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海潮流要左倾(《新青年》，1917 )

薄海潮流要左倾(《新青年》，1917 )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

 

李大钊，河北人，字守常。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4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当时日本的首相大隈重信，正是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李大钊以留日学生总会之名向国内发出《警告全国父老书》。

 

1916年，李大钊回国，创《晨钟报》，8月15日创刊号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标题，强调：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

1915年夏，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筹备《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李大钊也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他在同年的《新青年》2卷1号也发表《青春》一文：

“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鼓舞了李大钊，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任经济学教授，其间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新青年》开始大力宣传共产主义。1919年6月，因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青年》停刊。陈独秀出狱后，辞去北大之职，前往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

 

1920年三月，李大钊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末，胡适致函陈独秀等人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建议，或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或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移到北京，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或暂时停办。

 

陈独秀对此大为生气。鲁迅则回信说“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 表示不以为然。胡适又回说：“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1921年1月，李大钊试图调解，致函胡适：“我觉得你和仲甫都不是要抢《新青年》这个名称，还是主义及主张有点不同的缘故。” 胡适退出《新青年》，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也一再停刊。1923年6月，中共重刊《新青年》，由瞿秋白主持，成为中共早期的宣传刊物。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二年，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他在上海与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李大钊安排了张申府、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的工作。李大钊也曾试图建立吴佩孚和共产党的合作。也安排人员至冯玉祥的部队中做政治工作。

 1926年1月8日，李大钊在《国民新报》署名”守常 “发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今当民国十五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的日期，我们很是欢欣------表现国民革命精神的青天白日旗，也居然在首都革命的凯歌声中，飘扬在北京的空际了！------

    国民党改组以来，因为共产派的参加，党内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误会。但我们相信这些误会转瞬即能消释；因为凡是革命者的襟怀必定是光明磊落的，必定能够肝胆相照，披诚相见。即有些微的误会，决阻隔不住革命者的声应气术，正如几点浮云，决遮蔽不住青天白日一样。   ---------

    全国革命者联合起来！

    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在北京俄国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在《狱中自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4月23日，李大钊走上绞架，死时只三十八岁。之后，李大钊出殡式出现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白纸黑字写了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1932年，傅斯年为了陈独

 

 

秀案，向国民党呼吁” 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 ，如是说：” 嗟乎，李在北京之死，是就刑呢？是被害呢？李虽是共产党员，然他是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之人，他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国民党清共之前，然则他虽是为共产党而死，也是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否则今之国家岂不承袭了张作霖的正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