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今一看到“尹卫国的妻子”几个字,就知道这肯定是郑东陵的告状信。她看了一下信封,居然是寄到芷青单位的,连她都不怎么知道芷青单位的邮寄地址,不知道郑东陵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她想到过郑东陵再到系里去闹,到楼里来闹,在路上拦住她闹,她连郑东陵找她肉搏的可能都想到了,所以这段时间出门连高跟鞋都没穿,但她没想到郑东陵会去向芷青告状,因为她觉得郑东陵根本不认识芷青,更不知道芷青的工作单位,从哪里告起?
她有点颤抖地把信看了一遍,没怎么看明白,只看出郑东陵在挑拨芷青跟她闹,因为信里有“你一个大男人,不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卖淫”之类的言词。
芷青问:“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她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
“你指哪些?”
“她信里说的这些。”
她只好又看了一遍,发现通篇都是“卖淫”“勾引”“不要脸”之类的指责,但并没有任何时间、地点、物证、旁证之类的东西。她觉得这些指控都不对,于是坚定地说:“她说的不是事实。”
“那她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封信给我?”
“大概是因为我们系里人都不相信她的——瞎说,所以她跑去找你告状。”
“她还跑到你们系里去了?”
“嗯。”
“怎么没听你说起过?”
“我说这干什么?怕不能给你添堵?”
“她为什么到你们系里去——瞎说?”
“因为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了矛盾。”
“他们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她干嘛要——把你扯进去,还把我也扯进去?”
“她这个人嘛,就是这么个德性。丈夫不喜欢她,她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认为是——别的女人——勾引了她丈夫——”
“那这次他们夫妻又是因为什么闹矛盾?”
她把卫国夫妻为孩子吵架的事说了一下,他皱着眉说:“这个女人也是太恶毒了,怎么能说孩子不是丈夫的呢?这是最伤男人面子的话了。如果换了我,老早就一巴掌甩过去,然后跟她离婚了。”
“卫国是提出了离婚,所以她才大闹的。”
“但她怎么不到别人系里去瞎说,偏偏到你的系里去瞎说?是不是卫国告诉她——他是为你离婚的?”
“卫国怎么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不会这么说?”
“他不是为我离婚,怎么会编这么个谎话出来呢?”
“他不是为你离婚,是为谁离婚?”
“怎么一定得为谁离婚呢?两个人在一起过不下去了,就离婚,干嘛一定得‘为谁’?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换了你,你会甩她一嘴巴,然后离婚。”
他沉默了一会,说:“我会写封信给她。”
她一惊:“你写信给她干什么?”
“我警告警告她。她跟她丈夫闹矛盾,那是他们自家的事,不要把别人扯进去,更不要向我妻子头上泼污水,不然的话,我会对她不客气!我现在认识很多社会上的人,随便叫几个揍她一顿,破她的相。”
她听得一哆嗦,发现芷青狠起来也不是好玩的。
不知道芷青给郑东陵写了信没有,更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但从那之后,郑东陵就没再来闹了。
这事把她吓得不轻,感到郑东陵比她想象的厉害多了,卫国说他的威胁“是个人就会怕”,而郑东陵就不怕,继续闹。不光如此,郑东陵还查出了她丈夫是芷青,连芷青的单位都查出来了,真是神通广大。
她不知道郑东陵还会查出些什么来,但她知道郑东陵不会就此收手,一定在暗中收集证据,伺机报复。
她把郑东陵向芷青告状的事告诉了卫国,一再嘱咐他别又内疚,更别干出“是人就会怕”的事来,他答应了。她又叫他把一切跟她有关的东西都销毁,免得被郑东陵拿到证据,他也答应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系里准备给每个老师都装个电话,系里出一半的钱,老师自己出一半的钱。她跟芷青商量要不要装电话,芷青说:“当然要装,现在家用电话越来越普及,你又有这么好的机会,系里出一半的钱,怎么能错过?刚好我下个月要发奖金,凑足那一半的钱应该没问题。”
“那就装吧。”
芷青说:“你干脆趁这个机会到学校要求换个房吧,搬了家再装电话,免得到时要重装。”
“你以前不是不赞成换房的吗?”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知道你们之间没什么事,但隔壁左右的不知道,容易造成误会。换了房,你们不在一起不接触了,人家就不会——有那些风言风语了。”
她不想换房,好像一搬走,就跟卫国永诀了一样。但她又怕不换房会让芷青起疑心,把事情闹得更糟糕。
她跟卫国说起换房的事,他也很难过,但还是说:“换就换吧,免得芷青不高兴。反正不管换到哪里,总还在一个学校里。”
“但我搬走了,我们——怎么联系?”
“我也去申请装个电话,我们可以打电话联系。”
她知道他们系是个穷系,不会掏钱为老师装电话,担心地说:“那你不是得花一大笔钱?”
“没关系。你装电话的钱够不够?”
“我够了,芷青说这事他包了。”
“他比我强。你要是跟着我,就该受穷了。”
“但我愿意。”
他搂住她:“真不想让你走——”
这下轮到她安慰他:“走到哪也在一个学校里——”但过了一会,她又说,“今后我们就只能打电话了?不能见面了?”
“会有办法的,总会有办法的。”
她到学校申请换房,等了一段时间,学校给她换了房,她从鸳鸯楼搬了出去,装了电话,还添了一点新家具。
卫国那边的电话装好后,两人就可以经常打打电话了。她觉得卫国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特别好听,说的话也特别温柔,就像在她耳边对她倾诉衷肠一样,她有事没事都要打几个电话给他,就为了听听他的声音。
就是从那些通话里,她得知卫国已经写了个离婚协议,叫郑东陵签字。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郑东陵不肯签字,说她也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相持了一段时间,无法达成协议,卫国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
刚开始,她有点担心:“你现在提出离婚,不怕她——大闹?”
“她这种人,不管我什么时候提出离婚,她都会大闹。但你放心,她现在不会去找你闹了,因为她向你系里告过状,向芷青也告过状了,都没告准,还被芷青威胁一通,她一定知道你丈夫很维护你,你们关系很好,那就说明你跟我没什么,再加上现在你搬走了,她会认为我提出离婚跟你没关系——”
她对此半信半疑,但后来郑东陵的确没再找她闹过。
有次她去电信局办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机密,吓得她再也不敢从家里给卫国打电话了。
那次她正在排队,看见墙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拿着一张长长的打印纸,两边有洞洞的那种,在那里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地质问:“我上个月哪里往长沙打过电话?”“这才怪了呢,我从来没往这个号码打过电话!”
然后那个男人冲到窗口去跟电信局的服务人员理论,被窗口排队的用户一阵好骂:“你他妈的想插队?滚出去!”
那人辩解说:“我不是插队,我早就站到了,是他们把我的账搞错了,这个通话记录上有好多个电话,都不是我打的,我要问个明白——”
结果窗口那里一阵混战,终于将那人挤了出去。
轮到她办事的时候,她出于好奇,也向服务员要一份通话记录。服务员说要交打印费的,她问了价钱,不贵,只几块钱,就要了一份,拿出来一看,上月的通话一个一个记录在案,卫国的电话号码一清二楚地写在上面,连每个电话打了几分钟都写在上面。
她惊呆了,急忙把通话记录撕掉扔了。
她不知道芷青知道不知道可以从电信局查到通话记录,估计是知道的,因为芷青父母家老早就有了电话,说不定芷青那么积极支持装电话,就是为了抓住她和卫国通话的证据。
她由此想到,芷青上次说什么要给郑东陵写封警告信,很可能是在骗她,信是写了,但写的不是警告信,而是勾结信,让郑东陵先按兵不动,等他来收集证据,一旦拿到证据,就联名到学校去告状。到那时,系里不信也得信。
她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从家里给卫国打电话了,改从外面的电话服务点给卫国打电话,一般都是下班之后,骑车回家的路上,找个电话服务点给卫国打电话。为了不让电话服务点的人怀疑,她经常变换服务点,今天在这家打的,明天就到另外一家去打,有时还用英语交谈,像搞间谍工作一样。
除了卫国,她就没什么别的电话了,所以家里的电话变成了芷青专用,连小今都掌握了规律,只要电话铃声一响,就大声叫:“爸爸,电话!”
芷青的电话大多是跟他工作有关的,因为芷青在学校管招生,家里的电话号码列在招生简章上,很多人都打电话来谈孩子读书的事,还有人找上门来,请客送礼,想把自己的孩子搞进贵族学校。
她越来越多地听到芷青在电话里跟人争论,好像是为学校招生的事,芷青说不能光看钱,学生要通过考试才能招收,不然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但对方显然不赞成。两边总是和风细雨地开场,脸红脖子粗地收尾。
她担心地问:“你这是在跟谁——吵架?”
“不是吵架,是讨论招生的事。”
“跟谁讨论?”
“还不是学校那帮负责人!都是些不懂教育的家伙,只想捞钱,但他们没有想过,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如果学生中考成绩不好,谁还把孩子送你学校来读书?”
“你说的是对的呀,他们不赞成?”
“他们赞成我就不会跟他们——吵了。”
“他们为什么不赞成?”
“他们说这学校明摆着是为赚钱办的,现在人家愿意交钱你不收,要把人家卡在校外,那你还到哪里去招生?”
“你没把质量是生命线的——理论——跟他们说说?”
“怎么没说呢?他们不相信嘛,他们说不管中考成绩好不好,只要愿意交高费,就能进高中,还能进重点高中。”
她觉得这也是个事实,她妈妈在重点高中工作,知道每年有多少学生是靠钱进来的。她建议说:“那你就对他们说,高中可以靠钱买进去,大学就不行了,高考是全国统一进行的,高考成绩不好就上不了大学。如果从你们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上不了大学,你们今后也很难招生。”
“我当然对他们说了这个,但他们不信嘛,他们说只要有钱,就能进大学。”
她仔细一想,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这倒也是个事实,我们学校就有很多高费生——”
“但是这样搞不是害了学生害了国家吗?这样一层层地买上去,教育质量怎么保证得了?”
既然芷青把认识提到这个高度了,她就只有同意的份了。
她以为这只是工作上意见分歧而已,没想到芷青就为这个丢了工作。
有一天她下了班,看时间还早,就弯到卫国那里去了一趟,然后去幼儿园接了女儿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芷青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她一愣,做贼心虚地问:“你今天——不上班?”
“没班上了。”
“他们把你——解雇了?”
“谁敢解雇我?”
“那你怎么——今天就跑回家来了?明天不用上课了?”
“我辞职了。”
她一愣:“怎么突然一下就辞职了?”
“不是突然一下,是老早就不想干了,那伙人完全不懂教育,不按教育规律办事,我跟他们在一起共事,干得憋气。这几年我一直想改造他们,但最终发现他们——不可造就,稀泥巴扶不上墙!”
她现在关心的不是那几坨稀泥巴扶不扶得上墙,而是芷青的工资拿不拿得到手。她问:“那你——不就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再找呗。”
她一下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起来。这几年,芷青的收入还不错,工资啊奖金啊外快啊,加起来比她的收入多多了,现在一下少了这份收入,她很惊慌,好像马上就得克扣孩子的用度了似的。
芷青安慰她说:“别担心,我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
但这个“很快”一下就“很”掉了好几个月,芷青还没找到工作,不知道是用人单位越来越挑剔,还是芷青越来越挑剔,总没有看对眼的时候。
芷青把保姆辞掉了,自己带孩子,反正小今已经上幼儿园了,就是晚上和周末需要人带,再就是生病的时候家里得有个人。
芷青对孩子还算有耐心,但对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则怨声载道。她不敢跟他谈任何有关工作和金钱的事,一谈就会打开他的牢骚坛子,滔滔不绝。她开始还提点建议,开解开解,但她发现他根本就不想听建议,越建议他牢骚越多,专门跟她唱反调,说着说着就变成两夫妻抬杠了,于是她自我闭嘴,再不管他的闲事。