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因病在国内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住院部是重庆的西南医院，当时是第三军医大的附属医院。

 

病房是四人间，靠门的病床是西南师大的一位退休老教授，我是紧挨着的第二个床位。第三个床位是贵州某个县来的中年人，有四十来岁，是一个开餐馆的小老板。靠窗的病人最年轻，只有30来岁，是重庆美院的年轻教师。

 

国内住院都需要陪护，西师老教授的病不太重，可以自己走动，他太太每天只需要做一些吃食送来就行了。我因为学龄时期的女儿儿子需要太太照顾，无奈只好请母亲来看护，所以那几个月是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很愧疚，出国多年后没机会侍奉父母两位亲人不说，生病后反而要年过六十的母亲来看护自己。

 

贵州来的小老板病最重，是肝癌，先做了手术切除，接着是化疗。他家里来了两人陪护，老婆陪白天，儿子守晚上。小老板是那种典型的暴发户，以前身体好时狂吃猛吃弄成肝硬化，最后又发展成了肝癌。可能是因为病重，刚住进来时这位老兄脾气很不好，老婆儿子尽可能躲得远远的。靠窗的美院老师病最轻，是胆囊手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我太太因为不在身边，我们每天都要通话。当时还没有网络电话，国际长途都用电话卡，好像是20加元一张，能打两小时或者五小时，反正记不大清楚了。一次我刚和太太通完电话，旁边床位那位小老板病人突然冒出来一句，你这是叛国。因为事发太突然，我当时惊诧得一时找不出词来应答。

 

辛好其他两位病友是学校的，都有见识。美院那位年轻老师插话说小老板话说太绝对，他说据他所知，出国的更多的是因为喜欢国外的生活方式。老教授的女儿当时在美国，也去过美国探亲，当然更不认同小老板的指责。

 

当时我只觉得这位小老板是打胡乱说，没想到十几年后，这种言论反而越来越有市场了。看来时代，并不总是在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