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交會 ：浦大邦、李遠哲，原子分子科學，ZT

80年代的交會 ：浦大邦、李遠哲，原子分子科學

三十多年過去，李遠哲一直記得當年浦大邦走出行政院大門時意氣飛揚的話:「這以後就是歷史了，歷史就是這樣發展。」

80年代，是台灣最好的年代！

一月底的一個晚上，在台北的孫運璿紀念館，《台積電文學沙龍》的一場活動「星期五的月光曲」，聽張曼娟這樣說著：「1985年，我的《海水正藍》出版，立即大賣。我記得很清楚，張清芳的第一張個人專輯，也是在1985年發行上市，我們兩人是同時成名的。為什麼那時候大家願意花錢去買這些年輕人初登場的作品、歌曲？也許，那是股市上萬點的年代，人們比較有錢可以花。80年代，是台灣最好的年代！」

 

     張曼娟可能沒聯想到，龍應台的《野火集》也是在1985年結集成書上市，張忠謀也是在這一年回台接任工研院院長。1987年，台灣解嚴，SOGO百貨在台北開張，台積電公司成立，這些事件可視為台灣在政治、經濟、產業方面的象徵性轉變。那1986年呢？我想起，這一年，NASA的挑戰者太空梭在起飛中爆炸，第一位台灣出生的李遠哲得到諾貝爾化學獎。這都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又想起，更早一些，在台大校園見過的人：浦大邦。

 

神通廣大，浦大邦

中央研究院的「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未設在南港，也不是在新竹，卻落脚在台北市內的台大校總區。研究所一樓的會議廳外掛著牌子：「浦大邦紀念講堂。」在一次紀念會上，李遠哲說，當年為了有一「進可攻，退可守」的研究領域，以不受原有學術界地盤、師長輩包袱的拘束，決定在既有的物理、化學研究所之外另起爐灶，浦大邦等人用心費力推動原子分子研究所在台灣的創立，並選擇台大校園為所在地。李遠哲笑著說：「浦大邦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他認為台大校總區的地理位置條件遠比中央研究院大本營所在地南港好太多了，堅持「原分所」要設在台大校區。

 

時間回到1983年，同在美國的浦大邦、李遠哲為了在臺灣推動同步輻射加速器的建造，要找「夠份量」的人向高層進言。經過浦大邦的大力活動，透過他的父執輩馬紀壯(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 安排，袁家騮、吳健雄夫婦趁到日本開會之便，回到闊別十八年的台北，先後見了蔣經國、孫運璿。因計劃所需經費太龐大，蔣經國在接見時，交待「這事，你們去向孫院長報告」。在向孫運璿會報時，浦大邦用了一些心機，讓孫運璿說出：「既然總統已經同意，那我們就照辦吧。」，給同步輻射計劃踢上了最關鍵的臨門一腳。浦大邦可說是「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和今天「台灣光子源」的前身「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的催生者。

 

1993 年，在新竹的同步輻射加速器試運轉成功，人在美國的李遠哲手寫了「光芒萬丈」傳真給當時的計劃負責人閻愛德。一樣曾是同步輻射計劃指導委員的浦大邦，則早在1984年，因過度勞累，在參加工作會報時，心臟病發猝逝。而他的夫人直到接獲通知，才知經常奔波在外的先生人是到了台北，意外不告而別了。

 

   浦大邦的父親浦薛鳳，原是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來台後歷任魏道明、陳誠、吳國楨和俞鴻鈞四任臺灣省主席的秘書長，後赴美教書。浦大邦為人熱情爽朗，本身在專業領域有成就，又善用其父在台的黨政人脈，做事有謀略，突破官僚系統辦成了一些別人辦不成的事，李遠哲以「神通廣大」形容之。

 

負責籌設原分所的張昭鼎，曾經是李登輝和黨外人士的一位中介者，也替李遠哲安排過許多事情。張昭鼎因晨間運動氣喘病發作，不幸過世。李遠哲發表悼念文章〈該也是回家的時候了〉，隔年就辭了柏克萊加大教職回台。一位學生說：「以前張昭鼎可以替他擋掉許多事，張昭鼎過世後，李遠哲少了一個擋箭牌，很多事都要自己站在第一線，太辛苦了。」

 

 

回台、政治、教改

1994年，李遠哲回台灣接任中研院，因盛名和人情之託，也担任過「社區總體營造學會」理事長、「新故鄉雜誌」發行人，也為「雲門舞集」、「漢唐樂府」募款。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捲入了更多的政治事務。

而花了他最多時間的”教改”，也招來最多的社會責難。在各種批評聲大起時，有一次在某一場合，張忠謀說：「怎麼都看不到其他委員出來說話？以前，殷允芃(也是教改會委員)對我說：” 李遠哲，好民主喔！”」據說，在教改的多次會議上，多是訴求共識，很少用表決，非常耗時。李遠哲從來不是「我說了算」的主事者。也是教改會委員的沈君山則說：「譬如教改，結果是有爭議的，但他的認真投入、誠心做事，五十一次會議，每次必到，必然從頭到尾的到。最後寫總報告，親自校讀修改，只要是教改，不但住持，連香火工的事也做，果然弄得一臉煙灰。」嘆惜李遠哲「為什麼好好的菩薩不做，去做住持？」
 

 

 

封存的中國情誼

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孔繁敖(孔子七十四世孫) 的博客有一篇《亦師亦友李遠哲》說：「李遠哲對中國大陸是友好的，實實在在地幫助大陸開展現代化的科學研究。在1979年到1999的廿年裡，李每年都至少到中國來一次，指導開展分子反應動力學的研究，推薦骨幹人員去美國最好的研究機構深造，把大陸的研究水準陡然提升了好幾代，在他的建議下，在中國科學院的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和北京的化學研究所聯合成立了《分子反應動力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可以說，我的後半輩子是和李遠哲先生的關照與培植分不開的。」真可說是情誼深重，是大陸人士對李遠哲昔日友情支援的公開肯定。

 

80年代，胡耀邦、趙紫陽掌權，比較開放的年代。中國科學院的兩任院長盧嘉錫、周光召和李遠哲都有相當的交誼。盧嘉錫，和李遠哲是化學同行，生於福建廈門，其家族世居臺灣台南，台灣割讓之後，才又移居回大陸。周光召是兩彈一星功勳者。1986年，以中國科學院的名義授予李遠哲名譽教授的頭銜，至今中國科大的網頁有此資料。1987年，新就任中國科學院的周光召又予李遠哲以名譽博士的稱號。中國科學院也提議，希望李遠哲能實際帶領研究項目。1989年，中國科學院的「分子反應動力學實驗室」正式成立，李遠哲也担任了名譽主任，並備有辦公室。此一實驗室可說是由其研究團隊所衍生出的。這是李遠哲和大陸科學界關係最好的時期。之後，中國科學院本來已準備一起發表他和楊振寧等人為外籍院士，因他放棄美籍回台而作罷。

李遠哲以分子束研究化學反應的動力機制，得到諾貝爾獎，擁有了別人少有的國際活動經驗和發言機會。可是1999年「兩國論」出現後，李遠哲和大陸的來往也陷於尷尬。1999年北大的百年校慶，李遠哲、沈君山都去了，可是對方只想請「尊敬的李遠哲教授」演講，而不願出現「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的稱呼。當時周光召向他抱怨，李遠哲回應說，若中方如此堅持，那他回台灣後可以建議把中央研究院改名為台灣研究院。隔天，周光召反過來說「這千萬使不得。」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李遠哲受命籌組「兩岸跨黨派小組」，提出「三個認知、四個建議」。主張，台灣現狀改變需要以民主程序得到人民同意，以中華民國憲法來回應對岸「一個中國」。可是國民黨不願背書，陳水扁也未真心對待。「國家統一委員會」也形同放入冷凍庫，兩岸關係嚴峻化。大陸方面對李遠哲這位「老朋友」，也有了不同以前的對待。

 

2002年六月，北京清華為楊振寧的八十大壽舉辦「前沿科學國際研討會」，有十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參加。李遠哲了解，以當時的兩岸氛圍，這沒有江澤民的拍板，他是不可能成行的。可是李遠哲到了北京才發現，原先說好由他主持的討論活動變掉了，公開的活動資料，李遠哲的名字不見了。他也隱約感覺到中共不同派系之間的角力。李遠哲想取道上海返台，也未得同意，只好比預定時程提早離開北京。2002起，李遠哲又三度代表台灣領袖出席APEC年會，見面的對象，由江澤民換到胡錦濤，姿態較柔軟，但兩岸之間在此國際場合未有任何突破。李遠哲和中國科學界的舊日情誼，也進入一種近乎封存的狀態，彼此之間都不好再提起。

 

本業做好後，不會忘記台灣的。

沈君山在《浮生後記》說，1972年保釣時期，他去芝加哥找林孝信，林孝信建議他可以和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漸有名氣的李遠哲談一談，沈君山於是去了李遠哲的實驗室，長談之後，李遠哲說了一句話：「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我現在努力做研究，本業做好後，不會忘記台灣的。」

 

1980年代，許多台灣早期留美的人，在學術界和科技產業界都有了相當的成就，往來於美、台、中、港之間，希望對台灣的科技產業以及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有助益，田長霖、李遠哲、沈君山，都可以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2007年，筆者在中研院請問李遠哲：今年初在一場座談會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校長Robert Birgeneau，當面向您說，他常向柏克萊的學生引述您流傳在校園的一句名言：「當年我到柏克萊做研究生，跟世界最好的師資陣容學習；後來我又回到柏克萊做教授，因為這裏有世界上最優秀的學生。」您是在什麼狀況下，說這一句話的？

李遠哲答：「那時我在Oak Ridge開會，忽然大家都向我道賀，也接到學校緊急通知我回去，我才知道得獎了，回到柏克萊後，我就公開講了這一句話。後來，柏克萊的文理學院(College of Letters & Science)就把這句話放在他們的網頁上，成為柏克萊校園中的名言。」李遠哲又說：「這樣講好像有點自誇，去年美國的化學教育期刊，做了一個調查，其中有一題問說，誰對美國化學界教育貢獻最大？結果我得到最多票，我已經離開美國十二年了，他們還沒有忘記我。我的博士生之中有十七位，目前都已是美國大學的正教授，且有兩位女性是科學院院士。回到台灣這些年，在這一方面的成果不如，我自己也覺得很遺憾。」

2008年，李遠哲當選國際科學聯合會（ICSU）的候任理事長，2011年正式就任，有了更多的國際活動。以台灣的國際處境，這可說是一意外奇跡，亦可見在國際科學界，他是有豐富人脈。

 

李遠哲、丁肇中、連戰同是1936年生。丁肇中於1976年得諾貝爾物理獎，李遠哲於1986年得諾貝爾化學獎，兩人是互相尊敬的好友。李遠哲到芝加哥大學任教時，連戰已從芝加哥大學讀完博士回台。連戰在行政院長任內，承李登輝之意，委任李遠哲主持教改會。連戰本人當時在意的是接班大計，對教改難以用心。後來，李遠哲有次在立法院答詢說：「我願意向各位道歉，因為社會對教改會有太大的期待，而不瞭解其實教改會所能做的，只是將諮議報告書提交給“行政院”，之後我無法著力。」這“行政院” 就是指連戰。連戰在某些場合，也用“那個人” 指李，而不想提其名字。只能說，連、李兩人沒緣份，其人生道路是兩條不相交的歪斜線。

 

浦大邦生於1935年，和連戰一樣都是唸師大附中。浦大邦高中畢業後就留學美國，和李遠哲先後從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得到物理、化學的博士，日後有合作的緣份。三十多年過去，李遠哲一直記得當年浦大邦走出行政院大門時意氣飛揚的話:「這以後就是歷史了，歷史就是這樣發展。」丁肇中、李遠哲都在台灣最窮困時唸完高中或大學再出國去，而有世界級的科學貢獻。2016年，是他們得諾貝爾獎30年和40年。今天在思考台灣教育的問題時，應該用心從歷史中去發現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