”过渡到“改革”的三十年间,有几多变化?冯仑曾忆牟其中,说当年在南德,牟其中整天端着个大茶缸,“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方,开讲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南德的机构设置是按照中南海来的,有办公厅,一处二处,东北办,西北办,东南办,等等。冯仑曾任西北办主任,王功权任西南办主任。
牟其中对政治的迷信可谓深入骨髓。然而这又不是“迷信”,而是来自他真切刻骨的生活经验,“在面对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是这些经验告诉他,不能“以生意为主”。
同样,对牟来说,作为一个商人,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他心中,掌握政治权力,改造社会,才是第一等级的事。任志强说自己“更关心宏观经济”,“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为题的文章,当年也正让牟其中名声大噪,做生意后,他也是“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
牟、任不是一代人,牟是“革命”走向“改革”的过度时期的人物,而任则是“后改革”时期的人物,二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与建树大不相同,但他们思考的,是仿佛亘古不变同一个问题,这确让人感慨系之。
《小时代》风行,很多人慨叹火热的“大时代”已经逝去。而吊诡在于,在一些层面上,“小时代”来临了,消费主义歌舞升平,在另一些层面上,“大集权”仍在步步为营,利维坦若隐若现。表面上,二者仿佛已相忘于江湖,但内里的强力关联,谁也无法否认。“在商言商”的问题,不知还要让中国人纠结多久。
(责任编辑: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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