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因病在国内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住院部是重庆的西南医院,当时是第三军医大的附属医院。
病房是四人间,靠门的病床是西南师大的一位退休老教授,我是紧挨着的第二个床位。第三个床位是贵州某个县来的中年人,有四十来岁,是一个开餐馆的小老板。靠窗的病人最年轻,只有30来岁,是重庆美院的年轻教师。
国内住院都需要陪护,西师老教授的病不太重,可以自己走动,他太太每天只需要做一些吃食送来就行了。我因为学龄时期的女儿儿子需要太太照顾,无奈只好请母亲来看护,所以那几个月是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很愧疚,出国多年后没机会侍奉父母两位亲人不说,生病后反而要年过六十的母亲来看护自己。
贵州来的小老板病最重,是肝癌,先做了手术切除,接着是化疗。他家里来了两人陪护,老婆陪白天,儿子守晚上。小老板是那种典型的暴发户,以前身体好时狂吃猛吃弄成肝硬化,最后又发展成了肝癌。可能是因为病重,刚住进来时这位老兄脾气很不好,老婆儿子尽可能躲得远远的。靠窗的美院老师病最轻,是胆囊手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我太太因为不在身边,我们每天都要通话。当时还没有网络电话,国际长途都用电话卡,好像是20加元一张,能打两小时或者五小时,反正记不大清楚了。一次我刚和太太通完电话,旁边床位那位小老板病人突然冒出来一句,你这是叛国。因为事发太突然,我当时惊诧得一时找不出词来应答。
辛好其他两位病友是学校的,都有见识。美院那位年轻老师插话说小老板话说太绝对,他说据他所知,出国的更多的是因为喜欢国外的生活方式。老教授的女儿当时在美国,也去过美国探亲,当然更不认同小老板的指责。
当时我只觉得这位小老板是打胡乱说,没想到十几年后,这种言论反而越来越有市场了。看来时代,并不总是在往前走。
另外,顺便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4月中下旬多伦多,大峡谷附近会不会暖和一点?记得以前还是很冷的。谢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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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如此。中国人喜欢炫耀,哪怕只沾一点权贵的边,就有炫耀的资本,其实跟他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這不是海外或內地的問題,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不只是說說而已。活在不同的世界,是不會有共同點的,各自為之,享受短短不足百年的生命吧,尤其不能責怪自己那邊的親人,井水不犯河水,試著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