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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老爸老妈被下放到各单位的干校,他们就接外婆来照看我们。老人家从广东家乡进城,来时说不了几句普通话,但外婆下过南洋,见过世面,所以挑着大米来京城一点都不俱。她说话爽朗,行走挺阔,做事干练,这是她初初给我的印象。那时咱刚上小学,正是顽皮的时候,与楼上楼下孩子玩耍,整出不少事,外婆一路都能摆平,当然之后被她狠狠的调教也时而发生。
那会我们家住在京西钓鱼台对面的楼房,人家跟她说咱这靠近国家领导的驻地,外婆好像很不屑-:) 她在的那段时间正是举国备战备荒,准备要打仗,老人家也不闲着,有空就炒米以防断粮....时间不长还学了不少普通话,与周边同龄人搞得火热,有时还一帮人拿个板凳坐在对着钓鱼台西门的空地,看着进去的轿车说三道四。
到了后期,父母感觉要扎根干校了,双方单位也催我们赶紧撤,于是外婆就带着我们姐弟俩一抬脚,离开此“重地”返回到广东老家开始了另一个三年的家乡生活。从这时起,才有了与外婆朝夕相处的生活一段紧密生活。
外婆有此见识“胆魄”,也是长大慢慢了解了她老人的经历才懂的。我们老家是一个侨乡,不少男人成家后都要下南洋, 做工或做小生意,然后寄钱回来养家糊口,条件好的,一年偶尔回来几次,。他们的女人种地带孩子,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必然造就了女人的独立与坚强,不过说白了也像是守活寡。而下南洋的男人,有耐不住寂寞在本地另娶一房的。据我所知, 外公算是本分,外婆为他生下下六个儿女,之中两个女儿因病治疗不及时,幼小的她们走了。
解放初, 外公身体不佳,早早撒手人寰,所以咱就没见过他老人家。之后外婆一人带上半大不大的四个孩子,打拼生活。正是这样一种家境,大姨妈十七八岁早早嫁人, 我母亲十一二岁要到别人家照看孩子, 尚小的两个舅舅要帮家里做农活。生活的磨练, 造就了外婆一家各个独立要强。
外婆在家乡人缘好,四周邻里互帮互衬。我在家乡的三年感受颇深,由于那段时光正是一个孩子情感的成长期,咱对她老人家的亲情超越了父母情,离开家乡多年后,每当想起说起外婆,都让咱心动“泪崩”。
老人家经历多多,也算曾走南闯北,在后来的岁月,苦尽甘来,由乡下行医的小舅之精心照顾,前些年九十多岁的她才仙逝。
两个亦孤独
三个才幸福
一年又一度
母亲节遥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